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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國時期改革的先行者

  以公正之心薦才

李悝是戰國時期政績卓著的政治家。

李悝是由翟璜推薦才得到魏文侯重用的,兩人因此關係特殊,而翟璜本人亦是一名非常優秀的人才。按常理,在魏文侯征求李悝意見時,李悝無論是從報答知遇之恩考慮,還是從有一個更強的政治盟友思索,都應推薦翟璜。

但李悝卻出人意料地推薦了另一名競爭者魏成子。首先,這樣做證明了李悝不結黨,不營私,全心全意從魏國的政治需要考慮問題;其次,在魏文侯看來,李悝可能推薦對他有恩的翟璜,這就落入了俗套,超出魏文侯意料的答案給他以深刻的印象;最後,李悝舉薦人才不唯親,提升了自己在魏文侯心目中的地位,使他最終得到進一步的重用。

魏國攻滅中山國(今河北正定縣東北),為了加強管理,魏文侯封太子擊(即後來的魏武侯)為中山君。在翟璜推薦下,魏文侯也非常滿意地命李悝出任中山國相國。到任後,李悝盡心盡力地輔佐太子,他走鄉串戶,了解民情,減輕徭役賦稅,發展經濟,健全法製,在較短時期內,中山國就走上了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的正軌。太子擊見李悝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非常高興,便把李悝作為老師和朋友看待,經常向他請教治國之道。李悝也不推辭,傾其所學幫助太子。不久,太子擊在向父王匯報中山情況的報告中,著實把李悝大大誇獎了一番。

幾年後魏文侯派人把李悝召到宮中,想和他商量一件大事。魏文侯打算從翟璜和魏成子兩人當中確定一人擔任相國職務。由於兩人都非常優秀,才幹卓越,政績突出,魏文侯一時拿不定主意,想起太子在報告中稱讚李悝的種種言論,就想聽聽李悝的意見,讓他幫忙出主意,李悝到魏都後,魏文侯讓他坐下,把事情經過告訴了他,問道:“請您告訴我,在他們兩個人中,由誰擔任相國最為合適呢?”李悝站起來推辭道:“有道是地位卑下的人不應對地位尊貴的人說長道短,品頭論足,關係疏遠的人不便對關係親近的人發表意見。論地位,我比他們二位低許多,論關係,我沒有他們與您親密。因此,不敢妄說。”

魏文侯見李悝有顧慮,再三懇切地說:“我知道您博學多才,為人正直無私,今天是專門請您來商量此事的,您不必再謙讓了。”李悝見魏文侯態度誠懇,這才說道:“我在做子夏先生的學生時,先生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子貢向孔子請教道:‘請問老師:在各諸侯國的大臣中,哪個最賢呢?’孔子不假思索地說:‘齊國的鮑叔牙、鄭國的子皮最賢。’子貢不解,追問道:‘不對吧?齊國的管仲、鄭國的子產才是最有名望的大臣呢!’孔子笑了,鄭重地告訴子貢:‘可是,我聽說齊國的名相管仲是叔牙推薦的,鄭國的重臣子產是子皮保舉的。卻沒有聽說管仲和子產向國君推薦過多少人啊!’子貢茅塞頓開,心領神會地說:‘您的意思是說善於發現人才、全力推薦人才的人才是最賢的?’孔子意味深長地說:‘不錯。善於識別人才,是富有智慧的標誌;虛心推重人才,是仁愛寬厚的表現;極力引薦人才,是利國利民的壯舉。做到了這三點,還有什麽樣的人能夠同他們相比呢?’很明顯,先生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要讓我知道,隻有全力推薦人才的人才是最能幹的。根據先生所教,我認為,看一個人的優劣高低,可從五個方麵入手:看他平時親近什麽樣的人;富裕時,看他接濟什麽人;顯貴時,看他舉薦什麽人;困窘時,看他幹不幹非禮的事;貧賤時,看他拿不拿不義之財。”魏文侯聽了,讚賞地點了點頭,說道:“謝謝您的指教!我心中有數了。”

告別魏文侯,李悝剛回到住處,翟璜就前來打聽消息:“聽說今天國君向您詢問相國的人選,最後定的是誰呢?”李悝坦率地說:“看來是魏成子。”

翟璜一直認為相國職位非自己莫屬,一聽說是魏成子,不禁有些氣惱,質問李悝:“請問:我哪一點不如魏成子?西河郡(今陝西東部黃河兩岸地區)的太守吳起是誰推薦的?是我。使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獲得大治的西門豹是誰推薦的?是我。討伐中山國的樂羊是誰推薦的?是我。拿下中山國以後,沒有合適的人輔佐太子,又是誰把你推薦給了國君?還是我。國君要給太子選擇師傅又是誰推薦了趙蒼唐?也是我。我所推薦的這些人,哪個沒有為國家做出過重要的貢獻?請問: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子?我又有哪一點對不起你了?”

聽罷翟璜連珠炮似的質問,李悝並沒有動怒,他理解翟璜的心情,也很感激翟璜的推薦之恩。他等翟璜平靜下來後反問道:“您把我推薦給國君,難道是為了讓我在國君麵前替你要更高的官職嗎?”翟璜不以為然,說道:“我是這樣的人嗎?”李悝也知道他不是這種人,為了讓他心服口服,李悝耐心地解釋道:“今天,國君把我叫去,問我在您與魏成子中,誰當相國最稱職?我並沒有正麵回答他的問題,隻是請他從平時、富裕時、顯貴時、困窘時、貧賤時五個方麵去觀察和比較就行了,國君也很讚同我的看法。因此,我知道國君會讓魏成子任相國。”

翟璜仍不服氣,說道:“就是從這五個方麵比較,我也不比魏成子差。”李悝了解翟璜,知道他心直口快,隻要說清楚了,他也就明白了。於是,李悝又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依我看,您比他差得太多了!魏成子的食祿是1000鍾,自己隻享用十分之一,其餘的十分之九都用到為國家招聘人才上了。正因為這樣,他才為國家贏得了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高賢。對他們,國君把他們當成老師,尊敬他們,時常向他們求教,唯恐照顧不周。而您向國君推薦的那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國君是當成手下使用的。就憑這一點,您就比不上魏成子。”

翟璜不是一個毫不講理的人,一明白事理,馬上認錯。他認為正如李悝所言,自己的確有不少方麵比不上魏成子。他向李悝拜謝道:“還是您的見解高明,都怨我平時孤陋寡聞,居功自傲,以致於錯怪了您!”李悝也很佩服翟璜認錯的勇氣,兩人自此成了好朋友。

輔佐文侯,變法圖強

李悝胸懷濟世之才,得遇明君——魏文侯是他改革成功的先決條件。由於李悝謙虛大度,善於團結同僚,減小了變法的阻力,使得變法得以順利進行。但改革有序,先經濟而後政治、軍事的正確原則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李悝為相國,準備對魏國進行全麵改革。魏文侯問李悝:“我一心想使國家很快富強起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總覺得收效不大,您認為到底該怎麽辦才好呢?”李悝回答道:“國家富強的路有千萬條,但最根本的、首先要做的還是發展糧食生產。民以食為天,要讓百姓吃飽,國家有餘糧,就必須想法多打糧食。”魏文侯又問道:“我正為這事焦急。如今人口增加了不少,可土地卻沒有增加,如何滿足人們的衣食,如何提高產量,這些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請問您有什麽好的辦法嗎?”

李悝沒有立即回答這些問題,而是談起了自己微服私訪的事:“從國君您任命我當相國以來,我盡忠職守。為了了解民情,找到國家富強之法,我常常到民間私訪,和百姓一起種地,一起耕田,聽到不少議論。有的說徭役太重太急,弄得老百姓沒有時間生產,有的說賦稅太多,豐年都難維持溫飽,更不用說荒年了。他們要求適當減輕徭役賦稅,以便讓他們有時間生產,能勉強維持生活。國君您看,他們要求不多,可我們卻很少為他們著想。”停頓了一會兒,李悝轉入正題,他為魏文侯算了筆賬,“魏國的土地除山河、湖泊、荒原等以外,可耕種的土地有600多萬畝。如果給種田人以適當的鼓勵,讓他們樂於耕種,把時間和精力投到土地上,精耕細作,每畝地至少可以增收3鬥糧食,全國一季就可增產180萬石。相反,如果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每畝就不止減產3鬥。就是以這個數字計算,全國每季就要少收180萬石。一正一反,相差360萬石,更不用說徭役太重延誤農時導致的減產了。”魏文侯聽了連連點頭。

李悝最後說道:“要使土地多產糧食,使國家富裕也並非難事,辦法就是盡地力之效。這包括兩個方麵:其一,鼓勵農民勤勞耕作,適當減輕徭役和賦稅,給他們合適的利益,鼓勵他們在原有土地上精耕細作,提高產量。再讓他們開墾荒地,田間道旁的土地也利用起來,這樣,土地的耕種麵積還會擴大,增產糧食自然不在話下。其二,綜合利用。鑒於我國糧食作物比較單一和欠收、缺糧的形勢,我認為,一方麵應引導農民根據不同的地勢和土壤,選擇不同的作物,將麥子、豆子,穀子等兼種、套種,充分利用地力;另外,能種瓜的種瓜,會栽桑的種桑,善植麻的種麻,真正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力。”

魏文侯越聽越有理,深表嘉許,果斷決定讓李悝全權負責國內的農業經濟改革。李悝不負重托,立即著手起草文告,頒布國內各地,實行農業改革。為了增強改革實效,他經常親率官員驅車奔行於各地農村基層,進行督導、檢查。幾年下來,國內糧食產量逐年遞增,農民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國庫的收入也大大提高。在改革過程中,李悝發現了一個問題,即糧食價格對農民生產積極性有很大影響。糧食多了,糧價太低,使農民的積極性逐漸消失。用糧的也不愛惜糧食,糧食產量又下降了。遇到荒年、饑年,糧價昂貴,一般百姓買不起,沒有糧食吃,隻得四處流浪。於是,李悝又奏請魏文侯,實行“平糴法”,即把豐年和饑年各分三等:豐年分大熟、中熟、小熟;饑年分大饑、中饑、小饑。按照年成好壞,確定應納稅額和農民自留糧的數額,然後由國家平價收購。到荒年饑年時,再由國家平價賣出。這樣,好年景糧食大豐收,也不會再出現糧賤傷農的情況;遇到水旱災荒的年頭,也不致糧價昂貴,百姓買不起糧食。由於國家平價收購賣出,市場上糧價一直穩定,百姓不饑不寒,生活安定,國家賦稅收入也有了相應保證。

在李悝的操持下,魏國實行“盡地力之效”和“平糴法”長達10年之久,魏國人民果然日益富裕。老百姓紛紛稱讚魏文侯用人有方,稱李悝是位好“管家”。

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李悝為了招徠四方人才,又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針對世襲祿位製度的種種弊端,李悝幹脆廢除了這種製度,推行“食有勞,祿有力,使有能,賞必行,罪必當”等一係列措施,按功勞大小,對國家貢獻多少授予職位和爵祿。具體規定:不論貴族還是平民,隻要有治國安邦的才能,都可以在朝廷做官,領到應得的俸祿;不論什麽人,一律按照功勞大小安排職務;官員各司其職,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不準徇私;凡無功而又作威作福者,即使是貴族也必須取消其爵位和俸祿,由於執行了公允、平等和獎懲分明的原則,李悝的政治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不僅提高了國家機構的辦事效率和人員素質,還極大地吸納了各方人才,調動了舉國上下勵精圖治的積極性。

李悝並不就此止步,為了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和維護改革成果,又在法律領域大展拳腳。他根據魏國的具體情況,參照以往的律令,吸收了各國法令中可取的部分,製定了一部新法典,即《法經》。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內容分《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六部分。頭兩篇是《盜法》和《賊法》,分別對“盜”、“賊”的含義作了具體規定;《囚法》和《捕法》具體規定了懲治“盜”、“賊”的各種辦法;《雜法》是關於盜取兵符、官印以及貪汙等違法行為的懲治規定;《具法》是對量刑輕重的諸項規定。這部法典頒布實施後,對維護國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後來,這部《法經》被李悝的學生商鞅帶到秦國,對秦國變法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這部法典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統治階級的意誌,從而成為後來曆代封建統治者奉行的法典藍本。

李悝深知,一個國家要富強,在各國中生存發展甚至稱霸,僅發展經濟、改良政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眼見魏國軍力不強、將士素質不高,李悝想進行改革,但自己在這方麵並不在行,怎麽辦呢?李悝忽然眼睛一亮,何不請吳起幫忙呢?這位衛國出生的年輕人有雄才大略,尤其擅長打仗。記得當年他來魏國時,自己還曾助他一臂之力。當時,魏文侯問自己吳起如何,自己極力推薦道:“吳起這個人雖然貪名好色,但在用兵方麵,即使大軍事家司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遂用他為大將,派他攻打秦國。吳起不負重望,很快就攻下了5座城市。由於戰功卓著,吳起後來又經翟璜推薦擔任了西河太守。想到這裏,李悝不禁笑了。於是,他派人找來吳起,共商軍事改革的大事。在吳起的幫助下,李悝的軍事改革又在魏國拉開了帷幕。

李悝的軍事改革,除注重改善官兵關係外,其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戰的常備軍。為此,李悝對軍士製定了嚴格的挑選標準:身穿三甲(上身甲、股甲、脛甲),肩負12石之弓,帶50支箭,扛長矛、頭戴盔甲,佩劍,備3天的糧食,半天行走100裏。一旦選中,待遇也非常優厚,免除全家徭役,獎給田宅,這對於調動將士的戰鬥積極性起了重大作用。短短幾年內,魏軍戰鬥力大大增強,各國一時不敢與之爭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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