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六節 英武卓識的康熙帝

　　小孩子也能成為政治家

如今當你聽到某某人30歲就已成為正處級幹部，會禁不住嘖嘖稱羨。但是，政治素質的區分真的隻能以年齡為標杆嗎？15歲的玄燁既無生活曆練又乏政治經驗，卻能在輕描淡寫間擺平足以難倒任何一個政治大師的難題。

1661年，康熙帝即位後，由於年僅7歲，自然不能夠親自處理國家大政。本來，按照大清國的傳統舊製，皇帝年幼，國家政務應由一兩位宗室親王攝理，但由於順治帝時多爾袞擅權構成了對皇權的極大威脅，為了避免此類現象的再度發生，孝莊文皇太後乃決定不用舊製，而是改由更多的異姓大臣來共同輔政，確立了四輔臣製。這樣，在同多爾袞鬥爭中有功的元老重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四人便出來共同輔政。四大臣本著協商一致的原則共同輔佐幼帝，最初幾年尚相安無事，然而隨著四輔臣內部勢力的增長變化，本來排在四輔臣末尾的鼇拜的勢力日益增長擴大，致使四輔臣之間的權力製衡被打破。鼇拜是個權力欲最為強烈的人，逐漸地由恃功自傲走向了欺君弄權。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索尼去世。康熙帝鑒於四大臣輔政體製已經名存實亡，反而成為鼇拜專權的工具，便上奏祖母，請求親政。祖母理解孫兒現在的處境，自然應允。康熙帝乃於七月七日，舉行親政大典。然而，康熙帝名義上雖然親政，但鼇拜卻仍然繼續掌握著批理章疏的大權，並迫害死了蘇克薩哈，使遏必隆亦依附於自己，他甚至對康熙帝有不軌的企圖。有一次，鼇拜故意裝病不朝，康熙帝親自到他家裏問候，在他的寢室裏發現炕席上放了一把短刀。按照規定，臣屬麵見皇帝，身邊不許攜帶任何兵器，否則即以圖謀不軌論處，鼇拜根本就沒把康熙帝放在眼裏，毫無顧忌地把兵器放在身邊。康熙帝裝作並不介意，一邊笑著，一邊從容地說道：“刀不離身，隻是滿洲的故俗罷了，不必大驚小怪。”慰勞了幾句，便回宮去了。

鼇拜的所作所為，引起了康熙帝極大的憂慮。康熙帝有皇帝之名，而無皇帝之實；鼇拜身為輔臣，輒行皇帝之權威。對於康熙帝來說，鼇拜已到了不能不除的時候了。但鼇拜根深葉茂，親信黨羽遍布朝廷，控製了許多重要部門和中樞要害，如強行拘捕，可能反會遭致不測，所以隻能智取，不能力敵。

主意拿定後，康熙帝便開始了一係列的準備工作。首先是穩住鼇拜。表麵上康熙帝飲酒作樂，不理朝政，特別是在有鼇拜及其死黨聚集或參與的場合，便歎以人生幾何、江山糞土，表示自己無心戀政。其次是培養一支自己信得過的侍衛隊。滿洲人有一種喚作“布庫”（布庫係滿語，意為摔跤手）的摔跤遊戲，康熙帝以玩耍為名，從皇帝直屬的滿洲上三旗貴族子弟當中，挑選了幾十名身強力壯的少年，組成了善撲營，練習“布庫”之術。善撲營既是準備用於擒拿鼇拜的格鬥隊，又是保衛康熙帝的侍衛隊。鼇拜果真以為這都是小孩子們在鬧著玩兒，就沒往心裏去。康熙帝通過和這些少年們一起嬉戲，摔跤踢打，不但武功有了長進，而且也和這些少年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深厚的感情。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這些臉上還帶著稚氣的少年們均成為擒拿格鬥的好手。康熙帝又以尋找棋友為名，將自己信得過的很有組織能力並擅長於角撲之術的索額圖（索尼之子，康熙帝皇後的叔叔）由吏部右侍郎調任為一等侍衛，放在自己身邊，實際上是掌管善撲營，為執行擒拿鼇拜的任務做準備。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帝親自擒拿鼇拜的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在正式行動之前，康熙帝即將鼇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先後派出，削弱他在京城的勢力。全部部署完畢後，十六日的早晨，康熙帝集合了擔任此次擒拿任務的善撲營全體隊員，親自做了戰前動員。他用激昂的語調問這些少年夥伴們：“你們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的好朋友，你們是敬服我呢，還是敬服鼇拜？”這些少年夥伴們齊聲回答：“隻敬服皇上一人！”見此，康熙帝大聲宣布：“好！我今天就交給大家一個任務：捉鼇拜！”接著，康熙帝向小夥伴們宣布了鼇拜的罪行，又向小夥伴們做了具體的布置，將他們隱藏在進宮大門的兩廂。安排好了以後，康熙帝派人去請鼇拜進宮。鼇拜不知是計，一點戒心也沒有，大搖大擺地來了。看到鼇拜仍然如此橫行，康熙帝不禁怒火上衝，大聲地喝道：“來人！把這個逆臣給我拿下！”頓時衝出一群少年，把鼇拜團團圍住，有的扭胳膊，有的擰大腿，有的摟脖子，有的抱後腰。鼇拜初時還以為這是在跟他開玩笑，待發覺情形不對之後，自恃勇猛，奮勇頑抗。無奈這些少年們都是經過專門訓練的，人又多，自己已經年老力衰，掙紮了一會兒，就難以支持了，被這些少年們七手八腳地用繩子捆了個結結實實。康熙帝見鼇拜已經被拿住，便下令將他投入大牢，並馬上升朝，宣布已經逮捕鼇拜，命令大臣們調查他的罪行，緊接著將鼇拜的黨羽們也一個個地捕捉起來。

鑒於鼇拜所犯的罪行，康熙帝原擬將他革職處斬。在康熙帝親自提審鼇拜時，鼇拜為求一活路，當著康熙帝的麵脫下衣服，隻見身上傷痕累累，那是他以往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極時留下來的。康熙帝見此亦感惻然，又考慮到鼇拜自清太宗以來一直為國家建立功勳，便赦免了他的死刑，改為終身軟禁。康熙帝收回了輔政大臣批閱章疏之權，此後各處奏折所批朱筆諭旨，皆出自於他本人之手，而從無代書之人。這翻天覆地之舉，竟出自於一個15歲的少年之手，表明康熙帝在政治上早熟，初步地顯示了他的才華。

平生最大的一次冒險

就像做生意一樣，一個天大的機會砸在你麵前，幹不幹？不幹，會錯失良機，難有大的起色；幹，弄不好會賠個底朝天，但也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機會。這就是冒險，你得有接受這兩種結果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可能會選擇保守的做法。康熙偏不，在大臣的一片反對聲中，少年皇帝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險，結果，他贏了。

所謂“三藩”，是指順治年間清廷派駐雲南、廣東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後由其子耿精忠襲爵）。三藩之中，吳三桂勢力最大，他十分驕橫，不但掌握地方兵權，還控製財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裏，直接威脅到清朝的統治。為此，康熙不得不考慮撤藩的問題。

在正式撤藩之前，康熙已開始逐步削減“三藩”權勢，限製其不法行為。而三藩對此也有察覺，吳三桂和耿精忠（耿繼茂之子，已經襲爵位）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假意奏請上交藩王印信，以試探朝廷的意向。康熙立刻召集會議研究撤藩。大臣們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不撤藩，另一種認為應該撤藩，反對撤藩的意見占了上風。康熙卻認為，三藩手握重兵，財政自成體係，特別是吳三桂擁兵自重，若不早除，必釀成無窮後患。所以綜合各方麵因素考慮，康熙決定撤藩，並將三藩全部撤往山海關外。

吳三桂接到撤藩諭令，大大出乎他的預料。他自負勞苦功高，而且又有軍隊，上這個折子本來就是試探康熙的口氣，心裏認為康熙必然不會同意。不料康熙這個年輕的皇帝卻決意撤藩，連一點回旋的餘地都沒有。他幾十年苦心經營的一切將付諸流水，無論如何也不甘心，於是決意造反。

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命令麾下官兵蓄發易服，發動叛亂。

吳三桂舉兵叛亂後，閩、粵兩藩也蠢蠢欲動，各地的吳氏黨羽紛紛響應，各地告急文書頻頻傳至北京。

康熙分析局勢後認為：吳三桂是三藩的首領，消滅了吳三桂，其餘亂黨不攻自破。因此他采取了分化誘降、各個擊破的方針。他先召回閩粵撤藩使，對耿、尚兩藩暫行安撫，拆散他們與吳三桂的聯盟，而對吳三桂采取重點打擊的戰略。康熙先派都統巴爾布等率3000精騎由荊州馳駐常德；都統珠滿率兵3000由武昌進駐嶽州，扼住湖廣的咽喉要道；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四川，形成了對吳三桂的包圍；都督尼雅翰、赫葉、席布根特等率兵分往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等要地，以保關中和中原後方的安全；諸路兵馬均聽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節製。第二年又特派刑部尚書莫洛進駐西安，會同將軍、總督便宜行事，巡撫、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聽節製。

戰爭初期，吳軍氣勢洶洶，一些清軍將領貪生怕死，長沙、嶽州、衡州等要地先後失陷，吳軍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爾喀退守廣元，勒爾錦和珠滿困守荊州、武昌，都無力反擊。吳三桂一麵猛攻川楚，一麵通過西藏的達賴喇嘛致書康熙，要求劃江而治，被康熙斷然拒絕。吳三桂議和不成，兵分兩路：一路由他親自掛帥，從長沙進江西，連續攻克30多座城池；另一路由悍將王屏藩督率，由四川進陝西，接應吳三桂養子王輔臣的叛軍，攻克平涼、蘭州、延安、綏德等地，一時間京師人心震動，吳三桂氣焰囂張，揚言進攻北京。

王輔臣本來是忠於康熙的，他的叛變使得形勢驟然緊張起來。為了應對惡化的局麵，康熙傳諭總督哈占，要他保護好王輔臣的妻兒家產，又派王輔臣兒子王繼貞攜詔前往勸說，表示“往事一概不究”，隻要及時回頭，便可官複原職。六月，王輔臣兵敗投降；王屏藩部也節節敗退，逃回四川，陝甘全境告平。

西線戰場傳來捷報的同時，清軍與吳軍在湘、鄂、贛一帶進行長期的拉鋸戰。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清軍平定閩粵，耿精忠、尚之信先後投降，湘鄂一帶吳軍已成孤軍。吳三桂怕部下解體，趕忙在衡陽草草修建了廬舍當宮殿。三月二十八日，吳三桂即位稱帝，國號為“大周”。此舉使他的政治處境更加不利，前線清軍攻勢日益猛烈。是年八月，吳三桂急病交加，死在衡州。

吳三桂死後，“皇太孫”吳世瑤即位，這時的吳軍已兵無鬥誌，一路潰退雲貴。為了加快平叛進程，康熙下令：脅從叛亂，繳械投降者，寬大處理；反正立功者，將功折罪，論功行賞。這項決定從政治上瓦解了叛軍士氣，除少數頑固分子堅持與清軍決戰以外，大多數叛軍接戰即降。短短1年多的時間，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很快落入清軍之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吳氏叛軍徹底被平滅。

康熙從開始削藩直到吳三桂敗亡，曆時8年。在這場平叛戰爭中，康熙顯示出超凡的政治遠見和軍事指揮才華。他堅持擒賊先擒王的戰略，始終把矛頭指向吳三桂，對耿、尚二藩實行剿撫兼施的政策，分化瓦解三藩聯盟，各個擊破。這次關係大清江山安危的鬥爭，康熙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少有的一位學貫中西的皇帝

中國曆史上有學問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這麽有學問的皇帝不多。他不僅精通滿漢文化，而且難得地對西方科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進行了深入的學習。放在今天，康熙絕對是個文理兼備、學貫中西的大學者，贏得博導、院士之類的頭銜應該不難。

在康熙皇帝發奮學習的早期階段，經筵日講是一個主要的學習方式。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君主自我教育的兩種基本方式，經筵與日講的主要內容是被尊為經典的幾部儒家書籍和有關曆代王朝興廢代替的一些曆史著作。其中儒家經典如“五經”、“四書”，基本上都是成書於封建社會前期。由於這些書籍的作者或傳授者都是儒家陣營中一些最傑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闡發的治世思想，對於封建君主施政，有著普遍的指導意義。正是因此，封建統治者經過長期的選擇，將其確定為社會的正統思想。宋朝以後，又將之作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於有關曆代王朝興廢的曆史著作，則更為封建君主臨政治國所必需。因而，凡是有政治責任心的君主，無不對之加以重視並將之作為自我教育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過努力學習儒家經典和曆史著作並將之用於實際政治而取得了成功並成為千古稱頌的明君，可見，學習儒家經典和曆史著作，對於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理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為康熙皇帝長期堅持的一個重要的製度，經筵日講對其本人思想及康熙朝政治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概而言之，一是對其本人行為起到了一定的製約作用；二是為其鞏固統治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三是為其製定政策提供了依據。所有這些，都對清朝統治的鞏固和康乾盛世的到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努力博習經史以學習傳統治國理論的同時，根據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康熙皇帝還積極學習和國計民生有關的自然科學知識。這些活動，不但在中國曆代帝王中絕無僅有，使得康熙皇帝的政治成就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先輩，而且使其在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史上也有著重要的地位。

早在親政之初，康熙皇帝即已開始對自然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康熙初年，清朝政壇上曾經發生了一場有名的曆法之爭。明朝以來，由於長期襲用13世紀下半葉郭守敬製定的《大統曆》，誤差積累日益嚴重，交食不驗時有發生，節氣推算也常常發生差錯。為此，崇禎年間，崇禎皇帝采納大學士徐光啟建議，聘請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主持改進曆法並修成《崇禎曆書》137卷，但是此曆未及推行，明朝即已滅亡。清朝入關以後，順治二年，攝政王多爾袞遂將此曆改名《時憲曆》，頒行於世。同時，還將曆局與欽天監合並，任用湯若望掌欽天監監印。並諭“所屬該監官員，嗣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順治皇帝在位期間，對於湯若望更是寵信有加，尊為瑪法（滿語爺爺）而不名。利用順治皇帝的信任，湯若望等積極傳教，不長時間，教徒激增，影響迅速擴大，從而引起了正統封建儒生的不滿。順治皇帝去世後，四輔政大臣掌權，對於順治時期的各項政策多所更動，藉此機會，康熙三年，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疏，對湯若望所編新曆加以非難和指責。為此，四輔政大臣將湯若望逮捕下獄，改以楊光先為欽天監監正，吳明雋為監副，廢除時憲曆，改行新曆法。然而，由於楊光先無知不學，曆法推算連年出錯，甚至還出現了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的笑話，並因此而受到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的批評和攻擊。此時康熙皇帝已經親政，為了弄清是非，康熙七年十二月，康熙皇帝與議政王大臣等差大學士圖海等會同監正馬祜督同測驗立春、雨水、太陽、火星、木星。結果，“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明雋所稱，逐款不合。康熙皇帝遂下令將楊光先、吳明雋革職，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複用時憲曆。通過這一事件的處理，康熙皇帝感到，作為一個最高統治者，也必須通曉科學技術，才能更好地統治全國。”後來，他對大臣回憶當時情形時說：“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朕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致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麵測睹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親政之後不久，康熙皇帝開始學習自然科學。

數學是天文曆算的基礎和工具，為了使自己在天文曆算上成為內行，康熙皇帝首先刻苦學習數學。中國古代的數學計算一直居於世界先進行列，但自宋元以後，由於統治者不加重視，科學不但發展十分緩慢，而且不少原已發明的計算方法也湮沒失傳。與之相反，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西方各國數學知識迅速發展，後來居上。有鑒於此，康熙皇帝遂以供奉內廷的西方傳教士南懷仁、安多為師，學習數學。當時，康熙皇帝已經開始經筵日講，學習傳統治國理論的任務已經十分沉重，但是，為了掌握數學知識，三藩之叛前兩年多的時間裏，康熙皇帝仍然以極大的熱情把完成計劃內的學業以外的時間完全用於研究數學，以濃厚的興趣連續兩年專心致誌地投身於這項研究工作。在這兩年中，康熙皇帝了解了主要天文儀器、數學儀器的用法，學習到了幾何學、靜力學、天文學中的一些基礎知識。後來雖因三藩之叛爆發，迫使康熙皇帝暫時中斷了自己的學習，但是，出於對自然科學知識十分濃厚的興趣，康熙皇帝“一有空閑時間就練習已經學過的知識”。三藩叛亂平定之後，清朝統治日益鞏固，中國社會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因為緊急政務相對減少，康熙皇帝比以前更加熱心地學習西洋科學。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除南懷仁、安多之外，他又將西方傳教士徐日升、張誠、白晉、蘇霖等請入宮中，講解天文曆算以及與之有關的《歐幾裏德原理》與阿基米德幾何學。為了消除語言障礙，康熙皇帝還為他們專門配備滿、漢教師，輔導他們學習滿漢文字。為了使講課收到滿意的效果，還下令內廷官員將他們進講內容整理成稿，由傳教士在進講時口授文稿內容。在進講過程中，康熙皇帝態度認真，不但聚精會神地聽講，不懂就問，而且還於課後認真複習。法國傳教士白晉於《康熙皇帝》一書中，曾經記載康熙皇帝認真學習的詳細情景：

“康熙皇帝傳旨，每天早上由上駟院備馬接我們進宮，傍晚送我們返回寓所。還指派兩位擅長滿語和漢語的內廷官員協助我們準備進講的文稿，並令書法家把草稿謄寫清楚。皇上旨諭我們每天進宮口授文稿內容。皇上認真聽講，反複練習，親手繪圖，對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問題，就這樣整整幾小時和我們在一起學習，然後把文稿留在身邊，在內室裏反複閱讀。同時，皇上還經常練習運算和儀器的用法，複習歐幾裏德的主要定律，並努力記住其推理過程。這樣學習了五六個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幾何學原理，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以至於一看到某個定律的幾何圖形，就能立即想到這個定律及其證明。有一天皇上說，他打算把這些定律從頭至尾閱讀12遍以上。我們用滿語把這些原理寫出來，並在草稿中補充歐幾裏德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價值的定律和圖形。除上述課外，康熙皇帝還掌握了比例規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數學儀器的用法和幾何學及算術的應用法。”

“康熙皇帝令人難以置信地深切注意而且細心地從事這些研究工作。盡管這些原理中包含著極其複雜的問題，而且我們在進講時，也不夠注意禮節，但皇上從不感到厭煩。最初，我們解釋的某些證明，皇上還不能理解，這可能是由於證明題本身確實難懂，更確切說，也許是由於我們不能靈活地運用適當的詞匯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不論什麽原因，一碰到這類證明題，皇上總是不辭辛苦地時而向這個傳教士，時而向那個傳教士再三垂問題解。遺憾的是我們往往不能像我們想的那樣使皇上把這些問題理解十分透徹。在這種情況下，皇上就要求我們改日再做解釋。當時他約束自己專心致誌地聽我們講課的情形，是非常令人欽佩的。有一天，皇上在談到他自己時，曾經涉及到這個問題。談到刻苦學習的問題時，他說對於刻苦學習科學知識，他從不感到苦惱，並頗有感觸地追述，他從少年時代起，就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專心致誌地學習規定的一切知識。”

“康熙皇帝充分領會了幾何學原理之後，還希望用滿語起草一本包括全部理論的幾何學問題集，並以講解原理時所用的方法，進講應用幾何學。同時，皇上旨諭安多神甫用漢語起草一本算術和幾何計算問題集，它該是西洋和中國書籍中內容最豐富的。”

“皇上在研究數學的過程中，已感到最大的樂趣。因此，他每天和我們在一起度過兩三個小時。此外，在內室裏，不論白天還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研究數學。由於這位皇帝特別厭煩委靡不振的、無所事事的生活，所以即使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晨也一定起得很早。因此，盡管我們經常注意要早進宮謁見聖上，但仍有好幾次在我們動身之前，皇上就已傳旨令我們進宮。有時隻是為了讓我們審閱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題。因為每當學習到幾何學中最有價值的知識時，皇上總是懷著濃厚的興趣，把這些知識應用於實際，並練習數學儀器的操作。由此可見，康熙皇帝為了獨立解決與我們以往講過的相類似的問題，曾經做出何等努力，實在令人欽佩之至。”

隨著康熙皇帝學習自然科學知識的日漸深入，他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各種自然科學知識如兵器製造、地圖測繪、醫學、農學等也都產業了廣泛的興趣。為此，他多次表示歡迎懂科學的西方傳教士前來中國。在他的授意下，康熙二十一年，南懷仁在致西歐耶穌會教士的一封信中呼籲道：“凡擅長天文學、光學、靜力學、重力學等物質科學之耶穌會教士，中國無不歡迎。”在康熙皇帝的招徠下，洪若翰、白晉、張誠、蘇霖同時來華，供奉內廷。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又以法國傳教士白晉為使，回歐招聘教士。於是，康熙三十八年，又有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來華。即使在清朝政府因教規問題和羅馬教皇嚴重對峙期間，康熙皇帝也沒有放鬆爭取西方科學人士來華的努力，並先後授意西方傳教士沙國安、德裏格、馬國賢等致書羅馬教皇，要他“選極有學問天文、律呂、算法、畫工、內科、外科幾人來中國以效力”。在此同時，康熙皇帝則如饑似渴地投身於各種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和試驗之中。據白晉、張誠等法國傳教士所見，康熙皇帝出巡，經常利用剛會使用的天文儀器，在朝臣們麵前愉快地進行各種測量學和天文學方麵的觀測。他有時用照準儀測定太陽子午線的高度，用大型子午儀測定時分，並推算所測地的地極高度。他也常測定塔和山的高度或是感興趣的兩個地點的距離。對於和民生攸關的農學，他也極感興趣並做過深入的研究，他親自培育過禦稻米和白粟米兩種優良品種。其中禦稻米不僅氣香味腴，而且生長期短，北方也能種植，南方則可以連收兩季。他還做過南北作物移植的試驗，北京豐澤園、熱河避暑山莊種有南方的修竹、關外的人參，山莊的千林島遍植東北的櫻額（沙果），每到夏天，碩果累累。對於醫學，他也極有興趣，為了學習有關知識並進行研究，他在宮中專門建立化驗室，從事醫學的研究。對於一些先進的醫療技術，他還極力加以推廣。如他發現點種牛痘，對於防治天花極為有效，即在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蒙古積極推廣。“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但是由於他“堅意為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還衝破封建禮教束縛，諭令西方傳教士巴多明將《人體解剖學》一書以滿漢兩種文字譯出。至於興修水利、兵器製造、地圖測繪等項知識因為和鞏固統治關係極為密切，更為他所十分關心，如對治理黃河，他不但於“前代有關河務之書，無不披閱”，而且還乘六次南巡之機，實地視察河工，同時又廣谘輿情，經過10多年的努力，終於摸索出了一套治理黃河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從而改變了黃河連年潰決的現狀，出現了40年的安然局麵，對於地理測量，他的態度也十分積極，每次巡幸或者出征，他都注意攜帶儀器進行測量，在此基礎上，從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他又組織一批中西學者對全國進行實測，編製了《康熙皇輿全覽圖》。在此同時，他也極為重視軍事科技的發展，三藩叛亂期間，他曾命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研製改製火炮，並親至盧溝橋閱視新炮的實彈演習。三藩叛亂平定後，他仍對之表示重視並下令繼續鑄造，分別配備於全國各戰略要地。由於長期堅持鑽研自然科學，在其中一些領域中，他還頗有發現。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他根據實測結果認定據西洋新曆推算本月初一日食時刻略有失誤。並懷疑可能是“算者有誤，將零數去之太多”。康熙五十年，他又根據實測發現當年夏至是在“午初三刻九分”，而不像西洋曆推算的“午初三刻”。總之，在康熙年間，康熙皇帝對於自然科學的興趣始終不衰，學習自然科學成了康熙皇帝終身愛好的事業。

作為康熙皇帝終生愛好的一項事業，和經筵日講一樣，學習自然科學也對康熙朝政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首先，通過學習，康熙皇帝使自己在自然科學領域內成為內行，取得了主動權，從而在各種政策決策以至具體事務處理中都比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實際，避免或少走了不少彎路，即以黃河治理而言，清朝初年“決溢之災無歲不告”，河患成了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雖然國家每次撥出大量金銀修治，但都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最高統治者對治河規律盲然無知當是一個重要原因。為此，三藩叛亂平定之後，康熙皇帝集中精力研究河務，他一方麵博考前代文獻，另一方麵又多次前往視察，其中關鍵環節並親自動手測量，與此同時，還屢集廷議，綜觀全局，從而在治河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其次，康熙皇帝重視自然科學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長期以來封建士人的“重道輕藝”的錯誤傾向。兩千多年以來，中國曆代帝王大多隻重視政治軍事和思想，隻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隻研究駕馭人類，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響，封建士人皆以為儒家經典無所不包，兼以“就易畏難，以功名仕宦為重”，從而形成了一種頑固的“重道輕藝”的錯誤傾向，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康熙皇帝卻以帝王之尊對自然科學表示重視，努力學習，積極推廣，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帶動下，許多士人投入數學、天文學、醫學、水利、工藝等自然科學各領域的研究，他們有的努力發掘中國古代科學遺產，有的刻意創新，不但大大縮小了中西科技之間的差距，同時，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進步，也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勤政務實的工作作風

清朝前期的皇太極、康熙、雍正、乾隆這四位皇帝有一個共同特點：既調明世事，又勤於政務，而康熙皇帝又多了一條作風踏實、不慕虛名。能夠在一片馬屁與頌歌當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就這一點來說就稱得上偉大。

康熙皇帝禦門聽政始於康熙六年七月親政之日，自此之後，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視朝，一直堅持幾十年之久。因為康熙皇帝視朝過早，各級官員為了不遲到，必須於“三四鼓趨赴朝會”，因而平定三藩之後，一個低級官吏大理寺司務趙時楫代表廣大官員上書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從未嚐每日親禦聽政，即定期視朝，亦未有甚早者”。為此，他建議視朝時間改在辰時，視朝時，隻令“滿漢正左輪流”，“其餘無事官員及閑散衙門官員，停其每日上朝，照舊一月三次上朝”。考慮到廣大官員的實際困難，康熙皇帝將禦門聽政時間推遲到辰時，朝見官員也相應減少到有關官員，但是他自己卻仍然堅持禦門聽政。後來，出於對康熙皇帝身體的愛護和關心，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時，又先後有許多臣下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禦門聽政。如康熙二十三年五月，禦史衛執蒲上書康熙皇帝，奏請“禦門聽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為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戶科給事中何金藺上書康熙皇帝，“請定禦門之期，或三日，或五日”。“日煩臨禦，臣誼難安。”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大學士等奏請“每日奏章，交送內閣，皇上隔三、四日禦門一次，聽理引見人員與綠頭牌啟奏諸事”。對於廣大臣工的一番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謝，但是考慮到自己身為帝王，應該“先人而憂，後人而樂”、“政治之道，務在精勤，勵始圖終，勿宜有間”，而不予接受。由於長期禦門聽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規律，如不禦門聽政，他就覺得不安。如康熙三十二年時他說：“朕聽政三十餘年，已成常規，不日日禦門，即覺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漸至倦怠，不能始終如一矣。”即使是在生病期間，他也堅持禦門聽政，偶因病重，不能臨禦乾清門聽政，他也因為“與諸大臣懸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諭令臣下進奏乾清宮。他還表示：“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麵見諸臣，谘詢得失，習以為常，今若行更改，非勵精求治初終罔間之道，且與諸臣接見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三十四年冬，在他生病期間，大學士伊桑阿等奏請“暫停禦乾清門聽政”時，他又表示“朕每日聽政，從無間斷，閑坐宮中，反覺懷抱不適，你諸大臣麵奏政事，朕意甚快，體中亦佳，今灼艾視前已愈，國政緊要，朕仍照常禦門聽政”。在逐日聽政的同時，康熙皇帝還極為注意提高聽政的效率和質量，極力避免形式主義。在他看來，聽政主要內容是君臣共同處理國家事務，因而在視朝時，十分重視臣下的意見，多次表示他自己“從來不憚改過，惟善是從，即如乾清門聽政時，雖朕意已定之事，但視何人之言為是，朕即擇而納之”。因此，他要求奏事官員“各抒胸臆，直言無隱，但求事當於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複何傷，朕焉有因議事而加罪者乎”？對於一些官員“不以所見直陳，一切附會，迎合朕意”則加以批評。即使是在休息時間，他也時時將“天下大事，經營籌劃於胸中”，以便禦門聽政時能正確處理。禦門聽政之外，閱覽處理各地各衙門所上奏章也是一重要的政務活動。一般情況下，每日奏章不下百十來本。這些奏章，例由內閣大學士先行覽訖，並擬出初步處理意見呈送康熙皇帝，由他最後決定。對此，康熙皇帝不是不負責任地不看奏章內容便在內閣所擬票簽上打勾畫圈，而是將所有奏章通通詳加閱覽，不遺一字，“見有錯字，必行改正，其翻譯不堪者，亦改削之”。在此同時，還對內閣票擬，詳加審核，以定可否。即使在病中，也堅持不輟。如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康熙皇帝身體違和，移居瀛台養病，仍令“部院各衙門奏章，俱交內閣轉奏”。當年十月，康熙皇帝患病期間，也“日理奏章，未嚐廢事”。有時，康熙皇帝外出巡幸，批閱奏章便成了他處理政務的主要方式。因而，一般情況下，他下令京中奏章三日一達禦前，有時，還下令兩日一送。奏章一到，“隨即聽覽，未嚐一有稽留”。如果遞本人員遲延時日，還嚴加處分。如康熙二十三年春，康熙皇帝視察畿甸，因為當時“戶、刑二部啟奏之事最為繁冗，皆錢糧刑名所關，若一時不加詳閱，恐有遺誤”，因而他下令改變前此三日一送而為兩日一送。當年十月，康熙皇帝東巡曲阜途中，京中奏章至時未至，康熙皇帝異常焦急，深夜不眠，坐待奏章，並且下令“今日奏章，不拘時刻，一到，爾等即行呈進，朕宵興省覽”。一直等到四更時分，奏章始到，康熙皇帝立刻攤開批閱，一直到天亮方才處理完畢。康熙四十年六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因為京中本章未能按時抵達禦前，康熙皇帝還特別指示派人調查原因，予以處理。巡幸回京後，為了處理在外巡幸期間積起來的待理政務，康熙皇帝更是繁忙異常。他說：“朕曆年夏日避暑，九月回鑾，所積四月內口外不能辦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歲內完結。至次年開印，又複速為辦理，無致壅積。”康熙五十六年冬，康熙皇帝老境來臨，大病70餘日，兩腳浮腫，右手不能寫字，但是為了批答奏章，仍堅持用左手批閱而不假手於人。多年勤政，使他飽嚐了帝王生活的甘苦與艱辛。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他特地為此向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員盡掏肺腑。他說，“我自親政以來，一切重要事務，都是親自動手處理，從來不敢偷懶。在少壯時期，精力充沛，並不覺得勞苦，而今老境來臨，精神漸減，辦起事來便覺得十分疲憊不堪，批答奏章手也發顫。如想還像當年那樣辦事精詳，則力所不及；如果草率處理，心中又非常不安。從來讀書人議論曆代帝王，多加指責他們的過失，批評他們安享富貴，耽於逸樂，我多年披閱史籍，對曆代帝王為人行事也頗留心，覺得做一個國君極為不易。不說別人，即以我而言，在位60年，晝夜勤政，即使鐵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況血肉之軀。現在在朝供職的年老大臣，年歲大約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門辦事，不過一兩個時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還可以告假，有的人還無病裝病，他的同僚和屬員決不會強迫他繼續上班。往年考試武進士，左都禦史趙申喬竟然在考場上打瞌睡，侍衛們幾次把他喚醒。有我在場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門辦公就更不用說了。現在天下大小事務，都是由我一人處理，無可推諉，如果把重要事務交人辦理，則斷然不可。因此，我晝夜勞累，須發皆白。雖然如此，也不敢偷懶，從早至晚，沒有一點空閑，真是強打精神，硬加支撐啊！我如此勤政，你們臣下卻沒有一個人肯為我實心效力，不但如此，說不定還有不肖之徒見我年老，精力不夠，乘機徇私舞弊，這都是你們應該十分留心的。見我百般勤勞，你們隻不過在口頭上要我安靜休養，再不就是搬弄一些頌聖套語，什麽‘勵精圖治’、‘健行不息’、‘聖不自聖，安愈求安’，這些話，如果對不讀書的君主來說，也許他們愛聽；我多年讀書，明白事理，這些粉飾之詞，60年來，聽得耳朵上都起了繭子。所以我勸你們還是多辦實事，少說廢話，才對國家治理有所裨益。”由於長期勤政，康熙皇帝養成了反對虛誇、講究務實的作風，對於各地上陳祥瑞，他向不熱心，從來不曾將之宣付史館。對於不事生產的僧道，康熙皇帝早年時期極為鄙薄，認為他們都是一批遊手好閑之徒。他還認為秦始皇、漢武帝迷信方術，梁武帝、唐憲宗信佛都是愚蠢的行為。後來，他對僧道的看法雖然有所變化，但是也是敬而遠之，從未加以提倡。因而，他在位期間，佛道勢力始終沒有得到發展，更未能影響中樞決策。他尤其反對無益實政的慶壽典、上尊號等。因而在他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壽誕，他一般都下令停止朝賀，更不搞什麽筵宴。三藩叛亂、噶爾丹叛亂平定之後，群臣想給他上尊號，他也都推給了他的祖母孝莊文皇後和嫡母孝惠章皇後。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50壽辰屆期，臣下又想搞慶典、上尊號，還要進貢鞍馬緞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絕，他說，如果在京官員如此，地方督撫也一定會效法，後果不堪設想。後來，群臣進貢萬壽無疆圍屏，他也隻收下頌辭，而將圍屏退還。在此同時，他還頒發長篇諭旨指出自己在位40多年來，“親曆饑饉者不知其幾，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幾，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幾，天變地震者不知其幾”。居安思危，自己不應“以名譽稱尚為榮”，而當“以海內富庶為心”。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禮部諸臣以次年恭逢康熙皇帝六旬萬壽，特地會同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議上慶壽章程。康熙皇帝覽奏後，又情辭懇切地向上奏群臣說了一番話。他說，“我自即位以來，一心盼望著天下太平，在曆史上留一個好名聲。幾十年來，我夙夜勤勞，以致須發皆白，心血耗盡，克服了數不清的困難。自古帝王在位時間都極為短暫，享年不永，人們往往說成是別的原因，其實這是不了解曆代帝王一生何等辛勤啊！我的才能和德行本來極其普通，隻是賴有祖宗蔭庇，才得以在位50餘年，年壽也將及60.現在為國事更加憂勞，精力愈益不支，隻害怕長此下去，以致不能始終如一，使得一生勤勞，付之東流。因而兢兢業業，並沒有祈求60大壽的想法，看到你們的奏章，我覺得都是不講實際的虛言套語。我十分希望做臣下的能夠清廉自持，做兒子的能夠孝敬父母，兄弟之間也互相友愛，人人都讀正經書籍，各自盡心於自己的職責，國家太平，人民幸福，盜賊寧息，這就是對我60壽辰的最大賀禮了。此外一切儀式，我並不喜歡。”後來，隻是群臣瞞著康熙皇帝，先期召請直省官員紳士耆庶入京慶賀。造成既成事實，盛意難卻，為了答謝士民好意，康熙皇帝才舉辦了一次大型宴會招待向他祝壽的耆老。但是在內心中，對於這種行動，他卻是不以為然的。除此之外，對於臣下“陳奏國家之事輒用稱頌套語”，康熙皇帝也十分反感並多次提出批評。認為他們這樣做“於朕躬並無裨益”，並要求他們以後“當盡刪除稱頌套語，將有益於朕躬之外事，速為指陳，使事務不致壅積，可以知諸臣之實心報效，而朕之病體亦得調護矣”。這種勤政務實的作風，不但使得康熙皇帝的成就超過了中國曆史上的多數帝王，而且也對雍正以後清朝各代帝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於清朝統治的鞏固和中國曆史的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個無比英明的決策

在可棄可取之間，康熙選擇了取。如果說康熙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的話，恢複台灣並將之納入大清版圖就是他無數個英明決策中至為耀眼的一個。台灣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但在康熙之後的長時間裏並沒有被充分認識到，這更顯示出一個頂尖政治家能見人所未見的政治素質。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至十二月，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命世子鄭經留守金門、廈門等地，他親自率師東征，驅逐荷蘭殖民主義者，收複台灣。但鄭氏政權堅持抗清立場，占據東南沿海。鄭成功病死於台灣後，世子鄭經繼承王位，依然與清廷對抗。

康熙皇帝親政以後，一心想收複台灣，但是因為“三藩”作亂，他忙於平定叛亂，所以對台灣鄭氏主要采用招撫政策，但是鄭經始終沒有接受招撫。“三藩”之亂平定以後，康熙皇帝開始全心收台。在收複台灣的過程中，有兩個人所起的作用最大，一個是姚啟聖，一個是施琅。

姚啟聖，字熙之，一字憂庵，原為浙江會稽人，後附族入籍，隸屬漢軍鑲紅旗。康熙二年考中了舉人，當了廣東香山知縣，不久因故被革職。“三藩”叛亂後，他投進康親王傑書軍中，屢獻奇謀，康親王很器重他，官職也從代理知縣升到了布政使。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春，鄭經為給清朝施加壓力，以爭取和談中的有利地位，遣驍將劉國軒連敗清兵，進圍海澄。清廷駐守官吏對全局缺乏統一規劃，遇事驚慌失措。康熙見他們“庸懦無才，職業不修”，便於五月初十將他們解職，通過康親王薦舉，破格提升姚啟聖為福建總督。

姚啟聖於六月初接任，認真貫徹康熙招撫鄭經下屬官兵民眾諭旨，為爭取投誠，特別注意對其家屬及其親族落實政策，並任用海上投誠人員。這一保護鄭氏、團結海上投誠人員的政策，立即產生巨大效果。

姚啟聖為了準備攻打台灣的武力，還整頓充實綠旗兵。過去“鎮將各官，多以食糧兵刁民充伴當、書記、軍牢等役，至臨陣十不得七”。因此，他首先從直屬總督之督標做起，革除了無用的兵員，新招募了一批生力軍。康熙帝得知，予以表彰，認為此法很好，下令推廣其他各省。

由於姚啟聖采取有力措施，並與巡撫、提督、滿洲將領、外省援軍齊心合力，至康熙十七年九月，福建軍事形勢大為好轉。九月二十日，姚啟聖與將軍賴塔等於漳州附近大敗鄭軍主力，相繼收複長泰、同安。此後又連敗鄭軍於江東橋、潮溝等地，劉國軒逃回海澄。姚啟聖見海澄深溝高壘，難以突然攻下，便全力開展招撫工作。他派遣漳州進士張雄齎書去廈門招撫。鄭經以“海澄為廈門門戶，不肯讓還”。姚啟聖於十月又遣泉州紳士黃誌美齎書再次往廈門勸諭。鄭經仍執前辭，拒不受撫。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四月，姚啟聖先後接到台灣傅為霖、廖康方密稟：鄭經已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長子監國鄭克也於三十日被絞死；年僅12歲的次子鄭克塽即延平王位，現在台灣島內人心浮動，可以乘機武力收複。姚啟聖根據秘報上書康熙皇帝要求發兵收複台灣。可是，姚啟聖的建議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反對者中，竟包括閩海前線最高軍事長官都統寧海將軍喇哈達。而內閣學士李光地卻堅決支持武力收複台灣。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曾以在籍官蠟丸密封向康熙上平閩之策，因此深得康熙信任。他當上內閣學士後，積極推薦施琅。

施琅，福建晉江人，初為明總兵鄭芝龍（鄭成功的父親）部下驍將，順治二年十一月，隨鄭芝龍降清。因堅決不從鄭成功抗清，他的父親、兄弟和兒子都被鄭成功所殺。康熙元年，被提拔為福建水師提督。他自幼生長海上，深悉水性及鄭氏情形，一貫主張以武力圍剿鄭氏，攻取台灣。曾經於康熙初年上書，要求武力收複台灣，但是鑒於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他的建議被否決，並且裁撤福建水師提督，戰船也被盡數燒毀，海上投誠官兵到外省墾荒，授施琅為內大臣，編入漢軍鑲黃旗，留於京師。

姚啟聖上任之初也曾一再上疏保舉施琅擔任福建水師提督。但是因為他的長子施齊（化名工世澤）、族侄施亥都還在鄭經手下當官，朝廷不太放心，所以遲遲未予任用。後經姚啟聖核實施齊、施亥因“擒鄭逆獻廈門以報本朝”，於康熙十九年二月被殺，兩家73口同時遇難。施琅這才重新得到朝廷的信任。康熙二十年七月，李光地再次推薦施琅，康熙皇帝也深感原來的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難當重任，便采納李光地的建議，以施琅替換萬正色。

康熙皇帝啟用施琅之後，放手使用，大力支持。施琅為了能在征剿過程中加強與皇帝的聯係，題請吳啟爵“隨征台灣”。兵部不準。康熙特批：“爵在京不過一侍衛，有何用處？若發往福建，依施琅所請行。”施琅任內大臣10餘年，深知吳啟爵受皇帝信任，請他隨征，無異於欽差大臣。後來吳啟爵在關鍵時刻往來於福建與北京，呈報前線情況，傳達皇帝指示，對統一台灣起了重要作用。

施琅吸取前三四年間進軍台灣失利的教訓，為防止總督和水師提督之間彼此掣肘，極為重視專征大權。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二月初一，施琅上《密陳專征疏》，再次要求康熙為自己頒發專征台灣之敕諭，康熙皇帝考慮到自己遠在北京，對前敵的形勢不熟悉，於是放權給施琅，讓他總管攻台的軍事作戰，總督姚啟聖負責管理政務，李光地負責管理錢糧後勤。這樣，三個人分工明確，便於隨機應變，處理各種事務。

經過幾次大戰，台灣軍隊放棄抵抗，鄭克塽宣布投降。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灣受降。鄭克塽聞訊，坐小船出鹿耳門迎接，並親率劉國軒、馮錫範等重要文武官員，齊集海邊，列隊恭迎王師，然後會見於天妃宮。

施琅領兵登陸以後，禁止軍兵騷擾百姓，維護社會秩序。十八日，鄭克塽等剃發，施琅當眾宣讀皇帝赦詔。鄭克塽等遙向北京叩頭謝恩。從此，台灣回歸祖國懷抱，與大陸重新統一。

施琅入台之後，不負康熙的期望，未對鄭氏進行報複，卻前往鄭成功的廟宇行告祭之禮。他知道鄭成功在台灣官兵心目中的地位。在台灣政權變換、人心浮動的時刻，這一舉動，對於安定鄭氏官兵的情緒、穩定社會秩序無疑產生了重要的社會效果。

捷報傳到北京後，康熙精神異常振奮。將收到捷報那天所穿的衣物賜給施琅，並賜五律一首，寫道：

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

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

上將能宦力，奇功本伐謀。

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

伏波指東漢名將馬援，曾封伏波將軍。康熙稱讚施琅智勇雙全，建立奇功，可與馬援齊名，流芳百世，封施琅為靖海侯，世襲爵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十二月，鄭克塽等奉旨進京。康熙對原台灣的官員都給與封賞，讓他們在朝中為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對鄭成功子女的態度，他不但認為鄭成功、鄭經並非“亂臣賊子”，命將其父子靈柩歸葬南安，還親自贈送了一副對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誌，方知海外有孤忠。”挽念鄭成功收複中華故土的不朽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