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國時期的文化新潮
政治統一和經濟高速發展，為帝國時期德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隨著科學研究的深人和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富有探索精神的德國學術研究已達到歐洲的最高水平。德國的大學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德國的科研訓練方法被推廣到歐美許多國家。與 19 世紀普及教育的總趨勢相一致，德國群眾性的各類教育活動蓬勃開展，其中等教育學製已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典範。德國的大學不僅是學習的中心，也是研究的中心，學術研究不僅為學術名流所矚目，也開始受到大型企業集團的關注，受過大學教育的聲望甚至得到普通商人和工業家的高度尊重。隨著各類報刊和出版物的創辦和擴大發行，教育的普及和知識傳播的速度大大加快。1750年德國各邦共出版書籍1279本，1850年達到9053本，1890年已升至1900本。除了各類普及廉價版本的科普和文藝作品，歌德大部頭的《浮士德》也很快成為群眾教育的主要作品。
德國文化發展的動力來源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國文化傳統和全歐範圍各種文化思潮的影響。
由於帝國時期資本主義種種矛盾的暴露，從啟蒙時代就流行於全歐的理性自由主義開始受到新的時空觀念和價值觀念的挑戰。這一變化與歐洲整體上出現的理性主義危機相合拍，給這一時期德國文化的發展打下深刻的時代印記，使得帝國時期的文化麵貌呈現出異常複雜的曆史圖景。新的文化觀念在推動人們不斷取得富有創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時，也協助創造出一個迷茫的、不確定的時代。
新的文化觀念首先在自然科學領域以引人注目的新宇宙觀表現出來。直至 19 世紀末，西方的宇宙觀主要建立在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基礎之上，一個井然有序、機械般運轉的宇宙，是牛頓理論所展示的家喻戶曉的物質世界圖畫。然麵，世紀之交，這一宇宙模式連同不可抗拒的因果規律已受到新的科學觀念的衝擊。挑戰主要來自德國。除了前麵述及的自然科學發現。，對 20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產生了革命性影響的是阿爾伯特·愛因斯 1905 年，這位年僅 26 歲的猶太裔德國物理學家，在萊比錫《物理學紀事》雜誌上發表三篇論文，提出“狹義相對論”，向盛行 200 餘年的經典物理學傳統觀念發起挑戰。在全文隻有900字的《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一文中，愛因斯坦通過論證時間和空間的統一性，以及時間、空間與物質運動之間的密切關聯，否定了傳統的絕對時空觀；並通過論證質量和能量的關係，得出了一切質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質量、能量等於質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積的著名結論。這一結論被用方程式表述為：E=mc2O。這一理論揭示了原子內部所蘊藏的巨太能量的奧秘，為現代高能物理學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1916年他又發表“廣義相對論”，進一步從時間、空間和物質分布的相互關係上否定了傳統的時空觀，從而拉開了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序幕。
帝國時期僅次於自然科學發展成就的是曆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曆史學領域，根植於浪漫主義曆史循環論的蘭克史學，是對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史學的超越性發展。利奧波德·馮·蘭克（1795-186 年）是 19 世紀德國史學界的泰鬥，他以其漫長的學術生涯和所標榜的治史態度與方法，對德國和整個歐洲的史學發展帶來早年曾在萊比錫大學研習語言學和神學，以後由語言學轉向曆史學。1824 年，因發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聲譽鵲起，次年被聘為柏林大學教授，從此開始了他那延續 60 餘年的專業研究生涯。蘭克的巨大影響得益於他在柏林大學開創的研究班（smnr，以及他首倡的“eia客觀主義”研究方法。蘭克主張研究曆史要客觀、公正、重視對史料的掌握與考證，強調依照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撰寫真實曆史的原則。他把這一原則貫穿於他的研究班教學實踐，直接間接地培養了上百名卓越的學者，使批判性的曆史研究伸展到幾乎所有時期和所有國家。依照上述原則，他先後撰寫了16，1 7 世紀歐洲許多民族的曆史和包括《教皇史》在內的係列人物傳記。他的全集多達 54 卷。晚年他企圖以《世界史》來完成他那一係列有關西方各國的民族曆史專論，但這部包羅萬象的巨著最後隻寫到 1453 年。除了教學、著述，蘭克擔任普魯士科學院成員達 54 年，主持柏林大學曆史講座前後46年。1871年退休後仍筆耕不輟。由於著述宏富、治史嚴謹、門徒眾多，蘭克被稱為“近代科學曆史學之父”，“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曆史的第一人”。蘭克史學研究的特點在於通過具體的、深人的史實和對真實的個體的實證研究來確定曆史的真實性，這與總結和探討曆史發展規律的“曆史科學”判然有別。此外他否認理論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反對對曆史事件作出解釋和概括，並以政治史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些都反映了他與理性主義史學在治史觀念上的原則差別。
蘭克的史學成就代表了 19 世紀實證研究的一個高峰，但在他身上仍可看到一個理念論者的形象。因為除了強調辨析史料，蘭克還主張通過非理性的直覺體驗包含在曆史個體中的整體精神，以揭示曆史的本質。這種矛盾性是他對啟蒙主義的反叛，也為後人超越其史學傳統提供了新的空間。在他身後，普魯士學派、文化史學派、經濟史學派的興起，已使蘭克史學麵臨新的挑戰其中號稱蘭克學派分支的普魯士學派，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亨利·馮·特賴奇克（1834-1896 年）那裏，已背離蘭克客觀史學的傳統，成為為德國統治集團公開辯護和效勞的禦用史學。而在文化史學派代表人物卡爾·蘭普勒希特（1856-1915 年）那裏，蘭克的史學模式則完全變成批判的對象。蘭布勒希特試圖在一般心理學法則的基礎上撰寫曆史。他認為，曆史不應隻是對事件的敘述，而應當對變化作出解釋，曆史不應隻是對個人的研究，而是對“社會心理”因素和人的共性的研究。蘭布勒希特的批判未能撼動蘭克史學的正統地位，但新的文化史觀已成為與蘭克傳統的政治史相對抗的新史學思潮。以後，威廉·狄爾泰（182-191 年）高舉“精神科學”的旗幟，倡導曆史研究中對人的潛在意識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視，開始了所謂理解的曆史學研究，從麵對德國曆史編纂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性質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趨勢與整個歐洲理性主義衰落和非理性主義思潮崛起的背景相互呼應，展示了德國曆史研究的複雜圖景。
表現在曆史學領域不同文化思潮的衝突，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德國的社會學，不同於英法的實證主義經驗研究，更大的成果表現在受新思潮影響的曆史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領域。斐迪南·滕尼斯、格奧爾格·齊默爾和馬克斯·韋伯是這一學派的傑出先驅。其中馬克斯·韋伯（1864-1920 年）由於其所開創的“理解社會學”成為德國社會學領域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
馬克斯·韋伯，1864年4月21日降生於德國圖林根埃爾富特市一個富有的法學家家庭。5 歲時隨家遷居柏林，定居於西郊名流薈萃的夏洛騰堡，從小就受到濃厚的學術氣氛的熏陶。182 年人海德堡大學法律係學習。1884年轉人柏林大學繼續攻讀法律，同時兼修曆史課程。1892年在柏林大學獲得教職，主講羅馬法和德國商業史。兩年後，轉到弗萊堡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1896年回到海德堡大學，從事經濟學和農業政策的教學研究。189年因患精神病獲長假休養，曾遊曆英國、比利時、意大利和美國。1903年開始恢複學術創作活動。1905 年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奠定了他的曆史社會學基礎，為他贏得巨大的聲譽。以後，他的創作活力泉湧不止，新的研究成果接踵而來。
到 1920 年去世，他已是德國社會科學界一位知名學者和教授。但直至30年代後期，他的思想才在英語世界廣泛傳播開來。二次大戰後，西方學術界興起“韋伯熱”，並逐漸擴及東亞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馳名的學術人物。今天，被稱作與馬克思、杜爾凱姆齊名的百科全書式的社會學思想家。
韋伯思想的核心命題是“理性化”。他認為，理性化的過程，即以理性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規律，以理性方式組織生產和國家管理，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西方文明與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其自然觀念和社會觀念上完全根除了神話、巫術和各種神秘觀念的影響；其國家組織擁有理性的文字憲法，以理性為基礎製定的法律，以及由依據理性法律規定管理國務的訓練有素的政府官員所組成的官僚機構。這一理性化的過程之所以最先出現於西方，是新教倫理觀念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相一致的產物。同時他還解釋了宗教價值觀和倫理觀是如何阻礙了理性化過程在中國和印度出現的原因。韋伯認識到理性有明顯的兩重性，它帶來科學和經濟成就的同時，又無情地打破了數世紀以來形成的傳統，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所以，理性化的過程是一個“世界失去魅力”的過程。它將使人類感到空虛，使生活失去意義，並必然助長非理性衝突的產生和發展。因此，要維持理性就必須了解人類的非理性。他主張在社會學研究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能從社會結構或社會本身出發研究，隻能從作為社會客體存在的個人及其社會行為出發，並運用“主觀理解”的方法，通過“理解”影響人的行為的意圖、動機、情感、意誌等因素來把握社會。韋伯在政治社會學中，有關能以個人魅力吸引民眾的非凡領袖人物社會作用的深刻分析，就說明了在所謂高度理性化的現代社會獨裁者和煽動家仍能贏得眾望的基本原因。這種研究取向和方法，反映了韋伯思想中德國唯心主義思維方式的傳統影響，也是理性主義危機以及理性和非理性兩種對立思潮所引起的衝突在帝國時期德國知識界的一種反應。在韋伯身上，19世紀理性主義傳統和對非理性主義新精神思潮的體驗，同時存在，他試圖彌合兩者衝突的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是使他成為影響巨大，但又充滿爭議的社會思想家的重要原因如果說，在曆史學、社會學領域富有影響的成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辯的、非理性的思潮對實證的、理性主義思潮的衝擊，以及企圖彌合兩種思潮鴻溝的願望，那麽，在哲學領域，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和尼采的“權力意誌論”及文化批判，則把非理性主義推向極端，對德國的精神生活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和影響。
阿圖爾，叔本華（178-1860年）屬於前帝國時期的哲學家，是非理性的唯意誌論的思想先驅。青年時期，叔本華曾在柏林大學專攻哲學，受到康德、費希特的影響，也研究過印度哲學。1818年發表《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集中闡述了他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人生觀。叔本華認為世界的本質是人的意誌而不是理性。意誌是人的內驅力，是欲望，是支配人類行為的執著力量。由於意誌和欲求總是得不到滿足，因而它的本質是痛苦的，欲求是無止境的，痛苦是無邊際的。對世界本質的肯定就是對生命意誌的肯定，但這種肯定又無異於痛苦，因而要擺脫痛苦，就要抑製各種欲求，擺脫意誌的束縛，否定生命意誌。這樣，叔本華的哲學就從非理性立場出發逐步陷人悲觀厭世的虛無主義深淵。叔本華的哲學命運在其生前長期各受冷落，隻是到 1851 年發表《附錄和補充》之後，才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但直至尼采接受了他的生命意誌學說，並以權力意誌說進行了新的超越之後，叔本華才成為這一思潮推崇的精神先驅。
弗裏德裏希·尼采（184-190年），出身於薩克森羅肯鎮一個新教牧師家庭。少年時期先後就讀於瑙姆堡文科中學和浦弗達預備學校。20歲時進人波恩大學。
學習神學和古典語言學。一年後轉人萊比錫大學，由語言學轉向哲學。1869 年應聘擔任瑞士巴塞爾大學語言學教授。1871 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炙悲劇的誕生》，從美學角度確立了哲學研究的起點，曾轟動一時，受到熱烈讚揚，也遭到正統語言學家的猛烈攻擊。1879年，尼采因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辭去教職。從這時起到189年精神失常，他度過了10年飄泊不定的生活。為了尋找適合於自己健康狀況的氣候，他輾轉旅行於德國、意大利之間，從山到海，從海到山，沒有職業，沒有家庭，背井離鄉，四處流浪。在流浪中他深沉地感受到孤獨的痛苦，但為了自由地思考，他又感到需要孤獨。在這10年中，他寫下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在反思和批判中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和哲學觀點。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華哲學思想的影響，以後又同音樂家瓦格納有過一段親密的交往。對這兩人他都經曆了由崇拜到否定、批判的轉變過程，但終生也沒有完全擺脫他們的影響。叔本華對尼采的影響是純粹的精神影響，因為他們不僅素味平生，而且在尼采進大學時，叔本華早已去世。但是當他第一次不經意地讀到《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時，就立即為作者的思考方式和生動筆觸所感染。叔本華以意誌為世界本質的說教及其所描繪的異常悲觀的人生圖景，引起了他的共鳴。當時的激動和感奮是他從未經曆過的，好像這本書是專為他寫的一樣。但是數年以後，他逐漸超越了他所崇拜的前輩，用權力意誌取代了叔本華的生存意誌，並通過對人生的可悲性質采取挑戰的態度來肯定人生，超越了後者的悲觀主義人生觀。他指責叔本華用個人優鬱的性格歪曲了世界的真相，決心用新的感受為生命的意義提供一種新的答案同音樂家瓦格納的交往，是尼采一生中富有影響的事件。他們於 1869 年秋在瑞士相識。瓦格納是叔本華哲學的信徒，他用音樂表現了叔本華哲學的精神，被尼采視為音樂領域裏的叔本華。但是，瓦格納深受德國市民喝彩的音樂風格，使他們之間產生了疏離感。他指責瓦格納所倡導的歌劇音樂把音樂變成了對感官的刺激和麻醉，以迎合小市民的多愁善感情調，敗壞了音樂的純正風格。這樣，他先後擺脫他早年的兩位崇拜對象之後，進人創建自己哲學體係的發韌期。從 1878 年起，他先後寫下了《人性，太人性了》（1876-1878年）、《歡樂的科學》（182年）、《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3-1885年）、《善惡的彼岸》（185-186年）、《道德的譜係》（187年）、《反基督教》（18年）、《偶像的黃昏》（188 年）、《看哪這人》（18 年），以及最終沒有完成的主要哲學著作《權力意誌—變革一切價值的嚐試》（1901年出版）。
尼采的著作不是係統的論文，而是格言警句的匯總，常有相互矛盾之處，但他的思想卻能使自己的讀者人迷。造成轟動效應的是他那橫掃 19 世紀文明和價值觀的勢頭，也包括對權力意誌、“超人”哲學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現存的道德觀念和精神信條，是貫穿於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題。
為此他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傳統的基督教倫理，並對啟蒙時代以來科學與理性的發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尼采認為，基督教是從古代世界繼承下來的弱者對強者的一場革命，它以來世說瓦解了人類控製世界的意誌，以其教義中的罪過感束縛了人類本能和天性的正常發揮。它否定生命，鉗製人類意誌的自由表現，使謙卑和自我壓抑成為美德，使驕傲成為邪惡，從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為人類本質的內在欲望，必須重新燃燒。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類自己的創造，隨著上帝和基督教價值觀之死，將帶來人類的解放。人類可以超越虛無主義價值觀，恢複生命活力，創造出新的價值觀，成為自己的主人。尼采還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衰敗、頹廢，歸結為理智才能過分發展，而意誌和本能受到侵害的產物。他反對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對理智的強調，認為隻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過度發展抑製了人類的意誌，也摧毀了閃爍著文化創造精神和點燃生活激情的自發的生命活力。為了戰勝令人窒息的現代文明帶來的單調與平庸，他呼籲一種沒有基督教負罪感，能夠以強力證實自己存在的理想的“超人”的出現。超人不為社會所強加的任何限製所束縛，具有旺盛的強力意誌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滿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歡樂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種理想，而不是一種現實。他借助超人概念來否定舊的傳統，試圖為理性抑製下衰弱、退化的人類精神，提供一個超越現代化的理想類型。超人與非超人的界線是生命意誌的強弱，而不是種族或出身的差異，但他的學說中包含著種族主義的糟粕。他對優生學的盛讚和對生存競爭規律的宣揚，都表現出露骨的種族主義傾向。他針對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開的文化批判和價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礎，對生命哲學、文化哲學，以及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都有較大影響。由於尼采哲學的複雜性、矛盾性，20世紀資產階級文化思A中的進步流派和反動流派，都從他那裏獲得了啟示。他的思想中的消極成分曾為法西斯主義者所利用，其中權力意誌、超人等概念曾為納粹分子所歪曲，他們自視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頌揚為自己的思想先驅。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義者，也不是反猶主義者，他對新帝國持批判態度，甚至反對把德國置於稗斯麥的領導之下。此外，他對德國民族的評價整體上比較低，認為德國人的心理是病態的，對自己的邢惡毫無意識，是一個危險的民族。相反，他認為“與一個猶太人接觸是一種愉快，承認“猶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歐洲的最健壯、最堅強、最純潔的民族”。這些都體現了他與納粹勢力之間的重要差別。
尼采的哲學以極為複雜的內涵，反映了危機時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和人生態度，為認識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協地正視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由於沒有提出解決現代社會病症的建設性觀點，他對西方價值觀極端而猛烈的低毀，以及對權力意誌的頌揚，卻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長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衝擊波，在 19 世紀後期德國的音樂文化創作中得到明顯的回應。在帝國時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樂家占有顯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戲劇為題材所獨創的音樂劇，以不可遏製的激情所表達的奇妙的、動人心魄的象征意義，使他的音樂成為德意誌民族命運的象征，對德國精神文化的未來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位獨具特色的音樂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納（1813-1883年）。1813年5月日，瓦格納誕生於萊比錫一個有教養的警官家庭，但父親在他出生6個月後就去世了。繼父路德維希·蓋耶爾是一位頗有才藝的演員，同戲曲界、音樂界名流廣有交往，耳濡目染，使幼年瓦格納很早就同音樂藝術有著不解之緣。18歲時，瓦格納進人萊比錫大學學習哲學和美學。兩年後，在一次音樂會上，第一次聆聽貝多芬的交響樂，深受感動，從此他放棄學業立誌要作一名音樂家。其後的6年，他先師從教堂司樂魏利格學習樂理，以後輾轉於外省幾個劇院充當音樂指揮，逐步積累了豐富的舞台演奏經驗o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兩部歌劇的創作。
1839年，他帶著名作（黎恩濟》前往巴黎謀求發展。
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人困境。絕望之際，他接到德累斯頓歌劇院打算上演《黎恩濟》的消息，於是滿懷深情地回到祖國。這出反映羅馬人反暴政鬥爭的曆史歌劇首演成功，為他的事業帶未了前景和希望。從此他開始走上歌劇革新的道路，決心用新的音樂成就改造舊歌劇的傳統。
1843年，新歌劇《漂泊的荷蘭人》在德累斯頓首演，成為瓦格納走向革新道路的起點。在這部歌劇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樂與歌劇的綜合，把一種源於德國民間的原始樂曲發展為全劇的主題，使歌劇演變為以音樂為主旋律的交響曲。以後隨著名作《唐豪黝、《羅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納的創作在 40 年代達到高峰。他試圖以交響樂恢複古希臘悲劇宏偉場景的努力，已把音樂劇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然而在這時，歐洲 1848 年革命爆發了。瓦格納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動軍隊起義，遭到政府的通緝。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裏，他總結了他的藝術改革思想，並開始寫作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和另外兩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與伊索爾德》、《紐倫堡的名歌手》。這三部樂劇體裁不同，但都以史詩般的藝術效果，展示了瓦格納驚人的音樂夭才。由於巴伐利亞年輕的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讚助，樂劇演出後，為瓦格納贏得空前的聲名他開始被視為一位開辟了音樂中新的英雄時代、以新的音樂形式恢複古希臘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馭。保羅·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納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納的音樂不隻是產生了一個自然熱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話—宗教的虛構掩蓋了這些人的熱情的世界，·二”瓦格納超邁前人之處在於，他將音樂與戲劇的表現以盡可能緊密的形式聯成一體，以一種“連綿不斷的旋律”，取代傳統的宣敘調和詠歎調，並按德國語言的音調形成獨特的旋律輪廓，使旋律配合劇情的發展，成為連續不斷的整體。這種新型“音樂劇”具有鮮明交響性和德國氣質。音樂主題和動機成為樂劇的角色，成為與劇中人物和情節相伴隨的情感象征，使主題旋律產生的聽覺效果與戲劇演出產生的視覺效果融為一體，給觀眾以強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納不是單純的作曲家。他從少年時代起就熱愛文學、詩歌和戲劇創作，認真學習過希臘文，鑽研過莎士比亞、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輕時也曾參預政治活動，是 1848 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後又因受戈比諾伯爵的種族理論的影響，成為北歐日耳曼民族種族主義的宣傳者，是反猶太運動的先鋒。此外，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從不同方麵影響過他的思想。這些複雜的閱曆和多方麵的文化修養，以及一生中所經受的幾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樂劇創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變化萬千，充滿激情和誘人的幻想，又沉重、壓抑，彌漫著濃厚的感傷情調和憂鬱氣氛。這些都使他成為世界音樂史上充滿爭議的風暴中心。在他的祟拜者看來，他的樂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奪目和新穎脫裕的；他的批評者則認為，他以令人迷醉、麻本、支離破碎的韻律敗壞了文化和音樂藝術的純正風氣。盡管如此，他的音樂作品仍具有現代藝術的感人力量。人們可以批評他、攻擊他，但不能否定他。由於他在音樂戲劇中的大膽革新，音樂已不再是原來的麵貌了。
德國文化發展的動力來源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國文化傳統和全歐範圍各種文化思潮的影響。
由於帝國時期資本主義種種矛盾的暴露，從啟蒙時代就流行於全歐的理性自由主義開始受到新的時空觀念和價值觀念的挑戰。這一變化與歐洲整體上出現的理性主義危機相合拍，給這一時期德國文化的發展打下深刻的時代印記，使得帝國時期的文化麵貌呈現出異常複雜的曆史圖景。新的文化觀念在推動人們不斷取得富有創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時，也協助創造出一個迷茫的、不確定的時代。
新的文化觀念首先在自然科學領域以引人注目的新宇宙觀表現出來。直至 19 世紀末，西方的宇宙觀主要建立在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基礎之上，一個井然有序、機械般運轉的宇宙，是牛頓理論所展示的家喻戶曉的物質世界圖畫。然麵，世紀之交，這一宇宙模式連同不可抗拒的因果規律已受到新的科學觀念的衝擊。挑戰主要來自德國。除了前麵述及的自然科學發現。，對 20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產生了革命性影響的是阿爾伯特·愛因斯 1905 年，這位年僅 26 歲的猶太裔德國物理學家，在萊比錫《物理學紀事》雜誌上發表三篇論文，提出“狹義相對論”，向盛行 200 餘年的經典物理學傳統觀念發起挑戰。在全文隻有900字的《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一文中，愛因斯坦通過論證時間和空間的統一性，以及時間、空間與物質運動之間的密切關聯，否定了傳統的絕對時空觀；並通過論證質量和能量的關係，得出了一切質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質量、能量等於質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積的著名結論。這一結論被用方程式表述為：E=mc2O。這一理論揭示了原子內部所蘊藏的巨太能量的奧秘，為現代高能物理學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1916年他又發表“廣義相對論”，進一步從時間、空間和物質分布的相互關係上否定了傳統的時空觀，從而拉開了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序幕。
帝國時期僅次於自然科學發展成就的是曆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曆史學領域，根植於浪漫主義曆史循環論的蘭克史學，是對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史學的超越性發展。利奧波德·馮·蘭克（1795-186 年）是 19 世紀德國史學界的泰鬥，他以其漫長的學術生涯和所標榜的治史態度與方法，對德國和整個歐洲的史學發展帶來早年曾在萊比錫大學研習語言學和神學，以後由語言學轉向曆史學。1824 年，因發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聲譽鵲起，次年被聘為柏林大學教授，從此開始了他那延續 60 餘年的專業研究生涯。蘭克的巨大影響得益於他在柏林大學開創的研究班（smnr，以及他首倡的“eia客觀主義”研究方法。蘭克主張研究曆史要客觀、公正、重視對史料的掌握與考證，強調依照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撰寫真實曆史的原則。他把這一原則貫穿於他的研究班教學實踐，直接間接地培養了上百名卓越的學者，使批判性的曆史研究伸展到幾乎所有時期和所有國家。依照上述原則，他先後撰寫了16，1 7 世紀歐洲許多民族的曆史和包括《教皇史》在內的係列人物傳記。他的全集多達 54 卷。晚年他企圖以《世界史》來完成他那一係列有關西方各國的民族曆史專論，但這部包羅萬象的巨著最後隻寫到 1453 年。除了教學、著述，蘭克擔任普魯士科學院成員達 54 年，主持柏林大學曆史講座前後46年。1871年退休後仍筆耕不輟。由於著述宏富、治史嚴謹、門徒眾多，蘭克被稱為“近代科學曆史學之父”，“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曆史的第一人”。蘭克史學研究的特點在於通過具體的、深人的史實和對真實的個體的實證研究來確定曆史的真實性，這與總結和探討曆史發展規律的“曆史科學”判然有別。此外他否認理論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反對對曆史事件作出解釋和概括，並以政治史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些都反映了他與理性主義史學在治史觀念上的原則差別。
蘭克的史學成就代表了 19 世紀實證研究的一個高峰，但在他身上仍可看到一個理念論者的形象。因為除了強調辨析史料，蘭克還主張通過非理性的直覺體驗包含在曆史個體中的整體精神，以揭示曆史的本質。這種矛盾性是他對啟蒙主義的反叛，也為後人超越其史學傳統提供了新的空間。在他身後，普魯士學派、文化史學派、經濟史學派的興起，已使蘭克史學麵臨新的挑戰其中號稱蘭克學派分支的普魯士學派，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亨利·馮·特賴奇克（1834-1896 年）那裏，已背離蘭克客觀史學的傳統，成為為德國統治集團公開辯護和效勞的禦用史學。而在文化史學派代表人物卡爾·蘭普勒希特（1856-1915 年）那裏，蘭克的史學模式則完全變成批判的對象。蘭布勒希特試圖在一般心理學法則的基礎上撰寫曆史。他認為，曆史不應隻是對事件的敘述，而應當對變化作出解釋，曆史不應隻是對個人的研究，而是對“社會心理”因素和人的共性的研究。蘭布勒希特的批判未能撼動蘭克史學的正統地位，但新的文化史觀已成為與蘭克傳統的政治史相對抗的新史學思潮。以後，威廉·狄爾泰（182-191 年）高舉“精神科學”的旗幟，倡導曆史研究中對人的潛在意識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視，開始了所謂理解的曆史學研究，從麵對德國曆史編纂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性質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趨勢與整個歐洲理性主義衰落和非理性主義思潮崛起的背景相互呼應，展示了德國曆史研究的複雜圖景。
表現在曆史學領域不同文化思潮的衝突，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德國的社會學，不同於英法的實證主義經驗研究，更大的成果表現在受新思潮影響的曆史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領域。斐迪南·滕尼斯、格奧爾格·齊默爾和馬克斯·韋伯是這一學派的傑出先驅。其中馬克斯·韋伯（1864-1920 年）由於其所開創的“理解社會學”成為德國社會學領域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
馬克斯·韋伯，1864年4月21日降生於德國圖林根埃爾富特市一個富有的法學家家庭。5 歲時隨家遷居柏林，定居於西郊名流薈萃的夏洛騰堡，從小就受到濃厚的學術氣氛的熏陶。182 年人海德堡大學法律係學習。1884年轉人柏林大學繼續攻讀法律，同時兼修曆史課程。1892年在柏林大學獲得教職，主講羅馬法和德國商業史。兩年後，轉到弗萊堡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1896年回到海德堡大學，從事經濟學和農業政策的教學研究。189年因患精神病獲長假休養，曾遊曆英國、比利時、意大利和美國。1903年開始恢複學術創作活動。1905 年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奠定了他的曆史社會學基礎，為他贏得巨大的聲譽。以後，他的創作活力泉湧不止，新的研究成果接踵而來。
到 1920 年去世，他已是德國社會科學界一位知名學者和教授。但直至30年代後期，他的思想才在英語世界廣泛傳播開來。二次大戰後，西方學術界興起“韋伯熱”，並逐漸擴及東亞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馳名的學術人物。今天，被稱作與馬克思、杜爾凱姆齊名的百科全書式的社會學思想家。
韋伯思想的核心命題是“理性化”。他認為，理性化的過程，即以理性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規律，以理性方式組織生產和國家管理，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西方文明與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其自然觀念和社會觀念上完全根除了神話、巫術和各種神秘觀念的影響；其國家組織擁有理性的文字憲法，以理性為基礎製定的法律，以及由依據理性法律規定管理國務的訓練有素的政府官員所組成的官僚機構。這一理性化的過程之所以最先出現於西方，是新教倫理觀念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相一致的產物。同時他還解釋了宗教價值觀和倫理觀是如何阻礙了理性化過程在中國和印度出現的原因。韋伯認識到理性有明顯的兩重性，它帶來科學和經濟成就的同時，又無情地打破了數世紀以來形成的傳統，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所以，理性化的過程是一個“世界失去魅力”的過程。它將使人類感到空虛，使生活失去意義，並必然助長非理性衝突的產生和發展。因此，要維持理性就必須了解人類的非理性。他主張在社會學研究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能從社會結構或社會本身出發研究，隻能從作為社會客體存在的個人及其社會行為出發，並運用“主觀理解”的方法，通過“理解”影響人的行為的意圖、動機、情感、意誌等因素來把握社會。韋伯在政治社會學中，有關能以個人魅力吸引民眾的非凡領袖人物社會作用的深刻分析，就說明了在所謂高度理性化的現代社會獨裁者和煽動家仍能贏得眾望的基本原因。這種研究取向和方法，反映了韋伯思想中德國唯心主義思維方式的傳統影響，也是理性主義危機以及理性和非理性兩種對立思潮所引起的衝突在帝國時期德國知識界的一種反應。在韋伯身上，19世紀理性主義傳統和對非理性主義新精神思潮的體驗，同時存在，他試圖彌合兩者衝突的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是使他成為影響巨大，但又充滿爭議的社會思想家的重要原因如果說，在曆史學、社會學領域富有影響的成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辯的、非理性的思潮對實證的、理性主義思潮的衝擊，以及企圖彌合兩種思潮鴻溝的願望，那麽，在哲學領域，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和尼采的“權力意誌論”及文化批判，則把非理性主義推向極端，對德國的精神生活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和影響。
阿圖爾，叔本華（178-1860年）屬於前帝國時期的哲學家，是非理性的唯意誌論的思想先驅。青年時期，叔本華曾在柏林大學專攻哲學，受到康德、費希特的影響，也研究過印度哲學。1818年發表《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集中闡述了他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人生觀。叔本華認為世界的本質是人的意誌而不是理性。意誌是人的內驅力，是欲望，是支配人類行為的執著力量。由於意誌和欲求總是得不到滿足，因而它的本質是痛苦的，欲求是無止境的，痛苦是無邊際的。對世界本質的肯定就是對生命意誌的肯定，但這種肯定又無異於痛苦，因而要擺脫痛苦，就要抑製各種欲求，擺脫意誌的束縛，否定生命意誌。這樣，叔本華的哲學就從非理性立場出發逐步陷人悲觀厭世的虛無主義深淵。叔本華的哲學命運在其生前長期各受冷落，隻是到 1851 年發表《附錄和補充》之後，才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但直至尼采接受了他的生命意誌學說，並以權力意誌說進行了新的超越之後，叔本華才成為這一思潮推崇的精神先驅。
弗裏德裏希·尼采（184-190年），出身於薩克森羅肯鎮一個新教牧師家庭。少年時期先後就讀於瑙姆堡文科中學和浦弗達預備學校。20歲時進人波恩大學。
學習神學和古典語言學。一年後轉人萊比錫大學，由語言學轉向哲學。1869 年應聘擔任瑞士巴塞爾大學語言學教授。1871 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炙悲劇的誕生》，從美學角度確立了哲學研究的起點，曾轟動一時，受到熱烈讚揚，也遭到正統語言學家的猛烈攻擊。1879年，尼采因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辭去教職。從這時起到189年精神失常，他度過了10年飄泊不定的生活。為了尋找適合於自己健康狀況的氣候，他輾轉旅行於德國、意大利之間，從山到海，從海到山，沒有職業，沒有家庭，背井離鄉，四處流浪。在流浪中他深沉地感受到孤獨的痛苦，但為了自由地思考，他又感到需要孤獨。在這10年中，他寫下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在反思和批判中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和哲學觀點。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華哲學思想的影響，以後又同音樂家瓦格納有過一段親密的交往。對這兩人他都經曆了由崇拜到否定、批判的轉變過程，但終生也沒有完全擺脫他們的影響。叔本華對尼采的影響是純粹的精神影響，因為他們不僅素味平生，而且在尼采進大學時，叔本華早已去世。但是當他第一次不經意地讀到《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時，就立即為作者的思考方式和生動筆觸所感染。叔本華以意誌為世界本質的說教及其所描繪的異常悲觀的人生圖景，引起了他的共鳴。當時的激動和感奮是他從未經曆過的，好像這本書是專為他寫的一樣。但是數年以後，他逐漸超越了他所崇拜的前輩，用權力意誌取代了叔本華的生存意誌，並通過對人生的可悲性質采取挑戰的態度來肯定人生，超越了後者的悲觀主義人生觀。他指責叔本華用個人優鬱的性格歪曲了世界的真相，決心用新的感受為生命的意義提供一種新的答案同音樂家瓦格納的交往，是尼采一生中富有影響的事件。他們於 1869 年秋在瑞士相識。瓦格納是叔本華哲學的信徒，他用音樂表現了叔本華哲學的精神，被尼采視為音樂領域裏的叔本華。但是，瓦格納深受德國市民喝彩的音樂風格，使他們之間產生了疏離感。他指責瓦格納所倡導的歌劇音樂把音樂變成了對感官的刺激和麻醉，以迎合小市民的多愁善感情調，敗壞了音樂的純正風格。這樣，他先後擺脫他早年的兩位崇拜對象之後，進人創建自己哲學體係的發韌期。從 1878 年起，他先後寫下了《人性，太人性了》（1876-1878年）、《歡樂的科學》（182年）、《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3-1885年）、《善惡的彼岸》（185-186年）、《道德的譜係》（187年）、《反基督教》（18年）、《偶像的黃昏》（188 年）、《看哪這人》（18 年），以及最終沒有完成的主要哲學著作《權力意誌—變革一切價值的嚐試》（1901年出版）。
尼采的著作不是係統的論文，而是格言警句的匯總，常有相互矛盾之處，但他的思想卻能使自己的讀者人迷。造成轟動效應的是他那橫掃 19 世紀文明和價值觀的勢頭，也包括對權力意誌、“超人”哲學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現存的道德觀念和精神信條，是貫穿於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題。
為此他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傳統的基督教倫理，並對啟蒙時代以來科學與理性的發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尼采認為，基督教是從古代世界繼承下來的弱者對強者的一場革命，它以來世說瓦解了人類控製世界的意誌，以其教義中的罪過感束縛了人類本能和天性的正常發揮。它否定生命，鉗製人類意誌的自由表現，使謙卑和自我壓抑成為美德，使驕傲成為邪惡，從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為人類本質的內在欲望，必須重新燃燒。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類自己的創造，隨著上帝和基督教價值觀之死，將帶來人類的解放。人類可以超越虛無主義價值觀，恢複生命活力，創造出新的價值觀，成為自己的主人。尼采還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衰敗、頹廢，歸結為理智才能過分發展，而意誌和本能受到侵害的產物。他反對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對理智的強調，認為隻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過度發展抑製了人類的意誌，也摧毀了閃爍著文化創造精神和點燃生活激情的自發的生命活力。為了戰勝令人窒息的現代文明帶來的單調與平庸，他呼籲一種沒有基督教負罪感，能夠以強力證實自己存在的理想的“超人”的出現。超人不為社會所強加的任何限製所束縛，具有旺盛的強力意誌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滿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歡樂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種理想，而不是一種現實。他借助超人概念來否定舊的傳統，試圖為理性抑製下衰弱、退化的人類精神，提供一個超越現代化的理想類型。超人與非超人的界線是生命意誌的強弱，而不是種族或出身的差異，但他的學說中包含著種族主義的糟粕。他對優生學的盛讚和對生存競爭規律的宣揚，都表現出露骨的種族主義傾向。他針對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開的文化批判和價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礎，對生命哲學、文化哲學，以及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都有較大影響。由於尼采哲學的複雜性、矛盾性，20世紀資產階級文化思A中的進步流派和反動流派，都從他那裏獲得了啟示。他的思想中的消極成分曾為法西斯主義者所利用，其中權力意誌、超人等概念曾為納粹分子所歪曲，他們自視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頌揚為自己的思想先驅。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義者，也不是反猶主義者，他對新帝國持批判態度，甚至反對把德國置於稗斯麥的領導之下。此外，他對德國民族的評價整體上比較低，認為德國人的心理是病態的，對自己的邢惡毫無意識，是一個危險的民族。相反，他認為“與一個猶太人接觸是一種愉快，承認“猶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歐洲的最健壯、最堅強、最純潔的民族”。這些都體現了他與納粹勢力之間的重要差別。
尼采的哲學以極為複雜的內涵，反映了危機時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和人生態度，為認識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協地正視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由於沒有提出解決現代社會病症的建設性觀點，他對西方價值觀極端而猛烈的低毀，以及對權力意誌的頌揚，卻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長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衝擊波，在 19 世紀後期德國的音樂文化創作中得到明顯的回應。在帝國時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樂家占有顯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戲劇為題材所獨創的音樂劇，以不可遏製的激情所表達的奇妙的、動人心魄的象征意義，使他的音樂成為德意誌民族命運的象征，對德國精神文化的未來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位獨具特色的音樂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納（1813-1883年）。1813年5月日，瓦格納誕生於萊比錫一個有教養的警官家庭，但父親在他出生6個月後就去世了。繼父路德維希·蓋耶爾是一位頗有才藝的演員，同戲曲界、音樂界名流廣有交往，耳濡目染，使幼年瓦格納很早就同音樂藝術有著不解之緣。18歲時，瓦格納進人萊比錫大學學習哲學和美學。兩年後，在一次音樂會上，第一次聆聽貝多芬的交響樂，深受感動，從此他放棄學業立誌要作一名音樂家。其後的6年，他先師從教堂司樂魏利格學習樂理，以後輾轉於外省幾個劇院充當音樂指揮，逐步積累了豐富的舞台演奏經驗o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兩部歌劇的創作。
1839年，他帶著名作（黎恩濟》前往巴黎謀求發展。
但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人困境。絕望之際，他接到德累斯頓歌劇院打算上演《黎恩濟》的消息，於是滿懷深情地回到祖國。這出反映羅馬人反暴政鬥爭的曆史歌劇首演成功，為他的事業帶未了前景和希望。從此他開始走上歌劇革新的道路，決心用新的音樂成就改造舊歌劇的傳統。
1843年，新歌劇《漂泊的荷蘭人》在德累斯頓首演，成為瓦格納走向革新道路的起點。在這部歌劇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樂與歌劇的綜合，把一種源於德國民間的原始樂曲發展為全劇的主題，使歌劇演變為以音樂為主旋律的交響曲。以後隨著名作《唐豪黝、《羅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納的創作在 40 年代達到高峰。他試圖以交響樂恢複古希臘悲劇宏偉場景的努力，已把音樂劇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然而在這時，歐洲 1848 年革命爆發了。瓦格納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動軍隊起義，遭到政府的通緝。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裏，他總結了他的藝術改革思想，並開始寫作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和另外兩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與伊索爾德》、《紐倫堡的名歌手》。這三部樂劇體裁不同，但都以史詩般的藝術效果，展示了瓦格納驚人的音樂夭才。由於巴伐利亞年輕的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讚助，樂劇演出後，為瓦格納贏得空前的聲名他開始被視為一位開辟了音樂中新的英雄時代、以新的音樂形式恢複古希臘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馭。保羅·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納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納的音樂不隻是產生了一個自然熱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話—宗教的虛構掩蓋了這些人的熱情的世界，·二”瓦格納超邁前人之處在於，他將音樂與戲劇的表現以盡可能緊密的形式聯成一體，以一種“連綿不斷的旋律”，取代傳統的宣敘調和詠歎調，並按德國語言的音調形成獨特的旋律輪廓，使旋律配合劇情的發展，成為連續不斷的整體。這種新型“音樂劇”具有鮮明交響性和德國氣質。音樂主題和動機成為樂劇的角色，成為與劇中人物和情節相伴隨的情感象征，使主題旋律產生的聽覺效果與戲劇演出產生的視覺效果融為一體，給觀眾以強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納不是單純的作曲家。他從少年時代起就熱愛文學、詩歌和戲劇創作，認真學習過希臘文，鑽研過莎士比亞、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輕時也曾參預政治活動，是 1848 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後又因受戈比諾伯爵的種族理論的影響，成為北歐日耳曼民族種族主義的宣傳者，是反猶太運動的先鋒。此外，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從不同方麵影響過他的思想。這些複雜的閱曆和多方麵的文化修養，以及一生中所經受的幾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樂劇創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變化萬千，充滿激情和誘人的幻想，又沉重、壓抑，彌漫著濃厚的感傷情調和憂鬱氣氛。這些都使他成為世界音樂史上充滿爭議的風暴中心。在他的祟拜者看來，他的樂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奪目和新穎脫裕的；他的批評者則認為，他以令人迷醉、麻本、支離破碎的韻律敗壞了文化和音樂藝術的純正風氣。盡管如此，他的音樂作品仍具有現代藝術的感人力量。人們可以批評他、攻擊他，但不能否定他。由於他在音樂戲劇中的大膽革新，音樂已不再是原來的麵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