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九節 周忱有經世之才

　　稅賦改革的前驅

民間素有“小九九”與大算盤之區分，都是在計較得失，關鍵來維護誰的利益。周忱理財以愛民為本，在治理蘇州府財賦困窘時得以體現，推行均攤交納耗米，改變了賦役不均的弊端，減少官田稅額，減輕人民負擔，改革漕運，扭轉鹽稅虧損等，周忱的小範圍改革措施得到了回報。張居正在《陳介事疏》中，指出豪強兼並，賦役不均、偏累小民是“耗財病民”的大弊。相同的曆史弊病都曾出現在這二位理財能手麵前，周忱走在張居正之前，但是他的局部變革並沒有深刻影響曆史，實屬遺憾，但是後來嘉靖末年和隆慶年間的一些地方官員推行的改革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正式推行，和周忱不能說沒有聯係。

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皇上因天下的財賦多得不到治理，而又以江南為甚，蘇州一府，拖欠的租稅達800萬石，便想要找到有才幹的重臣前往治理，於是由於大學士楊榮的推薦，升周忱為工部右侍巡撫江南各府，總督稅糧。

他剛到時，便召父老來問欠稅糧的原因，他們都說豪富大戶不肯加交耗米，隻好一並向小民征收，人民因為貧困隻好逃亡，導致稅額愈缺。周忱於是創行平米法，令均攤交納耗米。他又請皇上敕令工部頒給鐵斛，交給各縣做為標準樣式，將搞大入小出的糧長革除。按舊例，糧長有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取勘合。工作完畢後，送回部裏。他們往返的費用，都是征斂而來。周忱隻設正副各一人，讓他們輪流去領勘合。工作結束後，有關官員集中收回上交戶部。百姓大為便利。周忱見各縣收糧沒有國局，糧長就在其家中貯存，便說：“這是導致拖欠的原因。”便令各縣在水邊設囤，每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稱為轄收。到有六七萬石以上，才設糧長一人總管，稱為總收。人民持帖到囤交糧，官員監督他們交納，糧長隻是照日期匯總而已。他還設撥運、綱運兩簿。撥運簿記支撥起運的數量，預計所運糧食到京師、通州各糧倉的損耗，來定應支給的數量。綱運簿是由他們填寫剝淺等方麵的費用，回來後補償給他們。應上交省庫的羨餘，仍存貯在倉庫中，稱為餘米。第二年如果剩餘多則加六征，到第三年加五征。

當時，太祖平定吳地後，盡將功臣子弟的莊田抄沒入官，後來又厭惡富民的兼並，他們因犯罪而被沒收的田產，也都被稱為官田。這些官田的稅糧，即按原來租簿所記的數量作為稅糧來征收，所以蘇州府的賦稅比別的府為重，官田和民田的租總共是277萬石，而官田的稅額就占了262萬石，人民不堪承受。

當時宣宗屢次下詔減少官田租額，周忱於是與知府況鍾經過幾個月的計算，將蘇州官田租稅減到72萬餘石，其他府也依次減少，人民這才稍得解困。宣德七年（1432年），江南大豐收，皇上詔令各府縣以官鈔平價收購糧食以備賑濟和借貸，蘇州於是購得米29萬石。所以當時公侯的祿米，軍人官吏的月俸，都由南戶部支給。蘇州、鬆江百姓轉輸到南京的稅糧，每石加收費用開支六鬥。周忱上奏請令就各府支給，貼給船價米一鬥，所剩的五鬥，總計總數有40多萬石，再加上用官鈔所購買的，一共得米70萬餘石，遂設倉庫貯存起來，名叫濟農。濟農米除用於賑濟和借貸之外，每年還有盈餘。大凡綱運花費、風濤漂沒、被盜挨搶，都可從這裏借貸，待秋收之後再如數還官。至於修圩、築堤、開河、浚湖所支的口糧，則不用償還。耕種者來借貸，必先查清他家的各方麵狀況以及田地多寡，然後再借給，秋收後與稅糧一起收回，遇到荒年再賑濟。對奸頑不償還的人，以後不再借給。他把這些都定為條例報告朝廷。在周忱任內，江南的幾個大府，小民不知道有災荒，夏秋兩稅不曾有拖欠，這都是周忱的功勞。

當時漕運糧食，軍運和民運各半。軍運由國家給船，民運則是租用船隻，加以雜耗，每交納三石糧食大約要多加一石，而往返需要一年，耽誤農事。周忱與平江伯陳商議，決定民運到淮安或瓜洲水路邊上後交兌，再由軍隊漕運到通州。運到淮安的每石加交五鬥，運到瓜洲的再加五升。運到附近以及南京的衛所而沒過江的，即倉交兌，每石加交過江米二鬥，襯墊蘆席也折成米五合交納。由軍人兌運，如果遇風延期到達，則令州縣支給贏米。在瓜洲水邊設糧倉，遷米去存貯，量支餘米給守倉人。由此而漕運費用大大節省。

民間每年把馬草運到兩京，勞費難以估算。周忱請每束折成白銀三分，在南京則將所折的銀兩就地買納。京師百官的月俸，都要持帖到南京領取。米賤的時候，俸帖七八石，僅換得白銀一兩。周忱對檢查出稅重的官田、極貧的下戶，準許其兩稅折成金花銀交納，每兩抵米四石，解送往京師用來兌換俸祿，這樣百姓出得很少，而官俸常足。嘉定、昆山等縣每年要納布，每匹重三斤，抵糧食一石。到他們解送上交時，因為線粗而被退回的達十之八九。周忱說：“布線細則重量必輕，而價錢更高。現在既然是論重量交納，他們勢必不會做得太細。請從今以後，不論輕重，隻論長短是否符合規格。”皇上聽從了。各府的驛馬以及一切供應所需，原來都向馬頭領取，有了耗損，則馬頭就橫征補買。周忱令每畝田出米一升九合，與秋糧同時征收，根據馬的上中下價值給米。

正統初年，淮安、揚州受災，鹽稅虧損，敕令周忱去巡視。周忱上奏令蘇州等府，撥出餘米一兩萬石運到揚州鹽場，允許可以抵消明年的田租，灶戶可以納鹽領取米糧。當時米貴鹽賤，此舉使國家得鹽，百姓得米，公私大利。不久敕令周忱兼理鬆江鹽稅。華亭、上海二縣拖欠的賦稅達63萬餘引，灶丁逃亡。周忱認為田賦應養農夫，鹽稅應養灶丁，因即上書提出四項建議。皇上命從速實行。周忱因此減少灶戶的運耗，計得米32000餘石。也仿濟農倉的辦法，設置贍鹽倉，將逃亡灶戶的缺額補上。由此鹽稅大增。浙江應當造海船五十艘，朝廷交周忱計算費用。周忱召都城工匠來問，他們說一艘需要米1000石。周忱認為要成大事不宜舍不得花費錢財，他將每艘費用減去20石後上奏朝廷，竟得批準。

因小節而失大勢

周忱是一個難得的好官，他為官勤勉、身體力行，平易近人，在稅糧改製方麵，顯露出他超凡的才華，也遭來了同僚的妒恨，不得不全身而退。他的財賦改革也受到了破壞。

周忱一向追求簡易。先前，大理寺卿胡概為巡撫，用法嚴厲。周忱一切都力求簡易，來告發的人他常常不理。有人當麵攻擊他偏差：“您不如胡公。”周忱笑道：“胡卿奉敕令，責任在於祛除民害。朝廷委任我，隻說要安撫軍民。朝廷的授命不同而已。”他既久在江南，與官民已非常熟悉，情若家人父子。他每次行走村落，總是摒去侍從人員，與村夫民婦交談，從容問他們的疾苦，為他們提意見和處理。他對待屬下，即使是卑官冗吏，也悉心訪求他們的意見。遇到有才能的長吏，像況鍾和鬆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等人，他都推心與他們討論籌劃，務必盡其所長，所以事情無不得到實施。他常到鬆江視察水利，見嘉定、上海之間，沿江長滿茂草，多淤塞水流，便疏浚上流，使昆山、顧浦等地河水，都迅流而下，衝開了壅塞的地方。閑暇時他單槍匹馬往來江上，見到的人還不知道他是巡撫。前後經曆宣德、正統二十年，朝廷對他的委任更專。他兩遭親喪，皇上都強令他出來理事。周忱因此更加發奮，發現利害必提出建議，而皇上對他也是言無不聽。以至於周忱在一些他認為是小的方麵的問題便自行處理，無所顧慮。到後來他見獻身稅充盈，更求進一步發展。修葺公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以及崇飾寺廟道觀，饋贈朝廷官員，資助過往客人，他都毫不吝惜。下級官員從中漁利，他也不甚過問，因此屢次受別人指責。

景泰元年（1450年），溧陽百姓彭守學又像尹崇禮那樣攻擊周忱，戶部便請派禦史李鑒等人前往各府調查。第二年又因給事中金達的建議，召周忱回朝。周忱於是自述道：“因臣奉有宣宗皇帝和太上皇的敕諭，允許臣相機行事，所以在支用方麵臣不用再報告朝廷。現在彭守學上奏揭發，戶部派官員去追查，實是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說：“胡亂開支之用在於周忱，現估計剩下的錢財，都是取之於民間，百姓因此有的棄家逃竄的。請將正統以前的免予追究。”詔令批準這一請求，並將李鑒等人召回。後來言官還紛紛彈劾周忱，請把他正罪。景帝一向知道周忱賢明，大臣也多保護他，便隻令他退休。

周忱被彈劾後，皇上命李敏取代他，敕令他不要輕易更改周忱的製度。但從此以後戶部將所積存的餘米收為公家賦稅，儲備糧食蕭然無存。後來吳地發生嚴重饑荒，人民道死相望，租稅又依舊拖欠了。人民更加懷念周忱不已，到處建生祠祭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