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量帶來大造化
“大肚能忍,忍盡天下難忍之事”,這是彌勒佛才有的功夫,而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居然也有這樣的功夫,自然,他也就擁有非同尋常的造化。
昆陽一戰,令劉秀威名大震,王莽主力被徹底打垮,海內豪傑趁機蜂湧而起,殺掉州郡官吏自稱將軍。然而這時在更始政權內部,奪權之爭尖銳起來。由於劉兄弟威名日盛,遭到新市、平材兵諸將領及部分南陽豪強嫉妒,他們勸劉玄早日除去劉兄弟,以防後患。時值劉部將劉稷聞劉玄立,怒說:“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劉玄聽後抓劉稷欲殺害。劉為劉稷力爭,又被李軼、朱鮪等進讒言,劉玄遂把劉、劉稷兩人一並殺掉。
劉秀聽說之後,痛哭一場,但為了避免自己遭到不測,他當即動身到宛城向劉玄假意請罪。劉部下的官吏去迎接他,慰問他。劉秀隻是在公開場合下寒暄幾句,表示過錯在自己,不與來人私下交談,不講昆陽的戰功,也不為哥哥服喪,飲食起居與平常一樣,若無其事。劉玄見劉秀不動聲色,似乎並沒有反對他的意思,自己反倒有些慚愧,於是拜他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然而劉秀每當獨居,卻總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對亡兄的哀思。
更始元年(23年)九月,劉玄的軍隊相繼攻下了長安和洛陽,王莽政權宣告覆滅。劉玄打算以洛陽為皇都,於是命劉秀前往修整宮府,以便定都。這給劉秀造成了一個絕好的表現機會。他聽從父城留守馮異的計議,決定隱忍以行,借此行之機整理官治,收服人心,以圖大業。
劉秀到任後,安排僚屬,下達文書,從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裝束服飾,全都恢複漢朝舊製,一概嚴肅整齊。當時關中一帶的官員趕來東方迎接皇帝劉玄去長安,見到劉玄的將領們頭上隨便包一塊布,沒有武冠,有的甚至穿著女人衣裳,十分滑稽可笑,絲毫沒有莊重威嚴的樣子;獨有劉秀的僚屬法度嚴謹,因而肅然起敬。一些老官員流著淚說:“沒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漢朝官員的威儀!”眾人都對劉秀產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
劉玄定都洛陽後不久,河北地區又有起兵作亂之事,需要派一員親近大將代表朝廷前往,宣示朝廷旨意,要那裏的郡國遵守朝廷的詔命。經過一番爭議,最終派劉秀前往鎮撫。這給劉秀一個避開矛盾漩渦、自由施展的機會。
劉秀一到河北,就利用綠林軍的聲威,打著漢宗室旗號,巡行各郡縣,釋放囚徒,廢除王莽苛政,恢複西漢官名,百姓高興不已。劉秀軍紀嚴明,民政寬仁,他智勇有大略,使天下不少謀士、良將紛紛歸附,為之出謀劃策。結果,劉秀得到了鄧禹、寇恂、馮異、耿純等文武兼備、精通兵法、善馭吏士、恪守信義的人物,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領導集團。劉秀視其才幹,分別予以重用。南陽才子鄧禹早在劉秀求學長安時,就為劉秀所敬重,這時追隨劉秀,並在劉秀到達河北後向劉秀分析當時形勢,建議他“當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大業,救萬民生命”。劉秀遂與鄧議定取天下的方針,軍事上嚴明紀律,賞罰分明;政治上招攬人才,爭取民心。最後目的是得天下。
劉秀深知,要得天下,首要的是爭取民心,因此,他在河北,每到一處,“輒見二千石(郡守)、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徙,如州牧行部事”。河北不少豪強地主聽說他是漢室後裔,也主動投靠他。劉秀逐步占據了一些地盤,擴大了隊伍。劉玄深恐劉秀勢大難製,遣侍禦史持節封他為蕭王,要他罷兵回長安。劉秀受爵後,借口“河北未平”,拒不回長安,決定獨樹一幟,公開與更始政權相對立。
劉秀與綠林軍決裂,即在蒲陽山等地,以誘降、鎮壓等手段先後擊破銅馬、青犢等農民武裝,得農民軍幾十萬人,準備向黃河以南發展。與此同時,赤眉軍也在發展自己的勢力。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軍西攻長安劉玄。途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立11歲的漢宗室劉盆子為帝,年號建業。公元25年,由於劉玄大肆屠殺起義軍農民將領,陳牧、成丹等遭毒手,張印、王匡僥幸逃脫。王匡於八月率部分起義軍投奔赤眉軍。九月,赤眉軍與王匡軍合攻長安,劉玄被殺,更始政權覆滅。
劉秀見奪取關中的時機降臨,便派鄧禹為前將軍引兵西進,派寇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派馮異為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北)將軍,統領魏郡、河內郡兵馬扼守孟津,以拒洛陽的朱鮪。他自己則親率主力北上,鎮壓元氏等地的農民起義軍。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經過數月戰鬥,整個河東被鄧禹軍占據。七月,劉秀趁赤眉軍逼近長安同綠林軍激戰於新事(今陝西新豐鎮)、綠林軍無暇東顧之機,派吳漢為大司馬,統率十一個將軍圍攻洛陽朱鮪守軍,九月,朱鮪獻城出降,至此,綠林軍在關東的主力已全部被鎮壓。到公元27年二月,馮異抓住赤眉軍乏食急於東歸的致命弱點,先故意示弱誘其就範,後出伏兵突襲,終於擊潰赤眉軍。這年夏天,原赤眉軍首領樊崇、逄安等雖然舉兵又起,但終因勢單力薄,為劉秀所殺。赤眉軍兵敗,西漢末年的農民大起義結束。
早在公元25年初,隨著劉秀勢力的擴大,聲望的提高,劉秀部將開始議請劉秀尊號為帝,劉秀以為時機未成熟,不應過早稱帝,拒絕了。其後諸將士幾次三番地上言勸劉秀稱帝。公元25年六月,劉秀在(今河北柏鄉)稱皇帝,祭天告祖,建元建武,大赦天下,改為高邑。十月,定都洛陽,建立東漢政權。是年,劉秀年僅31歲。
劉秀自小便受到大哥劉的多方照顧,一直把大哥當作自己最親的人。雖然兩人性格不同,但兄弟情深。
麵對劉無故被殺,劉秀有兩種選擇:一是聯合劉舊部起兵報仇,但在當時的綠林軍中,新市、平林等其他派係力量遠比劉氏族人強大的多,起兵隻能給對方消滅自己的借口。於是,劉秀隻剩下忍辱負重,徐圖再起這一條路可走,而且還要在自己的仇人麵前不動聲色。
韜光養晦,以身事仇需要極強的忍耐力和堅毅的信心。缺乏忍耐就會給對方消滅自己的口實;喪失信心,則會使人因失望而墮落。可事實證明:劉秀不僅在戰場上是一名智勇兼備的將領,麵對變故也能夠忍辱負重,保全自己。
當劉秀奉命經略河北後,便有一個發展屬於自己勢力的機會。首先,他在政治上招攬人才,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人才班底,並嚴明軍紀,爭取民心。其次,他以漢室後裔的身份,通過聯姻取得河北部分豪強地主的支持,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盤和軍隊。這時的劉秀名譽上是更始政權的將領,實質已是獨立一方的割據勢力。
但這時,劉秀若冒然稱帝會成為眾矢之的。將遭到綠林、赤眉等勢力的聯合打擊。所以,劉秀靜觀時局變化。一直等到赤眉軍攻占長安,推翻更始政權,又打敗赤眉軍主力後才接受部將的建議即帝位。
以柔治天下創造“光武中興”的局麵
我們說劉秀是個好皇帝,一方麵因為立國之初即以“柔造”治天下,另一方麵還因他當了皇帝之後仍像以前一樣重用人才,“尊賢下士”,並且對曾經隨他打天下的功臣予以厚待。
公元41年,劉秀做皇帝的第17年,他衣錦還鄉,大擺酒宴,款待父老。酒酣之際,劉秀的嬸娘乘興而起,說:“文叔小時候老實得很,柔弱溫順,連交際都不會,沒想到今天做了皇帝。”劉秀聽了,鼓掌放聲大笑:“我治理天下,還是用柔道呢!”引得大家歡騰起來,齊聲高呼“萬歲”!所謂“柔道”,即懷柔施德之政。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興漢室的大政。
早在稱帝前,劉秀聽從了主簿馮異的意見,察問民情,平反冤獄,釋放囚犯,廢除王莽時代苛刻的法令,恢複了西漢的官名、製度,深受河北一帶人民的歡迎。接著,劉秀少年時代的朋友鄧禹從洛陽徒步趕到鄴城(今河南安陽北)來投奔他。當日劉秀同鄧禹談論到深夜。最後,鄧禹建言:“依禹之見,明公一向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歎服。當今之計,不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大業,救萬民生命。以明公的才德,反掌之間,天下可定。”劉秀把鄧禹的意見定為中興大計,堅定不移,予以實現。在削平群雄,統一天下的過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馮異率兵去攻占長安,劉秀親自送到黃河邊,賜他一輛車馬,一把寶劍,囑咐他:“長安一帶老百姓受王莽、更始、赤眉的兵災,窮困到了極點。將軍此去,不一定要略地奪城,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你要記住:爭取民心最重要。”
在進行征伐、削平割據勢力戰爭的同時,他采取了一係列緩和階級矛盾、鞏固統治的政治經濟措施。
首先,劉秀注意加強皇權,削弱相權,使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完備起來。劉秀加強皇權的方法是,仍設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任宰相,但加重尚書職權,擴大尚書機構。在朝宮中設尚書六人,分掌全國政事。尚書盡管官位低微,但“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職權極為重大。實際上逐步變成了皇帝發號施令的執行機構。然後他把西漢時職權極大的三公,改為隻是給那些有資望的功臣享受的名義上的尊榮,造成東漢政府,“雖置三公,事歸台閣”的局麵。這種尚書台製在東漢前期起到了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作用。
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還必須集中軍權、把地方權力集中在皇帝身上,這樣才能把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完備起來。罷除郡國都尉,是劉秀集中軍權的一個措施。西漢初設南北二軍,郡太守和郡都尉每年秋季檢閱一次。劉秀建立政權後,下令罷除內地的郡都尉,其職務由郡太守兼任。其後,又下令地方軍隊解甲歸田,需要時再行招募,並由中央統一指揮。這樣,就減少了地方官吏控製軍隊的機會,突出了中央軍隊的地位,皇帝可一手操縱全國軍事力量的調撥、調配。
對地方政權,劉秀采取將地方政權機構改為三級製的措施。秦和西漢時的政權機構是郡、縣二級,西漢武帝時的十三州刺史屬臨時派遣,由丞相掌握,皇帝總攬。劉秀立國後,把刺史固定為州的一級長官,使地方政權形成州、郡、縣三級製。刺史直接奏事皇帝,不再通過宰相。這樣地方權力可集於皇帝一身。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劉秀下了一道命令:“朝廷設立官吏原是為了人民。可如今縣官和屬吏多得無事可做。”一下子並掉了十個郡、四百多個縣,削減了許多的官吏。這不僅節省了政府開支,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劉秀在確定政權製度的同時,努力擴大統治基礎,實行封功臣、廣泛吸收豪強地主參加政權的政策。劉秀在建立政權的第二年,封功臣為列侯,賜給食邑,最多的達四個縣。對此,大博士丁恭曾勸阻劉秀,恐分封過大會影響“強幹弱枝”的古製。劉秀卻不以為然,認為“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嚐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當公元37年全國平定後,劉秀大肆封功臣授爵位,共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這些原本是豪強地主的功臣們,經過分封,發展了政治經濟勢力,成為劉秀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
公元35年,劉秀采納他人建議,采取兩種辦法選用官吏:察舉製或任子製以及征辟製。“征”是皇帝下詔書特別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啟用有才德之人做屬員。實行這種製度,使東漢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擴大了東漢政權的統治基礎。
奴婢問題,是西漢末年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豪強占有奴婢製,使許多奴婢得到解放。劉秀順應農民起義中許多奴婢已獲解放的形勢,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先後六次下令釋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劉秀釋放和禁止虐待奴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勞動生產力,對封建統治的賦稅收入有一定好處。
國家的穩定、富強,還有賴於發展生產、減輕賦稅、興修水利、與民休息。劉秀曾說過:“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劉秀自天下平定後,偃武修文,不輕易興兵,而是給百姓創造安定的環境,發展生產,休養生息。公元30年,劉秀宣布廢除“什一稅”製,恢複“三十稅一”製。減輕賦稅,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劉秀還大力提倡興修水利,減輕和恢複戰爭對農業生產造成的破壞。為了解決土地兼並問題,劉秀默許農民在起義中獲得的部分土地。同時,為了解決國家與豪族之間地租分配及限製兼並土地,劉秀於公元39年頒布“度田令”,命令各州郡檢查墾田畝數與戶口、年齡實數。失敗後,劉秀便改用移民屯墾的辦法來緩和土地問題上的矛盾。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他在邊郡“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
劉秀重視節儉,他特別反對厚葬的陳規陋習。他為這件事專門發布詔書說:“人們都把厚葬當作美德,薄葬視為窮酸。富人的隨葬品過於奢侈,窮人為了厚葬用盡了錢財,但是在喪亂之世,厚葬者往往被人挖掘,人們這才明白它的壞處。現在布告天下,使所有的忠臣、孝子、慈兄、悌弟都懂得薄葬送終的道理,不要再做那樣的蠢事。”更難能可貴的是,劉秀還反對吹捧,不準史官把所謂祥瑞和自己的功德寫進史書。
劉秀本人不僅好學,而且“尊賢下士”。他把尊賢看作國家治亂盛衰的大事。他對不仕王莽朝的學士名人,更是悉數召見。凡應征召見的,劉秀均親躬下問,量才授職。凡不願為官的,劉秀也不強求,以禮相待,虛心谘詢。劉秀視建太學重於修飾宮室,又大力提倡經學。史稱他“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正是由於劉秀尊賢重學,因而儒生學士包括不仕王莽新朝的獨行逸士也都願為東漢服務了。劉秀還崇尚名節,允許知識分子結思義、講氣節、交相引、興清議。如此提倡的結果,使東漢一代忠貞之氣蔚然成風。
凡此種種,使劉秀統治時期國家政治清明,任賢使能,外戚、功臣自覺回避政治。如把365個功臣封列侯的方法,讓功臣們既不幹預朝政,保持榮耀,又防止功高擅權。大功臣鄧禹,雖為雲台二十八將之首,亦急流勇退。他在戰爭平息後,就食邑不問政事,潛讀佛書。外戚陰興堅決辭去被封列侯,認為“外戚家若不識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政治穩定,使社會秩序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生產,東漢初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人口及墾田數逐年增加,稅收也隨著增加。國家從戰亂蕭條中逐漸恢複元氣,進而繁榮興盛。由於有劉秀的10多年和平治國的基礎,東漢前期的七八十年中,生產發展了,人口增加了,墾田數和高稅者也隨著增加。公元57年,全國人口僅2100萬,到公元105年,全國已達到5300萬餘人。墾田數到東漢和帝時,達到七億三千多萬畝。手工業和商業也得到很大的發展。劉秀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據的國家恢複了統一,並使國家從戰亂蕭條中逐漸走向繁榮興盛。史學家把劉秀統治的這段時期稱為“光武中興”。
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劉秀手下的“雲台二十八將”絕大部分是豪強地主出身。劉秀對豪強地主的勢力采取妥協和保護的方針,使豪強地主得以兼並大量土地財產,控製農民。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但劉秀奉行柔道治國,采取一些積極的統治政策,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換來東漢的中興局麵。以德政來協調統治是他政治上維護豪強地主利益的一個補救,也是迫不得以而為之。度田令的失敗是他政治上最大的遺憾,更是大封功臣消極作用的集中表現。作為太學生的劉秀偃武修文、禮賢重學、廣攬人才,最終實現了中興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