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四節 趙匡胤以心智取勝

　　心智之一：執新政用舊臣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作為新任天子，卻悉數留用舊臣。在當時人心不穩、臣心不服的背景下，無疑是籠絡人心、穩定局麵的高招，這一心智的運用，顯然比揮起屠刀的高壓政策要高明得多。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登基後的趙匡胤“車駕初出”，在城內巡視。隨行的鹵簿（儀仗隊）較為簡略，排在前麵的是由禁軍組成的“駕頭”，隨後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輦，步輦之後是擎著扇和傘蓋的方隊。方隊後麵是公卿百官——他們本來都是後周舊臣，與端坐在步輦之上的“皇帝”乃是比肩多年的同事，而現在卻要對他俯首稱臣，這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當鑾駕緩緩通過禦街、跨上大溪橋時，就聽得“嗖”的一聲，一枝利箭緊擦著步輦飛了過去，射到了後麵的扇上。衛士大驚，趙匡胤卻顯得十分鎮定。他從步輦中探出身子笑道：“射死我，這皇位亦輪不到你！”這話笑中含刺，不單單是講給刺客聽的，步輦背後的一大批後周舊臣也不能不為所動。同時，此等氣概、此等言語也真不是其他人能說得出的。

趙匡胤的捷足先登，隻不過使後周舊臣失去了一次實現野心的機會，卻沒有打消他們的野心。他們有的在等待觀望，希冀再起；有的則“日夜繕甲治兵”，準備與新王朝再來一番角逐。

麵對這種局勢，趙匡胤和趙普等人認為應采取以穩定京城、籠絡後周舊臣為主的方針，以靜製動。因為“京城若亂，四方必轉生變”，“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靜謐”。

依據這一方針，趙匡胤對後周舊臣實行了官位依舊、全部錄用的政策，甚至連宰相也仍由舊相範質繼任。當時，範質在聽到陳橋兵變的消息時，曾抓著王溥的手說：“匆忙派趙匡胤出征，我們太糊塗了！”邊說邊用力握，指甲竟戳入王溥的肉中，流出鮮血，足見其恨意之深。在舉行禪位大典時，範質也是在士兵的“舉”刃脅迫下才帶領後周群臣跪拜的。盡管如此，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二月趙匡胤才將其罷為太子太傅，同年九月範質病逝。範質臨死前，告誡兒子不可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請求諡號，這說明他一直還有一種留戀舊朝、愧對前君的複雜情緒。但這種情緒既沒有發展成為對新王朝的公開敵視，也沒有導致他與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辭官歸田），這又不能不歸因於趙匡胤的優待籠絡政策。

為了保證對後周舊臣籠絡和收買的成功，對於那些恃勢欺淩舊臣的新貴們，趙匡胤則毫不留情地嚴加處理。京城巡檢王彥升是當年兵變入城時的先鋒，自恃擁立有功，橫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檢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門，不僅嚇得王溥“驚悸而出”，還詐了王溥一大筆錢財。趙匡胤得知此事，甚是氣惱，結果王彥升被貶為唐州刺史。趙匡胤的這些做法，對穩定後周舊臣的情緒、緩解他們對新王朝的疑懼，使他們放心地為新王朝服務，起了很好的作用。不過，並不是所有的後周舊臣都被籠絡了。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舉兵反宋。趙匡胤派遣石守信、高懷德率軍前往征討李筠，戰幕正式拉開。但宋軍剛剛出發，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澤州，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與此同時，北漢又出兵南下，聲援李筠。正在局勢日益嚴重之際，又傳來了揚州李重進準備起兵響應李筠的消息。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時，他以馬步軍都指揮的身份駐守揚州，實際上是與趙匡胤分掌內外禁兵的。李筠舉兵反宋的消息傳到揚州後，他決定從揚州起兵響應，南北夾攻，於是派翟守珣前往李筠處聯絡。但翟守珣卻偷偷來到開封，將此事報告給了趙匡胤。趙匡胤分析到李重進既然追隨李筠起兵，說明他可能隻是為了富貴，而並不一定是像李筠那樣想做天子，所以可考慮向他頒賜“鐵券”，以示永保富貴、誓不相負；同時讓翟守珣速回揚州，編造假情報，雙管齊下，盡量延緩其起兵的時間。而對李筠，則隻能施以重拳，將其殲滅。於是趙匡胤命令皇弟趙光義及趙普、吳延祚留守東京，趙匡胤本人親自出馬征討李筠，以求速戰速決。臨行前，趙匡胤對趙光義說“此行，若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勝，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五月，趙匡胤由東京出發，渡黃河，進太行山與石守信等部會合。太行山區路陡坡險，亂石嵯峨，趙匡胤親自帶頭搬石開路，將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爭先、個個奮勇，行軍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軍就越過太行，大敗李筠於長平。六月，攻占澤州。李筠走投無路，自焚而死。

心智之二：杯酒釋兵權

趙匡胤的做法，跟明太祖朱元璋大殺功臣之舉形成顯明的對照：既解除了將權對皇權的威脅，又保留了曾經生死與共的君臣的情義，何樂而不為呢？

趙匡胤自己以陳橋兵變而代後周自立，深知掌握軍權之重要。他認識到五代王朝頻繁更替，主要是由於“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為了使趙宋天下穩定長久，避免出現又一次陳橋兵變，宋太祖下決心親自掌握軍權，將軍隊歸皇帝直接領導指揮。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閏三月，宋太祖首先廢除了掌管精銳部隊禁軍的殿前都點檢這一要害軍職，將殿前都點檢慕容延釗改任為節度使，邁開了皇帝掌握禁軍的第一步。不久，宋太祖又采納趙普對禁軍重要將領“收其精兵”的建議，解除石守信等禁軍軍職。宋太祖解除石守信等人的軍職，沒有采取以武對武、兵戎相見的政策，而是采取喝酒談心的方式實現的，因而史稱“杯酒釋兵權”。

建隆二年七月初七日晚，宋太祖留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武將參加晚宴。飲酒至酣，宋太祖以秘密親切的語氣，對石守信等低聲說：“我能當上天子，全靠你們出了大力，我非常感謝。然而你們哪裏知道，當皇帝也難得很，弄得我天天睡不著。”石守信等不知是計，急忙問宋太祖還有什麽難處。宋太祖說：“這有什麽不好理解，誰不想當皇帝？你們說，我的皇位能坐穩嗎？”石守信等聽話聽音，嚇出了一身冷汗，趕緊向宋太祖發誓表忠心：“陛下當上皇帝，是天命，我們決不會有異心。”宋太祖接著說：“你們確實不會有異心。但是，你們想，誰能保證你們的部屬，不會為了貪圖富貴，將黃袍加在你身上，擁立你當皇帝？”石守信等一聽，十分害怕，流著淚對宋太祖說：“我們可沒想到這一層，還望陛下給我們指一條出路。”宋太祖這才說出了早就想好的解除他們禁軍職務的辦法：“人生在世，無非是貪圖榮華富貴，為子孫造福，我為你們考慮，最好的辦法是放棄軍權，離開京城，到外地去當個閑官，享清福，買田買屋，留給子孫。這樣，你們可以永保富貴，飲酒作樂，以終天年；如此，我同你們之間，也就用不著互相猜疑提防，可以上下相安。”石守信等聽了宋太祖這番話，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掌軍權，當麵向宋太祖稱謝指點迷津之恩。第二天，武將們都稱病，請求免去禁軍重職。宋太祖立即批準了他們的請求，罷去了原職，改命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為節度使，並對他們加以重賞。從此，中央禁軍的兵權，收歸宋太祖直接掌管。

為了“安撫”被釋去兵權的石守信等人，趙匡胤不但向他們賞賜了大量的錢財，而且表示要同他們結為親戚，“約婚以示無間”。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國長公主就嫁給了高懷德，女兒延慶公主、昭慶公主則分別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審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隻有一妹三女，她們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釋去兵權的禁軍高級將領家，說明這種婚姻是有著強烈的政治色彩的。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獲得了一種心理平衡，進而消除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類的疑懼，而且作為一種象征，也表明宋初皇帝與曾經擁立過皇帝的功臣宿將之間的矛盾也終於得到了較為合理的解決。

中央禁軍的兵權問題解決後，宋太祖又著手解決地方軍隊的兵權問題。他采取相同的辦法，召王彥超等掌軍權的藩鎮入朝參加宴會。席間，宋太祖對他們說：“你們都是功臣宿將，長期在地方忙於公務，很辛苦勞累，我對你們照顧關心不周，今後我要讓你們少管事，多享福。”王彥超等心領神會，依照石守信等的做法，對宋太祖說：“我們本來沒有什麽大功勞，全靠陛下提拔重用，如今老了，實在想告老歸鄉。”但有的地方武將還在宋太祖麵前陳說自己過去的戰功，宋太祖不耐煩地說：“那是前朝的事，有什麽可說的。”第二天，各重要藩鎮的將領，也多被解職。之後，主管地方軍隊的官職，也多由文官來充任。

心智之三：加強中央集權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鞏固統治，使趙宋王朝能夠長治久安，采取了一係列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措施。

在古代中國，如果說能有對專製皇權起到一點製約作用的，那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趙匡胤分化相權，降低宰相地位，更加突出皇權的高高在上。同時，對地方官吏的差遣，互製牽製，使他們無法在地方形成小勢力。這樣一來，上下相製，機構重疊的官僚體製形成了。條條勢力渠道通向皇宮，國家大權集於皇帝一身。

唐末五代以來，擁有重兵的藩鎮，往往兼領數州，不但操縱地方軍事，也操縱著地方的政權、財權。藩鎮在財政來源、征收辦法方麵，自成一個不受中央管束的體製。即藩鎮不但控製了國賦主要來源——兩稅（在農村征收的夏、秋二稅），並通過征收過境商稅和自營貿易，為它們軍事上的專橫跋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相反，中央財政則因州縣上供財物日見減弱而虛竭。這就構成了“君弱臣強”的經濟基礎。

宋太祖把改革軍事機構的原則和經驗，應用到改革政治經濟製度上來。自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開始，宋太祖陸續采取果斷而有成效的收回財權的措施：

首先，由中央直接派京官主持地方稅收，不許藩鎮親吏插手。路設轉運使，州委通判，管領諸州縣財政。酒坊、鹽場等國家專利單位，增設場務監官。以上官員均由中央直接差遣。

其次，明令地方財賦收入，除本地行政開支經費所需之外，其餘全部輸送京師，州縣“不得占留”。

第三，限製州府官員私自販賣牟利活動。

從此，地方財權收歸中央。為了減少地方節鎮的阻力，收回地方財權，宋太祖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他沒有通過行政強迫的手段，而是采取像收兵權時盡量滿足將帥物質需要的辦法，即通過朝廷發“公使錢”給節鎮大吏，供他們私人揮霍，以緩解矛盾。

在行政方麵，為了加強皇權，扭轉權力多中心的狀況，宋太祖對中央和地方官僚體製采取了一些改革和臨時權變的措施。

首先是降低宰相威望，分割和製約宰相權力，宰相原來所占的要害部門或實權，被朝廷新任命的官吏所頂替，實際上是一種巧妙的剝奪後周舊臣實權的策略，隻是保持了他們原來所享受的待遇，不使他們感到“震動”而已。差遣，或者三年一任，或者二年一任，具有臨時性質。由於名義不正，在位不久，做官的人不安其位，缺乏長遠的打算，從而防止了官員所到之處生根盤踞的可能。至於地方州郡長官，統統由文臣擔任，不許武臣插手，長官之外另設“通判”（州副長官、有監督長官之權），使其互相牽製。

心智之四：扭轉重武輕文的政治弊端

曆朝曆代，開國之初大多是武盛文衰，而解決不好“馬上得”與“馬下治”的關係，往往會形成積弊，遺患無窮。宋太祖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杯酒釋兵權”之外，又著力改變重武輕文的舊風氣。特別是放寬科舉考試的範圍和創立皇帝親自複試的殿試製度，使大批文人進入宋朝統治集團。

宋太祖對文臣的重用，便利統治集團內部畸形的文武關係由重武輕文轉化為重文輕武。他這樣做是針對五代混亂時期重武的一大變革，鞏固了趙宋政權，曾被其子孫奉為“祖宗成規”而代代相傳，以致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造成宋朝軍隊戰鬥力低下，一直處於北方少數民族軍事壓力下。天下太平時期重文抑武是對的，但輕武不等於輕視國防，完全斷絕了民間尚武青年的出路。片麵重文，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宋朝日後為北方政權所滅的原因之一。

當宋太祖統治了南方各國和北漢各地後，達到了基本上的和平統一，他便有了和泰安息的統治政策。鑒於唐末五代，都是武人篡權，因此形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氣。後周郭威、柴榮開始注意到重武輕文構成了對中央政權的威脅，采取了一些獎用文臣、限製武將的做法。可是，他們在位時間短促，效果並不顯著，後周政權最後仍被武將顛覆了。

宋太祖即位後，從根本上著手，徹底扭轉了重武輕文的風氣，開創了一直延續到明、清兩代的重文輕武的時代，使北宋以後不再有武將擁立的現象出現；更重要的是推動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長足發展。中國封建文化在經曆了唐末五代的沉悶之後，又掀起了一個光耀世界的高潮。

宋太祖趙匡胤沉默寡言，嗜好讀書，即使在行軍途中，也抓緊時間，手不釋卷。一旦聽到哪兒有奇書，不惜一擲千金，也要把它弄到手。跟隨周世宗征伐南唐時，有人在周世宗麵前毀謗他說：“趙某於攻克壽州城後，所掠取寶貨甚多，裝了好幾車。”世宗連忙派人去檢查，翻箱倒櫃，搜出了數千卷書籍，此外別無他物。世宗備覺驚訝，疑惑不解地問道：“卿正為朕任職將帥，擴張疆土，理當以治戎裝磨刀劍為急務，用這些書做什麽用？”匡胤叩頭回答道：“我沒有奇謀可以讚助皇上，既受重任，常感到力不能勝。因此，我廣購書籍，以廣博見識，增加智慧。”宋太祖在那重武輕文的時代，尚能獨立其中，重武不輕文，並著意於學文讀史，重視接受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他的胸懷與抱負已不可等閑視之。事實表明，讀書不但有助於他建功立業，也奠定了他稱帝後致力於打破重武輕文積習的思想基礎。

宋太祖在趙普等大臣的輔助下，製定了一係列重文輕武的政策方針。太祖采取的首要措施是：開避儒館，延用聶崇義、崔頌、尹拙等儒士，使他們位居清要、學府，以培育人才，勸勵教化。他懂得讀書人的重要，尊重讀書人的人格，連兒時啟蒙老師辛文悅也被他請到朝中做官。為了發達文教，針對五代學校大多廢止的狀況，宋太祖下詔撥款增修國子監（國家最高學府——太學所在地）學舍，派官員管理國子監，招選生徒講學。太祖還派內侍代表他給太學生賜酒菜，以示勸學崇儒。這一切給人以宋代天子崇尚文治、獎盛儒學的強烈印象。曆史記載說：太祖皇帝定天下，儒士學者，漸漸開始自奮，穿白袍的舉子（被舉薦當在京師應科舉考試之人），大襟束帶的士大夫，進出於騎馬披甲的武人之中。老百姓見後紛紛議論說：這真是一副太平景象呀！

選拔大批文臣擔任中央和地方官吏，打破武人擅權的局麵，這是扭轉重武輕文風氣的根本。禁軍統帥權力被分散以後，中央政府裏，宰相的權力最重，宋太祖統統以文臣任宰相。他不止一次地對臣下講：“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趙普、盧多遜等，都是以儒學得太祖賞識而獲致相位。就連樞密使、三司使，也一律起用文臣擔任。

五代以來，地方州縣政權，多數為武人所把持。對此宋太祖一概任用文臣擔任州、縣長官，不許武人掌握地方政治。他說：“五代藩鎮肆虐，老百姓深受其禍害。朕今用儒臣辦事者百餘人，分治大州、大縣，縱然這些人都貪汙昏濁，亦不及武臣十分之一那般成害。”宋太祖重文輕武的舉措，被後世帝王奉為祖宗家法，代代相傳。

重用文臣，官府機構就需要不斷補充大批的儒臣。那麽大批儒臣從哪兒來呢？其主要途徑是科舉取人。為此，宋太祖對科舉製度也相應地加以改革。宋太祖規定不論家庭貧富、世族高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應舉。科舉考試範圍的擴大，使有才學的人不至埋沒沉淪；其次，確立殿試製度，以杜絕勢家權貴私人請托的僥幸之門。

開寶八年（公元975年）起，宋太祖親自主持殿試。他說：“以前登科及第的人，多為官僚勢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讀書人不容易獲得做官的機會。如今朕親自臨試，以是否符合標準定進、退。”宋太祖以後，殿試即成為定製。經過這番改革，宋代科舉，從此不重出身門第，因而得人，使大批有才能的讀書人，進入政府機構。科舉場，代替了戰場，成為主要的名利角逐場所。孤寒之士，一旦進士及第，如登龍門，光宗耀祖，衣錦還鄉，人人稱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宋朝兒童奉為金科玉律誦讀的《神童詩》，正是對宋太祖這一曆史活動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