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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對日政策

  李敏

從1931年9月日本入侵我國東北,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在東亞地區美、日、中三國的關係微妙而複雜。1931~1941年美國的對日政策可分為:“九一八”事變到歐戰爆發、歐戰爆發到美日談判、美日談判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美國的對日政策具有雙重性,雖有妥協退讓一麵,但隨著形勢的發展,美日爭奪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因素。



1931年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公然使用武力破壞華盛頓體係的重大行動,威脅了美國所確立的遠東秩序。但美國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除表示驚訝和遺憾外,沒有提出譴責。美國總統胡佛在1931年10月的演說中竟說:“假如日本人公開對我們說,我們不再遵守華盛頓協定了,因為在中國秩序沒有恢複,中國的一半領土已經布爾什維克化了,而且正在同俄國合作。我們人民的生存全靠我們向中國出口和從中國進口原料,我們經濟由於中國無秩序而瀕於癱瘓狀態。滿洲現在掌握在一個冒險者手裏,而且我們的生存將會受到威脅。因此,請給我們機會以在中國恢複秩序。如果他們直截了當地對我們說,我們是不會提出異議的。”侵占東北後不久,日本政府希望美國不妨礙日本侵占中國東北,要求美國政府同意“不幹涉”滿洲事務,作為交換條件,日本答應討論美國在華感興趣的一切問題。美國政府接受了這一要求,但以日軍不得向錦州以南推進並不得占領該城為條件。10月8日,日軍炮轟錦州,破壞了日美間的“不幹涉”秘密協定。美國發表聲明,宣稱在遠東形成的局勢,破壞了《白裏安—凱洛格公約》。1932年1月2日,日軍侵占錦州,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出照會。其主要內容是:“美國政府不能認許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間所締訂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在華國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以承認用違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國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方法而獲致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美國的這一政策性聲明,史稱“不承認主義”或“史汀生主義”:隻要不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允許日本在中國東北自由行動,並重申了美國在中國推行的“門戶開放”原則。可見從1931~1937年“七七”事變前,雖然羅斯福已指出美日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但整個說來,美國這時的對日政策,綏靖的一麵是主要的。美國除了發出要求日本遵守國際公約和中日雙方停止戰爭的呼籲外,對日本侵略我國東北沒有采取任何製裁行動。

1937年7月7日,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麵侵略戰爭,美國的在華利益進一步受到威脅,羅斯福的對日政策開始有所改變。這一年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說》,不指名地譴責了日本的侵華行動,並指出在這種侵略威脅的發展下,美國也難幸免,西半球將受到攻擊,表示美國讚同用集體行動共同對付侵略者。1939年7月26日,美國宣布日美通商條約到期後不再續約(日美通商條約訂於1911年,1940年1月26日到期),顯示美國對日本的行動不再置若罔聞。但羅斯福政府認為:“我們在遠東的利益較英國為小,沒有必要在解決遠東危機中充當心甘情願的領袖。”所以美國在這一期間基本上采取了綏靖立場。雖然美國國務卿赫爾多次強調日本的行動對美國在中國的權益亦有影響,但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上,美國沒有同意蘇聯代表提出的對日集體製裁的建議。既對日本全麵侵華表示不滿,又不敢對它實行製裁;既希望中國的抗日運動削弱日本,又不向中國提供實際援助。1937年美國出口日本的物資中戰爭物資占58%,1938年占67%,日本所急需的戰爭必需品石油、廢鐵和飛機零件多數從美國進口,1939年日本進口的石油90.8%來自美國。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果沒有美國的經濟輸血,是很難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相反,在抗戰初期,美國政府對中國要求援助卻是另一副麵孔。中國銀行家陳光甫被派往美國接洽貸款,經過一年半的巨大努力,才得到總計約4~5千萬美元的商業貸款,還要以中國的農產品和礦產品作抵押。霍普金斯稱這些“象征性的支付”是“安慰良心的錢”。

美國在這一時期推行綏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按傳統之見,凡是美國國界以外發生的事情在美國人看來都與美國不相幹,何況中國在地理位置上離美國又極其遠。加之,在30年代初,由於正處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治領袖深為困擾的是國內問題,而不是國際事務,更不是當時的中國動亂。美國人把亞洲的戰爭看成是相對說來並不重要的戰爭,“即無關緊要的民族為無關緊要的爭端而進行的一場無關緊要的戰爭”。1933年5月,中國公使施肇基前往美國,請求美國出麵調解中日衝突。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斯坦利·K。項白克聲稱:“此項調停任務應是國聯或英法的事,或那些物質利益受到比美國更尖銳的威脅的國家的事;即使美國的遠東政策原則可能受到進一步的破壞,美國的貿易前景可能受到更多的損害,但按照物質利益來看,那裏對我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同上。就中日美三國關係而言,保持美日關係是首要的,保持美中關係是第二位的。因此,美國的綏靖政策,即用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來維持列強的共同利益,在大國之間的國際關係中是司空見慣的事。美國政府確實對日本提出過許多抗議,但這並不是針對日本侵略中國,而是針對日本侵略中國使美國的在華特權和利益受到侵犯。



1939年9月,希特勒突襲波蘭,歐戰爆發。歐戰爆發後,美國繼續保持中立政策,但羅斯福加緊同孤立主義勢力作鬥爭,竭力阻止德國侵略勢力的進一步加強。1939年9月23日,第一屆美洲國家外長會議在巴拿馬召開,通過了《中立共同宣言》和《巴拿馬宣言》,規定美洲各國有權把交戰國的艦艇趕出本國領海,在美洲大陸周圍建立起300海裏的安全地帶,築起一道阻止納粹勢力入侵的籬笆。10月底至11月初,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新中立法》取消武器禁運條款,改為“現金購貨,運輸自理”,由於英國的海上運輸發達,又有強大的海軍,《新中立法》有利於英法而不利於德國。到1941年5月,希特勒控製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丹麥、瑞典、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尼亞、南斯拉夫、希臘等14個歐洲國家,特別是作為歐洲陸軍強國的法國六個星期就被德國擊敗,世界各大國感到震驚,在新形勢下不同程度地調整了自己的總戰略。德國打敗法國後,戰略地位和軍事實力大大加強,希特勒急切希望侵占蘇聯,實現征服整個歐洲大陸的夙願,以便盡快地向稱霸世界的第三步擴張目標邁進。德國在西歐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氣焰,他們希望進一步在亞洲擴大侵略,同德國共同瓜分世界。1940年7月,日本政府確定了南進方針和加強同德意勾結的路線。8月1日,日本外相鬆岡洋右首次公開提出在亞太地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把東到新西蘭,南到澳大利亞,西到印度的亞太地區都圈到日本的統治範圍內。隨著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逐步升級,特別是法國敗降後,美國對東亞戰場和歐洲戰場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1940年9月23日,日本軍隊進駐印度支那北部,邁開了奪取東南亞和南洋的第一個實際的軍事步驟;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簽訂了矛頭直指美國的三國軍事同盟條約。中國的命運開始同整個東亞地區的命運聯係在一起,就像三國同盟的締結把歐洲戰爭與亞洲戰爭聯結在一起一樣。從此戰爭與美國在全球權力政治中的利益變得日益密切。

1941年初,羅斯福對他的全球戰略思想作了明確的表述。他在致格魯的信中寫道:“根本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承認,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戰爭,全部是世界(衝突)這個整體的組成部分。因此又必須承認,在歐洲和在遠東,我們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脅。”這種形勢迫使羅斯福從五大洲七大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最後得出結論:“我們的自衛戰略必定是一種全球戰略。”。從美國的全球利益考慮,其海外的主要利益在歐洲,歐洲是它首先要確保的戰略地區。雖然羅斯福認識到美國被卷入戰爭是難免的,但為了首先集中力量對付歐洲戰場,他仍希望安撫日本。盡管當時日本的行動正越來越多地威脅著東南亞,他仍指望不惜一切手段使日本的戰爭行為局部化並穩住日本。羅斯福說,他對日本的政策是一種“又拖又擋”的政策。據此,1940年9月28日,美國製定了“先歐後亞”的全球戰略,同年11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和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的備忘錄,明確指出:德國是主要敵人,在大西洋采取強大攻勢,在太平洋采取守勢,在歐洲問題解決之前,要盡量避免與日本開戰。為了這一目的。當務之急是支持中國並防止中國崩潰。這樣就能把日本軍隊拴在亞洲大陸上。如果能製止日本進軍東南亞,也就能削弱其盟友德國在歐洲的地位。按照這一觀點給予中國以積極的支持就變得必要而且緊迫了。1940年7月26日,羅斯福宣布實行憑許可證購置航空汽油、飛機潤滑油及高質廢鋼鐵,同時下令增加陸軍兵員和軍用飛機的生產,增派一批軍艦和飛機到菲律賓加強防禦力量。此外,羅斯福還給中國國民政府10架新式飛機和一批貸款。正式宣告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對若幹日本急需的軍用物資實行出口限製。1940年11月30日,日軍剛剛承認南京汪偽政權為中國的合法政府,羅斯福就宣布批準給中國國民政府一筆期待已久的1億美元貸款,同意史汀生和馬歇爾調撥100架殲擊機幫助保衛滇緬公路。美國不僅逐漸加強對蔣介石政府的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中國的各種抗日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擊日本。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曾在某種程度上反對蔣介石挑動內戰,認為這會削弱中國抗日的能力,所以,當1941年1月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掀起反共高潮,美國曾對此表示反對。可見,美國把它的對外政策的重點從日本轉向中國,就像美、英轉變其對蘇政策一樣,而中國人民在抗戰中表現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也改變了西方人對戰爭的悲觀看法。美國政府在長期奉行一種調和與妥協的政策後,終於認識到對付日本侵略的唯一辦法是做好戰爭的準備。1940年12月29日,羅斯福在“爐邊談話”中,提出美國“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1941年3月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授權總統向“對於美國的國防有極端重要意義”的國家提供武器、軍用物資、糧食。



在“先歐後亞”戰略方針的指導下,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前一年裏,同日本進行談判,企圖通過阻遏和妥協兩手,穩住太平洋局勢,推遲美日衝突。所以從1940年底的談判開始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的對日妥協更多地帶有策略性色彩,軍事戰略的考慮是其決定性因素。此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有兩重性:一方麵,不願日本獨占中國,侵犯其在華利益,而希望中國從背後牽製日本的南進,所以繼續援助中國。到1941年底,對中國的貸款約1.7億美元。另一方麵,對日戰略物資輸出的比重不斷加大。1933~1940年,美國輸日的廢鐵達1000萬噸以上,占同期美國廢鐵輸出總量的53%。美國認為禁運原料會迫使日本向其他國家發動戰爭。同時,太平洋戰爭前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放在大西洋,在太平洋的海上力量不如日本強大。以馬尼拉為基地的亞洲艦隊,雖有航空母艦3艘,戰列艦9艘,巡洋艦21艘;但日本卻擁有9艘航空母艦,10艘戰列艦,35艘巡洋艦。美國深感遠東實力薄弱,不可能同時伸出兩個拳頭去對付德國和日本。因此,盡量爭取更多時間做好戰爭準備成為美國同日本談判的另一動機。這是美國在大西洋與太平洋顧此失彼無以兩全的困境下,采取的帶有權宜策略的緩兵之計。1941年8月,羅斯福曾說:“我深信,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同日本發生戰爭”,“甚至30天也可以對鞏固美國的陣地起良好作用”。1940年10月,羅斯福和赫爾商定,對日“敞開討論和訂立協定的大門”,想以曠日持久的談判阻止日本南進。1940年11月,美國紐約天主教馬利諾會會長瓦爾什主教等以視察教務為名到達東京,會見日本軍政要人,希望調整“美日邦交”。同時,日本也任命了和羅斯福有私人交情的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為駐美大使。野村抵達華盛頓後,立即同美方要人進行接觸。1941年3月至6月雙方多次談判方案或修正案。美方的要求是:日本廢棄與德意締結的針對美國的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美國也承諾不締結針對日本的軍事同盟條約;日本從中國撤兵,南京汪偽政府並入重慶政府,在中國恢複“門戶開放”政策;日本保證不用武力向西南太平洋發展,美國保證向日本提供石油、橡膠、錫、鎳等原料。日本堅持的條件是:日美諒解案不能與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相抵觸;美國放棄要求日本從中國撤兵的提議。由於雙方條件相距太遠,6月,談判陷入僵局。蘇德戰爭爆發後,1941年7月2日,日本禦前會議通過“適應世界形勢的帝國國策綱要”,規定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辭對美英一戰”,對蘇德戰爭暫不介入。

1941年7月起,日本從中國戰場、朝鮮和本土調集大量兵力到中國東北地區,舉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作為掩護“南進”的煙幕;7月29日,日軍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陸,占領了整個印度支那。美國對日本的擴軍備戰行動作了強烈的反應,宣布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成立由麥克阿瑟領導的遠東美軍司令部,向菲律賓增調部分地麵部隊和航空兵,8月美、英、荷三國宣布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8月24日,羅斯福指出:遠東形勢有“武裝衝突”的危險,並第四次召見野村,警告日本必須停止擴張活動,否則美國將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手段。8月26日,日本建議舉行日美首腦會議。赫爾提出首腦會議前必須在三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作為先決條件:第一,日本從中國撤軍;第二,日本改變與三國同盟的關係;第三,太平洋地區貿易機會均等。日本拒絕美方提出的先決條件,首腦會議告吹。10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辭職,東條續任首相。羅斯福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召開戰時高級軍政聯絡會議磋商政策;同時,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下令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采取預防性警戒措施。11月20日,野村向赫爾提交了日本最後一個談判方案,要求美國不得向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擴張,解除對日本的經濟封鎖,不得阻礙日本對蔣介石的誘降活動。美國當然不會接受。11月25日,赫爾的《美日協定基本綱要》要求日本: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軍隊,日本不能參加與保持太平洋地區和平相抵觸的協定。日本把《綱要》看成是美國對日本的“最後通牒”。日美不可調和的矛盾終於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40年底至1941年底的美日談判同慕尼黑協定不一樣,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不是一味退讓,而是同遏製措施相配合的“又拖又擋”的政策;羅斯福與張伯倫不同,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並沒有完全沉迷於和平幻想之中。美國的強硬措施和局部退讓都沒能緩和美日矛盾,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美國沒有完全達到它所要求的戰略目的——在遠東暫時避免戰爭,但在尚未為時太晚之前,懸崖勒馬,避免了遠東慕尼黑的悲劇。

(作者單位:昭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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