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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及其對現今高等教育改革的意義
張燕舞
西南聯大是我國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1946年），由北平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天津的私立南開大學南遷聯合辦學的學校。先以長沙臨時大學的名義在長沙組建；一學期後，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戰勝利後一年，1946年，聯大才告結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複校。
西南聯大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一個已經消失了大半個世紀的大學，何以還能讓人不斷提起，並充滿敬意，吸引那麽多知識者的目光？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條件下，大半河山淪陷敵手，而我國的高等教育卻從未中斷，這是一個奇跡，同樣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史學教授約翰·依色雷爾對這個問題研究了十多年，並多次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進行調查訪問，寫出了專著。他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研究。”在今天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來回顧並探討西南聯大，這所因為抗戰而產生的特殊的學校，及其所創造出的教育史上的奇跡，顯然是十分有意義的。
西南聯大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它傑出的教師隊伍、成功的辦學理念、因抗戰而激發出的獨特的人文精神等有著直接的關係。聯大集中了我國各學科最優秀的學者，在人文學科方麵有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王力、遊國恩、吳晗、賀麟、馮友蘭、吳宓、錢鍾書、陳寅恪、費孝通等。他們都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裏開宗立派的一代大師，都有寬容的民主精神。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不同學派和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治學傳統都可以存在，學術觀點各異，並行不悖。特別是在敵機轟炸、生活清貧的艱苦條件下，他們不為憂患所動，堅定心誌，不斷從事學術研究，以學者特有的方式關懷著祖國和民族的命運，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續孜孜探索，創造了大量學術精品。聯大知識分子身上的這種精神，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那種以天下為己任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積極態度。聯大還用“精神獨立、學術自由”的思想熏陶學生，使他們一方麵在學術和人格修養上努力，從而鍛造出大量各方麵的優秀專家；另一方麵，對國家民族的現實命運和社會的發展保持了高度關注和熱情。抗戰時期大量學生投筆從戎，共赴國難，抗戰勝利後又為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自由而鬥爭。兩者的統一，使聯大培養的學生獲得了全麵自由的發展，成為體現高等教育最佳育人效果的一代“人傑”。在教學實踐中，聯大還信守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科學求實的治學方法。聯大學者身處戰爭年代，社會動蕩，物資匱乏，啼饑號寒，備嚐艱辛，但他們並不心躁氣浮，而是堅定心誌，為延續國家精神命脈進行學術文化創造。因此，聯大先後培養出了2500多名畢業生，並湧現出一批著名學者：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牛滿江、何炳棣、李遠哲、周光召、朱光亞、錢三強、鄧稼先等。
聯大的師生們並非一味逃避現實，他們心中有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是在“隱匿”中等待觸發的時機，在饑寒貧困中自覺承擔書寫中華古老文明和中國20世紀新文化篇章的沉重使命。聯大學生的課本上，赫然寫有“讀書救國”四個大字。在昆明安頓下來，聯大即把精神重建當成頭等大事來抓，即開始向全校征集警言、歌詞，以製校訓、校歌，振奮全體師生精神，樹立民族自信心，將這場特殊的文化精神抗戰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這是聯大人思考民族命運、自身的曆史使命的嚴肅思考。每位新同學注冊後，都會得到一頁鉛印校歌。這首歌簡練地反映了聯大精神的一部分。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友會會長查良釗，1967年讓校友會通訊刊出了聯大校歌，他說：“此校歌當時極為動人，全體師生無不永銘於心。”這首歌至今仍深深地銘刻在聯大人的記憶中，以富有感情的旋律團結著海內外的聯大校友。這是20世紀中國大學的校歌絕唱，凝聚著中國文人學者、莘莘學子們在民族危難時刻最悲壯的呼喊，濃縮了聯大人在國家危亡之際的所有情感和意誌。
聯大學生不僅有名師雲集的優越條件，在課堂上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而且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聯大的學生組織和社團活動十分活躍，有眾多的社團、壁報、讀書會、討論會等，開展政治、學術、文藝、體育、學生自治、社會服務等各種活動，抒發愛國熱情，交流思想觀點，發揮興趣特長，提高文化素養，鍛煉活動能力。聯大的同學可以體會到，自己在聯大汲取的營養，不僅來自課堂的學習，而且來自極富感染力的課餘生活，特別是來自愛國民主運動。聯大的民主活動更顯得朝氣蓬勃，大規模的講演會、時事晚會、文藝晚會、新詩朗誦會、戲劇晚會等各種宣傳方式充分運用，因此聯大被人們稱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抗戰中曾在英國駐華使館供職，又在聯大等多所大學任教的羅伯特·白英在日記中評價說：“在中國，聯大是最值得誇耀的。這是因為它獻身於民主政治，相信民主定會實現。”
此外，西南聯大的成績還應該歸功於同學們的求知願望和教職員的敬業精神，而這二者其實植根於以愛國主義為動力的雙方的共同信念和責任感之中。聯大師生的共同信念和責任感就是：第一，是聯大師生對抗戰必勝的信念。盡管，在這抗戰八年期間，前方戰事有時遭到挫折，但聯大師生對抗戰必勝的信念是絕不動搖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們終究要“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的。其次，是聯大師生對國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責任感。聯大預測到，勝利之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我們國家此時需要一大批各方麵的建國人才。“中興業，須人傑”，責無旁貸。這二者，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對國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對敬業、求知的追求。這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
西南聯大融三校優良傳統於一身，集三校學貫中西的著名大師於一堂所形成的西南聯大精神，歸納起來，就是愛國精神、科學精神、民主精神、尊重人才的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拚搏精神。由文人學者們開展的文化精神領域的抗戰雖然不如軍人們在疆場上的抗戰那麽波瀾壯闊，但同樣是這場民族抗戰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寶貴價值和深遠曆史意義迄今還遠遠未被人們充分認識到，尤其是在今天，我們再來重溫這段文化精神上的抗戰曆史，就顯得更為重要。任何一個民族的精英文化，在民族曆史的危難時刻總會得到凸現，並作為該民族的一種主流文化而載入史冊。聯大正是如此。身居西南高原邊陲，聯大這批文人學者在艱難的歲月裏，以他們堅韌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為民族的神聖抗戰和文化的改造與複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雖然聯大早已不複存在，但它的深遠影響至今還在海內外回蕩。作為眾多學科薈萃的文化堡壘和眾多大師雲集的知識殿堂，聯大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最高水平的大學。它代表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曆史時期，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當前，我們正在對中國50年來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進行深刻反思，重新調整高等教育結構，聯大的經驗顯然有著極大的現實借鑒意義。
1946年5月4日，馮友蘭在新校舍圖書館舉行的結業典禮上，宣讀了他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其中說到：“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轉乾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此其可紀念者一也。三校有不同之曆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十年間收恢複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盛讚“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的愛國精神，此外，三校“同無妨異，異不害同”的合作精神及“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兼容並包之精神，以至聯大“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人們不得不承認西南聯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隻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輟，而且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為國家培養出了一代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秀人才。西南聯大所以值得人們紀念，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前，迫於經濟落後的現實壓力，我們正在對中國50年來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進行深刻反思，重新調整高等教育結構。西南聯大的經驗不無可借鑒之處。我們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裏，過分地強調專業分工，隻關注工具價值、技術教育的實用主義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棄“無用”的人文教育，技術取代了一切，實用心理、職業技能本身幾乎成了最高的價值訴求，其結果隻能是產出大批白字連篇、有技術無人文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同樣遭逢過中西文化的對抗衝擊，匯集中西文化精粹的聯大經驗至少可以告訴我們，對教育的調整與學校的改造絕不應該僅僅從純經濟的角度去考慮，將其單純地作為商業化的實用技術問題進行簡單的操作，而應該更高地站在中國民族文化與西方強勢文化關係的層麵上，對教育本身的文化內涵進行深層次的反思。西南聯大在艱難時世中能夠支撐下去，並有所建樹，依靠的就是它的文化精神。聯大注重用民族文化中優秀的人文精神去鑄造學生的靈魂。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教育最為深刻的失敗表現出的恰好是一種文化精神價值的失落。“文革”造成的最大惡果不是少培養了幾十萬大學生，而是整個民族道德文化素質的下降。
與聯大畢業生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學人在50年代初期紛紛返回國內參加建設的場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我們正處於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的尷尬境地，這不能不說是與我們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始終以一種“用”的態度對待教育，使之過度地專業化、工具化，從而缺乏一種對人文價值的關注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反觀近幾十年我們的高等教育，由於模仿和生硬照搬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學專業劃分過於單一，學生被過於集中於專業技術知識的學習，造成了學生知識的單一化，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減弱。而且，由於學生在一種人文氛圍稀薄的環境中學習生活，對民族傳統文化不可能有十分深刻的體驗，這對於他們民族感情的培養也是不利的。因此，我們的高等教育要以西南聯大為借鑒，加強對學生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教育，使教育對象實現從工具化向合格的社會公民和合格的人轉變，使之成為社會前進的真正希望所在。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西南聯大是我國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1946年），由北平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天津的私立南開大學南遷聯合辦學的學校。先以長沙臨時大學的名義在長沙組建；一學期後，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戰勝利後一年，1946年，聯大才告結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複校。
西南聯大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一個已經消失了大半個世紀的大學，何以還能讓人不斷提起，並充滿敬意，吸引那麽多知識者的目光？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條件下，大半河山淪陷敵手，而我國的高等教育卻從未中斷，這是一個奇跡，同樣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史學教授約翰·依色雷爾對這個問題研究了十多年，並多次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進行調查訪問，寫出了專著。他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研究。”在今天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來回顧並探討西南聯大，這所因為抗戰而產生的特殊的學校，及其所創造出的教育史上的奇跡，顯然是十分有意義的。
西南聯大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它傑出的教師隊伍、成功的辦學理念、因抗戰而激發出的獨特的人文精神等有著直接的關係。聯大集中了我國各學科最優秀的學者，在人文學科方麵有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王力、遊國恩、吳晗、賀麟、馮友蘭、吳宓、錢鍾書、陳寅恪、費孝通等。他們都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裏開宗立派的一代大師，都有寬容的民主精神。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不同學派和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治學傳統都可以存在，學術觀點各異，並行不悖。特別是在敵機轟炸、生活清貧的艱苦條件下，他們不為憂患所動，堅定心誌，不斷從事學術研究，以學者特有的方式關懷著祖國和民族的命運，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續孜孜探索，創造了大量學術精品。聯大知識分子身上的這種精神，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那種以天下為己任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積極態度。聯大還用“精神獨立、學術自由”的思想熏陶學生，使他們一方麵在學術和人格修養上努力，從而鍛造出大量各方麵的優秀專家；另一方麵，對國家民族的現實命運和社會的發展保持了高度關注和熱情。抗戰時期大量學生投筆從戎，共赴國難，抗戰勝利後又為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自由而鬥爭。兩者的統一，使聯大培養的學生獲得了全麵自由的發展，成為體現高等教育最佳育人效果的一代“人傑”。在教學實踐中，聯大還信守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科學求實的治學方法。聯大學者身處戰爭年代，社會動蕩，物資匱乏，啼饑號寒，備嚐艱辛，但他們並不心躁氣浮，而是堅定心誌，為延續國家精神命脈進行學術文化創造。因此，聯大先後培養出了2500多名畢業生，並湧現出一批著名學者：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牛滿江、何炳棣、李遠哲、周光召、朱光亞、錢三強、鄧稼先等。
聯大的師生們並非一味逃避現實，他們心中有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是在“隱匿”中等待觸發的時機，在饑寒貧困中自覺承擔書寫中華古老文明和中國20世紀新文化篇章的沉重使命。聯大學生的課本上，赫然寫有“讀書救國”四個大字。在昆明安頓下來，聯大即把精神重建當成頭等大事來抓，即開始向全校征集警言、歌詞，以製校訓、校歌，振奮全體師生精神，樹立民族自信心，將這場特殊的文化精神抗戰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這是聯大人思考民族命運、自身的曆史使命的嚴肅思考。每位新同學注冊後，都會得到一頁鉛印校歌。這首歌簡練地反映了聯大精神的一部分。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友會會長查良釗，1967年讓校友會通訊刊出了聯大校歌，他說：“此校歌當時極為動人，全體師生無不永銘於心。”這首歌至今仍深深地銘刻在聯大人的記憶中，以富有感情的旋律團結著海內外的聯大校友。這是20世紀中國大學的校歌絕唱，凝聚著中國文人學者、莘莘學子們在民族危難時刻最悲壯的呼喊，濃縮了聯大人在國家危亡之際的所有情感和意誌。
聯大學生不僅有名師雲集的優越條件，在課堂上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而且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聯大的學生組織和社團活動十分活躍，有眾多的社團、壁報、讀書會、討論會等，開展政治、學術、文藝、體育、學生自治、社會服務等各種活動，抒發愛國熱情，交流思想觀點，發揮興趣特長，提高文化素養，鍛煉活動能力。聯大的同學可以體會到，自己在聯大汲取的營養，不僅來自課堂的學習，而且來自極富感染力的課餘生活，特別是來自愛國民主運動。聯大的民主活動更顯得朝氣蓬勃，大規模的講演會、時事晚會、文藝晚會、新詩朗誦會、戲劇晚會等各種宣傳方式充分運用，因此聯大被人們稱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抗戰中曾在英國駐華使館供職，又在聯大等多所大學任教的羅伯特·白英在日記中評價說：“在中國，聯大是最值得誇耀的。這是因為它獻身於民主政治，相信民主定會實現。”
此外，西南聯大的成績還應該歸功於同學們的求知願望和教職員的敬業精神，而這二者其實植根於以愛國主義為動力的雙方的共同信念和責任感之中。聯大師生的共同信念和責任感就是：第一，是聯大師生對抗戰必勝的信念。盡管，在這抗戰八年期間，前方戰事有時遭到挫折，但聯大師生對抗戰必勝的信念是絕不動搖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們終究要“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的。其次，是聯大師生對國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責任感。聯大預測到，勝利之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我們國家此時需要一大批各方麵的建國人才。“中興業，須人傑”，責無旁貸。這二者，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永不動搖；對國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們對敬業、求知的追求。這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
西南聯大融三校優良傳統於一身，集三校學貫中西的著名大師於一堂所形成的西南聯大精神，歸納起來，就是愛國精神、科學精神、民主精神、尊重人才的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拚搏精神。由文人學者們開展的文化精神領域的抗戰雖然不如軍人們在疆場上的抗戰那麽波瀾壯闊，但同樣是這場民族抗戰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寶貴價值和深遠曆史意義迄今還遠遠未被人們充分認識到，尤其是在今天，我們再來重溫這段文化精神上的抗戰曆史，就顯得更為重要。任何一個民族的精英文化，在民族曆史的危難時刻總會得到凸現，並作為該民族的一種主流文化而載入史冊。聯大正是如此。身居西南高原邊陲，聯大這批文人學者在艱難的歲月裏，以他們堅韌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為民族的神聖抗戰和文化的改造與複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雖然聯大早已不複存在，但它的深遠影響至今還在海內外回蕩。作為眾多學科薈萃的文化堡壘和眾多大師雲集的知識殿堂，聯大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最高水平的大學。它代表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曆史時期，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當前，我們正在對中國50年來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進行深刻反思，重新調整高等教育結構，聯大的經驗顯然有著極大的現實借鑒意義。
1946年5月4日，馮友蘭在新校舍圖書館舉行的結業典禮上，宣讀了他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其中說到：“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轉乾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此其可紀念者一也。三校有不同之曆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十年間收恢複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盛讚“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的愛國精神，此外，三校“同無妨異，異不害同”的合作精神及“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兼容並包之精神，以至聯大“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人們不得不承認西南聯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隻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輟，而且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為國家培養出了一代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建國需要的優秀人才。西南聯大所以值得人們紀念，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前，迫於經濟落後的現實壓力，我們正在對中國50年來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進行深刻反思，重新調整高等教育結構。西南聯大的經驗不無可借鑒之處。我們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裏，過分地強調專業分工，隻關注工具價值、技術教育的實用主義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棄“無用”的人文教育，技術取代了一切，實用心理、職業技能本身幾乎成了最高的價值訴求，其結果隻能是產出大批白字連篇、有技術無人文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同樣遭逢過中西文化的對抗衝擊，匯集中西文化精粹的聯大經驗至少可以告訴我們，對教育的調整與學校的改造絕不應該僅僅從純經濟的角度去考慮，將其單純地作為商業化的實用技術問題進行簡單的操作，而應該更高地站在中國民族文化與西方強勢文化關係的層麵上，對教育本身的文化內涵進行深層次的反思。西南聯大在艱難時世中能夠支撐下去，並有所建樹，依靠的就是它的文化精神。聯大注重用民族文化中優秀的人文精神去鑄造學生的靈魂。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教育最為深刻的失敗表現出的恰好是一種文化精神價值的失落。“文革”造成的最大惡果不是少培養了幾十萬大學生，而是整個民族道德文化素質的下降。
與聯大畢業生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學人在50年代初期紛紛返回國內參加建設的場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我們正處於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的尷尬境地，這不能不說是與我們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始終以一種“用”的態度對待教育，使之過度地專業化、工具化，從而缺乏一種對人文價值的關注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反觀近幾十年我們的高等教育，由於模仿和生硬照搬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學專業劃分過於單一，學生被過於集中於專業技術知識的學習，造成了學生知識的單一化，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減弱。而且，由於學生在一種人文氛圍稀薄的環境中學習生活，對民族傳統文化不可能有十分深刻的體驗，這對於他們民族感情的培養也是不利的。因此，我們的高等教育要以西南聯大為借鑒，加強對學生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教育，使教育對象實現從工具化向合格的社會公民和合格的人轉變，使之成為社會前進的真正希望所在。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