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五節 漢武大帝的文治武功

　　一次文化思想上的大創舉

當漢朝經過60餘年的休養生息之後，出於集權中央的需要，漢武帝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選擇比較進取的儒學來代替黃老思想。為此，他在中央辦太學，在地方郡國建學校，把儒學變為士人進入仕途的進身階梯，把人才統一到儒家思想中來，達到以思想上統一鞏固政治上統一的目的。

漢武帝這種以官位引導的做法，使儒家思想成為日後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知識分子均把儒學作為學問主流，其他學派因冷漠而衰微。思想統一的必然結果是思想的僵化，桎梏新生事物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使得中國在數千年在思想領域上缺乏朝氣和創新，造成中國封建社會持續了苦難艱辛的兩千多年。

漢武帝登上曆史舞台後做的第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是尊崇儒學。這是武帝為實現政治抱負所奠定的思想基礎，其實質是對政治指導思想作出新的選擇和確定。從漢武帝以後，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一直經曆近兩千年而不衰。

秦朝滅亡之後，諸子百家學派非常活躍。漢初六七十年間，以“清靜無為”為特點的黃老之說盛行全國，漢初統治者“反秦之弊”，希望以黃老的“無為”、“好靜”作為手段，收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樸”的效果。

漢初統治者為了尋求一條可靠的治國之道，實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在當時國力比較虛弱，亟待恢複和發展生產的情況下是極為適宜的。國家經過60餘年的休養生息，經濟逐步繁榮昌盛，國力也已相當強大。到漢武帝繼位，劉姓皇朝的統治已經鞏固，社會經濟有了新發展，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不僅給諸侯王和富賈豪強以擴張勢力、為非作惡的機會，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激化了階級矛盾，而且不能適應統治階級的要求，因而需要有一種新的思想學術出現，作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實現大一統的儒家思想便應運而出。

儒家思想和儒家學派曾被重創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初又逐漸抬頭，到了景帝在位時期，已成為社會上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和政治力量。漢武帝繼位後，為了強化皇權，需要有一種進取精神較強的統治思想，來代替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而博大精深的儒學理論恰恰迎合了這種需求。儒學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觀和道德觀，以及具有包含政治、哲學、教育、文學、倫理各方麵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的特點，使得這一學說便於被統治階級全麵利用，尤其在升平時代控製人民，更具適應性。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140年），漢武帝招賢良對策，儒家學說代表人物董仲舒被召見，接受武帝策問。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闡述了自己的理論，主要為：第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思想。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係統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認為如果“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就不利於統一。為鞏固漢王朝的統一，應當尊崇儒家學術為惟一的指導理論，隻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統一在儒家思想範疇之內，才能使法紀統一，人心統一，行動統一。

第二，強調大統一，加強中央集權。他認為，統一是國家的首要大事，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議。並說“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為加強中央集權，“強幹弱枝”，天子至尊，一統天下找到了理論根據。

第三，提倡“君權神授”。董仲舒在解釋儒家學說時認為，皇權出於天命，神聖不可侵犯，因而皇帝的一切行動都體現了天的意誌，各諸侯國不能各自為政，應該一切服從朝廷。這樣，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權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來，把道家的道統變成封建的法統。

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時強調法製，反對用嚴刑對待人民。主張“以教化為大務”的同時，又主張“正法度之宜”，強調利用法律維護專製統治。

董仲舒的這些主張，是從維護專製統治的長遠利益而謀略的，這不僅有利於專製統治的長治久安，而且為漢武帝統一思想，集權中央，一統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因而被漢武帝采納。從漢武帝以後，儒學居於獨尊地位，成為此後整個漢代以至兩千年封建社會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漢武帝為獨尊儒術，使這種思想推而廣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興辦太學。可能在建元對策的當年就建立了太學，到了建元五年（前136年）春，又置《五經》博士，將博士製度與太學製度結合起來，進而確立以經術造士的教育製度。太學完全采用儒家五經為課程，教師聘請儒學博士擔任。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勸學詔》，命禮官勸學，把舉遺風、興禮學視為天下的首要任務。武帝還號召在郡國興辦地方學校，推廣蜀守文翁在郡興立地方學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這樣，儒學成為士人進身階梯，天下士人為進入仕途，紛紛統一到儒家思想中來，用儒學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才成為封建專製中央集權最得力的擁護者。

漢武帝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並未完全實施。尊儒興學，他做了，而禁滅百家的極端主張，他沒有采納。在保證儒學的官方學術、政治主導思想的前提下，武帝在學術、思想領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學”的路子。除了學官獨用儒家外，武帝沒有排斥百家，禁止學術活動。前朝好其他學說的許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還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術見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學說。對郡國及民間的其他學說活動，武帝並未明令取締、禁止，任由其存在。

“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是武帝繼位後實行的學術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武帝並不動用皇權強行推行和追求學術思想的大一統，而是在確定了儒家為主流、主導思想之後，不斷按實際需要吸取諸子百家學為輔導，作為對自己政治主導思想的必要補充。

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政治舉措

人們對曆史上的帝王常以“明君”、“昏君”名之，漢武帝應該算一個明君，因為他能選拔、重用能人，能解決父祖輩長期難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漢武帝即位後，年齡雖小，但頗有膽識，卓有才幹。他為實現安邦定國的偉大抱負，一開始就十分注意發現人才，選拔人才，重用具有真才實學之士。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懷著“任大而守重”的使命，下詔全國薦舉“賢良方正”之士到朝廷接受策問，一次就由各地推薦上來100多位人才。據《漢書》記載，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前140年～前106年），朝廷大規模征召人才就有六次之多。這些人才，經過漢武帝麵試或筆試，對那些確具真才實學的“賢良”、“文學”之士，不論出身貴賤，資曆深淺，破格任命為將、相和其他重要職務。

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從容以對，提出了頗有見解的治國安邦之策，轟動了朝野，深得武帝之心，使得儒家思想被確立為西漢中央集權王朝的正統思想。董仲舒亦被重用，先後任江都王和膠西王的國相，一直備受武帝的尊重。

主父偃出身貧寒，長期懷才不遇，到長安後直接向漢武帝上書九條，大顯才能，使武帝頗有相見恨晚之感，遂任其為中大夫，一年連升四級。主父偃是後來“推恩令”政策的主要籌劃者，為加強中央集權做出了貢獻。西漢大臣公孫弘，少時家境貧寒，以牧為生。武帝召試賢良文學之士，他被選拔為博士，時年已60歲。後又升為禦史大夫，封平津侯。當時的吳人朱買臣，家貧好學，妻子嫌他窮而改嫁了。後來他主動上書武帝言政，受到賞識，被破格錄用，任中大夫，升主爵都尉，列為九卿之一。西漢將領韓安國，在平定吳楚之亂中表現出極大的才幹，被武帝召為當地都尉兼大司農，後升為禦史大夫，在抗擊匈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出使西南邊陲安撫少數民族的大文學家司馬相如、主爵都尉汲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在開拓東南、西北立下戰功的唐蒙、莊助，從牧羊人中提拔的卜式，從商賈中提拔的桑弘羊等，都是漢武帝通過召賢選能、廣開仕途湧現出來的西漢重要治國人才。由於武裝立國等曆史原因，武帝繼位時，漢朝的顯赫重官要職大都仍是軍人貴族擔任。為了改變這種局麵，武帝通過一係列法令、措施，建立、健全了由察舉、太學、征召以及公車上書等組成的以選拔文官為主的用人製度。

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全國範圍召賢選能的基礎上，於元光五年（前130年）、元封五年（前106年）多次詔郡國推舉孝廉、賢良方正、秀才，明確規定凡各郡不舉孝廉者罪。還下詔允許官民上書言政，凡屬“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均可破格任用。察舉選官製在漢初已有賢良和孝廉二科，武帝增設了德行、學術和儒學、明習法令的法律人才、行政人員五科，元封五年（前106年）又增加茂材異國科。

在完善察舉製的同時，漢武帝還建立了征召製，把那些具有才能不願出仕的社會賢者、隱居高士、學者名流征召入朝，為朝廷服務。文學家枚乘、儒學大師申培等均在此列。“賢良對策”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興建太學，設五經博士。把教育與選官有機結合，定期向朝廷輸送文官。

為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采取“強幹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割據勢力。

漢景帝時，經過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各地封國受到很大削弱。但到漢武帝時，有些封國“連城數十，地方千裏”，勢力仍然不小。為繼續削弱這些封國的權力，武帝采納了主父偃的建議，於元朔二年（前127年）頒布“推恩令”，清除分封製。按“推恩令”規定，把原來隻有長子襲爵的諸王國，改為可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國。新封的侯國不再受原王國管轄，直接由各地的郡縣來管理。“推恩令”名義上是皇帝施以恩德，實際上是剝奪諸侯王的政治軍事權力，縮小諸侯王的地盤，使之無法割據一方，對抗朝廷。經過一番推恩削藩，諸侯勢力進一步衰弱，中央的集權統治得到加強。

此外，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製還利用種種借口剝奪諸侯王國的爵位。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於八月在高祖廟會見諸侯王時，因各諸侯王必須出資的助祭酬金成色不好，被武帝一次削去侯爵的就有106人。到了武帝太初年間，隻剩下5人的侯爵。武帝末年，漢初以來所有的侯王，都被削除殆盡。

漢武帝在削弱諸侯王勢力的同時，還著手打擊地方豪強勢力。漢初以來，地方豪強勢力發展很快，武帝時，各地都出現了一批以強淩弱、以眾暴寡、橫行鄉裏的強宗豪右。為了抑製豪強的過度橫行，漢武帝繼續推行遷徙豪強的政策，把他們遷到關中，置於朝廷的控製之下，同時，允許嚴厲剛強、嚴格執法的官吏，殺戮豪強及黨徒。河內太守王溫舒就曾先後誅殺郡中豪強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沒收全部家產，使得“郡中無犬吠之盜”。

設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漢武帝時政治上強幹弱枝的重要製度。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把全國劃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域，叫十三部（州），每部（州）設刺史一人，刺史每年秋天巡行所部郡國，“省察治狀，黜陡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刺史不處理一般事務，而是按“六條”查問郡縣，專職檢查部屬郡縣裏的豪強、郡守、國相等的違法和營私舞弊行為，經考察後向中央推薦優秀的地方長官，建議罷免惡劣的官吏。刺史位不高，秩六百石，但因出巡時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權重”。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強勢力受到了遏製，社會趨於安定。

西漢初年所分封的諸王國國大民眾，隨著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財富日增，勢力日強逐步形成割據狀態。漢景帝時，諸王國勢力發展到了同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步。由此，爆發了“七國之亂”。漢武帝對待王國問題沒有像景帝那樣直接削藩，而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將王國再分封，以大化小。再次分封的王國數目雖然增加，但每個王國的直屬領地卻大大縮小，無力對抗中央。諸侯勢力因此削弱。此後，武帝又以酬金成色為由大力剝奪王爵，終於徹底解決王國問題。

縱觀漢武帝強幹弱枝的過程，目標明確、注重方法，名正理端，形成輿論，把握時機、強力推力。重決策、有措施，行事預謀而磊落、成就大事業者當如此。

好大喜功生弊端

漢武帝在內外政策上與秦始皇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內興功利，征四夷，在完成文治武功偉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的府庫積蓄，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貧困破產的農民，多數成為地主豪強的佃客和傭工，受到殘酷的剝削。因此，在漢武帝晚年，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都達到了空前尖銳的地步。

由於社會動亂跡象的頻乃，迫使漢武帝晚年在施政上有所轉變，重新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加上漢武帝征發民工所興建的是利於民生的水利工程，不同於秦始皇滿足個人欲望的享樂建築。所以避免了漢家王朝的危亡。

武帝非常重視水利建設，元光六年（前129年），他起用著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渭渠的工程；同時，又征發萬餘民工修建龍首渠。在興修水利中，我國的勞動人民發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使得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裏寬的商顏山，成為我國第一條地下水渠。

元鼎六年（前111年）在鄭國渠上遊修建了六條輔助渠，稱六輔渠。太始二年（前95年）漢武帝又征發民工修建白渠。武帝時期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還包括靈軹渠、成國渠、糟渠等渠道。這些水利工程對關中地區農業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武帝也非常重視治理黃河。元封二年（前109年），他征調了數萬民工修治瓠子決口，親自巡視工地檢查工程，堵住了20多年堵不住的黃河決口。此後的80年間，黃河沒有發生大的水災。

由於漢武帝加強了皇權，形成了中央集權的體製，促進全國政令統一，經濟繁榮，西漢國力空前強大。

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開始派軍進攻匈奴，從此30年間，先後對匈奴發動了大小十多次反擊，其中元朔二年（前127年）的年青將領衛青率軍反擊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的霍去病率騎遠征和元狩四年（前119年）爆發的漢北戰役為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經過這些反擊，特別是經過三次大的反擊，使匈奴元氣大傷，一蹶不振，再也沒有力量對中原進行騷擾了。

由於漢軍的英勇殺敵，西漢王朝取得了反擊匈奴戰爭的巨大勝利，漢武帝的抗擊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漢建國以來百年的匈奴邊患基本得以解除。匈奴被迫北遷，出現了“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廷”的局麵。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製止了匈奴貴族的野蠻掠奪和侵襲，維護了漢朝邊郡先進的農業生產，使中國北部地區繼續得到開發，邊境得到安定，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

漢武帝在位期間，還平定了閩越和南越的叛亂，穩定了對西南蠻夷地區的統治；開拓了東北和西北邊疆，使今新疆、甘肅西部開始進入中國的版圖，東北地區的疆域則從今遼東半島一直擴大到渾江、鴨綠江流域；通過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加強了新疆一帶少數民族和內地的聯係。曆時三年的西征大宛，使漢威震悍西域諸國，紛紛對漢稱臣，確立了西漢對西域的宗主地位；通過和親，建立了和西域大國烏孫的聯盟，開辟了西漢與康居、月氏、大夏等國的交通。

漢武帝推行抗擊和“征撫”的民族政策，廣開三邊，拓植四方，鞏固和發展了龐大的帝國，使我國的版圖初具規模，也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鞏固和發展了多民族統一，加速了民族大融合，從而實現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偉大抱負，把西漢王朝推上了全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