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五節 對功臣最殘忍的皇帝

　　從最底層變身的一方諸侯

曆來有遠大誌向、獨立見解的人，多不會長久寄籬人下。因為依附他人，勢必受人鉗製，不利於貫徹主張，實現抱負，發展自我。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是這樣一個人。

朱元璋最早依附於紅巾軍首領郭子興，當時郭子興注於濠州小城，五帥共主，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郭子興本人能力有限，缺乏長遠戰略眼光，不是朱元璋可以長期依靠，共謀大事之人。於是他毅然出走定遠，打開局麵，從而開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要想發展，必須立足長遠，重視根據地和政權的建設，是朱元璋策略思想的一大亮點。因此，朱元璋率軍攻占應天，並稱吳國公，很快組建起屬於自己的江南政權，逐漸夯牢了江浙這個補充兵員和軍需物資的富庶基地。

元朝末年，統治黑暗。各地相繼爆發紅巾軍大起義，廣大農民紛紛響應。朱元璋因生活無望而當和尚，這時也到濠州城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

朱元璋參加起義軍後，作戰英勇機智，深得郭子興賞識，很快被提升為親兵和夫長。郭子興見其才能出眾，年輕有為，又把養女馬氏嫁給他。賈魯攻圍濠州，朱元璋受命拚力拒敵。至正十三年五月，賈魯死，元兵解圍撤去。但濠州城內郭子興、孫德崖、彭大、趙均用、張天佑五位正副元帥互不團結，而且郭子興割據思想濃重，隻想占據滁陽稱王，並無遠圖。朱元璋覺得難與共圖大業，必須發展自己的勢力。於是他回到家鄉去募兵，得徐達、周德興等700餘人，郭子興大喜，提升他為鎮撫。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挑選徐達、湯和、吳楨、花雲、費聚、耿再成、唐勝宗、陸仲亨、郭英、周德興等24員體己將士南略定遠。在攻打定遠中，他又用計降服張家堡驢牌寨民兵3000人，並在橫澗山夜襲元將張知院，收編纓大亨的義兵2萬餘人，勢力大增。

攻克定遠後，當地儒士馮國用、馮國勝兄弟帶著鄉兵前來投附，並向朱元璋獻進取天下之計。馮國用認為金陵（江蘇南京）龍盤虎踞，是帝王建都立業之地。建議朱元璋先攻取金陵作為根據地，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平定。朱元璋聽後大喜，當即把兄弟倆留在軍中，參議軍機大事。繼而又在進軍滁州（安徽滁縣）途中遇儒士李善長，李善長建議他仿效漢高祖劉邦滅秦之法，朱元璋聽畢連聲稱善，又任李善長作幕府掌書記，協助他出謀劃策，協調諸將。在這些儒士的謀劃下，朱元璋逐漸注意整飭軍紀，嚴明賞罰，為統一天下打基礎。隨著隊伍的擴大，其成分也越來越龐雜，部卒中既有投誠的元朝官兵，又有收編的各種地主武裝，因而不少士兵沾染了搶掠奸淫的惡習。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郭子興用朱元璋計，派大將張天佑攻取和州（安徽和縣）傳檄朱元璋統領諸將。朱元璋看到將士掠人妻女，下令把軍中所掠婦女全部放回，百姓大悅，元兵10萬反攻和州，朱元璋堅守三月，城中一度缺糧，遂嚴禁軍士飲酒，大將胡大海的兒子觸犯禁酒令，準備依法處置，有人提醒說胡大海正在浙江前線統兵作戰，殺子恐怕不妥，朱元璋卻斬釘截鐵地說：寧可使胡大海叛我，也不可壞我軍法！說完親手將其殺掉。由於執法嚴明，注意安撫百姓，因此很快就打破元軍的重圍，遁使元兵渡江逃竄。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興病死，朱元璋事實上已成為這支起義軍的統帥。

其時劉福通已把韓林兒迎到亳州（安徽亳縣）立為皇帝，國號稱宋，年號為龍鳳，並任命郭天敘為都元帥，朱元璋為左副元帥，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憤然說道：“大丈夫寧能受製於人耶！”意不欲受封。但他的部下將領和謀士提醒說，韓林兒勢力尚可借為聲援，於是朱元璋才接受了任命，軍中紀年文告仍稱龍風，遇事則皆不受龍鳳政權節製。同年五月，朱元璋收附了巢湖水師廖永安、俞通海的戰船千艘。不久，猛將常遇春、鄧愈也歸附了朱元璋。於是舟楫具備，軍威大振。這以後，朱元璋先後攻下太平、集慶、法南行口並在應天稱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朱元璋兼總省事，置僚佐參議、左右司郎中、都事。並設行樞密院、理問所、提刑按察司、營田司等機構，分別掌管軍政、刑獄、司法、監察、屯田、水利等事宜。朱元璋在應天很快組建起一整套軍事、政治、經濟機構，顯然標誌著江南政權已正式建立。

群雄逐鹿智者勝

元末，劉福通領導紅巾軍北伐，元軍主力無法南顧，處於長江中下遊的各路起義軍都趁機擴大自己的地盤，從而逐步形成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三大勢力。經過紅巾軍起義的打擊，元朝主力已嚴重消弱。戰爭已由推翻元朝統治轉為群雄逐鹿，爭奪新的統治權。占領的地盤越大，則兵源、糧草就越豐裕，誰的實力雄厚，誰就有成為新王朝統治的可能。

當初反元起義的紅巾軍演變至此，早已無“義”可言，在老百姓眼中，是一群爭食的虎狼。誰的軍隊對百姓好一點，百姓就盼望他早日爭贏，盡快結束這戰禍的惡夢。

朱元璋正是順應了這一曆史潮流才成就帝業。

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占應天，占有兩浙，建立並鞏固了以應天為中心的江南根據地，兵精糧足，人才濟濟，實力大增，和周邊其他割據政權的矛盾日益尖銳。

此時，其東北有張士誠，西麵有陳友諒，東南有方國珍、陳友定。很顯然如不盡快消除這些敵對勢力，就無法繼續發展進而統一全國。在眾多割據勢力中，張士誠最富，陳友諒最強。但張士誠狡而懦，陳友諒剽而輕。因此，許多將領都建議先除掉懦弱的張士誠再攻打陳友諒，惟獨劉基主張先消滅陳友諒，認為攻陳則張必不敢動，而先攻張則陳必乘機來犯，致我於兩麵與敵交戰的不利境地。最後，朱元璋依據劉基的分析力排眾議，確定了先陳後張的戰略方針。

陳友諒出身於沔陽漁民家庭，本姓謝，因其祖贅於陳氏，故從陳姓，元末在縣裏當帖書，後參加了徐壽輝領導的蘄黃紅巾軍。他最初充當天完政權的丞相倪文俊的簿掾，不久因戰功升為領兵元帥駐黃州。至正十七年八月，倪文俊想於漢陽謀殺徐壽輝未成，便率部分軍隊到了黃州，結果反被陳友諒所殺。至此，天完政權的大權轉到陳友諒手中。至正二十年，陳友諒挾徐壽輝東下，向朱元璋的統治區進攻。同年五月，攻占太平，接著駐兵采石磯。陳友諒滿以為應天指日便可攻下，一心想當皇帝的他，於是派人擊殺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但他殺徐自立的行徑不得人心，造成眾叛親離，外強內弱的結果。陳友諒稱帝後即遣使約張士誠一道來攻，準備順流而下，東西夾擊南京。朱元璋和劉基分析了形勢，決定先集中兵力打垮陳友諒，並利用康茂才與陳友諒曾是老朋友的關係，設計詐降，把陳友諒誘至龍灣伏擊，一舉將他打敗，俘獲所部2萬多人及巨艦百餘艘，乘勝收複太平，攻克安慶、信州（江西上饒）、袁州（江西宜春）等地。張士誠果如劉基所料，始終未敢出兵助戰。第二年，陳友諒進行反撲，派兵攻奪信州、安慶，朱元璋親率舟師溯江西上，直搗陳友諒的老巢江州，陳又慘敗，逃奔武昌。其部將及江西郡縣也相繼降附。

正當朱元璋和陳友諒在江南爭戰不休之際，江北的局勢陡變。劉福通派出的三路北伐軍相繼失敗，元軍反攻山東、河南，小明王韓林兒退保安豐。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派大將呂珍攻打安豐。劉福通不斷派人向朱元璋求援，應天的文官武將多反對派兵增援，認為大兵一去，陳友諒若乘虛來攻，便進退無路。但朱元璋認為安豐是應天的屏障，救安豐便是保應天。因此，他親自帶兵救援安豐，東退呂珍，將小明王迎至滁州。四月，陳友諒果然乘救援安豐之機，大舉出兵圍攻洪都（江西南昌）。七月，朱元璋回兵救洪都，雙方在鄱陽湖惡戰36天之久，戰鬥十分激烈，最後陳軍幾乎全部覆沒，陳友諒也在混戰中因流矢貫睛及顱而喪命。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陳理奔還武昌，立陳理為帝，改元德壽。朱元璋雖大獲全勝，傷亡也很大，將領宋貴、張誌雄、韓成、陳兆先、丁普郎等皆戰死。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於應天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二月，朱元璋因常遇春久圍武昌未下，親往督戰，陳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請降，漢亡。陳友諒勢力徹底滅亡，朱元璋將其地設湖廣行中書省進行管轄。

朱元璋消滅了陳氏父子後，回師東進，決定一舉撲滅張士誠。張士誠建立大周政權，打敗來攻元軍，奠都隆平府（江蘇蘇州）後，便與朱元璋鄰接，雙方為爭奪勢力範圍不斷發生戰爭。不久，朱元璋攻占長興、江陰等地，堵住了張士誠西進之路。南麵又有苗軍元帥楊完者駐守，無法南進。至正十七年八月，張士誠投降元朝，被封為太尉，每年自海道往大都輸糧11萬石。張士誠名義上接受了元朝政府的官爵，但實際上專擅甲兵土地如故。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張士誠乘元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與楊完者的矛盾，派兵襲取杭州，進一步擴張勢力。至正二十三年，社會上流傳著“但看羊兒年（公元1367年），便是吳家國。”的民謠，張士誠遂自立為吳王。第二年正月，朱元璋為迎合民謠，也稱吳王。因此，當時人們便以金陵（朱元璋）為西吳，子江（張士誠）為東吳。東吳盛產糧米魚鹽，兼有蠶桑之利，物產豐富。張士誠全盛時期，勢力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潦、泗，東臨海，地跨2000餘裏，有軍甲數十萬。但張氏政權外強中幹，張士誠的三弟張士信及參謀黃敬夫、蔡彥文和葉德新諸人朋比為奸，貪汙無能，所以朱元璋在剪除陳友諒後很快將兵鋒指向東吳。朱元璋對東吳的進攻分三個步驟：首先是掃除張士誠在淮水流域的據點。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起，徐達相繼攻取了通州、興化、鹽城、高郵、淮安、徐州、宿州、邳州、安豐等蘇北和淮河下遊地區。接著於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傳檄聲討張士誠的八條罪狀。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師20萬攻占了湖州、嘉興、杭州、紹興等外圍之地，對蘇州形成包圍之勢。張士誠幾次想突圍逃走，均被朱元璋的軍隊堵回。第三步於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南北夾擊，一舉將平江攻克。徐達破葑門，常遇春破閶門，張士誠倉皇歸府第，自縊未成被俘，解至金陵死，東吳滅亡。朱元璋得城中兵民20餘萬，改平江路為蘇州府，命何質任知府。

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朱元璋就擺脫了東西兩側受敵夾攻的困境，可以放心地收拾盤踞在浙東的方國珍了。早在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占婺州與方國珍接壤後，就曾派使去詔諭方國珍。方國珍看到朱兵勢強盛，難與為敵，便向其奉送金銀綢緞，表示願合力攻張士誠，又講明朱元璋攻下杭州，就獻出溫州、台州、慶元。但當朱元璋攻取杭州後，方國珍怕被並吞，就暗地裏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謀頑抗。並連夜運珍寶，治船具，準備萬一抵擋不住時就潛逃海上。至正二十七年九十月間，朱元璋調兵遣將，分三路進攻方國珍。一路由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吳楨攻慶元（浙江寧波），一路由參政朱亮祖率軍攻台州，另一路由水師將領廖永忠從海道進襲，截斷方國珍竄逃海上的退路。同年十一月，湯和進占慶元，方國珍逃入海島，又被廖永的舟師擊敗。方國珍計窮勢屈，隻好投降。

至此，南方群雄中實力雄厚的割據勢力已被消滅，朱元璋控製了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

盡誅功臣毫不手軟

朱元璋出身貧苦農民，憑他的出身都可以當上皇帝，那麽誰不可以做皇帝。因此，朱元璋對身邊那群深知自己出身底細，不再迷信皇權天授而又頗有才幹的文臣武將很不放心。這一點與漢高祖劉邦頗為類似。深怕有一天這些開國功臣們會奪取他的皇位，所以對他們大肆殺戮。“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個由漢代韓信用生命悟出的君王立國規則，在大明王朝建立後再一次得到體現。

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為了讓朱家統治繼續下去。朱元璋什麽都可以付出，什麽都可以拋棄，什麽都可以不顧忌。

明朝初年，統治集團基本為淮西勢力控製。淮西集團多為朱元璋的鄉裏故舊，這批人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淮西集團的中心人物是左相國李善長，繼承其位的是胡惟庸。

這些從赤貧搖身變得有權有勢，發達顯赫的人，在生活中奢靡淫樂，貪婪橫暴，欺壓百姓，魚肉地方；政治上獨斷專行，排擠他人，欺上瞞下，貪贓枉法。當時的另一政治集團浙東集團對淮西人的所作所為很是不滿。浙東集團以劉基為首，多是精於宋儒理學的士人。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的對立，為朱元璋利用彼此互相牽製，從中掌握實權提供了條件。然而，淮西集團的勢力還是出乎想象地難以控製。

1379年末，占城國派使來朝朝貢，胡惟庸將此事隱瞞不報。朱元璋發現真情後大為震怒，將胡惟庸的左右膀汪廣洋處死，同時懲處了中書省中有關的一批官吏。這已暗示了清理胡黨的先聲。朱元璋早已對胡惟庸與罪臣陸仲亨、費聚關係密切不滿，另外胡黨勢力在軍隊中也滲透頗深。1380年，利用中書塗節狀告胡惟庸勾結蒙古、日本，試圖弑君叛亂，處死了胡惟庸，並進行了整個官僚機構的大清洗。清洗擴大到全國，連坐族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中大量官員被處死，其中包括李善長。

李善長對朱元璋當上皇帝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李善長是朱元璋的淮西老鄉，他比朱元璋大了十幾歲，在朱元璋還寄人籬下的時候，他便看出這個年青的將領器度非凡，是漢高祖劉邦一類的人物，毅然投奔其麾下，在早期那鬆鬆散散、軍紀不嚴的義軍隊伍中，他協調諸將、整頓軍紀，為增強義軍的團結，提高其戰鬥力，作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他更大的貢獻還是在籌餉、理財、供應等後勤工作方麵。在那些戰亂頻繁、饑荒連年的時代，他以其傑出的理財能力、管理能力和組織能力，將糧餉和兵員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前方，使部隊總是保持著充沛的戰鬥力，對朱元璋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當大局已定，又是他帶頭勸進，請求朱元璋及時稱帝，並主持了登基大典。

朱元璋在策封功臣時，李善長名列第一，封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成為開國的第一位丞相。後來，又將自己的大女兒臨安公主下嫁給李善長的兒子李棋，這是朱元璋的第一個女婿。二人在君臣關係之外，又成了一對親家翁。

但幾乎就在同時，朱元璋已對李善長戒備起來。原因很簡單，李善長的種種能力、本事，在打天下時固然可以為我所用，而在自己坐天下以後，卻可能是一種威脅，因此，在當上皇帝後的第三年，利用李善長受黨禍牽連之機，他便毫不顧情麵地將李善長從丞相的位置上拉了下來，趕回了鳳陽，從此再也沒有給他任何實權。可是，李善長老而不死，這不能不使朱元璋憂慮，於是，在胡惟庸一案已經過去10年以後，卻以李善長是胡惟庸一黨的罪名，將這個已經77歲的老戰友逮捕入獄，同時被株連的還有妻女弟侄70餘人。臨刑的那一天，李善長手捧皇帝在開國之初賜給他的免死鐵券悲憤地高呼：“免死！免死！謀逆，謀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388年，朱元璋命令編撰了《昭示奸黨錄》，公布胡黨罪狀。淮西集團的政治勢力從此大為削弱。

1393年，又發生了藍玉黨案，早在吳王時期，就發生過邵榮謀反，謝再興投敵的事件，對這樁舊案，明末史家談遷道：“渡江勳舊，俱魚服之侶，臣主未定，等夷相似，見兵柄獨握，未免為所欲為耳。”建明後，雖然君臣名分早定，朱元璋又分設兵部、都督府，並委派封王執掌重兵，然而對執掌軍權、擁有嫡係、威信早立的大將仍然深以為忌。

藍玉案起於錦衣衛蔣讞的揭舉，蔣讞指控藍玉密謀兵變，並列舉了其他罪狀：濫用職權、非法懲處官兵、私自蓄奴、對皇帝心懷不滿等。藍玉被判肢解，株連人員達到15000人。幾乎所有執掌軍權的功臣戰將都受到了清洗，被解除兵權，其中有朱元璋少年同伴徐達。

徐達，被視為明朝的韓信。就軍事指揮才能、戰功，他與韓信完全可以相提並論，但就與帝王的關係而言，韓信可就不能望其項背了。

他不同於韓信中途入夥，他是朱元璋同鄉鄰居，童年夥伴，小時候一塊放牛、做遊戲與朱元璋同時投身義軍，真可謂情同手足，異姓兄弟。關於他的戰功，實在難以一一備述，他幾乎參加了朱元璋義軍所有重大戰役，從江南打到漠北，元朝的末代皇帝是被他逼逃的，元朝的首都北京是被他收複的，元軍的主力是被他最後消滅的，綿亙在祖國大地上的萬裏長城，是在他的督建之下，才變得像今天所見到的那樣堅固和宏偉的。

他不但戰功卓絕，而且品德高尚，平時，他與士卒同甘共苦，打起仗來，衝鋒在前，他不貪財，不貪色，沉穩大度，少言寡語，一心一意指揮打仗，對軍中朝中大事，從來也不說長道短，更不參與大臣之間的派係之爭。朱元璋對他十分讚賞，說：“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恃，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像這樣的大功臣，想找一個殺害的借口都不好找，但朱元璋依然不放過他。公元1385年，一輩子鞍馬勞頓的徐達背上長了膿瘡，這也是由於他常年衣不解甲，皮膚磨破，汗水浸漬所致，隻要敷藥調養，並不難好。可當朱元璋得知這個消息以後，卻命令正駐防北京的徐達立刻回南京就醫。試想千裏迢迢，舟船鞍馬，風餐露宿，對一個有病在身的人有什麽好處呢？可是，徐達不能不遵旨，待回到南京後，病更加沉重了。

據說得了這種背瘡的人，最怕吃蒸鵝，一吃蒸鵝必死。可朱元璋偏偏賜給徐達一隻蒸鵝，並命他立刻吃下。徐達知道，這是皇帝對自己在下毒手，可他不能不吃，否則會給家人帶來更大的災難。於是他含淚謝恩，食鵝而死。

朱元璋就以這樣卑劣的手段，殺害了他的童年夥伴，開國功臣。隻有湯和及早交回兵權，得以幸免，安享晚年。藍黨案發後，又編纂了《逆臣錄》，軍隊將領也徹底地大換血。朱元璋清除了軍政兩界的絆腳石。

廢除丞相加強集權

皇權的至高無上是實現皇帝獨裁、大臣輔政的先決條件。元朝時於中央設中書省以總理全國政務，中書省的大權實際是在左右丞相手中掌握，中央權力必然會過分地集中於中書省，造成左、右丞相權力的膨脹，因而丞相雖然起到了輔政的作用，可同時又起到了限製政權發展的作用。而在地方設置行中書省，從建製上仿效中書省，掌握了各地的政、法、軍權，號稱“外政府”。正緣於此，元朝後期各自為政，往往擅權自專，不聽朝廷調度，形成了分裂割據的局麵。

朱元璋渡江後建立的江南行中書省，也仿效了元朝這種政體，因此一應軍國大事均不需向小明王奏請，朱元璋得以江山坐大。因而可以說元製的種種弊端，是朱元璋親曆親聞，所以他既然在前期從這種行政製度中得到了好處，後期自然擔心部下起而仿效。

明朝建立以後，臣僚越禮非分、違法通製的事件層出不窮。有鑒於此，朱元璋已經感覺到改革行政機構勢在必行。

洪武三年，朱元璋指出：“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也。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他所謂的“躬覽庶政”，就是指皇帝要親預朝政。本來如完全遵照元製，各種政事的處理在中書省便已基本定案，至皇帝處批準就行了。而將政事公文直接遞交皇上，越過中書省，也就違背了元製逐級奏請的定製。朱元璋在這裏提出要親預朝政，就意味著他允許這種逾製，將一部分本由中書省處理的政事攬在身上，這標誌著他著手削弱中書省的權力職能，進一步擴大皇權的開始。

至洪武九年六月，經過6年的準備之後，他下令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廢除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職，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以“掌一省之政”。主要管民政和財政。布政使是皇朝派駐地方的使臣，朝廷的政策、法令和派給地方的多種任務，通過他們下達各府、州、縣的地方官員。全國除南京為京師直轄外，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個布政使司，隨著雲南的平定，又增設雲南布政使司，共為十三個布政使司。各布政使司的管轄範圍與元朝行中書省相仿，但不包括各處的衛所。相較而言，布政使司的職權比元朝的行中書省大大縮小，性質也發生了改變，布政使司的長官是朝廷分派各地的使臣，凡事皆需秉承皇帝意旨，使地方的權力集中於中央，有效地避免了各地的擅自專權。

在承宣布政使司之外，各行省還設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為長官，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又設立都指揮使司，以都指揮使為長官，管轄所屬衛地，掌一方軍政。都指揮使司與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同為朝廷設在地方的派出機構，合稱“三司”。三司互不統屬，在地方三司分立行使各自職權，均由皇帝直接指揮。凡遇重大政事均需由三司會議，上報給中央的部院。這樣不僅削弱地方的權力，強化了中央集權，而且各地方機構職能專一，互相牽製，既加強了統治效能，又便於皇帝直接控製。對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政治機構，朱元璋也加以極大地簡化。將元朝的路、府、州、縣歸並為府、縣二級，除府、縣外，個別保留州的建製，分府屬州和直隸州，地位分別等同於縣、府。這樣，地方政權的層次簡化減少，皇帝命令的逐級下達也就通暢起來。

接著，朱元璋又回過頭來對中央機構進行進一步的改革。由於洪武初期先後發生的李善長為代表的淮西集團把持朝廷事件和胡惟庸黨案，朱元璋感覺到元朝丞相製度是君主專政的障礙，為此他說：“昔秦皇去封建，異三公，以天下諸國合為郡縣，朝廷設上、次二相，出納君命，總理百僚。當是時，設法製度，皆非先聖先賢之道。為此，設相之後，臣張君王威福，亂自秦起。宰相權重，指鹿為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鑒秦設相之患，相人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君國者。”及至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因“謀危社稷”被處死，朱元璋對大臣們宣布道：“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製，仰之各司所事，更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塞蔽。”接著便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將中書省的權力分屬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將各部尚書由原先的正三品升至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為正三品，下屬郎中、員外郎。

六部職權加重，同時又分司政務，取代中書省成為全國最高行政管理機構。至此，中國曆史上相沿已久的丞相製度被徹底廢除，皇權空前擴大了。後來，朱元璋經過十幾年的政治實踐，認為這一改革取得了成功，並足以法之萬世，便作為遺訓教誡後世子孫，道：“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捷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丞相製度廢除後，天下大事皆取決於朱元璋一人，日理萬機，政務繁重。盡管他勤勉不怠，可仍感力不能支，遇到棘手之事時，又苦於無人商量，因而作為補充，於洪武十四年又設四輔官，以四季為號，用來協理政事。四輔官的職責是為朱元璋講座治道，與部院官共同處理某些重大事務：“刑官議獄，四輔及諫院複核奏行。有疑激，四輔官封駁”和諫院官一起審查各地薦舉的人才，“凡郡縣所舉諸科賢才至京者，日引至端門廡下，令四輔官、諫院官與之議論，以觀其才能。”但是，這些四輔官多是來自山野的老儒，沒有政治經驗，起不到協助的作用，對此做了一年嚐試後，朱元璋又覺無益於事，便下令予以廢除。不用四輔官，政務繁重的壓力又至，於是仿效宋製，置殿閣大學士，名義上的職責是輔導太子，實際上則是“授餐大內，常待天子殿閣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內閣”之稱自此而來。不過，內閣隻起參謀顧問作用，至於決策權，則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後來，經過建文、永樂洪熙、宣德諸朝的發展，內閣製度初步完善成熟起來。

在廢除中書省的同時，朱元璋又撤銷大都督府，改設前、後、左、右、中所謂的五軍都督府，以分散中央軍事機構的權力。並規定五軍都督府管兵籍，掌軍政，但無調動軍隊之權，兵部掌軍官控選和軍令，但無直接指揮軍隊的權力。“征伐則皇帝命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軍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製”，這樣，軍權也就會完全掌握在了皇帝手中。

禦史台本是中央的監察機構，但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廢除，而於洪武十五年改置都察院，並賦予更大的職權，代表皇帝對行政和軍事係統實行監督。都察院的長官為左、右都禦史，負責“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百官偎葺貪冒，壞官紀者”、“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均可舉發彈劾，遇有朝勤、考察，還可“同吏部司賢否陟黜。”朱元璋說：“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為朕耳目。”

都察院的監察職能擴大，更進一步地限製了朝臣擅權、結黨營私的可能，擴大和強化了皇權。都察院以都禦使為正二品，時稱“台職”，與部職並重，故都禦史與六部尚書合稱“七卿”。都禦史下設十三道監察禦史，分散於全國十三布政使司，每道設七至十一人，共一百二十人，是朱元璋用以控製大官，“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麵劾或封章奏劾”，負監視與糾舉職責的官員。都察院與六部分權並立，又互相牽製，更進一步產生了良性之效，有力地維護了皇權。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置大理寺，長官為大理寺卿，“掌審理平反刑獄之政令”。刑部、都察院、五軍斷事官所推問的獄訟，均需將案牘和囚徒移交大理寺複審，“凡獄具，未經本寺評允，各司勿得發遣”。它與刑部、都察院合稱三法司，組成了一個糾舉、審理、複核的完整司法過程。這樣，司法部門也被分散了權力，並互相牽製，利於皇帝操縱。

君主專製的強化固然鞏固皇權，但弊端也顯而易見：一方麵，集權造成政務繁重，壓於皇帝一身，若是明君尚能勤政，昏君則會造成延誤；另一方麵，社會風氣受到影響，民主之風無法在中國興起。所以，即使明中期在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專製皇權的存在使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出現資產階級革命。

花大力氣整肅吏治

明初整肅吏治的鬥爭是朱元璋出於集權專製的目的進行的，因而帶有殘暴特征。打擊麵大，處死極多，非刑酷刑屢見不鮮，因此有時也不難產生一些先入為主的冤假錯案，枉殺了許多無辜官吏。由於官吏被殺極多，甚至造成了一些地方州縣一時竟無人辦公的尷尬局麵。

朱元璋自幼生長於民間，對元代官吏壓榨百姓了如指掌，也認識到元末吏治的腐敗是農民大起義爆發的原因之一，認識到要保證他所建立起的政權不重蹈元代覆轍，就一定要整肅吏治，杜絕貪汙受賄行為。他因此為貪官汙吏設立了嚴法酷刑，而且由於他秉性狠毒，在實際實行過程中，還專門為貪官設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來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對於官吏的公務性錯誤，朱元璋一般隻是采用罷官、貶官、調職等辦法來懲戒，即使處刑，一般也都較輕，很少以殺戮手段來處置。但是對貪贓舞弊行為，他則絕不輕饒。朱元璋認為，吏治之弊莫甚於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說：“朕於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贓的，罪行較輕，朱元璋處以謫戍、屯田、工役之刑。如徐州豐縣丞薑孔在任時，借口替犯人交納贓款，挨家挨戶斂鈔，結果全都塞進了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將薑孔發配去修城。

洪武九年，“官吏有罪者，答以上悉謫之鳳陽，至萬數”，其中絕大多數是犯贓官吏。而對罪行嚴重的，則處以挑筋、挑膝蓋、剁指、斷手、刖足、刷洗、稱杆、抽腸、黥刺、蜚、劓、閹割、錫蛇遊、斬趾枷令、常號枷令、枷項遊曆、條首、淩遲、發配廣西拿象、全家抄沒發配遠方為奴、株連九族等重刑。戶部尚書趙勉夫妻貪汙，事發後夫妻二人同時被殺。工部侍郎韓鐸上任不到半年，夥同本部官員先後賣放工匠二千五百五十名，得錢一萬三千三百五十貫，克扣工匠夥食三千貫，盜賣蘆柴二萬八千捆，得錢一萬四千貫，盜賣木炭八十萬斤，私分入己，事發被殺。

同曆代封建專製製度的通病一樣，明代貪汙受賄的官員腐敗案並不少見。如：大名府開州通判劉汝霖，追索該州官吏代犯人藏匿的贓款，逼令各鄉村百姓代為賠納，被判梟首；鳳陽臨淮知縣張泰、縣丞林淵、主簿陳日新、典史吳學文及河南嵩縣知縣牛承、縣丞母亨、主簿李顯名、典史趙容安等收逃兵賄賂，使令他人代充軍役，案發後兩縣官吏盡行典刑；福建東流江口河泊所官陳克素勾結同業戶人，侵吞魚課一萬貫，又勾結東流、建德兩縣官吏王文質等，驗了斂鈔數萬，被殺身死；進士張子恭、王樸奉命到昆山查勘水災，接受昆山教諭漆居恭、酋徑巡檢姚誠宴請，收受緞匹、衣服等物及鈔幣一千三百貫，將他們的二萬二千六百畝已成熟田地謊報為受災農田，朱元璋查知後，命錦衣衛給他們送去兵刃、繩索，勒令自盡。當時官貪汙到銀六十兩以上者，均處以梟首示眾、剝皮楦草之刑。行刑多在各府州縣及衛所衙門左首供祭祀的土地廟舉行，因而當時土地廟得名為皮場廟。貪官被押至土地廟，梟首掛在旗杆上示眾，再剝下屍身的皮，塞上稻草，做成皮人，擺在公座之右，以警戒後任。

在洪武年間，除了一些小型的懲貪案外，還有幾次大規模的對貪官汙吏的集中清洗，其中以空印案和郭桓案最為著名，聲勢也最為浩大，兩案連坐被殺人數也最為驚人，累積共達七八萬人。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八年。當時規定各布政司和府、州、縣每年都必須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的收支賬目，縣報府，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戶部，層層上報，經戶部審核，數字與各布政司收支款項總和的數字相符，各布政司數字則需與所轄各府上報數字總和相符，才能結賬。有分毫出入，整冊駁回，重新填造。布政司和府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裏，重造表冊要加蓋原衙門印信，來回跑一趟得花幾個月甚至一年時間，就會錯過報賬日期。為了節省時間，各地計吏都隨身帶上已加蓋官印的空白表冊，以備表冊被駁回時重新填造。這種空白表冊，蓋的是騎縫印，除了供報賬之用，並無其他用途，因此誰也不認為這裏麵會有什麽問題。各地計吏年年都這麽辦，已成慣例。部官也知道這種情形，因而也並不以為意，沒有向朱元璋反映這種情況。到了洪武八年，被朱元璋知悉，他疑心部官與天下布政司勾結，夥同起來騙他，於是大發雷霆，道：“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言私，所以布政司敢將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於是發生了一場明代官場的空前災難，“係郡國守相以下數千百人入獄，判以死罪”。戶部尚書周蕭及各地衙門長官全部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郭桓案發生在洪武十八年。禦史餘敏、丁廷舉告發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官吏李或、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舞弊、侵盜官糧。朱元璋下令將他們逮捕審訊，牽連到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誌、工部侍郎麥王德等。於是趙瑁等主犯被判棄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被處死，追回贓糧七百萬石。犯人的供詞不僅牽連了許多六部高官，而且也牽連到各布政司無數官吏，朱元璋概不輕恕，一日入獄被殺者竟達數萬餘人。禦製《大法》中宣布郭桓等人罪狀時說：“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心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四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石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管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糧。”此案規模極廣，盜糧極多，牽連至巨，一時被殺者數萬人，遍及天下各布政司、府州縣及中央六部官員，引起明初官場極度恐慌，各地官僚地主為保性命，倒打一耙，紛紛攻擊告發審案官員，埋怨朝廷，說朝廷用法太嚴，罪人玉石不分，一時全國嘩然。為了防止矛盾擴大，朱元璋一麵下詔公布郭桓等人罪狀，一麵將原審法官右審判吳庸等人牽出做了替罪羊，處以死刑，以平眾怨。郭桓案至此終於告一段落。朱元璋同時下詔：“朕詔有司除奸，顧複生好撫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著。”

明初整肅吏治的鬥爭前後延續二三十年之久，打擊麵極廣，甚至一些皇親國戚，若是貪贓枉法，也在劫難逃。為了達成吏治清明的政局，朱元璋六親不認。開國功臣華雲龍、朱亮祖便因以權謀私、貪汙受賄死於整肅吏治的鬥爭中。朱元璋的親侄兒朱文正，在與陳友諒的戰爭中曾孤軍堅守洪都八十五日，拖住了陳友諒，使朱元璋得暇做戰爭準備，為最終擊敗陳友諒立下了大功。但朱文正因不滿朱元璋的賞賜過少，心存怨恨，朱元璋知道後心中不喜。後朱文正鎮守江西，驕侈荒淫，搜羅強搶民女，淫樂數十日後，將女墮井淹死，毀屍滅跡。朱元璋欲將朱文正殺死，但因朱文正是馬皇後從小看著長大的，待之如同己出，因為馬皇後出麵求情，才免朱文正一死，罷官安置鳳陽守衛先人墳墓。後來朱文正逃跑，朱元璋終於將他殺了。駙馬都尉歐陽倫是馬皇後所生安慶公主的夫婿，指使家奴走私茶葉，牟取暴利。所謂“宰相門前七品官”，他的家奴個個狐假虎威，胡作非為，連封疆大吏也要怕這些家奴三分。洪武三十年，歐陽倫強迫陝西布政司發文叫下屬州縣派車替他販運私茶，家奴周保所到之處，強迫地方官吏派車，官吏不敢不從，共索車五十輛。當時正值春耕大忙時節，車馬緊缺，周保至蘭縣河橋巡檢司，一時無法征集車輛，周保便肆虐打巡檢司小吏，小吏不堪其虐，首告朝廷，頓時捅了馬蜂窩，朱元璋下令：“布政司官不言，並論賜死，歐陽倫、周保等皆伏誅，茶貨沒入於官。”歐陽倫雖高攀為皇親貴胄、玉葉金枝，終於還是保不住性命，和很多布政司官員一起身首異處，周保等家奴也煙消雲散。

一個特務橫行的朝代

朱元璋為加強皇權、控製群臣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放著對他忠心耿耿的滿朝文武不用，非要信任大批的特務，以至自他以後幾百年的明王朝，倍受特務、太監之流的蹂躪。可以說這是明白人辦的又一樁糊塗事。

錦衣衛本是皇帝親軍中十二衛（後增至二十六衛）之一，不隸都督府，直屬皇帝。它的設置早於東西廠。其前身是儀鸞司。明太祖於開國之初設拱衛司，不久改為親軍都尉府，下隸儀鸞司。洪武十五年罷府及司，改儀鸞司為錦衣衛。錦衣衛的祿物名號無異諸衛，統軍亦與諸衛同。其與諸衛不同的是增設了北鎮撫司，改原鎮撫司為南鎮撫司，時間在洪武十五年。於是北鎮撫司專理詔獄，成為由皇帝親自處理和管轄的重大刑獄。

秘密偵察大小官吏的活動，隨時向朱元璋報告社會上的不公不法之事；同時，還授予錦衣衛以偵察、緝捕、審判、處罰罪犯官員的一切大權，在錦衣衛內設立了特殊的法庭和監獄，將錦衣衛變成了正式的特務機構。

朱元璋在位的30多年間，特務多如牛毛，遍布街巷路途，嚴密監視著朝野內外、文武官員的活動。吏部尚書吳琳已經告老回鄉，但朱元璋對他仍不放心，便派錦衣衛特務到吳琳家鄉去偵察其活動。特務來到稻田，隻見一個農民模樣的老人從小凳上站起來，便上前問道：“這裏有個吳尚書嗎？”老人回答：“敝人便是。”朱元璋聽了特務的這一報告後非常高興。

大學士宋濂一次在家設宴招待客人，第二天朱元璋問他：“昨天請客，喝酒了嗎？做的什麽菜？”宋濂如實作了回答。朱元璋笑道：“說得對，沒騙我。”

國子監祭酒宋訥一天在家暗生悶氣，偷偷監視他的特務竟把他這時的樣子畫了下來，上報皇上。朱元璋見了宋訥問道：“昨天你在家生什麽悶氣呀？”宋訥很吃驚，照實做了回答，又問朱元璋如何知道此事。朱元璋將畫像遞給他，他展圖一看，方才醒悟，慌忙磕頭謝罪。有一個在外省任職的大官，身邊有名仆人，做事聰明，勤快，善解人意，多年來任勞任怨，從未做錯過一件事。主人對他也日見倚重，諸事都征求他的意見。忽然有一天，仆人來向主人告辭，主人極力挽留，並問他為什麽堅持要走，仆人見主人挽留意誠，被逼無奈，才說明真相。原來他本不是仆人，而是錦衣衛派來的密探。主人萬萬想不到多年來一直倚重的奴仆竟然是潛伏在身邊的特務要員，嚇出了一身冷汗，慶幸並沒有說過什麽不妥的言語，也沒有得罪這個仆人。從中可見，朱元璋後期任用的錦衣衛，特別為他倚重，權勢極大，分布極廣，行動也極為隱秘。

錦衣衛的成員都是小人物，本身沒有社會地位可言，而授予他們某種特權，這就使他們足以扳倒大人物，這種成就感使他們受寵若驚，自然會搖尾邀功忠於君王。雖然，他們要整什麽人，歸根結底還得由朱元璋點頭才行。但其行徑卑劣、權愈三司，百官自危，民怨難伸，錦衣衛充當了明朝統治者超越司法的特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