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

第四章 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戰爭的勝利

　　蘇麗傑

今年是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日。在這樣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裏，我們進一步研討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戰爭勝利相互之間的必然聯係及其給我們的啟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十餘年來的艱苦探索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同中國的具體曆史條件相結合，進行了艱苦的探索。黨在剛成立的幼年時期由於對國際局勢及中國各政黨、各階級的狀況缺乏全麵正確的認識，因此，在黨的一大的綱領和決議中規定：“要徹底斷絕與黃色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係。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也就是說，中共一大決定對一切政黨，包括國民黨在內，采取排斥的態度。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共產國際的幫助及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認識的加深，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突破了黨的一大“不準備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的主張，提出了建立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廣泛的聯合戰線構想。合力救國是國共兩黨合作願望產生的根源。孫中山“救國、富國、強國”和“救國必須聯合，聯合才能救國”的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即除了為廣大人民的利益、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外，決無一黨一派的私利的廣闊胸懷的契合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這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及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確把握的基礎上的。1922年8月下旬在杭州西湖召開的會議，這是黨的統一戰線曆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中國共產黨決定同意國共聯合戰線采取“黨內合作”形式，先由中央少數負責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再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進一步研究了統一戰線問題，再次強調在殖民地的東方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在這次會議上也重申了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這是我黨第一次公開闡明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實行國共合作。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以黨的三大為標誌，最終確立了以“黨內合作”的形式，提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策略，為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是革命形勢和任務使然。國共兩黨實現“黨內合作”後，不僅國民黨得到了新鮮血液，增強了革命性，從而推動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共產黨也獲得了接近群眾，組織群眾的有效途徑，從而擴大了黨的影響，壯大了黨的隊伍。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這是國民黨以黨內改組方式實行聯共的一次會議，它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從此，新、舊兩股革命潮流結成了統一戰線，掀起了國民革命的浪潮，在1924年到1927年的兩三年的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國民黨和共產黨到1926年初分別發展到20多萬人和1萬多人，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結果。1924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在軍事上合作的一個重要成果。黃埔軍校的誕生為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國共兩黨用武力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新階段。其間，李大釗、孫中山對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建立的過程是一個兩黨不斷磨合，不斷統一思想同時又充滿鬥爭的過程，也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中國共產黨不斷吸取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探索實踐統一戰線的理論的過程。如在北伐戰爭中對地方實力派川軍楊森等的策反工作顯示了統一戰線的威力；黨在發展革命統一戰線時必須努力發展自己的武裝，建立自己的政權，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正確對待革命群眾的運動；當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是能夠團結在反帝愛國的偉大旗幟下組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在統一戰線的建立過程中必須對統一戰線的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足夠的認識，對資產階級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認清敵我友的關係。這都是一些經過實踐總結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經驗。同時我黨也客觀地總結了在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過程中的一些失誤。正如周恩來指出的：“鄧演達，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讚成土地革命，能與我們長期合作，是國民黨的左派。……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不以汪精衛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對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認識不足，對汪精衛、蔣介石的多變性、複雜性缺乏認識，如何獲得和鞏固領導權更缺乏應有的考慮和措施，最後在汪、蔣背叛革命時措手不及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徹底破裂和大革命的失敗。而這些不論是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我們黨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這為之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逐步走向成熟，對中國革命的規律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認識。正如毛澤東同誌在《共產黨人》發刊辭中指出的：“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最善於在革命實踐中總結經驗的黨，是以馬列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最富有遠見和廣闊胸懷，以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的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十餘年的艱苦探索，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法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35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明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呼籲：“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一切愛國的軍官和士兵，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和團體（包括國民黨在內），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和國內一切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聯合起來，組成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和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並聯合世界上一切援助、同情或善守中立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進行抗日救國鬥爭。”這是一個極其全麵的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發展的重要裏程碑。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提出了黨的策略路線就是“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有可能反日的同盟者”，“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和總政策為建立和堅持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圍繞抗日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總政策，中國共產黨還提出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思想，爭取間接同盟軍的思想，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反對主要敵人，與地方實力派的合作的統戰方針，對閻錫山、宋哲元、劉湘、龍雲等的統戰工作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都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堅持和鞏固。各抗日根據地“三三製”政權的建立和健全，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了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並為今後的政權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對淪陷區的統戰工作，團結抗日的民族政策，積極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對各民主黨派的工作，對國民黨右派的投降反共行為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從而實現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化“阻力”為“助力”，最大限度地發展了進步勢力，爭取了中間勢力，孤立了頑固勢力，實現了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充分體現了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的本質，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和國際聲譽，極大地動員和團結了中華民族的全民族抗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擴大、鞏固在中國革命曆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為今後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給予了中國革命以廣泛的深刻的影響，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成為中華民族複興的起點。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統一戰線的發展，將使中國走向一個光明的偉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打倒和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曆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

通過以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形成、發展及其對抗日戰爭的勝利的決定性作用的分析和回顧，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

首先，充分說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是人類正義與和平的勝利，是光明戰勝黑暗的勝利，是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和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雖然沒有掌握全國政權但卻能對全國抗戰發揮和實現政治領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靠的就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掌握了中國革命及抗日戰爭的客觀規律，靠的就是共產黨員起到的先鋒模範作用。這對於我們今天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始終堅持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深入開展好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其次，統一戰線不僅是中國革命和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同樣是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法寶，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不斷加強、鞏固、擴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共產黨要完成三大曆史任務，必須始終堅持、鞏固、發展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麵旗幟，把愛國統一戰線與國際統一戰線的建立有機地結合起來，特別是要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統一戰線，加強與國民黨及其他一切尊重我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政黨的合作，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積極促成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早日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實現振興中華的曆史使命。

再次，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戰爭最終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為此中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必須以史為鑒，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加快發展。一方麵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世界認識到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八年的抗戰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達3500萬之眾，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數，而其中死亡人數即達2100多萬，占二戰各國死亡總人數的42%，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這是何等重大的犧牲和損失！“落後挨打”是曆史的鐵律，因此，堅持發展是執政黨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解決一切矛盾和問題的關鍵。隻有中華振興，國家富強，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更好地為消除戰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同時，我們還要隨時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複燃，其在日本國內仍有市場，這是籠罩在世界和平上空的陰霾，但我們應該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正如周恩來同誌指出的：“假使今後對敵人、隊伍、司令官這三方麵不能清楚認識，不管在哪一點上還存在著不自覺或盲目性，哪一點上就會犯錯誤。”過去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靠的是三個統一戰線：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日本的反戰統一戰線，過去如此，今後亦然。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