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學問全集

第五節 曹操的奸雄本色

　　挾天子之威以令諸侯

古往今來，許多成大事者都懂得“借一種旗號”來號令天下。眾人皆知的春秋霸主齊桓公就是通過“尊王攘夷”的做法而獲得其政治上、軍事上的主動權的。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以說是運用這一謀略的經典。

漢獻帝從永漢元年當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傀儡，先後為董卓、王允、李傕和郭汜等挾持。但獻帝畢竟是名義上的共主，涼州軍閥雖無政治頭腦，還是知道挾持獻帝，利用其名義。因此，興平二年，李傕和郭汜內訌，楊奉、董承等劫持獻帝東逃時，李，郭又聯合起來緊緊追奪。十二月，獻帝在楊奉等擁持下到達陝縣（今屬河南），在河東軍閥韓遏等接應下連夜渡過黃河，駐蹕大陽（山西平陸東北）。這時公卿大臣已大都死亡流散，跟隨而來的僅數十人。獻帝居住無門的棘籬民屋中，公卿朝會，士兵們伏在籬笆上嬉笑打鬧。將領們專橫跋扈，隨意鞭打或殺戮尚書，往往自帶酒菜，找獻帝嬉樂。皇帝尊嚴掃地以盡。該年蝗蟲大起，加上大旱，顆粒無收。迫於饑荒，這批人不得不渡河南下，賴屯駐野王（河南沁陽）的另一軍閥張楊接濟了一些糧食，才於建安元年回到了洛陽。此時的洛陽，已是一片焦土，宮室燒盡，荊棘滿道，官員們隻能在斷垣殘壁間搭起帳篷辦公。饑餓如影隨形，始終緊緊追逼著他們。尚書郎以下的官員都得自出采挖野菜草根充饑，有的餓死於頹垣斷壁之側。

兩漢以來，忠君思想已經形成，士大夫中有不少人為獻帝的處境痛心疾首，盼獻帝東歸。早在曹操初得兗州時，謀士毛玠就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並無忠於漢室之心，但深知個中利弊，因為力量薄弱，兗州長安，關山遙遙，所以隻是派遣使者虛致殷勤而已。獻帝回轉洛陽途中，荀彧立刻建議迎獻帝都許（河南許昌）。告誡曹操，若不及早下手，他人捷足先登，就悔之晚矣。荀彧並非虛聲恫嚇，當獻帝還在關中時，幽州牧劉虞就想派兵迎接。由於公孫瓚和袁術的破壞，沒有成功。獻帝輾轉河東，田豐和沮授相繼勸告袁紹把獻帝接到鄴城來，但袁紹過去反對過冊立獻帝，企圖擁立劉虞，更顧忌獻帝來後，礙於君臣名義，就得事事奏請，處處受製；許多謀士武將也竭力反對，沒有接受。曹操屬下也頗多爭議，武將們反對尤烈。荀彧指出，奉迎獻帝至少有三大好處：一、可以順應民心。二、可以招致大批人才。三、可以名正言順地發號施令，討伐異己。程昱也竭力讚成。曹操乃於建安元年遣曹洪西迎，遭董承和袁術部將萇奴的阻擊，未成。七月，獻帝到洛陽，曹操親自出動。議郎董昭利用韓暹、楊奉、董承和張楊間的矛盾，假借曹操名義，致書兵力最強的楊奉，誘以接濟糧草、生死與共的好處，勸楊奉不要阻撓。楊奉上當，曹操順利進入洛陽，借口洛陽殘破，立刻把獻帝接到了許昌。自此，獻帝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強大政治優勢。

實行“唯才是舉”的用人策略

如果說，曹操在創業之初，地位未顯時，多用招降納叛等手段網羅人才，那麽，在他有了顯赫地位之後，便憑借手中的權力，公開樹起了不拘微賤，不看身世，隻要有才便吸收錄用的原則。由於曹操求賢若渴，“唯才是舉”，從而吸引了大批有誌之士從四麵八方擁進曹營，造成了曹魏政權鼎盛時雄兵百萬，戰將千員的局麵。正是他有雄厚的人才陣營，才能在19年的時間內，將長江以北的混亂局麵扭轉過來，實現了中國大半個版圖的統一。

更難能可貴的是曹操創行九品中正製，把“唯才是舉”的用人路線製度化，從而使魏晉以後的政治麵貌為之一新，對曹操至隋唐的官僚製度，乃至官宦、士子心態都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擁有人才的協助，對事業興亡至關重要。東漢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為何隻存下三國，而其他政權都被消滅了？缺乏人才助力是個重要的原因。

東漢時期，最初選拔官吏的主要標準是德行與才幹，由州、郡以茂才、孝廉的名義向朝廷推薦官吏候選人，由朝廷考核後予以任用。但到東漢後期，朝政腐敗，賄賂風行，而士大夫中又崇尚虛名，講究門第，使得有意仕進者不是依靠行賄鑽營，就是想法沽名釣譽，以致推薦上來的人大多沒有真才實學，而且並無德行。因此，當時人流傳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這種現象一直到漢獻帝建安（196年—220年）初曹操當政後才開始得以改變。

曹操祖父曹騰是漢末著名的宦官首領之一，權傾一時。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曾任司隸校尉、大司農、大鴻臚、太尉等要職。由於曹操出身宦官之家，盡管父親身居高位，本人也才智過人，但在社會上仍受到許多人的鄙視。他從自身經曆及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中認識到東漢選舉製度的弊端，為在爭奪天下的鬥爭中能將有用之才都招攬到自己周圍，他對東漢選拔官吏的標準進行改革，曾連續下達三道求賢令，對社會傳統觀念進行強烈衝擊。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達第一道《求賢令》，在這道命令申明確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口號，不僅為了改變東漢後期選舉製度的弊病，而且是為矯正自己政權中前一階段在選拔官員標準上的偏差。曹操在統掌朝政大權後，委任崔琰、毛玠主持官吏的選拔與任用，崔琰與毛玠以清廉正直著稱，“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節自勵”。朝廷之中，廉儉之風大行，貪穢浮華之人都被貶退。但他們過於看重廉潔儉樸，從而使許多官員矯情作偽，假意舊衣破車，以求升遷。同時，用這單一標準來進行選拔，就會將一些確有才幹的人排除在外。因此，當有人向曹操提出這一問題後，曹操就下達這道命令，特別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並以齊桓公任用管仲而成為春秋時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說明選拔官吏的首要條件是才幹，隻要確有才幹，無論他是地位低下還是有某一方麵的缺陷，都要推薦上來。

建安十九年，劉備入據益州，三國鼎立的局勢已基本形成，曹操並未因自己占據中原，在政治、經濟上都有明顯優勢而稍有鬆懈，仍以召攬賢才作為首要任務，在這年的十二月下達《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家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明確指出德行與才幹並不是統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賢令》中已談到的“盜嫂受金”的陳平，認為陳平雖然品行不正，但他輔佐劉邦建立漢朝的基業，功不可沒。因此，曹操命令有關部門不能求全責備，不要埋沒那些有缺點的賢才。在看到曹操求賢是擴大自己統治力量的同時，也應看到這是他削弱並控製反對力量的方法，將那些有才幹的人用官爵羈縻在朝廷中，就可減少反對自己的隱患。這比單純用打擊的方法來消滅敵對勢力，顯然要高出一籌。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已是63歲，在前一年已被進爵為魏王，這年四月，獻帝又命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但他仍壯心不已，誌在統一天下，連年出師征討，同時，也更迫切地需求賢才，於這年八月，下達《舉賢勿拘品行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欲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牛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在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自己“唯才是舉”的方針，並指出無論是伊摯、傅說那樣出身貧賤之人，管仲那樣的舊敵，蕭何、曹參那樣的小吏，韓信、陳平那樣身遭汙辱並受人恥笑的人，甚至像吳起那樣不仁不孝的人，隻要有治國用兵的才幹，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現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情，同時，也反映出他與東漢時期用人傳統的完全決裂。

曹操不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舉”的方針，實踐中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方針。他不僅任用荀彧、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何夔而等大族名士，也同樣信任地有“負俗之譏”的郭嘉，簡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業為重，不念舊惡，如張繡在歸降後又起兵突襲，殺死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愛將典韋，但以後張繡來降時，曹操捐棄前嫌，對他的寵遇優於諸將。陳琳曾為袁紹撰寫檄文，痛斥曹操的罪行，並辱及曹操的父親和祖父，可陳琳歸降後，曹操愛惜他的文才，不僅未加懲處，還委派他掌管文書往來。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死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曹操晚年，為了使“唯才是舉”的用人路線製度化，便采納尚書陳群的建議，創行九品中正製。規定：在州設大中正（都中正），在郡縣設小中正，中正官由賢德之人擔任，負責品評舉薦本地區的人才，並將所轄之域的士人，無論仕否，悉論才德或政績具列品狀，然後呈送朝廷吏部，按所定品格高下任命相應官職。九品中正製在最初實行時，由於不分世族高下尊卑，以“唯才是舉”為原則，能夠從毫末之中發現並啟用一批人才，因此對於刷新曹魏政治，扭轉漢世的惡風陋習，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曹魏時期，士子們對此甚有好評：“其始選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曹操死後，九品中正製仍得到切實貫徹，並為晉朝所承襲。九品中正製成為魏晉之際基本的政治製度之一。另外，曹操還廣開言路，采納部下的正確意見。建安十一年，他下《求言令》，要求丞相府及州郡屬官，“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由於曹操在政治上重視選拔人才，當時各地遠道而來投奔的人很多，在他的周圍，形成“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