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輕的君主
威廉二世（18-1918年），世稱小威廉。1859年降生於普魯士宮廷。由於皇太於的特殊地位，從小養成狂傲的性格，慣於發號施令、誇誇其談。18年6 月巧日，他接替父親弗裏德裏希三世登上皇位。由於弗裏德裏希三世的統治僅維持10天，所以他實際上是繼承了祖父威廉一世的皇位。繼位兩年後，由十君91衝-突，他迫使稗斯麥辭職。自此，他大權獨攬，影響德國曆史達28年，並成為德意誌帝國的末代皇帝如前所述，威廉即位時已經29歲，但無論在心理上還是政治上，他都是一個尚不成熟的人。由於左臂先大性殘廢，他的心理發育一直不夠健全。一方麵他將此歸罪於他的母親對他早年缺少照料，從而對母親終生抱有敵意；另一方麵他一直通過扮演強健而又敏捷的軍人角色，來掩飾自己的生理缺陷。這兩個方麵都助長了他心理上的弱點，即因缺少母愛和慣於掩蓋內在弱點而表現出極為敏感的自我意識。人們普遍認為，這是這位年輕王子內心形成猶疑動搖氣質的重要心理因素。他經常用一種虛張聲勢的傲慢態度來掩蓋內心的猶疑動搖，在虛假的高傲外表下，他實質上是一個敏感、動搖、膽怯和神經質的人物。一位深刻的觀察家曾這樣評價威廉，說他“幾乎沒有一個時刻不意識到他自己，隻是沒有意識到他在作自我掙紮；這是一種無意識地跟自我作對的性格，他對自我的全神貫注始終沒有得到克服”。
這種性格缺陷，還由於他從其早先的霍亨索倫家族祖先那裏繼承的對炫耀與官場虛飾的喜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既繼承了軍人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對高個子軍官的偏愛，也像弗裏德裏希一世一樣熱衷於宮廷的豪華排場。他每天都想過生日，正如菲利普·歐倫堡伯爵所說：“對這位君主來說，每天都是一個化妝舞會。”由於愛好虛飾，在他統治的頭16年，他命令自己的衛隊更換製服達 37 次。他本人幾乎每天都要更換衣服，最多時每天更換6次，並且總是身著海軍上將製服去觀看歌劇，包括他最喜歡看的歌劇《漂泊的荷蘭人》。
在他最高興的時候，他周圍總有一群狂熱的餡媚之徒，向他高唱讚歌、大獻阿訣逢迎之詞。他們知道：他隻需要太陽光，於是隻讓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對他隱瞞起來。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對30歲的皇帝曾這樣描述：這個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動都超過別人，從關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們的愛戴。此外，還加上擔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脹的虛榮心。他抓住一切歡迎場麵，最喜歡博得群眾的掌聲和歡呼。由於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幸的錯覺），因而非常喜愛聽恭維話。他走到哪裏，都能贏得人心，隻是不能停留太久威廉沉浸在阿談奉承之中達 25 年之久。這群謅媚之徒，除了宮廷貴族和容克，還有德意誌北部諸城市的富紳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闊佬。駐華盛頓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開的講話中，將皇帝描繪成“世界最偉大的萬能聖人，是一位在工業和科學、藝術和音樂各方麵都具有同樣水平的大師”。一位學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寫道：“皇帝領導著我們從歌德到荷馬和沙夫克裏斯，從康德到柏拉圖。”另一位頗受讚揚的德國曆史學家蘭普勒希特，直至 1912 年還撰寫專文，恭維皇帝是“遠古聖賢的再現，是一位有著強大意誌的巨人，所有創造性藝術的大門對他始終是敞開的”。
在一片頌揚聲中，威廉變得飄飄然，如墮五裏霧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選，負有神命，堅信上帝給自己的使命就是領導人民建立偉大的功業。1891 年，他在一次公眾集會上宣稱：“帝國隻有一個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輕的新兵宣布：“如果你們的皇帝命令你們向父母開槍，你們應當照辦。”在統治了20年之後，他曾驕傲地聲稱，他從沒有讀過憲法，也不了解憲法。在他看來，“把德意誌帝國錘煉出來的是士兵和軍隊，而不是議會決議。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頒布的第一道聖諭不是《致我人民》（像他的前輩），而是《致我的軍隊》。他聲稱：“我和軍隊是一體。我們天生來互相幫助，不管上帝的意誌是要給我和平還是風暴，我們都將站在一起，永不分離。”威廉個性和心理上的弱點，由於許多拍馬奉承者的鼓動而急劇膨脹，同時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賦而獲得危險性的發展。除了浮躁、虛榮的一而，威廉個性。
深處還有色彩豐富、富有魅力，並使所有見到他的人都著迷的一麵。他首先是一個為人稱道的健談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滿善意而又和藹可親的人。他對新知識具有罕見的理解力和廣泛的吸收能力，對藝術、音樂和科學技術領域的最新發現有濃厚的興趣和一定的文化修養。尤其為人稱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絕”的演說才能。他是一位優秀的即興演說家，發表演講通常不用講稿。隻要演說開了頭，話語通常順口傾瀉而出，猶如山洪暴發、穿山出峽、奔騰咆哮，大有一瀉千裏之勢。這種出眾的演說才能和智能結構上的多樣化天賦，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但由於心理素質的缺陷和環境的誤導，使他成為當時德國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為當時德國弱點的典型代表。結果，罕見的感悟能力變成了狂妄自負，雄辮的演說才能變成了誇誇其談、信口開河。研究者認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麵臨的各種矛盾的反映：有母親與兒子的矛盾，普魯士與英國的矛盾，專製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矛盾，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鮮明的特征是休現了封建浪漫主義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一樣迷信神秘的招魂術，但又是霍亨索倫王朝統治者中第一個願與大工業家交朋友並積極支持最新技術進步的人。這種矛盾性支配著威廉的整個政策，也是他的統治能夠維持28年的基本原因。律斯麥是較早認識到新皇帝弱點的政治家之一。他在 1890年曾抱怨說：“他（指威廉）好胡思亂想。他從不冷靜地深思熟慮，而是靈機一動，就信口開河，毫不考慮自己身居高位，應該小合謹慎。”由於威廉是在父親暴卒的情況下，突然接管了這個由憚斯麥締造的帝國，從缺少治國訓練意義上講，他也是不成熟的。兩年以前，他的父親就曾寫道：“鑒於我的兒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負、自高自大的傾向。我不得不認為，在這個階段讓他接觸外交政策問題，實屬危險之事”弗裏德裏希三世的擔心以後不幸被言中，但在當時，隻有少數人才能對年輕的皇帝作出確切的判斷。除了他的雙親和稗斯麥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統治3年之後，一位敏銳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薩·德·克羅茲曾對他作過一個恰當的、後來得到驚人應驗的評價。美國學者科佩爾·S。平森曾引用這一段稍嫌過長的分析來展示這位君主的精神風貌，我們完整地轉述如下，以再現那位同時代人對威廉二世的貼切評述他（指威廉）與哈姆雷特一樣，身上存在著不同類型人物的胚芽。我們不能預見哪一種胚芽將來會占優勢，也不知道最後有一種胚芽長大時，他究竟以其偉大還是以其渺小使我們驚異。
這位國君是多少不同類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個軍人國王，戴著頭盔，係著胸甲，僵硬筆直，隻為檢閱和演習忙碌，把調換衛隊看得比一切國務都重要，認為教練軍士從根本上體現了舉國一致，把軍營紀律置於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則之上，認為德國的光榮集中表現在新兵齊步行進時動作的絕對準確。突然，他脫掉軍服，穿上二人的工裝褲。
於是他成了一個改革國王，隻注意資本和工資問題，熱衷於召開有關社會福利問題的會議，決心作為一個無產階級兄弟的解放者載入史冊。
然後他又會變成廷臣的國王，熱心俗務，浮華鋪張，一心隻求禮儀的漂亮豪華。世界正看著池微笑，但是他說變就變，又成為一個摩登（現代）國王，一個 19 世紀的國王。他認為過去的一切都是偏執頑固，決心借議會製度來大建物質文明和工業文明，並把工廠視為至高無上的聖堂，夢想著德國完全實現電氣化。
有人說他不過是一個渴望在報紙上揚名的年輕人，另有人斷言他不過是幻想力太強，有一種病態的想象力推動他去胡思亂想。作為一個幾乎有無限權力的皇帝，他可以聽任這種病態的想象力無限膨脹；再有人認為他不過是一個霍亨索倫家族的重要成員，勃蘭登堡這一最幸運的世係連續相繼的一些國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種品質，諸如專製主義、神秘主義、軍人主義、官僚文腆主義和獨斷作風，全都集中於他一身，既更加發展，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我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喜歡活動、幹著玩玩的人。他這個人極愛活動，在活動中他異常強烈地領略和感受到某種無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們這種文化所容許的一切形式中體驗和享受這種愉快。
這就是使得這位德國皇帝成為一個極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在他身上看到，我們中有這麽一個人，本是一個凡人，卻比任何先知、術士或聖徒都更為積極地聲稱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誡以來，還從未見過造物主和創造物之間存在過如此密切的關係和聯係。
對他未說，沒有做不到的事，因為他統率著兩百萬軍隊和全國人民；而人民隻允許他們在哲學、倫理學和經典注釋方麵享有自由，隻要皇帝命令他們齊步前進，他們就默默服從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階的 12 重危險。由於大膽地把在一切國家都是分屬不同政府機構的職責集於一身，獨自判斷，獨自執行，似乎上帝隻把神靈的啟示賦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議會。這樣，他被認為是永遠正確、不可戰勝的。然而，當災難首次降臨時，不管這種災難是來自柏林街上的人民，還是歐洲平原上的聯軍，整個德國都會把他大肆吹噓的自己與上帝的聯係，視為一個狡詐的暴君所施展的詭計。那時候，從洛林到波美拉尼亞，就沒有足夠的石頭用來投擊這個假摩西了在這位葡萄牙總領事作出以上評述之後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亞常駐聯邦參議院的全權代表萊爾欣費爾德伯爵，作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寫給巴伐利亞政府的報告中再度給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副肖像，他寫道：今天他依然顯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氣、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個人的勇氣以及他對自己的判斷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這種本來對一個君主來說很寶貴的品質，今天很遺憾地由於不喜歡集中思想並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於幾乎是一種病態的需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聽取延聘顧問們的意見而立即作出決定，同時由於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覺而部分地無法發揮作用。二他很想幹預一切事務，對一切事務承擔貴任，並且至少是理論上把大臣看作是單純執行他命令的機構。但是他不能仔細地觀察國家機器運轉的進程，人們覺察得到，他所於預的事情，大多數是一些細枝末節，是他自己愛幹的事情。……皇帝對國會有著自己的想法，這種想法可以歸納為兩個字：“藐視”。
二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國會共事，他有力量迅速進行革新，這種信念使他看不見國內形勢的眾多危險德國皇帝就是這樣一個在心理上、政治上遲遲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他在 18 年不隻繼承了普魯士王國，繼承了德意誌帝國的領導，甚至在兩年後接替了鐵血宰相律斯麥的無上權力。如同禪斯麥一樣，威廉二世把白己的統治也維持了 28 年。但威廉時期與憚斯麥時期是兩個雖有密切聯係，卻又截然不同的時代。除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這一總的時代特征差異之外，在統治技巧上，已沒有一個人能像評斯麥同時玩5個球。從這個意義上講，威廉二世時期的確是德國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的開端。
威廉的統治實際是從更換帝國宰相開始的，但是禪斯麥的繼承人沒有一個能填補稗斯麥去職後留下的職位權力真空，因而從1890至1917年，裨斯麥留下的職位先後由4個人擔任。他們是：利奧·馮·卡普裏維（1890-1894年）、克洛德維希·霍恩洛厄一謝林斯菲斯特親王（1894-190 年）、伯恩哈德·馮·標洛親王（190-1909 年）和特奧巴爾德·瑪·貝特曼一霍爾維格（1909-1917年）。直接接替憚斯麥的卡普裏維是普魯士陸軍軍官，曾擔任海軍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責任感和進步觀念並慣於聽命的優秀軍人。他是被稗斯麥推薦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律斯麥認為卡普裏維是處理矛盾重重的國內政策最適合的堅強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薦，是期望慣於聽命的士兵會成為他進行親政的得心應手的工具。盡管如此，當傅斯麥下台時被安慰性地任命為陸軍大元帥時，仍然不無譏諷地歎道：“皇帝把最優秀的將軍任命為首相，卻把最優秀的首相任命為將軍！”實際上，卡普裏維既不是傅斯麥政策的繼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幫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識的優秀官員。在擔任宰相的4年中，他廢除了反社會黨人法，將3年軍役期縮減為2年，對波蘭人采取了安撫政策，降低了關稅，並在普魯士實行了累進所得稅製和三級選舉製的改革。卡普裏維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過與奧地利、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羅馬尼亞和俄國等一係列歐洲國家的談判，簽訂了商務條約，通過降低德國關稅，放寬農產品進口限製，為刺激德國工業品出口到農業國家創造了條件。這些都使卡普裏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中獲得較大的聲望，但卻使他成為普魯士容克統治集團攻擊的目標。威廉二世原指望通過卡普裏維的改革，否定稗斯麥的鎮壓政策，以緩和階級矛盾。但是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所持的鬥爭立場，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決定恢複傅斯麥的鎮壓政策，通過製訂一項新的特別法令來打擊社會民主黨的活動。
但卡普裏維反對皇帝采取這一政策。他力圖使“民族經曆過偉大人物和豐功偉績的時代之後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並為建立這種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會平衡創造條件。他的理想和實踐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勢力的反對和皇帝自相矛盾態度的千預下，最終歸於失敗。1894年 10 月，他終於被威廉免職，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維希·霍思洛厄一謝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亞人，接任時已 75 歲。他曾任巴伐利亞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國成立時出任駐巴黎大使。185 年起任阿爾薩斯一洛林最高行政長官。
皇帝任命一位老邁之人為宰相令人驚訝，因為在皇帝動搖不定的態度和日益繁雜的國內局勢麵前，年邁的宰相已沒有足夠的精力去勝任他的職務。顯然他是皇帝過渡性的人選，隻行使有名無實的權力。盡管這位年邁的宰相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隻穿一身整齊的職員外衣，同時永遠不開口”，但他仍然同變化無常的皇帝難以避免發生衝突。當 1897 年威廉二世開始辭退霍恩洛厄周圍最親密的工作人員時，宰相已陷人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後來提出辭職的理由對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國風格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他寫道：“所有一切有關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標洛（未來的宰相）商議決定的。國內政策問題由主管部門的主管人員處理，用不著我參與，因為他們知道”陛下是不聽我的意見的。在報刊上我必須承擔責任，在國會不得不進行答辯，我自己卻並不知情。所有人事問題都不需要我的建議，甚至連情況都不知道就作出了決定。”實際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個“沒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適應威廉二世變化無常、自相矛盾的思想並協調皇帝與國會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氣馮·標洛的任務。
標洛在 190 年 10 月霍恩洛厄去職以前曾負責外交部的工作。這是一位比前幾任更富有文化素養、溫文爾雅、圓熟機敏、熟諳政治技巧的人。由於巧於辭令，善於隨機應變，他有著取悅於人的高超本領。對於阿談皇帝，他被認為是最有辦法的人。威廉二世親政 10 年，自以為慧眼獨具，終於發現了一個勤奮、聰明而又能毫無異議地執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實際上，這是一位思想膚淺、毫無內政經驗、隻會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於標洛出身於外交界，擔任宰相後，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對外政策方麵，而國內政策主要是通過帝國內政部國務秘書波薩多夫期基伯爵來協助其製訂和實施。標洛國內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警惕國內危機”，通過推行避免與國會發生衝突的政策，取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以使人們感到德國正在發展某種議會製政府，來掩蓋威廉二世統治的專製主義和軍國主義性質。波薩多夫斯基受命從兩個方麵爭取同議會多數派的妥協。第一，他放棄了過去鎮壓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利用並恢複了許多陷於停頓的社會立法，來爭取工人群眾逐漸與君主國和睦相處。在波薩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險法、工傷事故保險法有了新的改善，通過國家補助推動工人住宅建設的計劃，從 1901 年起由政府每年撥款40至50萬馬克開始啟動。禁止社團之間互相聯係的條文遭到廢除，對國會議員的開會補貼金也從1906年批準實施。
這些都部分地爭取到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讚同。第二，通過延長卡普裏維時期的協定並適當提高關稅稅率，既迎合了農場主的農業要求，又保證了工業品出口不受大的影響。這種妥協得到中央黨、民族自由黨和保守黨中的溫和派的支持，維持了標洛政府在帝國議會多數派中的威望。但是標洛政府同國會多數派之間的“蜜月”是短暫的。1904年，當德屬西南非洲發生赫裏羅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國殖民統治的起義，政府為維持增強的守衛部隊要求國會追加 2900 萬馬克時，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一起反對追加殖民預算，使之沒有通過。兩黨共同取消追加預算損傷了帝國作為殖民大國的榮譽心，而中央黨要求縮減守衛的殖民軍隊是對皇帝軍事指揮權的幹涉。標洛決心同中央黨決裂，不久就解散了國會（1906年12月13日），並號召為了帝國利益同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進行鬥爭。從此宣告了波薩多夫斯基輔政時期的終結。
標洛為了挽回殘局，在 1907 年大選之後與保守黨人、民族自由黨人和進步黨人聯合，組成“標洛集團”與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對抗，結果又構成國會中的多數派，並維持到 1909 年。標洛的集團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運。以“每日電訊事件”著稱的皇帝失職行為株連了標洛，導致了他的引普辭職《每日電訊》是英國倫敦一家著名報刊。1908年10月28日，該報記者斯圖亞特·沃特利發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訪問記，文中報道說，威廉二世聲稱他本人是英國的朋友，但在國內持這種態度的人屬於少數，德國輿論是與英國敵對的。他還承認在英國同南非布爾人戰爭期間，曾送給維多利亞女王一份作戰計劃，英國人得以戰勝布爾人的原因是利用了這一計劃威廉笨拙魯鈍而又毫不掩飾的輕率談話，暴露了德英關係惡化的真實原因，他所謂給女王提供反布爾人計劃的說法，被視為傲慢自負，在英國引起了極大的憤慨。在德國國內，幾乎所有的黨派都對皇帝的獨斷和不負責任表示震驚和抗議。甚至最保守的派別也發表聲明，要求皇帝今後更多地克製自己。
這篇訪問記在發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給威廉征求是否可以發表。皇帝把原稿送給外交部，問發表它有沒有問題。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標洛審定。標洛隻字未看，卻讓一位下屬官員審查。這位官沒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異議，於是原稿又送回皇帝。這時威廉隨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語：發表，沒有間題。訪問記經過這一番周折，回到編輯部，最終發表出來。發表後的轟動震驚了朝野。麵對各黨派暴風雨般的批評，標洛不敢承擔責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責威廉，聲稱如果皇帝今後不更多地加以克製，宰相就不能對帝國的政策負責。威廉把宰相的指責視為背叛，從此他決定伺機讓標洛下台。“每日電訊事件”嚴重損傷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標洛在處理政務中的馬虎態度。幾個月後，因選舉法改革在普魯士引起的分歧，使標洛失去國會多數派的支持。在相繼失去皇帝和國會多數的信任後，標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辭去宰相職務。接替他的是貝特曼一霍爾維格。
貝特曼一霍爾維格曾是標洛政府的內政大臣，和精明能幹、處事圓滑的前任相比，這是一個嚴肅認真、責任心強，但卻“遲鈍緩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貫徹自己主張的能力，也缺乏勇於決斷的精神，是一位普魯士官僚與教師的風格相結合的類型。因此人們譏諷他“手裏總是拿著粉筆”。由於缺少外交事務經驗，雖繼承了標洛的遺產，並得到皇帝的信任。但卻沒有足夠的本領去處理1914年前後德國所麵臨的各種複雜形勢。
貝特曼一霍爾維格承擔了他的前任未能實現的普魯士選舉法改革的任務。雖然他知道把帝國選舉法搬用到普魯士會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魯士選舉法方麵進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貝特曼一霍爾維格把新的選舉改革草案提交國會審議。提案主張在普魯士實行直接的、公開的選舉，區分選民等級時將不再考慮原規定選民須年納稅 50 馬克的限製。為了照顧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擔任公職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按其納稅額所定等級提高一級。後一規定既包括大學畢業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麵這一微小的改革嚐試仍遭到保守黨的的抗拒，結果改革的許諾無果而終。以後，貝特曼一霍爾維格又將改革的意圖轉移到阿爾薩斯一洛林方麵。希望在這塊帝國的新征服地區發展具有帝國內部性質的“個性”，而使當地居民不再想成為法國的一個省。由於阿爾薩斯一洛林地區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較弱。結果一個兩院製（即第一院議員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會、城市和同業公會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級投票產生議員）的憲政體製，終於在這塊帝國的“飛地”上建立起來。但是這一體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阿爾薩斯一洛林的狀況。由於德國駐軍的存在及其與當地居民的磨擦衝突，如何維持這一地區的穩定，仍是德國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塊心病。
1913年，適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於政治統一的鞏固和工業發展的成就，不少德國人沉浸在一片樂觀和自豪的情緒之中。許多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技術專家和新聞記者，都在為威廉的統治高唱讚歌、大獻談詞，以表慶賀，其規模和程度超過對德國曆代帝王的頌揚。但是，也有相當多的進步人士沒有為表麵上的物質繁榮和軍事威力所蒙蔽。他們透過表而的繁榮和強大，為德國內外環境的惡化而擔優。事實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來，表麵上燦爛輝煌的物質繁榮與軍國主義的惡性膨脹都在不協調地發展，德意誌帝國正居於世界戰爭的火山口上。了解這一趨勢，我們需要回顧威廉時期帝國對外政策的形成發展。
這種性格缺陷，還由於他從其早先的霍亨索倫家族祖先那裏繼承的對炫耀與官場虛飾的喜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既繼承了軍人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對高個子軍官的偏愛，也像弗裏德裏希一世一樣熱衷於宮廷的豪華排場。他每天都想過生日，正如菲利普·歐倫堡伯爵所說：“對這位君主來說，每天都是一個化妝舞會。”由於愛好虛飾，在他統治的頭16年，他命令自己的衛隊更換製服達 37 次。他本人幾乎每天都要更換衣服，最多時每天更換6次，並且總是身著海軍上將製服去觀看歌劇，包括他最喜歡看的歌劇《漂泊的荷蘭人》。
在他最高興的時候，他周圍總有一群狂熱的餡媚之徒，向他高唱讚歌、大獻阿訣逢迎之詞。他們知道：他隻需要太陽光，於是隻讓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對他隱瞞起來。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對30歲的皇帝曾這樣描述：這個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動都超過別人，從關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們的愛戴。此外，還加上擔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脹的虛榮心。他抓住一切歡迎場麵，最喜歡博得群眾的掌聲和歡呼。由於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幸的錯覺），因而非常喜愛聽恭維話。他走到哪裏，都能贏得人心，隻是不能停留太久威廉沉浸在阿談奉承之中達 25 年之久。這群謅媚之徒，除了宮廷貴族和容克，還有德意誌北部諸城市的富紳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闊佬。駐華盛頓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開的講話中，將皇帝描繪成“世界最偉大的萬能聖人，是一位在工業和科學、藝術和音樂各方麵都具有同樣水平的大師”。一位學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寫道：“皇帝領導著我們從歌德到荷馬和沙夫克裏斯，從康德到柏拉圖。”另一位頗受讚揚的德國曆史學家蘭普勒希特，直至 1912 年還撰寫專文，恭維皇帝是“遠古聖賢的再現，是一位有著強大意誌的巨人，所有創造性藝術的大門對他始終是敞開的”。
在一片頌揚聲中，威廉變得飄飄然，如墮五裏霧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選，負有神命，堅信上帝給自己的使命就是領導人民建立偉大的功業。1891 年，他在一次公眾集會上宣稱：“帝國隻有一個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輕的新兵宣布：“如果你們的皇帝命令你們向父母開槍，你們應當照辦。”在統治了20年之後，他曾驕傲地聲稱，他從沒有讀過憲法，也不了解憲法。在他看來，“把德意誌帝國錘煉出來的是士兵和軍隊，而不是議會決議。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頒布的第一道聖諭不是《致我人民》（像他的前輩），而是《致我的軍隊》。他聲稱：“我和軍隊是一體。我們天生來互相幫助，不管上帝的意誌是要給我和平還是風暴，我們都將站在一起，永不分離。”威廉個性和心理上的弱點，由於許多拍馬奉承者的鼓動而急劇膨脹，同時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賦而獲得危險性的發展。除了浮躁、虛榮的一而，威廉個性。
深處還有色彩豐富、富有魅力，並使所有見到他的人都著迷的一麵。他首先是一個為人稱道的健談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滿善意而又和藹可親的人。他對新知識具有罕見的理解力和廣泛的吸收能力，對藝術、音樂和科學技術領域的最新發現有濃厚的興趣和一定的文化修養。尤其為人稱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絕”的演說才能。他是一位優秀的即興演說家，發表演講通常不用講稿。隻要演說開了頭，話語通常順口傾瀉而出，猶如山洪暴發、穿山出峽、奔騰咆哮，大有一瀉千裏之勢。這種出眾的演說才能和智能結構上的多樣化天賦，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但由於心理素質的缺陷和環境的誤導，使他成為當時德國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為當時德國弱點的典型代表。結果，罕見的感悟能力變成了狂妄自負，雄辮的演說才能變成了誇誇其談、信口開河。研究者認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麵臨的各種矛盾的反映：有母親與兒子的矛盾，普魯士與英國的矛盾，專製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矛盾，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鮮明的特征是休現了封建浪漫主義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一樣迷信神秘的招魂術，但又是霍亨索倫王朝統治者中第一個願與大工業家交朋友並積極支持最新技術進步的人。這種矛盾性支配著威廉的整個政策，也是他的統治能夠維持28年的基本原因。律斯麥是較早認識到新皇帝弱點的政治家之一。他在 1890年曾抱怨說：“他（指威廉）好胡思亂想。他從不冷靜地深思熟慮，而是靈機一動，就信口開河，毫不考慮自己身居高位，應該小合謹慎。”由於威廉是在父親暴卒的情況下，突然接管了這個由憚斯麥締造的帝國，從缺少治國訓練意義上講，他也是不成熟的。兩年以前，他的父親就曾寫道：“鑒於我的兒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負、自高自大的傾向。我不得不認為，在這個階段讓他接觸外交政策問題，實屬危險之事”弗裏德裏希三世的擔心以後不幸被言中，但在當時，隻有少數人才能對年輕的皇帝作出確切的判斷。除了他的雙親和稗斯麥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統治3年之後，一位敏銳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薩·德·克羅茲曾對他作過一個恰當的、後來得到驚人應驗的評價。美國學者科佩爾·S。平森曾引用這一段稍嫌過長的分析來展示這位君主的精神風貌，我們完整地轉述如下，以再現那位同時代人對威廉二世的貼切評述他（指威廉）與哈姆雷特一樣，身上存在著不同類型人物的胚芽。我們不能預見哪一種胚芽將來會占優勢，也不知道最後有一種胚芽長大時，他究竟以其偉大還是以其渺小使我們驚異。
這位國君是多少不同類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個軍人國王，戴著頭盔，係著胸甲，僵硬筆直，隻為檢閱和演習忙碌，把調換衛隊看得比一切國務都重要，認為教練軍士從根本上體現了舉國一致，把軍營紀律置於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則之上，認為德國的光榮集中表現在新兵齊步行進時動作的絕對準確。突然，他脫掉軍服，穿上二人的工裝褲。
於是他成了一個改革國王，隻注意資本和工資問題，熱衷於召開有關社會福利問題的會議，決心作為一個無產階級兄弟的解放者載入史冊。
然後他又會變成廷臣的國王，熱心俗務，浮華鋪張，一心隻求禮儀的漂亮豪華。世界正看著池微笑，但是他說變就變，又成為一個摩登（現代）國王，一個 19 世紀的國王。他認為過去的一切都是偏執頑固，決心借議會製度來大建物質文明和工業文明，並把工廠視為至高無上的聖堂，夢想著德國完全實現電氣化。
有人說他不過是一個渴望在報紙上揚名的年輕人，另有人斷言他不過是幻想力太強，有一種病態的想象力推動他去胡思亂想。作為一個幾乎有無限權力的皇帝，他可以聽任這種病態的想象力無限膨脹；再有人認為他不過是一個霍亨索倫家族的重要成員，勃蘭登堡這一最幸運的世係連續相繼的一些國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種品質，諸如專製主義、神秘主義、軍人主義、官僚文腆主義和獨斷作風，全都集中於他一身，既更加發展，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我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喜歡活動、幹著玩玩的人。他這個人極愛活動，在活動中他異常強烈地領略和感受到某種無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們這種文化所容許的一切形式中體驗和享受這種愉快。
這就是使得這位德國皇帝成為一個極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在他身上看到，我們中有這麽一個人，本是一個凡人，卻比任何先知、術士或聖徒都更為積極地聲稱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誡以來，還從未見過造物主和創造物之間存在過如此密切的關係和聯係。
對他未說，沒有做不到的事，因為他統率著兩百萬軍隊和全國人民；而人民隻允許他們在哲學、倫理學和經典注釋方麵享有自由，隻要皇帝命令他們齊步前進，他們就默默服從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階的 12 重危險。由於大膽地把在一切國家都是分屬不同政府機構的職責集於一身，獨自判斷，獨自執行，似乎上帝隻把神靈的啟示賦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議會。這樣，他被認為是永遠正確、不可戰勝的。然而，當災難首次降臨時，不管這種災難是來自柏林街上的人民，還是歐洲平原上的聯軍，整個德國都會把他大肆吹噓的自己與上帝的聯係，視為一個狡詐的暴君所施展的詭計。那時候，從洛林到波美拉尼亞，就沒有足夠的石頭用來投擊這個假摩西了在這位葡萄牙總領事作出以上評述之後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亞常駐聯邦參議院的全權代表萊爾欣費爾德伯爵，作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寫給巴伐利亞政府的報告中再度給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副肖像，他寫道：今天他依然顯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氣、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個人的勇氣以及他對自己的判斷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這種本來對一個君主來說很寶貴的品質，今天很遺憾地由於不喜歡集中思想並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於幾乎是一種病態的需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聽取延聘顧問們的意見而立即作出決定，同時由於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覺而部分地無法發揮作用。二他很想幹預一切事務，對一切事務承擔貴任，並且至少是理論上把大臣看作是單純執行他命令的機構。但是他不能仔細地觀察國家機器運轉的進程，人們覺察得到，他所於預的事情，大多數是一些細枝末節，是他自己愛幹的事情。……皇帝對國會有著自己的想法，這種想法可以歸納為兩個字：“藐視”。
二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國會共事，他有力量迅速進行革新，這種信念使他看不見國內形勢的眾多危險德國皇帝就是這樣一個在心理上、政治上遲遲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他在 18 年不隻繼承了普魯士王國，繼承了德意誌帝國的領導，甚至在兩年後接替了鐵血宰相律斯麥的無上權力。如同禪斯麥一樣，威廉二世把白己的統治也維持了 28 年。但威廉時期與憚斯麥時期是兩個雖有密切聯係，卻又截然不同的時代。除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這一總的時代特征差異之外，在統治技巧上，已沒有一個人能像評斯麥同時玩5個球。從這個意義上講，威廉二世時期的確是德國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的開端。
威廉的統治實際是從更換帝國宰相開始的，但是禪斯麥的繼承人沒有一個能填補稗斯麥去職後留下的職位權力真空，因而從1890至1917年，裨斯麥留下的職位先後由4個人擔任。他們是：利奧·馮·卡普裏維（1890-1894年）、克洛德維希·霍恩洛厄一謝林斯菲斯特親王（1894-190 年）、伯恩哈德·馮·標洛親王（190-1909 年）和特奧巴爾德·瑪·貝特曼一霍爾維格（1909-1917年）。直接接替憚斯麥的卡普裏維是普魯士陸軍軍官，曾擔任海軍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責任感和進步觀念並慣於聽命的優秀軍人。他是被稗斯麥推薦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律斯麥認為卡普裏維是處理矛盾重重的國內政策最適合的堅強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薦，是期望慣於聽命的士兵會成為他進行親政的得心應手的工具。盡管如此，當傅斯麥下台時被安慰性地任命為陸軍大元帥時，仍然不無譏諷地歎道：“皇帝把最優秀的將軍任命為首相，卻把最優秀的首相任命為將軍！”實際上，卡普裏維既不是傅斯麥政策的繼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幫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識的優秀官員。在擔任宰相的4年中，他廢除了反社會黨人法，將3年軍役期縮減為2年，對波蘭人采取了安撫政策，降低了關稅，並在普魯士實行了累進所得稅製和三級選舉製的改革。卡普裏維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過與奧地利、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羅馬尼亞和俄國等一係列歐洲國家的談判，簽訂了商務條約，通過降低德國關稅，放寬農產品進口限製，為刺激德國工業品出口到農業國家創造了條件。這些都使卡普裏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中獲得較大的聲望，但卻使他成為普魯士容克統治集團攻擊的目標。威廉二世原指望通過卡普裏維的改革，否定稗斯麥的鎮壓政策，以緩和階級矛盾。但是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所持的鬥爭立場，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決定恢複傅斯麥的鎮壓政策，通過製訂一項新的特別法令來打擊社會民主黨的活動。
但卡普裏維反對皇帝采取這一政策。他力圖使“民族經曆過偉大人物和豐功偉績的時代之後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並為建立這種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會平衡創造條件。他的理想和實踐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勢力的反對和皇帝自相矛盾態度的千預下，最終歸於失敗。1894年 10 月，他終於被威廉免職，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維希·霍思洛厄一謝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亞人，接任時已 75 歲。他曾任巴伐利亞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國成立時出任駐巴黎大使。185 年起任阿爾薩斯一洛林最高行政長官。
皇帝任命一位老邁之人為宰相令人驚訝，因為在皇帝動搖不定的態度和日益繁雜的國內局勢麵前，年邁的宰相已沒有足夠的精力去勝任他的職務。顯然他是皇帝過渡性的人選，隻行使有名無實的權力。盡管這位年邁的宰相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隻穿一身整齊的職員外衣，同時永遠不開口”，但他仍然同變化無常的皇帝難以避免發生衝突。當 1897 年威廉二世開始辭退霍恩洛厄周圍最親密的工作人員時，宰相已陷人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後來提出辭職的理由對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國風格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他寫道：“所有一切有關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標洛（未來的宰相）商議決定的。國內政策問題由主管部門的主管人員處理，用不著我參與，因為他們知道”陛下是不聽我的意見的。在報刊上我必須承擔責任，在國會不得不進行答辯，我自己卻並不知情。所有人事問題都不需要我的建議，甚至連情況都不知道就作出了決定。”實際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個“沒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適應威廉二世變化無常、自相矛盾的思想並協調皇帝與國會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氣馮·標洛的任務。
標洛在 190 年 10 月霍恩洛厄去職以前曾負責外交部的工作。這是一位比前幾任更富有文化素養、溫文爾雅、圓熟機敏、熟諳政治技巧的人。由於巧於辭令，善於隨機應變，他有著取悅於人的高超本領。對於阿談皇帝，他被認為是最有辦法的人。威廉二世親政 10 年，自以為慧眼獨具，終於發現了一個勤奮、聰明而又能毫無異議地執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實際上，這是一位思想膚淺、毫無內政經驗、隻會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於標洛出身於外交界，擔任宰相後，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對外政策方麵，而國內政策主要是通過帝國內政部國務秘書波薩多夫期基伯爵來協助其製訂和實施。標洛國內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警惕國內危機”，通過推行避免與國會發生衝突的政策，取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以使人們感到德國正在發展某種議會製政府，來掩蓋威廉二世統治的專製主義和軍國主義性質。波薩多夫斯基受命從兩個方麵爭取同議會多數派的妥協。第一，他放棄了過去鎮壓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利用並恢複了許多陷於停頓的社會立法，來爭取工人群眾逐漸與君主國和睦相處。在波薩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險法、工傷事故保險法有了新的改善，通過國家補助推動工人住宅建設的計劃，從 1901 年起由政府每年撥款40至50萬馬克開始啟動。禁止社團之間互相聯係的條文遭到廢除，對國會議員的開會補貼金也從1906年批準實施。
這些都部分地爭取到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讚同。第二，通過延長卡普裏維時期的協定並適當提高關稅稅率，既迎合了農場主的農業要求，又保證了工業品出口不受大的影響。這種妥協得到中央黨、民族自由黨和保守黨中的溫和派的支持，維持了標洛政府在帝國議會多數派中的威望。但是標洛政府同國會多數派之間的“蜜月”是短暫的。1904年，當德屬西南非洲發生赫裏羅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國殖民統治的起義，政府為維持增強的守衛部隊要求國會追加 2900 萬馬克時，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一起反對追加殖民預算，使之沒有通過。兩黨共同取消追加預算損傷了帝國作為殖民大國的榮譽心，而中央黨要求縮減守衛的殖民軍隊是對皇帝軍事指揮權的幹涉。標洛決心同中央黨決裂，不久就解散了國會（1906年12月13日），並號召為了帝國利益同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進行鬥爭。從此宣告了波薩多夫斯基輔政時期的終結。
標洛為了挽回殘局，在 1907 年大選之後與保守黨人、民族自由黨人和進步黨人聯合，組成“標洛集團”與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對抗，結果又構成國會中的多數派，並維持到 1909 年。標洛的集團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運。以“每日電訊事件”著稱的皇帝失職行為株連了標洛，導致了他的引普辭職《每日電訊》是英國倫敦一家著名報刊。1908年10月28日，該報記者斯圖亞特·沃特利發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訪問記，文中報道說，威廉二世聲稱他本人是英國的朋友，但在國內持這種態度的人屬於少數，德國輿論是與英國敵對的。他還承認在英國同南非布爾人戰爭期間，曾送給維多利亞女王一份作戰計劃，英國人得以戰勝布爾人的原因是利用了這一計劃威廉笨拙魯鈍而又毫不掩飾的輕率談話，暴露了德英關係惡化的真實原因，他所謂給女王提供反布爾人計劃的說法，被視為傲慢自負，在英國引起了極大的憤慨。在德國國內，幾乎所有的黨派都對皇帝的獨斷和不負責任表示震驚和抗議。甚至最保守的派別也發表聲明，要求皇帝今後更多地克製自己。
這篇訪問記在發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給威廉征求是否可以發表。皇帝把原稿送給外交部，問發表它有沒有問題。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標洛審定。標洛隻字未看，卻讓一位下屬官員審查。這位官沒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異議，於是原稿又送回皇帝。這時威廉隨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語：發表，沒有間題。訪問記經過這一番周折，回到編輯部，最終發表出來。發表後的轟動震驚了朝野。麵對各黨派暴風雨般的批評，標洛不敢承擔責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責威廉，聲稱如果皇帝今後不更多地加以克製，宰相就不能對帝國的政策負責。威廉把宰相的指責視為背叛，從此他決定伺機讓標洛下台。“每日電訊事件”嚴重損傷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標洛在處理政務中的馬虎態度。幾個月後，因選舉法改革在普魯士引起的分歧，使標洛失去國會多數派的支持。在相繼失去皇帝和國會多數的信任後，標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辭去宰相職務。接替他的是貝特曼一霍爾維格。
貝特曼一霍爾維格曾是標洛政府的內政大臣，和精明能幹、處事圓滑的前任相比，這是一個嚴肅認真、責任心強，但卻“遲鈍緩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貫徹自己主張的能力，也缺乏勇於決斷的精神，是一位普魯士官僚與教師的風格相結合的類型。因此人們譏諷他“手裏總是拿著粉筆”。由於缺少外交事務經驗，雖繼承了標洛的遺產，並得到皇帝的信任。但卻沒有足夠的本領去處理1914年前後德國所麵臨的各種複雜形勢。
貝特曼一霍爾維格承擔了他的前任未能實現的普魯士選舉法改革的任務。雖然他知道把帝國選舉法搬用到普魯士會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魯士選舉法方麵進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貝特曼一霍爾維格把新的選舉改革草案提交國會審議。提案主張在普魯士實行直接的、公開的選舉，區分選民等級時將不再考慮原規定選民須年納稅 50 馬克的限製。為了照顧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擔任公職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按其納稅額所定等級提高一級。後一規定既包括大學畢業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麵這一微小的改革嚐試仍遭到保守黨的的抗拒，結果改革的許諾無果而終。以後，貝特曼一霍爾維格又將改革的意圖轉移到阿爾薩斯一洛林方麵。希望在這塊帝國的新征服地區發展具有帝國內部性質的“個性”，而使當地居民不再想成為法國的一個省。由於阿爾薩斯一洛林地區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較弱。結果一個兩院製（即第一院議員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會、城市和同業公會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級投票產生議員）的憲政體製，終於在這塊帝國的“飛地”上建立起來。但是這一體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阿爾薩斯一洛林的狀況。由於德國駐軍的存在及其與當地居民的磨擦衝突，如何維持這一地區的穩定，仍是德國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塊心病。
1913年，適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於政治統一的鞏固和工業發展的成就，不少德國人沉浸在一片樂觀和自豪的情緒之中。許多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技術專家和新聞記者，都在為威廉的統治高唱讚歌、大獻談詞，以表慶賀，其規模和程度超過對德國曆代帝王的頌揚。但是，也有相當多的進步人士沒有為表麵上的物質繁榮和軍事威力所蒙蔽。他們透過表而的繁榮和強大，為德國內外環境的惡化而擔優。事實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來，表麵上燦爛輝煌的物質繁榮與軍國主義的惡性膨脹都在不協調地發展，德意誌帝國正居於世界戰爭的火山口上。了解這一趨勢，我們需要回顧威廉時期帝國對外政策的形成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