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介書生而威鎮西夏
範仲淹是北宋時期通過科舉考試出仕的文職官員,因宋王朝重文輕武的傳統才得以擔任鎮守西北的軍事職務。但文官的出身並不影響範仲淹的武略,事實證明,範仲淹和宋王朝其他統軍文官並不相同。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建國號大夏,公開撕毀了同宋朝訂立的和約。緊接著,元昊又於次年正月上表宋朝,要求宋朝正式承認大夏,企圖以此刺激宋王朝統治者,逼使宋朝作出反應。宋朝廷忍受不了這一刺激,於寶元二年六月下詔削除元昊的賜姓和官爵,停止同西夏的邊境互市,並在邊境發布文告,宣布誰能捕殺元昊,即接其定難軍節度使。元昊乘機把宋朝授予的旌節和封號敕誥退還宋朝,公開同宋朝決裂。同年十一月,元昊率兵進犯宋朝的保安軍(今陝西誌丹),宋與西夏的戰事正式爆發。
當時,範仲淹在越州知州任上,宋仁宗召其為天章閣待製、知永興軍(陝西西安),不久改任陝西都轉運使。
適值呂夷簡自大名(今河北大名南)複入相。在宋仁宗的宣諭下,呂夷簡與範仲淹重歸於好,共同商議抗擊西夏事宜。在呂夷簡的推薦下,宋仁宗任範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
在宋與西夏交兵之初,由於宋朝長期以來推行“守內虛外”的腐朽政策,武備失修,軍政腐敗,將官怯懦寡謀,不識幹戈,兵驕不知戰陣,兵器也朽腐不堪,致使宋兵一敗塗地,特別是負責指揮對西夏防禦戰事的範雍等文官既不懂軍事又缺乏謀略,加之朝廷派去擔任監軍職事的宦官又對軍事行動橫加幹預,在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的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戰役中,因延州(今陝西延安)主帥範雍指揮失策,宋軍大將劉平、石元孫被俘,萬餘宋軍損失殆盡,延州城幾乎被西夏軍隊攻破。
三川口戰役的慘敗使宋朝大為震恐,急忙征調軍馬糧草入陝增援,並撤換主帥,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範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一同入陝主持軍事。麵對延州屢遭敵犯的情形,範仲淹主動請纓,要求駐守延州,獲得朝廷的恩準。範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身份兼任延州知州。
按照宋朝的規定:守邊之兵由將官分領,總管領兵萬人,鈐轄領兵五千人,都監領兵三千人,作戰之時,則由官位卑微的將官首先出擊。結果,常常被敵人打得大敗。範仲淹說:“將不擇人,以官職大小為先後,此取敗之道也。”他針對軍中論資排輩的弊端,首先進行改革。
範仲淹將延州一萬八千人分為六隊,每隊三千人,由六個將官率領,加強訓練。作戰之時,不按以往的做法出擊,而是根據來敵的數量強弱分布軍事力量,共同禦敵,經過範仲淹的整頓,延州一線戰事開始有了轉機,士氣也逐漸振奮起來。當時,由於西夏的不斷進攻,延州周圍許多用於防禦的堡寨已經廢棄,範仲淹為了防禦能力,根據地形增築了一係列新的堡寨,並對已廢棄的堡寨根據需要進行恢複,使各堡寨之間相互應援,這樣一來,範仲淹主持的延州一線防務日趨穩固。
範仲淹在延州主持軍事時,還非常注意選拔將材。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戰非常勇敢,臨陣之時常常披頭散發,頭戴銅麵具,在敵陣中殺進殺出,所向披靡。範仲淹對狄青非常賞識,不僅給予優厚的待遇,還授予他《左氏春秋》,並對狄青說:“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而已。”狄青在範仲淹的教導之下,努力讀書,精通秦漢以後諸將帥的兵法,成了一名智勇雙全的將領,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戰功,後來官至樞密使。
為了減輕關中老百姓運輸軍糧之苦,範仲淹上奏朝廷,建議關中租稅直接交予軍中,免去長途運輸的環節。宋仁宗接受了範仲淹的建議,並命名挪城縣為康定軍。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範仲淹與韓琦有不同的主張。韓琦主張會兵出擊,以攻為主;範仲淹則主張重防禦,以守為主。但韓琦是當時有名的軍事統帥,名氣遠比範仲淹大,朝廷往往采納韓琦的建議,結果總是招致敗績。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在韓琦的建議下,宋仁宗下詔準備大軍討伐西夏。到了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春天,仁宗下令大軍進發,討伐西夏。範仲淹上奏說:“正月內起兵,軍糧馬匹,動逾萬計,入險阻之地,遇上塞外雨雪大寒,則士卒馬匹必然暴露僵仆,使賊有機可乘,所傷必眾。請等春暖之時出師,那時賊馬瘦人饑,其勢易製,又可擾亂其耕種之事,絕無大獲,亦不至於有他虞哉!”對於範仲淹所言,宋仁宗全部采納,令夏竦、韓琦、範仲淹伺機出兵。範仲淹為了孤立元昊,不斷地招納周圍的少數民族,使其為宋所用,他將自己的想法上奏朝廷說:“前陛下下敕令臣招納蕃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蕃族有通朝廷之意。為了使其不至於僭號而又能修時貢之禮,乘討伐未行之機,容臣示之以恩義,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番、漢人民,懼大宋兵威,可以招降,即使有竄奔者,亦是去西夏一臂,拓疆禦寇,則無輕舉之失也。”仁宗下詔悉聽範仲淹所奏。
範仲淹前後六次上奏,請求朝廷緩兵而行,但求勝心切的宋仁宗終於在慶曆元年二月下令討伐西夏,但範仲淹始終堅持不可輕易出兵。當時,範仲淹的老友尹洙任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他來到範仲淹處,對範仲淹說:“公於戰事不及韓公也,韓公雲:‘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也。’今公區區謹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
範仲淹說:“大軍一動,萬命所懸,置之度外,仲淹未見其可。二人意見不合,尹洙負氣而返。”
韓琦當時已派大將任福率18000人深入西夏境內,企圖截斷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的西夏兵的退路。任福率軍抵達好水川(今寧夏隆德縣東)時,中了元昊的埋伏,大將任福、桑怪等人戰死,宋軍大敗,死亡達一萬餘人,陝西為之震動。
範仲淹聽說之後,歎息道:“當是時豈可置勝負於度外也!”範仲淹任環慶路主帥期間,環慶路諸羌有酋長600餘人,在元昊僭號之初,他們都歸順元昊,成了西夏進攻宋朝的向導。範仲淹為了招納他們,以詔書犒賞諸羌酋長,閱其人馬,與之相約道:“若仇家之已了斷,還要報仇乃至傷人者,罰羊一百隻、馬二匹;因報私仇而殺人者,斬無赦。負債爭訟,應當告官處理,動輒因此而綁縛他人者罰羊五十隻、馬一匹。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者,每戶罰羊二隻,且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給食物;不入寨者,本家罰羊二隻;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從此他們為大宋所用,使元昊失去了入侵時的向導。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元昊大舉進攻涇原路所屬的鎮戍軍(今寧夏固原),王沿派大將葛懷敏率兵禦敵,在定川(今甘肅平涼市北)遭元昊包圍,葛懷敏及將多人戰死,9000多名宋軍及600匹戰馬皆被俘虜。元昊乘勝長驅直入,攻入渭州,大肆搶掠,並且發布文告揚言要親臨渭水,直據長安。關中為之震恐,民多竄入山穀之間。定川戰事初起之時,宋仁宗按地圖對左右大臣說:“若仲淹出援,朕無憂矣。”後來,範仲淹果然率眾六千,自慶州增援定州,元昊才撤退回去。奏至京師,仁宗大喜道:“朕固知仲淹可用也。”下詔進範仲淹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定川戰役之後,涇原遭受重創。仁宗想派範仲淹前去治理。範仲淹上奏說:“涇原地位重要,恐怕我不足以獨自承擔鎮守的責任。希望與韓琦共同經營涇原,一起駐防涇州。韓琦兼領秦鳳,我兼領環慶。如果涇原有警,我與韓琦調集秦鳳、環慶的軍隊成犄角進發;如果秦鳳或環慶有警,我們也可以率領涇原的軍隊增援。希望令龐籍兼領環慶,以形成首尾相接之勢。我當與韓琦練兵選將,逐漸收複橫山以斬斷敵人的臂膀。不用幾年時間,就有希望平定西夏。”
同年十一月,朝廷設置陝西四路安撫使、經略使、招討使,由範仲淹,韓琦、龐籍分別擔任。四路使司統一節製各路將帥,擁有在緊急情況下先行後奏的權力。範仲淹與韓琦並駐涇州,指揮全局。
當時從內地調到陝西前線的禁軍(北宋的正規軍)缺乏戰鬥力,而且帶來軍費不足、補給困難等問題。在經過細心考察和反複權衡後,範仲淹提出大規模征用士兵(陝西當地的鄉兵)代替禁軍戍邊的建議。士兵生長於邊塞,熟悉地形,長於騎射,有為保衛家鄉英勇殺敵的決心和能力。經範仲淹奏請,大批士兵轉為正規軍,在抗擊西夏的戰爭中立下大功。範仲淹還大力整頓軍隊,裁汰老弱病殘和怯懦的官兵,對強壯勇敢的士兵加強訓練。
範仲淹治軍嚴謹,賞罰分明。朝廷賞賜給範仲淹的錢物,他經常轉贈有功的將士。平時,他還能與士兵同甘共苦,“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因此,範仲淹在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將士願意在他的指揮下拚死殺敵。
西夏在屢次興兵後元氣大傷,麵對範仲淹這樣傑出的軍事統帥,元昊一籌莫展。慶曆三年初,西夏請求停戰並與宋朝進行和談。次年,宋、夏達成和議。
中途夭折的“慶曆新政”
範仲淹所處的時期是北宋王朝由盛轉衰的年代,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宋朝的各種弊政暴露無遺,連一向昏庸的宋仁宗也不能不對時局感到憂慮。範仲淹敏銳地洞悉北宋社會內部潛伏的嚴重危機,並力圖革除弊政,為拯救日益貧弱的宋王朝而努力。
宋朝建國之後,改革了五代的武人專權而橫行不法等種種社會弊端,基本統一了全國,以文治國,走上了穩定發展的軌道。然而,一些積弊仍沿續下來,而宋初的一些政策,又矯枉守正,從而使宋朝出現了不少新的弊病。這些弊病,到宋朝立國80年後的慶曆年間,因為對西夏的戰爭連年不息,使階級矛盾激化,發展成嚴懲的社會經濟危機。這些弊病主要表現在冗官成災而因循守舊,冗兵日多而戰鬥力不強,冗費日增而財力空虛。慶曆年間,農民和士兵起義此起彼伏,日甚一日。慶曆三年一年之內,就爆發了王倫、張海以及湖南瑤漢人民起義。黨項族建立的西夏,與宋朝接連四年兵戎相見,以宋朝屢戰屢敗而告終。北方的遼國則乘宋之危,要求宋朝增加對遼輸送澶淵之盟時規定的歲幣。麵對如此嚴峻的時局,內外交困的處境,國家社會“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等嚴重不景氣,範仲淹等憂國憂民有識之士,大聲疾呼革除積弊,振興宋朝。宋仁宗焦頭爛額,走投無路,急於消除內憂外患,以延續趙宋統治,起用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力主革新圖強的士大夫,主持朝政。範仲淹等對朝政的各方麵,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由於改革出現在慶曆三年至五年,曆史上稱之為“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前,範仲淹多次上書,要求改革,提出“固邦本,厚民力,更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等改革設想。慶曆三年八月,範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著手改革。
慶曆三年九月,在宋仁宗急於消除內憂外患的逼促下,範仲淹、富弼向宋仁宗《上十事疏》,“慶曆新政”正式開始。《上十事疏》是範仲淹等的改革綱領和方案。新政的實施,依《上十事疏》為藍圖。《上十事疏》及新政改革的主要內容有:
一、“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這是“慶曆新政”的重點,也是新政推行的政治體製改革。目的在於整頓和精簡官僚機構,精減官吏,革除冗官成災的積弊,改革官吏任免製度,提高官僚素質,改變因循苟且、無所作為的惡劣風氣,使國家機器能夠正常運轉,生氣勃勃。新政前的舊製規定,不管官僚的政績如何,照常是三年一遷,五年一升。這種摧殘人才、鼓勵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規定,造成“人人因循”而死氣沉沉。範仲淹提出改革方案,核心是考核升降官僚,主要應看政績,看其成效。如果官吏無所事事,一事無成,不但不應升官,而且應當罷職。他堅決主張並且在新政中部分地執行了對“年老、病患、贓汙、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即堅決不能讓年老不能辦事者,有病在家休養者,貪官汙吏以及毫無才能者,在官僚隊伍中濫竽充數。在審查任免地方官吏時,範仲淹“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說:“你一筆勾掉了人家的官職,很容易,卻不想一想,這些官僚的一家人都要哭啊!”範仲淹說:“不讓這班人做官,僅僅是一家人哭。如果讓他們去當官,則一路(相當於一省)人都要哭。與其讓一路人哭,不如讓一家人哭!”
恩蔭製度是造成宋代冗官泛濫,官僚素質下降的重要原因。所謂恩蔭,就是貴族官僚的子弟,可以通過其父兄的特殊地位,得以當官。範仲淹主張限製這種賜官製度,以免“權勢於弟,長期占據”京官等官職混日子,範仲淹還提出,在考試取士時,重點應考考生的實際能力,考經世治國的才能,而不應把重點放在詩賦上,隻有這樣,方能考出實際水平,以“求有才有識者”,充實到官僚隊伍中去,宋仁宗很快地批準了上述改革方案,並迅速詔令天下,組織實施。慶曆三年十月頒布了新的考課法,十一月頒布了新的恩蔭製,第二年三月,公布了新科舉製。新製頒布後,收到了一定成效。有作為的官僚得到重用,無所作為的官僚被罷黜,既煞住了無限擴張的“任於之恩”,又選拔了經世之才充實官吏隊伍。
二、“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這實際上是經濟方麵的改革。公田(職田)是貴族官僚的一項特權,其剝削所得,無償地作為俸祿的一部分。公田既強迫農人耕種,控製和分配權又掌握在大官僚手中,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公。範仲淹提出限製公田數額,明確規定各級官吏的公田多少。做到“人有定製,士有定限”,北宋的農民,賦稅負擔越來越重,使農業生產難以為繼。範仲淹提出解決“貧弱之民,困於賦斂”的辦法,以及興修水利,“養民”、“務農”等措施,以振興農業。北宋的徭役(勞役)繁重,使地主和農民深受其害。範仲淹主張減輕地主和農民的勞役負擔,提出合並州縣,撤銷部分縣、鎮級建製,使裁減下來的役人“各放歸農”,回到農業生產上去,做到“但少徭役,人自耕種”。這三方麵的改革措施,被宋仁宗接受,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及明年五月頒布實施。
三、“修武備”。這是加強戰備,主要是加強京師防備的建議。範仲淹提出先在京師招募50000士兵,“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禦外患”,既省養兵之費,又使百姓能成為戰士。範仲淹建議在京師示範後,再推廣到全國。這一主張,顯然帶有寓兵於農、兵農合一的傾向。
四、“賈恩信”、“重命令”。這是為了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壞作風。範仲淹強調,以前國家的政策法令,尤其是“寬賦斂、減徭役”等有利於百姓的法令,各式各級官吏實際上並沒有執行。今後,如果州縣官吏陽奉陰違,不執行國家的政策法令,“盡成空言”,必須追究責任,直到罷官判刑。如果官吏無視法律,執法犯法或“受財枉法”,必須從嚴處分。
歐陽修、蔡襄、餘靖等諫官,極力支持新政。歐陽修甚至向宋仁宗發出警告:革新朝政,不能有任何動搖,必須全力依靠和支持範仲淹、富弼,倘若輕信由於新政而使“小人怨怒”的話,“則事不成矣”。後來的事實證明,歐陽修的警告,成了準確的預言。
由於“慶曆新政”觸動了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因循守舊之輩對新政不遺餘力地加以反對和破壞。章得象、呂夷簡等頑固之士,以莫須有的“朋黨”等種種罪名,強加在範仲淹等身上。宋仁宗本來就不想改革,而是迫於內外交困的時勢。時勢有所鬆動和好轉,便放棄原來急切地“必以太平責之”的主張,對範仲淹等“任之而不能終”。慶曆四年六月,範仲淹被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離京赴陝西。八月,富弼被任命為河北宣撫使,也離開朝廷。之後,歐陽修、韓琦相繼離京。慶曆五年正月,範仲淹被罷參知政事,富弼被罷樞密副使。範仲淹等力主革新者被“一網打盡”。二月,新法多被廢止,“慶曆新政”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