光武帝的契友
有的人並沒有一往無前的資本卻硬要往前衝,如晁錯,有的人功高蓋世卻依然謹慎自守,如東漢的鄧禹。
鄧禹投奔劉秀時,正是劉秀開創自己勢力的開始。麵對其他兵強馬壯的群雄,劉秀幾乎什麽也沒有。鄧禹冷靜地給劉秀分析了形勢,從長遠考慮提出了發展自己勢力、延攬人才、爭取民心的政治主張。這些都成為以後劉秀奪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鄧禹是南陽郡新野人,在長安從師學習時認識劉秀。兩人都有才學見識,脾胃相投,成為契友。
王莽纂漢建立新朝以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王莽的“托古改製”違反了經濟規律,給社會經濟造成極大混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加上連年災荒,百姓紛紛揭竿而起。新莽天鳳四年(公元17年),在距劉秀家鄉不遠的綠林山(今湖北隨州大洪山)就爆發了王匡、王鳳領導的饑民起義,號稱“綠林軍”。次年,在今山東境內則爆發了樊崇等領導的“赤眉軍”起義。天下大亂,仕途無望,劉秀、鄧禹等人便自長安返歸故裏——南陽郡。
當各地義兵紛起,有才幹的人都乘機一試身手,施展報負時,蟄伏家鄉的奇士鄧禹卻沒有貿然行動。這時,他年方20歲,心中暗思:大丈夫相時而動,如果所托非人,滿腹的才華謀略就會付諸東流、無從施展。劉玄稱帝後,綠林軍勢力發展很快,鄧禹的家鄉新野也為其所占據。許多了解鄧禹學識的人都勸他加入綠林軍,一展宏圖。但鄧禹見劉玄乃平庸之輩,綠林軍諸將胸無大誌,散漫放縱,像一群烏合之眾。他認為,這樣的帝王和將士無法承擔平定天下的大任。昆陽之戰,劉秀初露鋒芒,鄧禹得知後,覺得自己沒有看錯人,但他仍沒有投奔這位契友,因為劉秀尚在劉玄手下,受製於人,也難有一番作為。直到聽說劉秀任破虜將軍兼行大司馬事去了河北,鄧禹覺得施展抱負的機會到了,這才急速趕來與劉秀相會。
劉秀麵對多年未見的朋友,對他的突然光臨難免心存疑惑,便激將他說:“我現在有專封專任之權,你遠道而來,難道是想做官嗎?”鄧禹搖搖頭,微笑地說:“否。”劉秀很奇怪,於是又問道:“你既不想為官,那麽風塵仆仆到我這支孤軍裏來,難道隻為了敘舊?”鄧禹麵色莊重地回答:“我來這裏,隻希望你的威信恩德能夠遍於四海,我可以盡我微薄之力,使你的功名留傳於史冊。”劉秀頹喪地說:“當初起兵,尚想有一番作為,如今我效命於更始皇帝,勢力微弱,會成什麽氣候?”胸有成竹的鄧禹見劉秀有些氣餒,沉默片刻,便帶著笑容為他打氣,冷靜地給他分析形勢,希望他撇開劉玄的旗號,獨立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向劉秀陳以利害,說:“劉玄雖然在洛陽定都,並攻下了長安,但現今廣大東部地區尚未平定。各路群雄,占城據地,劉玄內部不穩,他是庸才一個,根本控製不了大局。其部下隻知道掠奪錢財,尋歡作樂,劉玄身邊沒有一個是深謀遠慮、忠良明智之人,更談不上安定四方。你如今不如乘勢而起,如果老是在劉玄的轄製下,輔佐這樣一個無能皇帝,會有什麽作為呢?”
接著,鄧禹向劉秀陳述方略:“中興大業,不是一般人所能勝任的。你是非凡之人,要成就大業,不如現在就作打算,廣泛延攬英雄,盡力取悅民心,建立像漢高祖那樣的功業,拯救萬民於水火。你的德才,足以謀取天下。”
劉秀聽了鄧禹的建議,恍然覺悟,連連稱是。他感到有深謀遠慮的鄧禹輔助他,是天佑於己。隨即,他命左右稱鄧禹為“將軍”,把他當作軍師看待,常留他同宿,商討軍情,製定謀略。從此,劉秀決心參與群雄逐鹿,爭奪天下,並把“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作為他奪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在以後的征戰中,鄧禹作為統帥為東漢政權的建立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應該說,鄧禹成為最有資格在新政權裏享受這些功勞的人。
恬然自守的開國元勳
東漢政權一統天下後,鄧禹作為一名從一開始就扶助劉秀的重臣,位高權重。他從前朝漢高祖殺戮功臣中吸取教訓,深知“功高震主者危”的道理。沒有將自己沉浸在開國元勳第一功臣的盛名中,而是居安思危,退避名位,收斂鋒芒。將自己的政治天賦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經驗與自己一起隱藏。在東漢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不做任何建樹,以避免劉秀的猜忌。同時,他還教養子孫,整飭家規,恬然自守。這種明智的姿態使上無猜忌,同僚不嫉妒,小人無可乘之隙。不僅明哲保身,而且惠及子孫後代,可謂智者。成為後人效仿的榜樣。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自王莽後期就紛亂的天下終於沉寂了下來。為了表彰那些南征北戰、佐定江山的功勳之臣,劉秀大加封賞,增其食邑。鄧禹以佐命元勳改封高密侯,食邑4個縣。
但劉秀為了堵塞少數位尊權重的大臣把持朝政的前朝弊端,加強皇帝個人的權力,對功臣實行以列侯奉朝請的政策,即讓他們享受優厚的待遇,而不參予政治。當時功臣能夠參議國家大事的僅鄧禹等3人。這說明劉秀對鄧禹的鍾愛和對其才幹學識的借重。但鄧禹並不以位極人臣、功成名就自喜,從不居功自傲。鄧禹深知劉秀不願讓這些功臣擁眾京師,高居官位,威脅他的皇權,便主動辭去右將軍職位。盡管劉秀令他參予朝政,還常召他入宮中參議國家大事,但鄧禹盡量少言多聽,收斂鋒芒,自我謙抑。他退避名位,在府中悉心讀儒學經書,借以自娛。其時,鄧禹正當壯年,在政治生涯中卻這樣過早萎謝了,以至在東漢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沒有任何建樹,這與他的政治天賦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經驗形成強烈的反差。
鄧禹生活遠避奢華,從不倚仗權勢搜刮錢財。他在家中的一切用度都取之於封地,從不經營財利和田地以聚斂財富。
在君王和同僚麵前,鄧禹從不提往年的功勞,保持謙虛的態度。一次朝宴,劉秀大會功臣,問他們:“你們如果沒有遇到我,爵位會不會像今天這樣高?”鄧禹回答說:“我在少年時代曾讀詩書,可以當州郡的文學博士。”劉秀笑笑對其他人說:“鄧禹未免太謙虛了。”正因為鄧禹的謙遜態度和仁厚淳樸,或者說明哲保身,他贏得了劉秀的信賴和敬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劉秀打破不讓功臣擔任宰相的慣例,以鄧禹出任代理大司徒之職。
鄧禹不僅自己遠避名位,深居簡出,還悉心教養子孫,整飭家規,不讓他們以功臣之子孫自居,躺在前輩的功勞簿上坐享其成。鄧禹有子女13人,他都讓他們每人學一門安身立命的本領,並教育子孫後代,男兒必須讀書,女子則操作家事,鄧禹的這些做法被後世的士大夫認為是可以效仿的榜樣。鄧禹的後代在東漢累世貴寵,家族中共出了侯29人,公2人,大將軍13人,中二千石者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餘像侍中、將、大夫、郎等官職者不計其數。這恐怕與鄧禹的教育不無關係。這似乎給後人這樣一個啟示:對富貴能謹守者,富貴反而更長遠。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劉秀死,其子劉莊立。因鄧禹是東漢開國元勳,遂被劉莊封為太傅,位居郡國上公,倍受尊重。其他大臣都麵北朝見天子,而劉莊對鄧禹尊如賓客,讓他麵東站立,不需行君臣大禮。水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57歲的鄧禹病逝,諡為“元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