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

第二十五章 滇軍血戰台兒莊的曆史不容抹殺

　　陳秀峰

1990年5月，“滇軍血戰台兒莊”52周年之際，雲南籍全國政協委員李佐致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首長。李佐當年參加“滇軍血戰台兒莊”時，在軍中被稱為“硬骨頭連長”。他寫這封信的起因是：1989年4月，進京參加“兩會”的雲南人大、政協委員，參觀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展覽中關於“徐州戰役”的展版上沒有第六十軍的番號，十分奇怪和強烈不滿，而“滇軍六十軍血戰台兒莊”的真實故事，在雲南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他們說：“六十軍戰績輝煌，在這裏連個名字都沒有，不合道理！”遂給李佐寫信，請他向上反映。

第二年3月，李佐從成都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第七屆第三次會議，利用了一個下午的自由活動時間，到“軍博”徐州會戰展廳瀏覽了一番，立刻發現三個問題：一是徐州會戰“前言”的後半段，敘述欠妥；二是展出文件的標注有誤；三是第五戰區序列表中漏掉了第六十軍的番號。

其一，徐州會戰展廳的“前言”這樣寫道：“一九三八年三月，日軍由津浦北段和膠濟路南犯。第五戰區部隊分別在滕縣臨沂阻敵後，集中優勢兵力，在徐州東北的台兒莊，一舉圍殲敵精銳部隊一萬餘人。這就是抗日戰爭史上著名的台兒莊大捷。此戰役後，日本大本營糾集其華北及華中之兵力，於五月初發起徐州戰役。第五戰區為了擺脫不利態勢，決定除留一部在蘇北、魯中、魯南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外，主力向豫東、皖北轉移。十九日敵戰領徐州。”

李佐認為：“前言”前半段敘述是恰當的，基本上反映了台兒莊大捷的情況。但在後半段中隻字不提魯南15個軍在運河前線的英勇奮戰，單寫第五戰區主力向豫東、皖北轉移。這樣的描述，使人看後自然產生誤解，就會以為：“所謂徐州戰役，隻不過是第五戰區在魯南戰場上的總退卻，既無戰鬥，何謂戰役？更不能稱為會戰。”其實，徐州戰役階段（即徐州會戰第二階段），與台兒莊大捷相比，敵我雙方投入的兵力更多，戰爭的規模更大，戰鬥更為激烈，殺傷的敵人更多，我軍也付出了更大的代價。滇軍六十軍就是在這一階段投入戰鬥的。

津浦路北段日軍不是5月初才發起徐州戰役的，而是4月20日在大、小良壁和冬陵鎮一線突破湯恩伯兵團和於學忠部防禦以後，即將其進攻矛頭直指台兒莊及禹王山方向。當時蔣介石在作戰指導上雖然決定采取“機動防禦及運動戰製敵”的方針，但在具體兵力部署方麵仍舊不肯放棄任何地點，仍要求第一線作持久防禦部署。4月底、5月初，李宗仁先後將戰區總預備隊投入郯城方向，與日軍展開延翼競賽，戰線綿亙三百餘裏，形成陣地攻防爭奪戰。5月14日，又根據蔣介石關於調整部隊的決定，抽出湯恩伯兵團、李延年第二軍為淮海兵團；龐炳勳、繆流兩軍撤回蘇北，留在運河前線還有約8個軍的兵力編為魯南兵團，由孫連仲指揮，防守在運河線上。並且還要求：“對邳縣城、加口鎮、禹王山、台兒莊等各前進陣地不可過早放棄。”直到5月17日晚各部隊才逐次撤離前線向徐州轉移。

運河戰線距徐州不過一晝夜行程，日軍的機械化部隊數小時即可到達。如果第五戰區主力5月初就向豫東、皖北轉移，那第五戰區指揮官李宗仁、白崇禧兩將軍怎麽能鬥膽在徐州上演“空城計”達半月之久？直到5月18日深夜才率長官部各級職員一千餘人乘火車離開徐州？如果沒有魯南15個軍在運河防線奮戰二十餘日，大量殺傷敵人，使其不敢輕易冒進的話，那來勢洶洶、裝備精良、不可一世的侵華日軍，怎麽會“乖乖”地在運河線上徘徊觀望達半個多月，等待我軍全部轉移後，才於5月19日進占徐州？這是顯而易見的。為此，李佐建議“軍博”將“前言”後半部分——徐州戰役的內容加以補正。作為徐州戰役親曆者的李佐，其對敵我態勢、戰局發展的分析，真實有據、條條入理、環環相扣，令人佩服有加！

其二，在同一展廳裏把“白（崇禧）副總長”誤寫成“白副司令長官”，並同時出現兩種稱謂，使展覽中的文件、注解與序列表三者之間交叉矛盾，建議更正。

其三，滇軍六十軍即“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是第五戰區內裝備精良、人數最多、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勁旅，是魯南前線告急時李宗仁指名要求蔣介石調到第五戰區增援台兒莊前線的生力軍。4月22日淩晨，全軍四萬餘人渡過運河，在開進中與南下日軍遭遇，血戰八晝夜之後退守棗莊營、禹王山、火石埠等地，在堅守防禦中與敵人反複爭奪、激戰兼旬（二十天），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殲滅日軍12000餘人）。六十軍也付出了傷亡官兵近二萬人的重大代價（為國捐軀13869人，負傷4545人，失蹤430人，損失戰馬1326匹），其中少將旅長三分之一傷亡，上校團長三分之二傷亡。六十軍於5月18日奉命撤退到徐州近郊剛整編就緒（因參戰將士傷亡過半，由戰前的12個團縮編成5個團），又奉命進駐、保衛徐州，掩護主力轉移。此時，徐州城內“第五戰區長官部”已空無一人，其他部隊都已撤走。六十軍直到19日天亮以後才全部也是最後撤離徐州的。筆者落筆在此，想起在突圍中發生的一則傳奇故事，當即打電話給在水富縣的今年已97歲高齡的賀明哲老先生，話說“十三擔大洋”的故事，以此作為六十軍最後撤離徐州的真實細節。

賀老說：當時，李宗仁下令將徐州中央銀行來不及搬走的小額鈔票和部分銀元，撥給六十軍作軍餉和三個月“打遊擊”的夥食費，共計二十多萬元。我當時擔任一八四師軍需連連長，我指揮士兵將這些“大洋”足足裝了十三擔，率隊連夜兼程，一路上還收編了操川、滇、黔口音的友軍士兵二百多人，組成兩個連各在左右掩護軍需連。我還把用祖傳秘方配製的“百裏不倒”藥——“久寧膏”（一種滋補品）分發給挑“大洋”的士兵們服用，以增強其體力。經過突圍和一個多月的艱苦行軍，終於將“十三擔大洋”安全挑到了武漢，並參加了武漢會戰。

1938年4月30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將軍致電盧漢軍長，對六十軍戰績表示嘉獎：“貴軍此次在台兒莊附近集中之際，倉促遭敵主力於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軀與敵機械化部隊艱苦奮戰，前赴後繼，鏖戰八晝夜，初不以傷亡慘重稍形氣餒，不僅使台兒莊固若磐石，仰且使抗戰大局轉危為安。忠勇奮發，足資楷模！”日本的報紙及電台也不得不承認：“自‘九一八’與華軍開戰以來，遇到滇軍猛烈衝鋒，實為罕見。”日本東京大本營稱六十軍為“唯一的中國鐵軍”（見羅越先、楊新旗著《太陽泣血》）。對於這樣一支聲名赫赫的抗日軍隊，在“軍博”“徐州會戰”展廳第五戰區序列表中竟“榜上無名”，並將盧漢將軍列為第六十五軍軍長，難怪一些關心滇軍榮辱的雲南人看到這些不該有的“錯誤”就很生氣，很有意見。

雖然，在第五戰區參加徐州戰役的有28個軍之多，序列表中漏掉或者弄錯一個軍的番號都無傷大體，但它卻關係到雲南三千多萬（現為四千多萬）各族人民的感情，特別是當年在台兒莊戰場流血、犧牲的近兩萬名“三迤健兒”親屬們的感情，不能等閑視之。為此，李佐建議在第五戰區序列表中予以“正名”！

李佐的意見以信件及提案的方式遞交到有關部門，“軍博”也從諫如流，很快就根據李佐的意見對展覽中的問題作了補正。但問題為何而起，“誤寫”的源頭在哪裏，影響範圍有多大？筆者從1996年1月李佐寫給在昆戰友楊協中（參加過抗戰後期的滇南防禦及抗美援朝）的信中找到了一些答案。

信一開頭，李佐就對楊協中寄去的“及時雨”——本再版的《徐州會戰》表示感謝。這本書是全國政協文史委編寫的一套抗戰叢書中的一種，印數2萬冊，發行時間是1985年12月。這本書出版後，編寫組的責任編輯黨德信同誌曾去信請李佐對書中由盧漢、安恩溥、餘建勳和李佐本人寫的四篇資料文章精閱一遍並提出意見。李佐根據他的要求對上述四篇資料中的錯字、錯情及孫連仲將軍“徐州會戰簡述”一文中有損於盧漢軍長形象的不實之詞，提出了補正刪節意見，這份意見被全部采納並在第二次印刷本中得到體現（1990年9月第二次印刷數為5000冊）。李佐寄出意見信後才發現排在《徐州會戰》附錄中的“徐州會戰大事記”（1938年1月4日至5月19日）中還有不少問題，當即對“大事記”中的錯情提出修改意見，但此時第二次印刷本已經排版付印，來不及修改了，因此，1990年出的這個版本中仍留下了“大事記中無大事”的缺陷。

作為戰爭親曆者和幸存者，李佐從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間，對《徐州會戰》這本書曾反複閱讀過不知多少遍，深感到徐州會戰是國民黨軍在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最光輝的一頁！李宗仁將軍坐鎮徐州5個多月，直到5月18日晚才撤離徐州，因而才取得台兒莊大捷的勝利。但遺憾的是，李宗仁將軍在他的《回憶錄》第五十三章大標題為“徐州會戰”一文的敘述中，為吹噓他自己所謂的“組織大兵團撤退”的指揮藝術，避而不談第五戰區主力十幾個軍在大運河戰線上英勇抗擊日軍達一個月之久的卓越戰績，隻談魯南數十萬“國軍”突圍逃跑的情況，最後還妄自菲薄，把我軍比作小兔，把日軍比作獅子，自鳴得意地說：“敵人再也沒有想到，他以獅子搏兔之力於五月十九日竄入徐州時，我軍連影子也不見了，數十萬大軍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全部溜出了他們的包圍圈，敵人四處搜尋，僅捉到了我方的幾個落伍的病兵。”作為五戰區的最高指揮官，這樣說，既否定了五戰區幾十萬抗日軍隊的戰績，也否定了他自己。而在《徐州會戰》這本由近六十位戰場親曆者所撰寫的回憶文章匯集成的三十餘萬字的文史資料書中，第一章的概述一欄，又恰恰把《李宗仁回憶錄》第五十三章全文收入作為第一篇文章，使人看了這篇戰區最高指揮官寫的“縱觀全局”的文章後會誤認為：所謂徐州會戰，不過是第五戰區主力的總退卻，並沒有發生什麽大戰、惡戰，還會在國內外造成不良的影響。這是《徐州會戰》一書的缺陷之一。

在徐州會戰期間的4月下旬至5月中旬，徐州城曾數次遭受累計數百架次日機的狂轟濫炸。在長官部內僅有一容二十人的小型防空洞，但李宗仁並不去躲避，他在文章中這樣回憶道：“我身為司令長官，未便和他們去擠做一團，所以每逢敵機臨空，我隻是走到辦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敵機投彈，或與二三訪客談戰局。有時彈落長官部附近，震耳欲聾，客人每每恐懼至麵無人色，而我則能處之泰然，若無其事。軍民和一般訪客對我的大膽和鎮靜都佩服得五體投地。正因為我個人的鎮靜和談笑自若，使本城的緊張與恐慌的氣氛大為減低……作戰五閱月，步驟未亂絲毫。凡此均足見兵凶戰危之時，主將個人的言行關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謂‘指揮若定’，其重要意義蓋亦在此。”筆者看到，不論在何時何地，一個不忘表現自己的將軍形象躍然紙上。

《徐州會戰》一書的第二個缺陷是“大事記中無大事”（主要指徐州會戰第二階段）。眾所周知，大事記是全書的縮影，也是全書的脈絡，必須具有全麵性、統一性、真實性及準確性。書內的文章是由戰爭的親曆者提供的，因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難免有互相矛盾之處，隻能保留“多說並存”的原則，不可能強求一致，但大事記是由編審者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和親曆者提供的資料情況經綜合整理編寫而成的，所以必須符合上述“四性”。由於這本書中的“大事記”不是由編審組統一編寫的，隻是憑一些不太權威的人提供的情況和道聽途說的訛傳綜合起來的原始資料，又未經過討論或調查核實就草率出台，因此錯漏百出，矛盾不少。但一般研究者不知內情，仍把它作為權威資料來引用，其結果可想而知。例如：孫連仲和他的部隊5月18日下午還在徐州，湯恩伯的淮海兵團5月20日還在宿縣附近，而在5月13日的“大事記”中卻寫道：“孫連仲、湯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點。”再如：劉汝明係淮海兵團副總指揮，他的六十八軍也不在徐州，徐州是5月18日主動放棄，19日敵軍才進入徐州，敵我雙方在徐州並未交火，而19日的大事記中卻寫道：“徐州經劉汝明部激烈抵抗後於十九日晚放棄”，則更是無稽之談！但就是這則無中生有的大事記，被一些作者作為徐州會戰的“壓軸戲”多次出現在一些紀實文學作品中。例如在2005年3月再版的《國殤》第365頁中這樣寫道：“奉蔣介石之命作為全軍後衛，掩護主力轉移的劉汝明第六十八軍，在完成任務後，放棄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軍幾十萬大軍的圍困，到達安全地帶。”再如2005年1月由團結出版社出版的“圖片中國抗戰叢書”《徐州會戰——決戰津浦線》第155頁也這樣寫道：“日軍見中國軍隊大部已走，企圖於徐州城圍殲劉汝明部。劉汝明部佯作死守狀，及見各路大軍撤盡，便棄城撤退，於19日離開徐州。敵軍不但沒有擊潰劉汝明部，甚至連一個上尉也沒有捉到。”而六十八軍是如何“巧妙”地跳出日軍幾十萬大軍的圍困撤退到安全地帶的，在此類圖書中均無記述。是什麽人杜撰了這麽一折“壓軸戲”腳本，用意如何？不得而知。再如，《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2005年修訂版）168頁，仍作如下表述：“第六十八軍在掩護各部撤退完畢之後，於5月19日放棄徐州”，等等。

1938年4月上旬的“台兒莊大捷”後，日軍大本營隨即發現中國軍隊在徐州地區集結了重兵集團，於是，迅速調集華北方麵軍第五、第十、第十四、第十六共四個師團從北麵向隴滇路進攻，調集華中方麵軍第九、第十三師團從南麵策應華北方麵軍作戰，企圖一舉消滅中國軍隊主力。史稱徐州會戰的第二階段的“徐州戰役”也就拉開了大幕。六十軍從4月22日至5月18日，共27天的鏖戰中的對手是日軍最精銳的板垣師團（第五師團）和磯穀師團（第十師團）及偽軍劉桂堂部，在戰鬥中，日軍投入了我軍所沒有的坦克、飛機數十輛（架）。從4月28日起，主戰場由台兒莊轉至禹王山。以治水賢王大禹的名號命名的禹王山是台兒莊地區的製高點，是台兒莊東南的屏障，是大運河北岸海拔較高、麵積較大的一座小山。此時，禹王山已成為徐州會戰第二階段敵我雙方爭奪的焦點，是六十軍的防禦重點，也是日軍主要突擊方向上爭奪最為激烈的一個要點，故《徐州會戰》全書六章把“血戰禹王山”列為第五章（其他章節的順序為：第一章，概述；第二章，滕縣保衛戰；第三章，臨沂戰役；第四章，台兒莊大戰；第五章，血戰禹王山；第六章，徐州外圍戰；書後是附錄和“大事記”等）。

從4月27日起日軍開始進行試探性進攻，28日集中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全力進攻，30日我守軍傷亡殆盡，禹王山頂失守，5月1日拂曉又被我軍奪回，直到5月18日，每天都有激烈的爭奪戰，大量殺傷敵人，使其未能越雷池一步。像這樣關係全局成敗的激烈戰鬥，在“大事記”中一次也沒提到過。還有4月24日晚，蔣介石在台兒莊附近車輻山車站麵見盧漢軍長，指令六十軍須以一個師堅守台兒莊，因蔣認為：“台兒莊的得失，有關國際視聽。”此次麵談，除白崇禧外，還有以大本營政治部副部長和中共代表雙重身份參會的周恩來。26日，六十軍一八二師一部，一八三師一部向辛莊、蒲旺、五聖堂和五窯路出擊，大部堅守陣地……27日起，六十軍在以禹王山為中心的東莊、火石埠、李家圩及趙莊、房莊、勝陽山、亙泇河地區，同日軍進行了一係列的激烈戰鬥。當時在六十軍一八四師司令部任職的中共地下黨員張子齋後來回憶說：“六十軍軍部設在餘家凹，滇軍的捷報不斷傳來。4月29日，蔣介石曾到六十軍軍部宿營，目擊戰況，傳諭嘉獎。《申報》香港版總編輯陳賡雅在看過‘美聯社’和‘路透社’發出的‘台兒莊六十軍大捷’的消息報道後，即電賀雲南省主席龍雲：‘我滇省健兒，台兒莊大勝，國府嘉獎，全國崇敬，特電奉賀。’（此電文刊登在1938年4月29日的《雲南日報》上。）”

據後來劉惠之、張子齋兩人回憶：激戰八晝夜期間，第五戰區司令部未有任何指令下達。但在六十軍傷亡嚴重時，白崇禧卻對盧漢軍長大加申斥，說對日作戰不事前構築工事，隻知以血氣之勇與機械化武裝的敵人衝鋒。實際上，該受斥責的應當是白崇禧等人。六十軍是於4月21日11時到達徐州的，盧漢於12時到長官部，李宗仁、白崇禧向盧漢隱瞞了孫連仲集團軍防區失利，部分失守的嚴重情況，口稱讓六十軍作為第二線部隊接防湯恩伯防區。4月22日一八三師最先開往台兒莊地區接防，應交防的湯恩伯部已提前擅自撤出陣地，日軍乘虛而入。一八三師在開進途中，突然遭遇日軍阻擊，此時，我軍裝備尚未從馬上卸下，更不要說構築工事，處於劣勢的滇軍立即奮起反擊，戰鬥十分激烈……今年已94歲高齡時任盧漢警衛排長的趙從雲老先生對筆者談起這段往事還不無遺憾地說：“假如一八二、一八三師兩位師長能多一個心眼，能有防人之心，就不會上白崇禧等人的當，把‘正常接防’變為搶占陣地來部署，就能很大程度上減少滇軍的傷亡人數，增加殺敵人數。”白崇禧等人為什麽要對滇軍如此這般不好，原來，滇軍曾於1925年、1930年奉唐繼堯、蔣介石之命攻打廣西，曾被視為仇敵，白崇禧所在桂軍與滇軍久有積怨，此次正好一泄“私憤”。總而言之，六十軍同日軍進行的一係列浴血奮戰，分散了敵人的兵力，遏製了敵人的攻勢，自己也遭受了重大犧牲等等大事，在“大事記”中均隻字不提。至於把各軍的防區和戰鬥地點弄錯等次要問題當可體諒，畢竟，《徐州會戰》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滇軍六十軍在徐州會戰第二階段中，以傷亡逾半的巨大代價，在槍林彈雨、屍山血海中打造出一支“衝鋒在前頭，堅守在關頭，撤退在後頭”的中流砥柱式的令日寇膽寒的鐵軍形象。六十軍密切配合了第五戰區長官部的戰役組織，不僅粉碎了日軍奪取禹王山拿下台兒莊直取徐州的企圖，牽製了日軍精銳師團，還掩護了我軍主力部隊的機動轉移，為我數十萬大軍迅速跳出敵人包圍圈贏得了時間。事後，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向天皇報告說：“我軍雖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斷了中國軍隊的退路，將徐州地區鐵桶般包圍起來。但總計約50個師的中國軍隊，於5月中旬突然從西南方向跳出我軍重圍，戰果之微出乎意料……”徐州會戰結束後一星期（1938年5月26日），毛澤東即在延安發表的《論持久戰》中指出：“每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沮喪敵人的精神，振奮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支援……”

1987年7月，由李宗仁先生生前的秘書、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程思遠參與組織，李宗仁故鄉的廣西電影製片廠攝製的《血戰台兒莊》，據說堪稱中國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識的軍事題材影片在全國公映引起轟動，該影片的錄像帶傳到台灣，宋美齡、蔣經國和國民黨中常委都看了此片。此後，蔣經國的大陸政策逆轉，開始走上尋求兩岸和解的道路。很多雲南人看了此片，震撼之後又感到失望，並多有微詞：從上世紀3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在雲南家喻戶曉的故事“滇軍血戰台兒莊”，在此片中竟一個鏡頭都沒有，真想不通！其實，這部彩色影片反映的是徐州會戰第一階段的事，滇軍六十軍作為預備隊尚未參戰。滇軍血戰台兒莊的影片遲早會有，但需要雲南人自己去努力。

近幾年來，筆者曾留意抗日戰爭正麵戰場的紀實文字及影視作品中涉及徐州會戰的敘述部分，發現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隻講台兒莊大捷，對徐州會戰第二階段“徐州戰役”所顯現的“戰爭規模更大、敵我傷亡更慘烈”的曆史事實隻字不提。二是有的作品對徐州會戰第二階段的敘述一筆帶過，有意無意地省略和淡化戰役過程及其重要意義。三是在作品中使用了訛傳、不實的文史資料。凡此種種，均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遺憾。據筆者所知，當年參加過滇軍血戰台兒莊的幸存者如今健在的已屈指可數，他們是：六十軍戰地服務團團員張芝（女）90歲，英雄連長李佐93歲，盧漢的警衛排長趙從雲94歲，軍需連長賀明哲97歲，軍部上尉參謀黃汝鑫89歲，軍部少尉文書馬占偉90歲，還有當年年僅16歲的軍醫處衛生員呂文俊83歲等。

曆史遠去，功勳永存！可以期待：由已經再次握手的國共兩黨來共同推動研修一部“抗戰”史；可以相信：一部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衛國戰爭史，一部客觀、公正、全麵、真實的“完整的抗戰史”，一定會呈現在我們的麵前！

（作者單位：昆明市五華區經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