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八節 張居正強權下推行改革

　　創行考成，核吏安民

張居正是明王朝一個悲劇性的改革人物。

張居正的改革是從上層發動的改良運動，這首先要求集權上層，做到事權統一，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集權措施，加強朝廷對各級機構的控製，改革就是一紙空文。張居正為提高朝廷和詔令的權威，用考成法集權於內閣，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使改革得到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明朝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至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任內閣首輔，神宗年幼，國事由他主持，前後當國10年。當時，軍政敗壞，財政破產，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危機嚴重，張居正則“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堅毅地進行社會改革。為了確保自己的一係列變法改革措施得以實施，張居正首先從吏治改革入手。

至明代中葉，吏治腐敗達到極點，特別是嚴嵩當政的嘉靖期間，賄賂公行，朋黨成群，事無統紀，上下務為姑息。官僚機構也十分龐雜，嘉靖時給事中劉體乾曾指出：“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官冗費是也。曆代官製，漢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愈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張居正對這種腐敗混亂的狀況也有過激烈的抨擊，他指出：在朝廷命官中，“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致使官員良莠不分，“牛驥以並駕而俱廢，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而且，他認為各政府部門和官吏的辦事效能也十分低下，對“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從停擱。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拔，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因此，他認為嘉、隆年間政局混亂，其症結在於吏治腐敗，官僚們或“虛聲竊譽”，或“巧宦取容”，或“愛惡交攻”，甚至明中葉以後的農民起義也是由於“吏不恤民，驅民為盜所致”。

針對這種腐敗混亂的局麵，張居正以驚人的膽識進行了一場整頓吏治，嚴肅法紀的改革。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後，針對空議盛行、不務實事的風氣，製定並頒布了對各級官吏的《考成法》。這是擊中時弊的一大改革。這一改革雖說是在遵循“祖宗成憲”的旗幟下進行的，但它卻完全衝破“祖宗成憲”的羅網，創立了一整套由內閹掌握實權的統治體係，為推行各項改革鋪平了道路。《考成法》的內容，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條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酌量道裏遠近、事情緩急，規定完成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個賬簿上，一本由部、院留做底冊，一本送六科，一奉呈內閣，另一條是六部和都察院按照賬簿登記，對所屬官員承辦的每件事情，逐月進行檢查，完成一件，注銷一件，如若沒有按期完成，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製罪論處。六科亦根據賬簿登記，稽查六部的執行情況，每半年上報一次，並對違限事例進行議處；內閣同樣亦根據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檢查，並對欺隱事例進行懲處。這樣，月有考，歲有稽，內閣總其成。內閣遂成為政治中樞。張居正通過推行《考成法》，以內閣來控製六科，又以六科來控製部、院，再以部、院來控製撫、按等地方長官，借以指揮整個官僚機構的運轉。這就是張居正之所以能使朝廷詔令朝下而夕奉行的組織保證。張居正當權期間所推行的各項改革，都是通過這個組織係統稽查和貫徹的。張居正創行的考成法是對明代吏製的重大改革。因為，《考成法》關於由內閣稽查六科的規定，極大地改變了明代的吏製。按明製，內閣與六科並無隸屬關係，是無權稽查六科的。六科是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就是都察院亦不得幹預六科的活動。然而《考成法》卻規定，由內閣來稽查六科，顯然是對明代吏製的重大變革。不僅如此，張居正創行《考成法》的根本目的是要實行內閣集權。這更是對明代“祖宗舊製”的根本變革。明太祖朱元璋廢中書省和丞相製後，使皇權與相權合而為一，形成了皇帝獨斷專製的格局，而張居正創行的《考成法》，使內閣首輔儼然成了事實上的當朝宰相。實際上，從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間張居正當權的曆史，正是一部“內閣集權，首輔執政”的曆史。

張居正以推行《考成法》為中心，信賞必罰，刷新吏治，給腐朽的官場吹進了一股改革的清風。依據立限考成的三本賬，張居正嚴格地控製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果斷地把那些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把那些靠花言巧語騙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這樣便把整頓吏治和惠及生民有機地聯係了起來，既穩定了社會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通過立限考成，每個官員都有明確的職守，對那些冗官，盡行裁革。他當政期間裁革的冗官約占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二三，其中南京官員裁革尤多，與此同時，又廣泛搜羅人才。對那些擁護改革、政績突出的官員，不拘出身和資曆，大膽起用，委以重任，在整頓吏治過程中，張居正針對法紀廢弛、君令無威的狀況，又以伸張法紀為中心進行整頓。他把不法權貴看成破壞法紀、禍國殃民的大患，堅決予以打擊。黔國公沐朝弼，為非作歹，多次犯法，本應依法製裁，但朝中無人敢問。張居正不畏權勢，挺身而出，伸張法紀，改立朝弼的兒子襲爵，把朝弼本人捆縛到南京，幽禁至死，一時“人以為快”。最有權勢的太監馮保的侄子馮邦寧，憑借其叔父的權勢，橫行不法，醉打衙卒，觸犯刑律。張居正一麵派人向馮保說明情況，一麵將馮邦寧杖打四十，革職待罪。由於他雷厲風行地伸張法紀，有力地抑製了強宗豪民的違法活動。

與此同時，張居正又根據《考成法》，將一些政績卓著的官員委以要職，並且打破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曆，大膽起用人才。張居正在位期間，先後任用了一大批卓有政績的官員，如他起用當時有名的水利專家潘季馴督修黃河，使黃河水患變水利，“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漕河可直抵京師；用戶部尚書張學顏整頓財政，政績卓然；用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門、驍將李成梁據守遼東，從而邊境安定等等。此外，對於實行考成法後確認的廉能官員，張居正還上疏請求明神宗召見，萬曆二年（1574年）正月，明神宗就在會極門，召見了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25人，對他們的作為大加褒讚，並賜予金幣。

經過張居正的整頓，萬曆政體大為改觀。史載：“自考成法一立，數十年廢弛叢積之政，漸次修舉。”原來那種朝令夕改、辦事拖遝、權責混亂等官場流弊得到很大程度的控製和克服，使中央政令雖“萬裏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同時，各級官吏的辦事效率也大為提高。萬曆初年詔令，凡隆慶元年（1567年）前的積欠一概予以蠲免；隆慶四年（1570年）前的積欠免三征七。實施考成法後，規定：催征不力；征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按禦史聽糾，官州到官聽調。這就使各級官員努力設法，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田賦及時完納，不再拖欠。由於事涉各級官員之官職去留問題，官員們也多不敢再像從前那樣擅自截流和中飽私囊。國家財政因此也大大增加，“賦以時輸”，“不煩加賦”，而“國藏日充裕”。至萬曆四年（1576年），國庫存糧已“足支八年”之用。張居正對吏治的改革和整肅是卓有成效的。

改革賦役，一條鞭法

張居正所推行的《一條鞭法》，上承唐代《兩稅法》，下啟清朝的“攤丁入畝”製，是中國賦役法上的一個偉大變革。

張居正的經濟改革措施，一舉扭轉了財政多年積困窘迫的狀況，挽救了明王朝的經濟危機，達到了他改革的目的。同時，他的經濟改革《一條鞭法》也是合乎曆史發展趨勢，具有深遠而積極影響的偉大變革。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清丈全國各種類型的土地，對勳戚莊田、民田、職田、屯田、蕩地、牧地等，悉數丈度。張居正責成戶部尚書張學顏親自主持清丈。此項工作曆時三年，至萬曆九年（1581年）結束。清丈結果，墾田畝數達7億多萬畝，較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加了2.8億畝。盡管田畝數中非法隱漏逃稅之數還未全部查出，但這畢竟清查出了大批的隱田，在一定程度上使豪強勳戚等大地主的勢力受到了抑製。在查出的隱田中，以直隸、河南和山東三處最多，直隸增23萬頃，河南增33萬頃，山東增7萬頃，共63萬頃。經過這次土地的大清丈後，田賦得到進一步整頓，史稱：“於是豪滑不得欺隱，裏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

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又進一步實行賦役製度的改革。於萬曆九年（1581年），在全國推廣《一條鞭法》。《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類編法》、《明編法》、《總賦法》等。

它是把田賦、徭役以及各種雜差、貢納，並為一條，折成銀兩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其具體內容又各不相同。大而言之，它的共同要點包括以下四條：

第一、合並賦役，將一部分徭役攤入田地，按畝征收。秦漢以來，賦與役是分別征派的。其時，賦役征派的對象由戶、丁、田三部分構成。漢代的賦役，以丁身為本，即以戶、丁為主。南北朝時期的田租、戶調以及隋唐時期的租庸調，是對人（戶、丁）之稅與對物（田畝）之稅並行的賦役製度。唐中葉以後的《兩稅法》，雖說“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但徭役的征派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相當繁重。宋代在推行《兩稅法》的過程中，同時還征收丁身米錢和役錢等項。到了元代，仍有科差、雜泛等征派。明初的賦役製度，依然有裏甲、均徭、雜泛等對丁身之征派。從兩漢到明代的發展曆史表明，賦役征派由以丁身為重點到以地畝為重點，《一條鞭法》將賦與役合並，並將一部分徭役攤入地畝征收，加重地畝之稅，減輕丁身之稅，這是符合發展規律的。

賦投合並，包括三方麵的內容：其一是投內裏甲、均得，雜泛等項的合並，其二是賦內各項諸如官民田土科則的合並以及土貢方物、雜項課稅的合並征收，其三是賦與役的合並，即將一部分徭役攤入地畝征收，前兩者是賦和役內部的合並，第三種是賦與役的合並，即將役的征派以一定比例攤入地畝征收。將役攤入地畝征收，主要有四種形態：第一、以丁為主，以田為輔。例如某縣役銀總額為1萬兩，丁攤6000，田攤4000，即是以丁為主，第二、以田為主，以丁為輔，例如按稅率攤派，每畝出役銀六錢，每丁出四錢，便是以田為主。第三、丁田平均分擔，各占一半。第四、徭役銀全部攤入地畝征收。

此外，有的地方將土貢方物亦編入《一條鞭法》征收。例如，湖廣寶慶府的土貢方物及其解運費用，全部編入《一條鞭法》，隨糧帶征，不另立項目。還有的地方，將與賦役毫無關係的雜稅，亦編入《一條鞭法》內，一並征收。例如，廣東韶州府將雜稅項下的門攤、商稅、酒醋茶引、油榨場、坑窯冶、沒官屋賃、河渡、牛租、牙行、稅契等項額銀，全部編入《一條鞭法》內征收，甚至出現了“銀存而名亡，至有不知其名者”的現象。其他諸如廣州、南雄、惠州、潮州等府，都有類似的情形。

明初，民戶食鹽皆從官領，計口納鈔，至正統年間，始有商販，官府不複頒鹽，但征鈔如故。實行條鞭法後，戶口食鹽鈔的攤派亦編入《一條鞭法》內，統一征收，成為《一條鞭法》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裏甲十年一輪，改為每年僉振一次。明代的裏甲製，原先是十甲輪充，每年隻役一甲。這在“事簡裏均”的明初，尚較適宜。但到後來，“事煩費冗”兼以十年之中人戶丁產消長不一，變化很大，各種不公平現象日益嚴重。就裏甲製本身而論，亦有其內在弱點。諸如，各年的差役繁簡不同，各甲的丁糧多寡不同，要使其適均實屬很難。再加上各甲之內的優免賦役入戶的多少不同，所以，即使每年差役總數相等，而丁糧多、優免戶少之甲，每戶負擔必輕，丁糧少、優免戶多之甲，每戶負擔必重。至於均徭中銀差與力差的分別，原有調劑貧富負擔之意。力差較重，故以糧多者編充，銀差較輕，故以糧少者編充。但由於奸滑豪強勾結吏胥作弊，結果反使糧多者得輕差，糧少者得重差。此外，他們還用“花分”、“詭寄”、挪移出甲等辦法，逃避賦役。例如，某官依例當免田糧千畝，而他卻有田萬畝，於是便將萬畝之田花分於十甲之中，每年各免千畝，十年輪充一遍後，實際上是萬畝之田均不納田糧，此則為花分詭寄。又如，某勢要之家與胥吏勾結，凡遇編審得役之年，先期將田畝轉移於下甲人戶名下，到下甲編僉徭役時，又轉到已役過之甲戶名下。此即為挪移出甲。由此可見，十年一派雖有“一勞九逸”之好處，但卻易為豪滑之民作弊，特別是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賦役之不均更為嚴重。針對這種狀況，有些官員就主張變十年一派為一年一派。例如，蘇州知府乏儀，就主張一年一派。因為一年一派可使徭役征派與人戶丁糧的變動大體相符。江南一些地方在推行十段錦法過程中，就改十年一派為一年一派。《一條鞭法》推行後，全部統一為一年一派。

第三、賦役的征收解運，由民收民解改為官收官解，減少了層次，簡化了手續。自宋元以來，兩稅之征收解運，均由裏正、保甲負責。但因吏胥作弊，敲詐勒索，民不堪命。明初遂改為由糧長負責征收解運。糧長是由民間推選的，故稱為民收民解。明代各地的稅糧都分為兩部分，一日存留，即留供本地開支的部分；一日起運，即解運中央或指定地點的倉庫。距離較遠、運輸困難的倉口，稱曰重倉口，距離較近、運輸方便的倉口，稱曰輕倉口。用途較急的稱急項稅糧，用途緩的稱緩項稅糧。由於吏治腐敗，吏胥作弊，變輕倉口為重倉口，改緩項稅糧為急項稅糧，成倍加重解運負擔，致使解運成為一大災難。一條鞭法推行後，稅糧的征收和解運，均由政府派官擔任。這樣，就把原來的民收民解改變為官收官解。

第四、在征收方麵，由實物改為貨幣，除漕糧外，一律折收銀兩。自兩漢以來，官府征稅一直以征收實物為主。漢代的人丁稅，雖曾以貨幣輸納，但其後又轉化為實物諸如絲麻絹布之類。唐中葉推行兩稅法後，兩稅雖以貨幣計算，但征收時仍然是實物，宋代的兩稅雖有折銀征納的情況，例如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夏稅秋糧均有折銀輸納的現象，但屬例外，並非定製。明初的稅製，亦偏重實物。到了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才將一部分地區的稅糧折為銀兩征收，名曰“金花銀”。這是銀兩成為征納正賦的開始。但“金花銀”僅在局部地區推行。一條鞭法推行後，才在全國範圍內，除漕糧征收實物外，其餘賦役一律折收白銀。這樣，就在全國範圍內正式確立了白銀在賦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重大變化，這個變化正是明中葉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和反映。

《一條鞭法》的推行，經曆了一個曲折的曆史發展過程。

早在明嘉靖十年（1631年）三月，禦史傅漢臣就上疏請行《一條鞭法》，但那時僅為一時一地所采用的稅法，並未成為定製。到了嘉靖十六年，大學士顧鼎臣與巡撫歐陽鐸、蘇州知府王儀共同議定，推行旨在調劑賦役不均的“征一法”，其內容較之《一條鞭法》簡單得多，且亦不完備。直到嘉靖四十年前後，才在南方一些省內逐步推行起來，其中比較早的是江西、浙江和南直隸，其次是兩廣和福建。

嘉靖三十五年，江西巡撫蔡克廉倡行《一條鞭法》，但由於王府、貴族、官紳的反對，遂革不行。嘉靖四十五年，巡撫周如鬥又苦心籌劃，準備推行，但又病逝於官，未能如願。隆慶二年（1568年），巡撫劉光濟再次上疏請行《一條鞭法》，獲得允準，才逐步推行起來。因條例頗為周詳，對後世影響較大。

在浙江推行《一條鞭法》最有成效的是巡按禦史龐尚鵬。從嘉靖四十年到隆慶元年七年間，龐尚鵬多次改革賦役製度，初行裏甲均平法，後行十段錦法，最後歸結為推行一條鞭法。萬曆元年（1573年）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後，龐尚鵬又巡撫福建，萬曆四年至六年間，又在福建大力推行《一條鞭法》。其後又在廣東、廣西推廣開來。

在南直隸推行《一條鞭法》最力的是海瑞。隆慶三至四年間，應天巡撫海瑞，摧豪強、抑兼並、丈田畝、均科則，大力推行一條鞭法，深受小民擁護。但由於侵犯了豪紳地主的利益，受到攻擊，被加上“沽名亂政”的罪名，革職歸田了。

嘉靖至萬曆初推行《一條鞭法》的實踐表明，隻有在打擊不法權貴、抑製兼並、清丈田畝的基礎上，《一條鞭法》才能真正推廣開來。否則，隻能時行時停，中途夭折。萬曆初年，隨著張居正改革的全麵展開，《一條鞭法》才真正推廣開來。張居正當政的10年間，除了江西、浙江、南直隸、福建、兩廣繼續推行《一條鞭法》外，其餘各省諸如河南、山東、湖廣等省，亦都先後推行了《一條鞭法》。在張居正震撼朝野的全麵改革的有力推動下，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天下不得不條鞭之勢”的潮流。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故後，神宗皇帝雖然可以憑借至高無上的皇權，廢止張居正改革，查抄張居正的家產，但卻改變不了“天下不得不條鞭之勢”的曆史潮流。所以，萬曆十年以後，推行《一條鞭法》的地域仍在日益擴大。至萬曆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貴州、雲南、四川、山西、陝西以及甘、肅二州衛，亦都先後推行了《一條鞭法》。至是，全國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都推行了《一條鞭法》。張居正改革賦役製度、推行《一條鞭法》的宿願，得以全麵實現。

張居正是個強權人物，甚至一度讓皇帝驚懼、忌憚，但改革總是廢舊立新，必然觸及一部分人而且常常是有權有勢的人的利益，所以，曆朝曆代改革都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從這一角度說，能夠推行改革的也隻能是張居正這樣的強權人物，同時也注定了張居正的悲劇命運。雖得以善終，但死後不久即遭剖棺戮屍，可謂幸運中的大不幸。

　　§§第四編 考察帝王統馭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