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濟世的清官典範
支撐於成龍為官之路的是和親友道別時,“天理良心”四字的虔誠和立德修德、為民造福的信念。在任上,於成龍身體力行,克服困難,招撫盜賊,力行教化,使羅城境內境況出現了好轉,羅城安定了下來。治羅的成功,體現了於成龍的政治能力,同時得到了上司的重視,為自己的宦海生涯開了一個好頭。
於成龍出身農家,家產尚可維持生計;而傳說的廣西蠻煙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還。為此,親友們一聽說委任他為羅城知縣,大都勸他不要去。但他認為:我已立意修德,為民造福,哪能知難而退?於是,變賣了部分家產,湊足路費,告別父老,留下妻兒,獨自帶著三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於成龍到達羅城後,隻見那兒的環境比想象中的更惡劣:四麵群山環繞,到處河流縱橫,數裏之內不見人煙。所謂的縣城,沒有城池街道,隻有幾處茅廬,住著數戶人家。至於縣衙,也無門牆,而是“插籬棘為門牖”。院內隻有三間草屋,東邊算是賓館,西邊是書吏舍。而且到處長滿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鑽來嬉戲。於成龍見此情狀,心中不免有些淒苦,但他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想法,親自“累土為幾案”,又在柱子下支鍋、鋪床,開始了艱難的宦海生涯。
在於成龍到達羅城之初,當地還常有盜賊出沒。他為防不測,晚上睡覺時,總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認為:地方上的盜賊,大都是些窮百姓。他們本來不願為盜,隻是饑寒刑罰所迫,才淪為盜賊。所以,他主張“勿戕民命”,“勿剝民膚”,而應該多方招撫。基於此,他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歸正。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光著頭,赤著腳,穿著普通百姓的服裝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們一起勞動,一起聊天,相機幫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並通過他們向更多的人宣傳自己的施政要領。百姓們見這位“縣太爺”如此平易近人,都親切地稱他為“阿爺”,樂於向他說些心裏話。為時不久,因多年戰亂和盜賊滋擾而外逃的百姓紛紛返回故裏,競相開荒種田,逐漸恢複和發展了生產。
於成龍十分珍視這一好的勢頭。每逢農忙,他都到田野四處巡視。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動向前打招呼,進行慰問。一季下來,他見誰家收獲豐盛,就命人在其門外樹立標誌以示表彰;對那些因懶惰而使田園荒蕪者,就動員各方麵力量給他做工作,幫他們改過自新。
幾年之後,羅城嘉禾遍野,牛羊滿山。百姓們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還蓋起了新房。然而,於成龍從山西老家帶來的那三位仆人,卻有的病死,有的逃跑,隻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對此,他無怨無悔,一如當初。
於成龍在任羅城知縣時,幾乎天天喝粥,菜肴也隻是一盤豆,一碟青菜。百姓們基於自家生活的好轉,又見他的仆人們全都離他而去,十分不忍,幾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還不時地給他帶些錢物。對此,他總是先道謝,再推辭。他說:“我一個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錢。請你們拿回去買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們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於成龍的長子千裏迢迢來看他,他十分高興,空前地買來一隻鴨,煮了半隻拿給兒子吃,另半隻醃了掛起來,留待過年用。待兒子回家時,百姓們爭先恐後地湊了好多錢,執意送給於公子。於成龍又一再表示:“這兒離我家6000裏,一個人帶著錢,可是累贅啊!”說罷,堅決把錢退回去。百姓們感動得淚流滿麵,紛紛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熱淚。
慎刑施教的治政之道
曆史上所謂一張一弛的王者之道,都是采用軟硬兼施的措施,如果一個隻注重嚴厲打擊,而不注重教化的王朝,那麽人民將會惶恐不安,激而生變。軟硬兩方麵,任何一個走向極端都不利於社會的良性循環發展。於成龍“寬嚴並治”,他一方麵打擊擾亂社會安寧的不法分子,一方麵施行教化,招撫馴服案犯。他慎刑施教的主張穩定了清王朝的統治,維護了社會安寧。值得後人借鑒。
於成龍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采取“寬嚴並濟”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康熙八年(1669年),於成龍再次因政績卓著而遷任湖廣黃州府同知,駐於岐亭地方。岐亭地處黃州、麻城邊界,多湖汊溝壑,向為盜賊之淵藪。這些盜賊肆行無忌,甚至白晝行劫,地方官吏也束手無策。於成龍到任後,很快摸清了他們的出沒行蹤,一舉降服其魁首彭百齡等人,將其置於左右,實行“以盜捕盜”之策略。有一次,於成龍生擒九人,召集鄉裏父老,宣布說:“這些都是巨盜,他們仗著被捕後解送上級官府可以揭發當地官吏的隱私而有恃無恐,往往得以逃脫懲治。我現在將他們示眾於父老麵前,你們有能保證其今後不再為盜的,我就當眾釋放;否則的話我就將盡法懲治。”眾父老出麵為其中二人作了擔保,而其餘七人則當著眾父老的麵被嚴懲。消息傳開,“盜自是驚匿”。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於成龍升任福建按察使。當時的福建正值耿精忠之亂,台灣的鄭經也時常兵犯漳、泉等郡,局勢動蕩,連年用兵,又連興大獄,“民以通海獲罪,株連數千人”。於成龍說:此事關係到眾多百姓身家性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難道因為大獄已成,就可以不必審慎地複核了嗎?經其詳查,通海案所牽連的多半為無辜平民,應予省釋。他立即稟告當時主管兵事的康親王傑書,將關押之民盡行釋放。每遇疑案,他必令詳細審訊、反複核查,務期明允。經他清理,案無沉積,獄無淹滯,“所生全以千計”。福建巡撫吳興祚上奏朝廷說:“成龍執法決獄,不徇情麵,屢伸冤獄,案牘無停。不濫置一詞,不輕差一役……屏絕所屬饋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懷,為閩省廉能第一。”
於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麵被看作是包公式的人物。他鐵麵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症結。他處理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因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於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麵的許多事跡,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
整肅吏治,舉薦賢能
從於成龍身上我們可以窺出當時的政治局勢。於成龍的造福百姓、崇尚節儉、奉行教化,和康熙推行的治國之策相吻合,康熙渴望吏治的清明,於龍成的舉薦應合了,營造了康熙王朝良好的政治環境。康熙盛世的出現離不開於成龍等眾多廉吏的湧現。
於成龍對清代官場吏治的腐敗有清醒的認識,因而總是盡自己的所能逐項予以革除。康熙十九年,於成龍升任直隸巡撫,嚴戒州縣官私加火耗銀饋送上官。所謂火耗銀是指自明代起,官府將從民間征收賦稅所得之細碎銀兩重新熔鑄為一定重量的銀錠,上繳國庫,把熔鑄時的損耗部分稱為火耗銀,由納稅者承擔。清代沿之。清初有的地方火耗高達正賦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將解運往返之費也攤入其中。這些費用主要用於官吏“分肥”和饋送上官。於成龍為此特地頒布了一個《嚴禁火耗諭》,嚴禁額外多收火耗,指出:“凡各州縣,務須洗心滌慮,痛除積習,毋額外以橫征,毋恣意以削。”並且質問那些貪得無厭的官員:“民力難支,又安忍於正供之外,敲鳩形鵠麵之骨,吸賣兒鬻女之髓,遂一身一家之欲!”十二月,懲處了私自多收火耗、侵吞賑災銀兩的青縣知縣趙履謙。他還經常單騎私訪,遇有不法者則立予嚴懲。從此,“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康熙考慮到江南財賦重地,必得清廉能臣前往料理,方能澄清吏治、有益民生,遂特旨授於成龍兩江總督。於成龍對好友說:“江左承八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江南人聽說“於青天”將至,心甚畏之。那些曆來習尚奢侈的世家大族都“減輿從,毀丹堊,婚嫁不用音樂”;民間人人爭穿布衣,布價因之驟貴;貪墨之吏紛紛落職而去,豪強猾胥率家遠避。
於成龍深知“州縣各官厲民積弊,處處皆然,而江南尤甚”,為痛加革除,乃手訂《示親民官自省六戒》,提出了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這六條戒律,使州縣基層官員“朝夕觀省,自為猛惕”,並要求他們“雖自己足食,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若“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而終日華衣美食,則雖身居官長,實與盜賊無異。緊接著,他又頒布了《興利除弊條約》,要求各級官員“盡行痛革”種種積弊:嚴禁濫加火耗和私派,嚴禁饋送,訪拿衙蠹和地痞、流氓,嚴禁濫差衙門差役,嚴禁隨便捕人入獄和私刑拷問,嚴禁包攬詞訟、牟取奸利,禁止向行戶攤派取索,禁止奢靡逸遊,等等。於成龍以身作則,嚴正聲明:“本部院下車,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饋送。爾司道廳府州縣,務期共相砥礪,痛絕饋送。”
江南大省,政務繁多,於成龍寢食為廢。總督衙門重門洞開,稟事官員可以直入其寢室,毫無阻擋。他還時常輕車簡從,走訪民間,問詢疾苦,察吏安民。行為不端之人,“遇白須偉貌者,群相指自懾”,頗感膽戰心驚。幾個月間,興利除弊,政化大行。
於成龍為官20餘年,多次向朝廷舉薦賢能官員,如:江蘇布政使丁思孔“曆任既久,參罰因多”,於成龍疏請康熙在其入覲時“親賜谘訪,破格擢用”。丁思孔因得“準為卓異”,不久擢升巡撫。
§§第三編 研究創新求治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