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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愛國主義的詮釋
張瓊仙；楊九迎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之魂。維護祖國的獨立、統一與自由，與外國侵略者英勇鬥爭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能夠保持凝聚力，賴以戰勝敵人的偉大精神力量。抗日戰爭，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在愛國主義精神驅動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才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迷夢，這充分說明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給愛國主義作了最好的詮釋，也給後人留下許多思考。
一、扞衛國家主權——不惜流血犧牲
“盧溝橋事變”是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蓄意製造的一個借口，中國駐軍吉星文團金振中營忍無可忍，奮起還擊。二十九軍馮治安師長下達了堅決抵抗的命令，廣大官兵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多次打退日軍進攻。
“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月13日，延安全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集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需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時，紅軍開始集中，準備奔赴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
蔣介石於17日發表廬山談話，並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點立場：（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還說：“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28日黎明，日軍向西苑、永定河一線大舉進犯，出動40架飛機狂轟濫炸。第二十九軍官兵英勇抗擊，血戰終日，5000多人壯烈犧牲，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為國捐軀。之後，平津淪陷。8月13日，日軍在其海軍炮火掩護下，從上海租界向閘北一帶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抗擊，拉開了淞滬抗戰的序幕。日本集結30萬兵力，動用飛機400餘家，戰車近400輛，軍艦34艘，狂妄宣稱一個月占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中國政府先後調集中央部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部隊，總兵力達75萬人左右，與日軍展開了空前激烈的淞滬會戰。守衛寶山的十八軍五八三團姚子青營500餘官兵與入城之敵巷戰肉搏，激戰兩晝夜，除二三名戰士外，全部壯烈犧牲。中國守軍在劉（行）羅（店）公路、蘊藻濱、大場地區傷亡很大。9月21日，蔣介石親自兼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兵分三路開始反擊，在敵人的瘋狂反撲下，我三路攻擊軍約三萬人馬大部犧牲。堅持抗戰了三個月之久的上海淪陷。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軍民對敵偽軍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進攻，取得了重大的戰績。在這次作戰中，我軍共作戰1820次，斃傷日軍2萬多人，偽軍1.8萬多人，偽軍反正1800多人，日軍投誠47人，攻克據點近3000個，破壞鐵路470多公裏，公路1500多公裏，繳獲各種火炮53門，槍支近6000支，以及大量軍需物資。百團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對解放區實行更大規模的作戰。
盧溝橋的炮聲，喚起了全國人民團結禦辱的抗戰精神，促進了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新覺醒，麵對日軍瘋狂侵略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災難，廣大民眾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紛紛行動起來，投入抗日鬥爭的洪流之中。
地處前線的民眾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脅，最早投入抗戰的行列。在華北，長辛店工人冒著戰火硝煙，將大批鐵軌、枕木、麻袋運到宛平前線，供士兵構築工事。在華東，“八一三”抗戰開始後，上海各階層人民、各種救亡組織，紛紛起來從事宣傳、動員、救護、慰勞等活動，用各種方式支援、激勵抗敵將士。潘漢年組織革命青年成立戰地服務團，從事宣傳、救護工作。謝晉元團孤軍困守四行倉庫，民眾冒險送去大批慰勞品，女童子軍楊慧敏隻身夜渡蘇州河，將國旗獻給士兵，升上樓頂，使抗敵將士受到極大鼓舞。在抗戰中心武漢，雖然受到國民黨的壓製和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民眾抗日熱情仍然很高。漢陽兵工廠工人主動增加工時，鐵路工人冒著敵機轟炸搶運支前軍用物資。在遠離前線的西南大後方，抗日宣傳隊不僅活躍在中心城市的街頭巷尾，而且深入到巴山蜀水、雲貴高原的縣鎮鄉村。
在愛國僑團的組織推動下，各地華僑節衣縮食，慷慨解囊，踴躍捐款獻物，支援祖國抗戰。從“七七”事變到1941年初，華僑捐款助戰總數達國幣26億元，平均每月約6000萬元。“八一三”上海事變後，國民政府發行5億元救國公債，華僑認購一半，最後全部無償獻給祖國。自1937年到1940年間，華僑匯款達國幣37億多元，這是一筆可購1.37萬架戰鬥機的巨款。捐贈物品總數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捐獻飛機、卡車、救護車、坦克、藥品、防毒麵具、雨衣等，不勝枚舉。許多華僑遠涉重洋，歸國參戰，林日尊、李林等為國捐軀，一腔熱血灑在祖國的土地上。
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共傷亡3500萬人，其中犧牲2100萬人，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日本帝國主義是貪婪的、凶殘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鐵蹄一踏上中國的國土，就無惡不作，慘無人道地燒殺搶掠。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竟然用無數中國人的身體和生命進行生物、細菌戰試驗；他們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進行“掃蕩”、“蠶食”、“清鄉”，使中國軍民遭受了極大災難；他們製造了許多慘案，僅東北地區就有60個萬人坑，特別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慘死在他們的槍彈屠刀下，使中國人民受盡了欺淩和壓迫。前事不忘，後世之師。麵對強大的敵人，中國人民沒有被嚇倒，而是堅持人民戰爭，百折不撓地同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無論在正麵戰場還是在敵後戰場，無論是本土的民眾還是海外的僑胞，不分年齡、不分性別地投入了這場戰爭。中國軍民機智英勇地打擊敵人，無數抗日將士血染疆場，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壯麗詩篇。
二、維護正義與和平——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因此，從一開始就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同情和積極支持。
中國抗戰爆發不久，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就發表了告國際無產階級的宣言，指出：“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是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先進人類反對野蠻法西斯主義的壓迫的總鬥爭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真正擁護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廣大群眾的同情引導到積極行動上來，用各種方式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紛紛發表宣言、通電或社論，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
一些國際組織也積極聲援中國抗戰。1938年2月21日，國際反侵略運動總會在倫敦召開援華大會，通過了譴責日本侵略案，號召各國人民廣泛開展抵製日貨運動，要求各國政府對日實行經濟製裁。5月，世界學聯代表團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遍訪武漢、南昌、長沙、重慶、成都、西安、延安及東線戰場，了解和支持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
在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號召、影響下，各國工人和各界群眾紛紛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抗議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積極開展援華運動。1937年9月24日，倫敦示威群眾到日本駐英使館附近高呼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中國的口號。一些英國工人拒絕替日輪裝運物資。美國一些工人也停止對日美之間來往物資的裝運。1938年底，澳大利亞碼頭工人拒絕裝運運往日本的碎鐵。1939年3月，加拿大的一些工會組織決定禁止輸送廢鐵給日本。美國人民廣泛開展了抵製日貨運動，許多國家的人民還開展了援華宣傳捐獻活動。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也很高漲。日本共產黨一再號召人民“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國去”。東京大學學生舉行反戰集會和遊行，反戰的標語在東京市區時有發現。1938年2月，在東京附近的川崎，7000名準備運往中國作戰的士兵，在學生和婦女的反戰宣傳下，抗拒軍部命令，集體逃跑。影響所及，使以後派往中國作戰的士兵往往都在夜間出發。神戶等地發生了反政府示威，秋田的農民和礦工一起舉行了反戰暴動。日本國內的這些反戰活動，牽製削弱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力量，客觀上支援了中國的抗戰。
在各國人民的援華運動中，從1937年至1940年，蘇聯先後向中國政府提供了約4.5億美元的貸款。支援中國戰鬥機1000多架，隨機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的誌願航空人員有2000多人。在保衛武漢的戰鬥中，前蘇聯誌願飛行員，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戰鬥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等100多人，為中國人民的抗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除此以外，其他國家也有一些直接到中國參加抗戰的誌願人員。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加拿大白求恩和印度柯棣華為首的兩支援華醫療隊。還有許多友好人士，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斯諾、斯特朗，新西蘭的路易·艾藜等，都曾從不同的方麵，用多種方式，幫助了中國的抗戰。荷蘭電影藝術家伊文思來到中國，攝製成大型紀錄片《四萬萬人民》，真實地介紹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和道義上，給中國抗戰的這些支持和援助，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繁榮民族文化——鼓舞革命鬥誌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它團結了文藝界、教育界各方麵的愛國進步人士。1938年3月27日，在漢口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出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漢、巴金、丁玲、胡風、鬱達夫等45人為理事，周揚、吳奚如、孔羅蓀等15人為候補理事，並推舉周恩來、孫科、陳立夫、於右任等為名譽理事。老舍被推選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工作。
“文協”推動組織作家深入戰地和農村，號召通俗文藝，以便廣泛地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抗戰的烽火，燃起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熾烈的愛國熱情。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抗日文藝組織的活動，又推動他們團結起來，投入到抗戰實際中，用他們的筆和口，“來發動民眾，扞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因此，抗戰初期的文化運動，得到蓬勃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
抗日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在上海，有郭沫若、夏衍、阿英主編的《救亡日報》，鄒韜奮主編的《抵抗》，以及《戰時聯合旬刊》、《文化戰線》、《戰時婦女》、《戰時大學》、《救亡周刊》、《七月》、《文藝新潮》等數十種。在武漢，有救國會辦的《抗戰三日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戰》，東北救總辦的《反攻》，第三黨辦的《中華論壇》，以丁玲、舒群名義主編的《戰地》，臧雲遠等編輯的《自由中國》，戴伯韜主編的《戰時教育》，胡繩主編的《救中國》等，中國共產黨創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也公開出版發行。此外，在國統區的許多地方還辦了許多報刊。
詩歌創作在抗戰初期也很活躍。郭沫若的《戰聲集》、田間的《給戰鬥者》、王統照的《上海戰歌》、艾蕪的《我懷念寶山的原野》、靳以的《火中孤軍》、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艾青的《北方》、臧克家的《從軍行》、肖林的《反侵略進行曲》、盧民的《趕走了鬼子再見》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詩作，鼓舞士氣，催人奮進。
急劇變化的抗戰風雲，興起了許多反映前線、後方和抗日報根據地的戰鬥情景與生活動態的報告文學作品。如丘東平的《第七連》和《我們在那裏打了敗仗》，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和《太行山邊》，劉白羽的《遊擊中間》和《逃出北平》，周立波的《晉察冀印象記》，駱賓基的《東戰場別動隊》，徐遲的《大場之夜》，以群的《台兒莊散記》等，都是比較優秀的代表作。
群眾性的歌詠運動，像戰鬥的號角，響徹中華大地。民眾歌詠團體遍布全國。冼星海、張曙、呂驥、賀綠汀等作曲家譜寫了許多新樂章。《全民抗戰》、《壯丁上前線》、《洪波曲》、《幹一場》、《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遊擊隊歌》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優秀歌曲，冼星海譜寫的《黃河大合唱》不僅風行一時，而且成為了中國音樂史上不朽的傑作。
抗戰初期突飛猛進的文化運動，在動員群眾，宣傳抗日，振奮民族精神方麵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正如洛甫所言，它“無疑的，是盡了文化支持抗戰的偉大任務”。
文藝大眾化的問題，是有關文藝的根本方向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為了把文藝引向正確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到2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鮮明地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講話》還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二者的關係，前者第一，後者第二。
抗戰時期，特別是抗戰中期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在各個方麵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解放區，整風期間及整風後，哲學社會科學方麵：為了適應全黨普遍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需要，大量翻譯、出版和重印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有關書籍，如《德國革命與反革命》、《法蘭西內戰》、《聯共（布）黨史》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是指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重要文獻。
1937年4月，新華通訊社在延安成立，1940年和1941年中國青年通訊社和國際報導社會又先後在延安成立，到1945年，新華通訊社及分社已遍布各解放區，到1941年5月，創辦了《解放日報》，還出版了《解放》周刊、《中國青年》雜誌等。據不完全統計，各解放區單鉛印的報刊、雜誌就達四五十種，它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實現黨的任務上發揮了很大作用。
一些嶄新的戲劇呈現給觀眾，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寶山參軍》，具有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的新歌劇《白毛女》深受廣大群眾歡迎，影響極大。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柳青的短篇《地雷》，孫犁的《荷花澱》，生動地反映了抗日戰爭的現實生活。
國統區，同樣形成了空前未有文化高潮，哲學社會科學有：1942年，鄧初民的《社會發展史簡明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等。在文藝創作、美術、音樂方麵都有新的建樹。總之，國統區文化界進步人士，堅持了抗日宣傳，為抗戰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振興民族經濟——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化，一批民族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竭力主張迅速把沿海工業遷往內地，以加強後方建設，支援抗戰。國民政府積極支持這一建設，組織了抗戰初期的戰區工業內遷。
遷往內地的工業，除資源委員會經營的廠礦外，最多的是上海各業的工廠。此外，還有山西、河南、山東、天津等地的工廠。其中大部分遷往四川，尤以重慶為多。根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的統計，截至1940年，陸續內遷的廠礦達448家，按行業統計，其中機械占40.4%，紡織占21.6%，化工占12.5%，教育用品占8.3%，電器工業6.5%，飲食業4.7%，礦業1.8%，鋼鐵0.2%，其他3.8%。內遷企業中，屬於國防工業範圍的達60%以上。這些內遷廠礦大部分均投產複工。
內遷工業主要分布於川、滇、黔各省，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建立了重慶工業區。這是當時後方唯一的綜合性工業區，成為了中國抗戰時期的工業命脈。重慶由戰前的商業消費城市，變成了我國戰時的政治、軍事、工業、交通運輸和文化教育中心，為國民政府堅持正麵戰場的長期抗戰提供了條件。
農業方麵，為了保障戰時軍民之需並適應大後方工業的發展，國民政府也采取了若幹措施來發展西南農業經濟：1940年設立直隸行政院的農業部，調整充實了中央的農政機構；提倡開荒墾殖，興修農田水利設施，進行稻、麥、棉等項改良推廣；組織農村合作社，擴大農業貸款等等。使西南地區糧、棉較戰前有所發展。但由於未觸動大後方落後的生產關係，所以農業發展是艱難的，有限的。
總之，由於沿海工礦企業的內遷，規模較大，設備較先進，技術力量也較強，不僅填補了西南工業的許多空白，而且促進了內地工業的較快發展，特別是糧、棉增幅較大。工業生產的發展，對西南經濟開發發揮了巨大作用。對支持八年抗戰，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在發展農業，工商業基礎上，對改善軍民生活，也做了大量工作，軍民生活雖然艱苦，但基本上達到了自給自足。解放區的各項經濟政策，其總目的就在於發展生產，保障供給，以利於長期的對敵鬥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軍集中力量對解放區瘋狂“掃蕩”，解放區的形勢極端困難。為了戰勝困難，鞏固解放區，堅持持久戰，奪取最後勝利，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了貫徹這個總方針，幾萬黨政軍學人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口號的鼓舞下，首先在陝甘寧邊區投入了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帶頭參加生產勞動，開荒種地，紡紗織布，飼養豬羊。
邊區部隊在“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口號的鼓舞下，開展了南泥灣、槐樹莊、大風川等地的屯田生產運動。昔日“處處是荒山”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江南”。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南泥灣精神，推動了整個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僅延安一地，就種地3.5萬畝，收糧6000多石，收蔬菜1400餘萬斤。許多地區的部隊做到了蔬菜和部分糧食自給。
通過大生產運動，改變了解放區的麵貌，陝甘寧邊區實現了“豐衣足食”，敵後各解放區達到“克服困難”的目的；大生產運動的開展，減輕了人民負擔，改善了人民生活，戰勝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通過大生產運動，又增強了黨、政、軍民之間的團結，樹立了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作風，積累了經濟建設的寶貴經驗，造就了一大批經濟工作幹部。
（作者單位：雲南省委黨校、雲南師範大學）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之魂。維護祖國的獨立、統一與自由，與外國侵略者英勇鬥爭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能夠保持凝聚力，賴以戰勝敵人的偉大精神力量。抗日戰爭，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在愛國主義精神驅動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才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迷夢，這充分說明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給愛國主義作了最好的詮釋，也給後人留下許多思考。
一、扞衛國家主權——不惜流血犧牲
“盧溝橋事變”是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蓄意製造的一個借口，中國駐軍吉星文團金振中營忍無可忍，奮起還擊。二十九軍馮治安師長下達了堅決抵抗的命令，廣大官兵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多次打退日軍進攻。
“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月13日，延安全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集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需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時，紅軍開始集中，準備奔赴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
蔣介石於17日發表廬山談話，並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點立場：（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還說：“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28日黎明，日軍向西苑、永定河一線大舉進犯，出動40架飛機狂轟濫炸。第二十九軍官兵英勇抗擊，血戰終日，5000多人壯烈犧牲，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為國捐軀。之後，平津淪陷。8月13日，日軍在其海軍炮火掩護下，從上海租界向閘北一帶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抗擊，拉開了淞滬抗戰的序幕。日本集結30萬兵力，動用飛機400餘家，戰車近400輛，軍艦34艘，狂妄宣稱一個月占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中國政府先後調集中央部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部隊，總兵力達75萬人左右，與日軍展開了空前激烈的淞滬會戰。守衛寶山的十八軍五八三團姚子青營500餘官兵與入城之敵巷戰肉搏，激戰兩晝夜，除二三名戰士外，全部壯烈犧牲。中國守軍在劉（行）羅（店）公路、蘊藻濱、大場地區傷亡很大。9月21日，蔣介石親自兼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兵分三路開始反擊，在敵人的瘋狂反撲下，我三路攻擊軍約三萬人馬大部犧牲。堅持抗戰了三個月之久的上海淪陷。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軍民對敵偽軍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進攻，取得了重大的戰績。在這次作戰中，我軍共作戰1820次，斃傷日軍2萬多人，偽軍1.8萬多人，偽軍反正1800多人，日軍投誠47人，攻克據點近3000個，破壞鐵路470多公裏，公路1500多公裏，繳獲各種火炮53門，槍支近6000支，以及大量軍需物資。百團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對解放區實行更大規模的作戰。
盧溝橋的炮聲，喚起了全國人民團結禦辱的抗戰精神，促進了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新覺醒，麵對日軍瘋狂侵略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災難，廣大民眾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紛紛行動起來，投入抗日鬥爭的洪流之中。
地處前線的民眾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脅，最早投入抗戰的行列。在華北，長辛店工人冒著戰火硝煙，將大批鐵軌、枕木、麻袋運到宛平前線，供士兵構築工事。在華東，“八一三”抗戰開始後，上海各階層人民、各種救亡組織，紛紛起來從事宣傳、動員、救護、慰勞等活動，用各種方式支援、激勵抗敵將士。潘漢年組織革命青年成立戰地服務團，從事宣傳、救護工作。謝晉元團孤軍困守四行倉庫，民眾冒險送去大批慰勞品，女童子軍楊慧敏隻身夜渡蘇州河，將國旗獻給士兵，升上樓頂，使抗敵將士受到極大鼓舞。在抗戰中心武漢，雖然受到國民黨的壓製和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民眾抗日熱情仍然很高。漢陽兵工廠工人主動增加工時，鐵路工人冒著敵機轟炸搶運支前軍用物資。在遠離前線的西南大後方，抗日宣傳隊不僅活躍在中心城市的街頭巷尾，而且深入到巴山蜀水、雲貴高原的縣鎮鄉村。
在愛國僑團的組織推動下，各地華僑節衣縮食，慷慨解囊，踴躍捐款獻物，支援祖國抗戰。從“七七”事變到1941年初，華僑捐款助戰總數達國幣26億元，平均每月約6000萬元。“八一三”上海事變後，國民政府發行5億元救國公債，華僑認購一半，最後全部無償獻給祖國。自1937年到1940年間，華僑匯款達國幣37億多元，這是一筆可購1.37萬架戰鬥機的巨款。捐贈物品總數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捐獻飛機、卡車、救護車、坦克、藥品、防毒麵具、雨衣等，不勝枚舉。許多華僑遠涉重洋，歸國參戰，林日尊、李林等為國捐軀，一腔熱血灑在祖國的土地上。
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共傷亡3500萬人，其中犧牲2100萬人，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日本帝國主義是貪婪的、凶殘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鐵蹄一踏上中國的國土，就無惡不作，慘無人道地燒殺搶掠。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竟然用無數中國人的身體和生命進行生物、細菌戰試驗；他們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進行“掃蕩”、“蠶食”、“清鄉”，使中國軍民遭受了極大災難；他們製造了許多慘案，僅東北地區就有60個萬人坑，特別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慘死在他們的槍彈屠刀下，使中國人民受盡了欺淩和壓迫。前事不忘，後世之師。麵對強大的敵人，中國人民沒有被嚇倒，而是堅持人民戰爭，百折不撓地同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無論在正麵戰場還是在敵後戰場，無論是本土的民眾還是海外的僑胞，不分年齡、不分性別地投入了這場戰爭。中國軍民機智英勇地打擊敵人，無數抗日將士血染疆場，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壯麗詩篇。
二、維護正義與和平——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因此，從一開始就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同情和積極支持。
中國抗戰爆發不久，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就發表了告國際無產階級的宣言，指出：“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是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先進人類反對野蠻法西斯主義的壓迫的總鬥爭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真正擁護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廣大群眾的同情引導到積極行動上來，用各種方式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紛紛發表宣言、通電或社論，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
一些國際組織也積極聲援中國抗戰。1938年2月21日，國際反侵略運動總會在倫敦召開援華大會，通過了譴責日本侵略案，號召各國人民廣泛開展抵製日貨運動，要求各國政府對日實行經濟製裁。5月，世界學聯代表團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遍訪武漢、南昌、長沙、重慶、成都、西安、延安及東線戰場，了解和支持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
在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號召、影響下，各國工人和各界群眾紛紛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抗議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積極開展援華運動。1937年9月24日，倫敦示威群眾到日本駐英使館附近高呼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中國的口號。一些英國工人拒絕替日輪裝運物資。美國一些工人也停止對日美之間來往物資的裝運。1938年底，澳大利亞碼頭工人拒絕裝運運往日本的碎鐵。1939年3月，加拿大的一些工會組織決定禁止輸送廢鐵給日本。美國人民廣泛開展了抵製日貨運動，許多國家的人民還開展了援華宣傳捐獻活動。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也很高漲。日本共產黨一再號召人民“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國去”。東京大學學生舉行反戰集會和遊行，反戰的標語在東京市區時有發現。1938年2月，在東京附近的川崎，7000名準備運往中國作戰的士兵，在學生和婦女的反戰宣傳下，抗拒軍部命令，集體逃跑。影響所及，使以後派往中國作戰的士兵往往都在夜間出發。神戶等地發生了反政府示威，秋田的農民和礦工一起舉行了反戰暴動。日本國內的這些反戰活動，牽製削弱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力量，客觀上支援了中國的抗戰。
在各國人民的援華運動中，從1937年至1940年，蘇聯先後向中國政府提供了約4.5億美元的貸款。支援中國戰鬥機1000多架，隨機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的誌願航空人員有2000多人。在保衛武漢的戰鬥中，前蘇聯誌願飛行員，包括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戰鬥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等100多人，為中國人民的抗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除此以外，其他國家也有一些直接到中國參加抗戰的誌願人員。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加拿大白求恩和印度柯棣華為首的兩支援華醫療隊。還有許多友好人士，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斯諾、斯特朗，新西蘭的路易·艾藜等，都曾從不同的方麵，用多種方式，幫助了中國的抗戰。荷蘭電影藝術家伊文思來到中國，攝製成大型紀錄片《四萬萬人民》，真實地介紹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和道義上，給中國抗戰的這些支持和援助，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繁榮民族文化——鼓舞革命鬥誌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它團結了文藝界、教育界各方麵的愛國進步人士。1938年3月27日，在漢口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出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漢、巴金、丁玲、胡風、鬱達夫等45人為理事，周揚、吳奚如、孔羅蓀等15人為候補理事，並推舉周恩來、孫科、陳立夫、於右任等為名譽理事。老舍被推選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工作。
“文協”推動組織作家深入戰地和農村，號召通俗文藝，以便廣泛地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抗戰的烽火，燃起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熾烈的愛國熱情。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抗日文藝組織的活動，又推動他們團結起來，投入到抗戰實際中，用他們的筆和口，“來發動民眾，扞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因此，抗戰初期的文化運動，得到蓬勃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
抗日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在上海，有郭沫若、夏衍、阿英主編的《救亡日報》，鄒韜奮主編的《抵抗》，以及《戰時聯合旬刊》、《文化戰線》、《戰時婦女》、《戰時大學》、《救亡周刊》、《七月》、《文藝新潮》等數十種。在武漢，有救國會辦的《抗戰三日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戰》，東北救總辦的《反攻》，第三黨辦的《中華論壇》，以丁玲、舒群名義主編的《戰地》，臧雲遠等編輯的《自由中國》，戴伯韜主編的《戰時教育》，胡繩主編的《救中國》等，中國共產黨創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也公開出版發行。此外，在國統區的許多地方還辦了許多報刊。
詩歌創作在抗戰初期也很活躍。郭沫若的《戰聲集》、田間的《給戰鬥者》、王統照的《上海戰歌》、艾蕪的《我懷念寶山的原野》、靳以的《火中孤軍》、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艾青的《北方》、臧克家的《從軍行》、肖林的《反侵略進行曲》、盧民的《趕走了鬼子再見》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詩作，鼓舞士氣，催人奮進。
急劇變化的抗戰風雲，興起了許多反映前線、後方和抗日報根據地的戰鬥情景與生活動態的報告文學作品。如丘東平的《第七連》和《我們在那裏打了敗仗》，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和《太行山邊》，劉白羽的《遊擊中間》和《逃出北平》，周立波的《晉察冀印象記》，駱賓基的《東戰場別動隊》，徐遲的《大場之夜》，以群的《台兒莊散記》等，都是比較優秀的代表作。
群眾性的歌詠運動，像戰鬥的號角，響徹中華大地。民眾歌詠團體遍布全國。冼星海、張曙、呂驥、賀綠汀等作曲家譜寫了許多新樂章。《全民抗戰》、《壯丁上前線》、《洪波曲》、《幹一場》、《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遊擊隊歌》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優秀歌曲，冼星海譜寫的《黃河大合唱》不僅風行一時，而且成為了中國音樂史上不朽的傑作。
抗戰初期突飛猛進的文化運動，在動員群眾，宣傳抗日，振奮民族精神方麵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正如洛甫所言，它“無疑的，是盡了文化支持抗戰的偉大任務”。
文藝大眾化的問題，是有關文藝的根本方向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為了把文藝引向正確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到2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楊家嶺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鮮明地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講話》還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二者的關係，前者第一，後者第二。
抗戰時期，特別是抗戰中期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在各個方麵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解放區，整風期間及整風後，哲學社會科學方麵：為了適應全黨普遍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需要，大量翻譯、出版和重印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有關書籍，如《德國革命與反革命》、《法蘭西內戰》、《聯共（布）黨史》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是指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重要文獻。
1937年4月，新華通訊社在延安成立，1940年和1941年中國青年通訊社和國際報導社會又先後在延安成立，到1945年，新華通訊社及分社已遍布各解放區，到1941年5月，創辦了《解放日報》，還出版了《解放》周刊、《中國青年》雜誌等。據不完全統計，各解放區單鉛印的報刊、雜誌就達四五十種，它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實現黨的任務上發揮了很大作用。
一些嶄新的戲劇呈現給觀眾，如《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寶山參軍》，具有中國氣派和民族風格的新歌劇《白毛女》深受廣大群眾歡迎，影響極大。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柳青的短篇《地雷》，孫犁的《荷花澱》，生動地反映了抗日戰爭的現實生活。
國統區，同樣形成了空前未有文化高潮，哲學社會科學有：1942年，鄧初民的《社會發展史簡明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等。在文藝創作、美術、音樂方麵都有新的建樹。總之，國統區文化界進步人士，堅持了抗日宣傳，為抗戰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振興民族經濟——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化，一批民族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竭力主張迅速把沿海工業遷往內地，以加強後方建設，支援抗戰。國民政府積極支持這一建設，組織了抗戰初期的戰區工業內遷。
遷往內地的工業，除資源委員會經營的廠礦外，最多的是上海各業的工廠。此外，還有山西、河南、山東、天津等地的工廠。其中大部分遷往四川，尤以重慶為多。根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的統計，截至1940年，陸續內遷的廠礦達448家，按行業統計，其中機械占40.4%，紡織占21.6%，化工占12.5%，教育用品占8.3%，電器工業6.5%，飲食業4.7%，礦業1.8%，鋼鐵0.2%，其他3.8%。內遷企業中，屬於國防工業範圍的達60%以上。這些內遷廠礦大部分均投產複工。
內遷工業主要分布於川、滇、黔各省，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建立了重慶工業區。這是當時後方唯一的綜合性工業區，成為了中國抗戰時期的工業命脈。重慶由戰前的商業消費城市，變成了我國戰時的政治、軍事、工業、交通運輸和文化教育中心，為國民政府堅持正麵戰場的長期抗戰提供了條件。
農業方麵，為了保障戰時軍民之需並適應大後方工業的發展，國民政府也采取了若幹措施來發展西南農業經濟：1940年設立直隸行政院的農業部，調整充實了中央的農政機構；提倡開荒墾殖，興修農田水利設施，進行稻、麥、棉等項改良推廣；組織農村合作社，擴大農業貸款等等。使西南地區糧、棉較戰前有所發展。但由於未觸動大後方落後的生產關係，所以農業發展是艱難的，有限的。
總之，由於沿海工礦企業的內遷，規模較大，設備較先進，技術力量也較強，不僅填補了西南工業的許多空白，而且促進了內地工業的較快發展，特別是糧、棉增幅較大。工業生產的發展，對西南經濟開發發揮了巨大作用。對支持八年抗戰，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在發展農業，工商業基礎上，對改善軍民生活，也做了大量工作，軍民生活雖然艱苦，但基本上達到了自給自足。解放區的各項經濟政策，其總目的就在於發展生產，保障供給，以利於長期的對敵鬥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軍集中力量對解放區瘋狂“掃蕩”，解放區的形勢極端困難。為了戰勝困難，鞏固解放區，堅持持久戰，奪取最後勝利，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了貫徹這個總方針，幾萬黨政軍學人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口號的鼓舞下，首先在陝甘寧邊區投入了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帶頭參加生產勞動，開荒種地，紡紗織布，飼養豬羊。
邊區部隊在“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口號的鼓舞下，開展了南泥灣、槐樹莊、大風川等地的屯田生產運動。昔日“處處是荒山”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江南”。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南泥灣精神，推動了整個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僅延安一地，就種地3.5萬畝，收糧6000多石，收蔬菜1400餘萬斤。許多地區的部隊做到了蔬菜和部分糧食自給。
通過大生產運動，改變了解放區的麵貌，陝甘寧邊區實現了“豐衣足食”，敵後各解放區達到“克服困難”的目的；大生產運動的開展，減輕了人民負擔，改善了人民生活，戰勝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通過大生產運動，又增強了黨、政、軍民之間的團結，樹立了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作風，積累了經濟建設的寶貴經驗，造就了一大批經濟工作幹部。
（作者單位：雲南省委黨校、雲南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