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安定皇儲
唐朝時,隨著一代女皇武則天步入暮年,姚崇選擇扶助李氏皇族東山再起作為自己的政治方向。在推翻武周勢力重建李唐王朝的鬥爭中,他事先把敢於鬥爭的張諫之扶上前台,讓他代自己為相,使政變一舉成功。
為了進一步鞏固李氏王朝正統李隆基的地位,姚崇不惜開罪權傾一時的太平公主,以至成為李隆基丟棄的過河小卒。但有耕耘必然有收獲,當李隆基皇權鞏固之後,姚崇立即得到重用。姚崇安定了李唐的江山社稷,為紛亂的政局劃上句號。
在武則天大周王朝,有一股影響政局穩定的勢力是以張易之、張昌宗為首的二張集團。這兄弟倆作為武則天的麵首而被委以政事,當時“貴寵逾分”,“勢傾朝野”,貪贓枉法,穢聲載道。長安四年(公元704年)八月,姚崇兼職禮部尚書。張易之在定州私自修建寺廟,要把京城大寺中的僧尼配送到那裏去。僧人們不願前去,向主管禮部事務的姚崇作了報告,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果然,姚崇立即依法“斷停”,製止了張氏的非法活動。但張易之並不善罷甘休,“屢以為言”,姚崇不肯通融,張易之惱羞成怒,在武則天麵前進了讒言,姚崇因此被貶官,不久又被任命為靈武道安撫大使,派了外差。在同張氏的較量中,姚崇似乎是輸了,但事情並非如此。
姚崇出行前,向武則天推薦張柬之做宰相,請求“急用之”。十月,張柬之即得到任命,這其實是姚崇為自己找了個指揮反二張鬥爭的代理人,對此,張氏兄弟和武則天全然不明就裏。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張柬之、桓彥範等五位大臣趁武則天病臥在床,發起了誅除二張的軍事政變。政變一舉成功,武則天被迫移居上陽宮,李唐王朝重見天日,中宗在大家的擁護下再度登基。應該說,這也是姚崇假張柬之之手誅除二張集團的勝利,他應該高興了。然而,在一片歡呼雀躍聲中,大家卻看到他在一旁暗自垂淚(此時他恰好在京師)。張柬之等人大惑不解:“現在是你哭的時候嗎?你這樣做要受處分的!”姚祟嗚咽著說:“我跟隨武後這麽多年,乍一分開,難免悲傷。昨天跟大家鏟除奸惡,是作為人臣應該做的;今天告別舊主,心裏難過,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因此受處分,我心甘情願。”沒過不久,姚崇果然被貶到亳州做了刺史,後又轉任常州刺史。但是,後來當武氏殘餘勢力卷土重來,張柬之等絕大多數功臣被殺害,姚崇卻因他那一掬淚水而幸免於難。這就是姚崇的聰明和善於應變,也是他的圓滑,謀於深算。
李唐複辟,統治集團內部新的矛盾又層出不窮,政局更加混亂。中宗李顯懦弱無能,韋後便仿效婆母武則天,幹預朝政,其女兒安樂公主一心圖謀“皇太女”之位,母女二人竟聯手於景雲元年(公元710年)六月毒死中宗。隨後,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發動兵變誅除韋武集團,擁戴自己的父親睿宗即位。姚崇的宰相生涯也隨之梅開二度。他與宋璟“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複有貞觀、永徽之風”。這也是姚、宋二人第一次聯袂任相,當時堪稱“黃金搭檔”。然而,舊的矛盾還未消除,新的挑戰又在等待著他們。
太平公主是武則天的愛女,她秉承了母親的聰明過人和善謀能斷的秉性,而且還是一個不凡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在將哥哥李旦(睿宗)扶上龍位後,她便開始了更進一步的策劃,李隆基的太子之位受到威脅。
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姚、宋聯名向睿宗提出了安定皇儲的政策,內容大致是:一、是讓宋王李成器和邠王李守禮出為刺史,二、罷岐王李隆範、薛王李隆業掌管禁軍的權力;三、將太平公主安置到東都洛陽。這三條建議是姚崇、宋璟針對太平公主亂政、親王掌握兵權的情況,為了太子李隆基的利益,更為了唐廷的安定提出的。對於前兩條,睿宗還能勉強采納,但在考慮到第三條時,他堅決不幹:“太平公主是我惟一的親妹妹,我不想讓她離開我遠去東都。”不久,太平公主得知姚宋的密謀,怒火中燒;太子李隆基為了避免觸怒姑媽,從而能按計劃完成自己的登基大業,便舍卒保帥,竟上疏以“離間姑、兄”的罪名要朝廷處姚宋以“極法”,姚、宋二人後來分別被貶作申州刺史和楚州刺史,“自是綱紀紊亂,複如景龍之世”。
在隨後的時間裏,太平公主與太子李隆基兩大集團之間的鬥爭進入到白熱化階段,可憐的睿宗頂著皇帝的虛名卻無法控製局勢。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八月三日,武德殿中舉行了盛大的加冕儀式,父親讓出了皇冠,李隆基終於等到了君臨天下的這一天,從這一天起,他開始了長達四十四年的皇帝生涯。然而皇冠到手,並不意味著玄宗皇權的鞏固,太平公主仍是一塊難啃的骨頭。開元元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陰謀作亂,反被玄宗搶先一步,將其集團一網打盡,她本人也接到了賜死的詔令。不久,姚崇被年輕的玄宗請回朝廷,第三次擔任宰相。為了鞏固玄宗的皇位,他在原來提出的親王外任建議之外,還提出斥逐功臣一條。於是,睿宗的長子李成器、高宗的長孫李守禮等可能威脅玄宗帝位的親王均被分派到外地當掛名刺史;劉幽求、鍾紹京、張說、魏知古、王琚等幫助玄宗誅除韋武、太平公主集團的功臣在姚崇任相期間也都落到了可悲的下場,他們好像都與姚崇不合,受到了姚崇的“嫉忌”或“構陷”,最後不是被罷相,便是被貶謫,還有的被流放。姚崇利用玄宗忌憚大臣的心理(當時有宗室勾結大臣發動政變的風氣)來排除異己,而玄宗也利用了姚崇的諫議來斥逐功臣,鞏固自己的帝位。而曆史的機遇卻讓這君臣二人的相互利用收到了安邦定國的良效。
十事要說,整頓時局
一個政治家不管多大的才能,都需要機遇的幫助,對於姚崇來說,他的真正機遇是在開元初期進獻“十事要說”開始的。他的“十事要說”是對唐朝建立以來各種弊病的總結,也是對當時所麵臨的社會問題和潛在危機的匯總。他所提出的都是唐玄宗所想要解決的問題。
從錯綜複雜、險惡多端的宮廷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唐玄宗很清楚地認識到,治理天下尤其是治理目前一團亂麻的天下,需要什麽樣的人才。姚崇是個在官場上拾階而上的人物,他在政治領域、軍事係統、經濟部門都曾供過職,豐富的閱曆使他熟諳國情民風,從而積累了豐富的治理經驗,鍛煉了超人的膽識和能力。他最大的特點是“尚通”,能在紛繁多變的政治鬥爭中隨機應變,挽救時局。他的文章寫得好,在文才濟濟的群臣中出類拔萃。所以,拜姚崇為相,是玄宗的英明抉擇。
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唐玄宗帶領官員們到渭川(今陝西臨潼東北新豐鎮)打獵,順便想召回正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回京任相。宰相張說本來與姚崇不和,聽說消息,便讓殿中監薑皎對玄宗說:“陛下早就準備任命河東道總管,但是卻沒有合適的人選。現在我可推薦一人,不知陛下怎麽獎賞我?”玄宗問他此人是誰,他答說:“姚崇文武全才,是最合適的人選。”明皇一聽便明白這是張說的意思,並未搭理,反而更堅定了他任姚崇為相的決心。
姚崇被人領到玄宗跟前時,玄宗正興致勃勃地在渭水邊上打獵。君臣闊別多時,相聚自是歡喜,玄宗問姚崇可會打獵,姚崇說:“我從小失去父親,住在廣成澤(今河南臨汝西)邊的一個小鄉村,每天以交遊獵射為樂,到了30多歲,還隻知呼鷹逐兔,直到碰到張憬藏,才接受他的建議用心攻讀。別看我如今歲數大了,但還能騎馬,射箭。”玄宗聽說,很高興,便和姚崇縱馬齊驅,挽弓射獵,盡興而歸。
就在這一天,玄宗鄭重宣布:任命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但是姚崇卻並不拜謝。玄宗當時好生納悶,但又不好問什麽。到了晚上,在燭光通明的臨時營帳,姚崇當著其他宰相的麵,跪拜在玄宗座下,他說:“白天陛下任我做宰相,我沒有拜謝,是因為有話要說,我想建議十件大事,如果陛下不能實行這十件事,那我就不敢接受任命。”玄宗讓他說說看,於是姚崇便奏陳了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說”,其基本內容是:
(一)實行仁政;(二)幾十年不求邊功;(三)不許宦官幹預政事;(四)杜絕非正式的入仕途徑;(五)確立法綱紀網;(六)嚴禁賄賂風氣;(七)停止建造寺觀宮殿;(八)要以禮法對待大臣;(九)允許直言諫諍;(十)限製後妃、外戚幹政。
對於這十件事,唐玄宗一一痛快答應,他深深地認識到,他讓姚崇任相是找對了人。這十件大事他以前也曾考慮過,但他畢竟還年輕,才幹和經驗遠遠不如姚崇,不如姚崇想得那麽具體、全麵、係統。姚崇的“十事要說”是針對武則天晚年以來存在的嚴重弊政而進行的改革:第一件大事,針對酷吏橫行;第二件針對貪求邊功;第三件針對宦官幹政;第四件針對任人唯親、冗官眾多;第五件針對徇私枉法;第六件針對濫收雜稅,賄賂公行;第七件針對大建佛寺和奢侈浪費;第八件針對奸臣弄權;第九件針對飾非拒諫;第十件針對後妃、外戚專權。他的十條建議是囊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的一整套施政綱領。姚崇作為一個優秀的“設計師”,為玄宗的政治目標描繪了一幅藍圖。緊接著,這位具有實幹精神的傑出政治家又幫助玄宗逐步落實施行這一套綱領,開始了撥亂反正、振興唐朝的宏偉事業。可以說,沒有“十事要說”,就沒有“開元之治”。
玄宗對姚崇十分信任,但善於快刀斬亂麻的姚崇起初對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還是抱有難以言喻的畏懼心理,在辦事時有點瞻前顧後,縮手縮腳,曾在官員升遷問題上多次征詢玄宗的意見。有一次,他又前去請示,玄宗卻仰視殿頂,充耳不聞。姚崇無奈,隻好忐忑不安地告退。侍立一旁的高力士滿腹狐疑,便問玄宗原由。得到的回答是:“我委托姚崇處理庶政,大事理當共議,小事豈有必要一一相煩。”經高力士中轉解釋,姚崇才明白了玄宗的良苦用心,從此大刀闊斧,當斷即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開元二年正月,薛王李隆業的舅父王仙童,倚仗權勢,驕橫不法,“侵暴百姓”,被禦史彈劾。薛王馬上到他兄長玄宗那裏求情,玄宗也念舅甥之情,便下令重新審查,示意要寬免。姚崇等人知道後,立即上奏玄宗:“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並不冤枉他,不能赦免。”姚崇堅持原則,絕不妥協,玄宗隻好同意依法懲辦。“由是貴戚束手”。這正是按姚崇“十事要說”中的第五條辦事。
同年五月,因為饑荒,玄宗下令罷免員外、會試、檢校等冗官,而且規定,今後這三種官除非有戰功都由他親自任命,吏部和兵部均不準委任。在此之前,申王李成義未經有關部門批準,私自奏請玄宗,把他府中的閻楚矽由錄事(從九品)破格提拔為參軍(正七品上)。這種私自請托而任官的做法,實際上是中宗時賣官鬻爵、“斜封官”的故伎重演。姚崇得知此事,非常生氣,立即奏明玄宗:“臣竊認為量材授官,一定要經過有關部門,如果因為親故便施以官爵,以示恩惠,那麽以前的故事又要重演,綱紀又要大亂。”他據理力爭,終於使玄宗收回敕命。從此,私自請托的歪風為之一掃,他的第四條建議也得到了落實。
在姚崇輔政期間,他大力整頓吏治,做到任人唯賢,量材授職,嚴格銓敘製度,罷免以前的“斜封官”,大批冗官紛紛卷起了鋪蓋卷,從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機器高效率地運轉起來;在他的身體力行下,言路廣開,朝廷中充滿著開明風氣。
姚崇幫助玄宗刷新了政治,也獲得了一個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禮遇。每當入宮議事,玄宗總是起立相迎,離開時送到殿門。在群臣羨慕的目光中,他享受了曠古少有的榮耀,而此時的玄宗也沉浸在如魚得水般的歡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