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國的經濟發展
德意誌帝國的建立實現了德意誌民族的政治統一，也為德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從帝國建立到 19 世紀末，德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近現代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因為在不足 30 年的時間範圍內，德國令人驚異地走完了英國用一百多年時間走過的道路，不僅由一個分散落後的農業國，一變而為高度發達的工業國，而且成為對英美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提出挑戰的新興力量。就其成就而言，也許隻有現代日本的崛起可與之相媲美。
德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前奏出現於50，60年代，在這20年中，經濟發展的成就超過了以往整整一個世紀的總和。到 1870 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所占的比重已達 132.%，超過了法國，進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但是，在統一以前，德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除了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巴登等一些工業較發達的地區外，還存在著許多落後的農業地區。全國總人口中有2/3的居民長年居住在農村，在10多萬勞動力中，有60萬人仍在從事農業和林業生產。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在農業地區常年有近百萬的德國人離開祖國，到國外去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在普魯士東部的大莊園，由於遠離城鎮、交通不便和沿用舊的經營方式，許多莊園主收益甚少，而且經常負債。
他們不斷地對國家施加壓力，要求給予財政援助。這些都說明，德國在當時仍未擺脫分散的農業國的消極影響，工業發展的成就具有一定的片而性，它的發展，由於國土分裂和農業滯後，尚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
統一，是德國經濟真正進人高速發展時期的新起點。首先，由於政治統一的完成和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為資產階級通過強有力的政權推行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體化政策創造了條件。這些政策包括統一的經濟法規、統一的度量衡製度、統一的金本位幣製的製訂，以及部分統一的郵政係統和國家中央銀行的建立等等。從 70 年代上半期開始，帝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商業法、營業自由法、民權和遷徙自由法、統一的度量衡法、保護國外商業法，以及對郵政、交通和金融機構事務的管理法等。1873年7月政府公布貨幣法，1875年1月規定帝國馬克成為惟一的支付手段，隨之又將普魯士銀行改建為帝國銀行，從而統一了全國的貨幣製度。1879年，國會通過保護關稅法，大大提高了進口稅率。關稅法不僅增加了政府的關稅收人，而且使本國產品壟斷了國內市場，保護了發展中的國內工商業，也穩定了容克地主的農業經濟。這些舉措徹底消除了統一前地方經濟的分離狀態，加速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從而為商品經濟的充分和廣泛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
其次，由於1870年對法戰爭的勝利，從法國勒索50億法郎的賠款和割讓阿爾薩斯一洛林這塊煤鐵產地，對德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50億法郎的賠款對德國擴大生產起了一種“輸血”作用，直接引發了德國經濟的“暴發”。吞並阿爾薩斯一洛林則獲得了實際而又持久的資源優勢。這塊煤鐵資源豐富的地區與有著豐富的原煤儲量的魯爾礦區連成一片，成為德國發展重工業的一大重要基地。由於新的財力和新的資源的獲得，使得這個新統一的國家取得了迅速完成工業化的決定性條件。
第三，軍事工業的發展不僅具有政治意義，而且具有更為重要的經濟意義。從三次王朝戰爭，到維持歐洲大陸霸權，繼而爭奪世界霸權，大力發展軍工生產是普魯士一德國的既定國策。1879年德國的軍費支出為4.3億馬克，189年上升到9.3億馬克，到1913年則猛增至21億馬克。巨大的軍事支出刺激了克虜伯、施圖姆等軍火企業的飛速發展。1870至1913年，克虜伯軍火工廠的雇員從 70 人增至 8 萬人。克虜伯大炮的聲名不僅使它壟斷了德國軍隊的供應，而且使它從全世界的軍備競賽中得到加工訂貨。在德國國內，軍事工業不僅被視為國家利益所必需，而且被當作繁榮經濟的主要手段受到頌揚。他們深信軍備是使德國不斷取得經濟進步的條件。事實證明，軍火工業的膨脹曾直接帶動了相關的重工業部門的發展。此外，服從於軍事需要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也曾給一係列工業部門，特別是重工業部門，帶來巨量的訂貨，推動了它們的發展。
第四，帝國時期的教育、科技發展成就，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技術條件，是德國後來居上並呈跳躍式發展的基本原因。在德國，由於實行強迫義務教育製，70年代已基本完成近代教育革命的任務，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已大為提高。全國的文盲率，1865年為5.5%，181年為2.38%，1895年降至0.3%。學齡前兒童的入學率在60年代已達到百分之百，在此基礎上，還通過調整中等教育體製，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形成規模性的三級教育網。其中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體係的建立，使德國工人在閱讀、寫作和計算能力以及工藝水平等方麵都領先於歐洲其他國家，成為具有高智能、高技術水平的新型勞動力大軍。
在高等教育方麵，自 1810 年創立柏林大學以來，教學與科研、基礎訓練與專業訓練相結合以及倡導學術自由的原則，已成為高等教育辦學的普遍模式。其中布勒斯勞大學（1811年）、波恩大學（1818年）、慕尼黑大學（1862年）都依照柏林大學的模式來創建。此外，由於實行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原則，一些大學還成為某一專業研究的人才基地。著名化學家所在的基森大學由於一個開放性的化學實驗室的影響，被譽為化學家的搖籃，而哥廷根大學則成為數學家薈萃之地，以至於在有誌於數理研究的學者中流傳著這樣一句口號：“打起你的背包，上哥廷根去！”由於德國高等教育十分重視教學與科研的密切結合，結果造就了一大批受過係統訓練的高級專門入才，特別是出現了一批集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為一體的複合型人才。他們不僅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創造性作用，而且由於他們的創新成就使德國成為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這個時期的德國不僅在科學領域出現了在幾何學上創立歐幾裏得定理的格奧爾格·弗裏德裏希·裏曼（1826-186年）、卡爾·魏爾斯特拉斯（1815-1897 年），卓越的化學家奧古斯特·凱庫勒（1829-1896年）、維克托·邁爾（1848-1897 年）、埃米爾·菲舍爾（1852-1919 年）、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853-1932年），最先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羅伯特·邁爾（1814-1878年）和赫爾曼·赫爾姆霍茨（18211894年），發現無線電波的亨利希·赫茲（1857-1894年），發現X射線的威廉·倫琴（1845-1923年），提出量子理論的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創立了細胞理論的馬蒂阿斯·施萊登（1804-181 年）和特奧多爾·施旺（1810-182 年），創造了現代化學治療方法的保羅·埃爾利希（1854-1915年），發現了結核杆菌和霍亂菌的羅伯特·科赫（1843-1910年），以及發展了細胞病理學的魯道夫·維爾肖（1821-1902年）等一批群星燦爛的科學巨子，而且在技術領域產生了一係列應用性的新成果。18“年工程師西門子製成第一台發電機，成為標誌電氣化時代來臨的第一個重要發明。
1876年奧托和朗根製造出第一台以煤氣為燃料的四衝程內燎機，啟動了動力機械應用上的又一革命。以後，經工程師戴姆和狄塞爾分別用汽油和柴油所進行的革新，直接為汽車的發明創造了條件。1886年，由工程師本茨設計製造的世界第一輛汽車已行駛在慕尼黑的街道上。此外，在化學、光學、機械製造和軍事工業領域，德國因一係列的創新成就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其中在化學工業方麵，德國在20世紀初已擁有50多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化學家、工程師，幾乎壟斷了有機化學領域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全世界42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中，有14名是德國學者。這些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工業迅速發展，並超越英、法等國的最基本的原因。正如經濟史專家卡洛·奇波拉所斷言：“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工業進展更快”這一時期，德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是增長速度快。從1874至1890年，英、美、法、德四國的年工業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7%，5.2%，2.1%，3.5%；1891 至 190 年則變為1.6%，3.5%，2.6%，4.8%0雖然從兩個時期一國的平均增長率來看，美國保持著最快的速度，但是德國的工業增長則顯示了愈來愈快的態勢，居於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領先地位。從1870至19 75上升至64.以年，德國工業生產總指數由1.7（1913年為100），增加了約2.7倍。1870至1910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由13%增至16%，美國由23%增至35%，而英國則由32%降至14%，法國由10%降至7%。其次，在德國的工業增長中，重、化工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1870至190年德國的重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其中原煤開采量從34.9億噸；生鐵萬噸增至14產量從139萬噸增至852萬噸；鋼產量從17萬噸增至65 萬噸。雖然煤和鐵仍然是工業發展的基礎，但鋼則代表著新材料，是機器製造業的基礎。190年世界鋼的年產量為280萬噸，德國占到23.75%，這是從90年代起，德國機器製造業發展特別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機器製造業中，電機製造和造船業的發展尤為突出。此外，它對鐵路建設和軍工生產也產生著決定性的影響。化學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化學工業包含了廣泛而又多樣的工業活動內容，並同科學的發展有著最為密切的聯係。1860年德國的化學工業幾乎還是空白，到70年代以後，以威廉·霍夫曼為代表的一批化學家把英國人造合成染料的技術傳人德國後，化學工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 1870 至 190 年，德國酸和堿等基本化學原料的產量增長了7倍，染料的產量增加了3倍，均已躍居世界第一位。190年德國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共有資本250萬鎊，雇傭工人180名，職員1360人，工程師和技術人員350人，化學專家500人，而同期英國染料工業雇傭的化學專家僅30至40人，在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德國化學家已超過他們的英國同行。這是德國在這一新興工業領域後來居上的根本原因。190年德國已占據世界染料市場90%
產品的地位，並在人造橡膠、石油和硝酸鹽、攝影器材以及新藥品等與化學工業有關的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第三，在這一時期德國工業發展中，作為新動力能源開發的電力工業、電氣工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電力工業發韌於19世紀30，4 0年代，到50，60年代，隨著發電機、電動機的問世和90年代後遠距離輸電線路的形成，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並導致了電氣化的迅速實現。自186年維爾納·西門子（1816-1892年）發明發電機和埃米爾·拉特瑙（1838-1915年）從美國旅行歸來帶回愛迪生的電燈專利權以來，有軌電車的出現和電燈照明的驚人表演，頓時把人們帶人燦爛耀眼的電氣時代。從 80 年代起，德國先後出現兩大電氣公司：西門於公司和由拉特瑙創建的通用電器公司。從 1890 年到1910年，兩大公司展開激烈的競爭。通用電器公司通過擴大民眾對電流和電氣產品的需求來壯大自己的實力；西門於公司則得到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並通過合並舒克特公司（1903）與通用電器公司在強電流方麵展開激烈的競爭。兩大公司在競爭中的迅速發展，加速了德國電氣化的迅速實現。隨著電車軌道的普遍敷設、城鄉輸電係統的不斷擴大，電氣工業已成為德國的主導產業。1895年，電氣工業雇傭工人約260人，到1906年，這一數字已猛增至1070人。電氣工業的發展是造成德國1890至1902年經濟繁榮的基本要素，並且在廣泛利用電力能源方麵已位居世界之首。1913年，德國電氣產品已占世界總產量的34%，麵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美國僅占據29%0所以，電氣工業是把德國塑造成經濟巨人的基本條件。
第四，隨著鋼鐵工業、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的巨大發展，德國的交通運輸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由於德國地處中歐平原，既缺乏像英國那樣利用近海航運解決內陸運輸的條件，也因境內河流的南北流向，難以形成貫通東西的河網運輸，故而交通運輸領域的技術變革存在著頗大的需求，也製約著工業革命的深人發展。早在50，6 0年代，德國已形成7180英裏的鐵路網。帝國建立以後，由於逐步實行鐵路國有化並在 1873 年成立了帝國鐵路局，鐵路修建出現了新的高潮。180年，德國鐵路總長度為2020英裏；190年，這數字上升至329 0英裏。長度雖低於俄國，但其密度超過所有歐洲國家。由於鐵路國有化和不斷的降低運價和票價，高效和廉價的鐵路運輸成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動脈，並刺激了新興工業、重化工業的迅速發展。此外，海運和內河航運業也隨著造船工業的技術變革不斷獲得新的發展。自 80 年代以來，漢堡、不來梅兩個濱海港口經過不斷地擴建和開拓海外新航線，已成為聯結海外貿易的樞紐，它們的涉外航線分別為 12 條和 4 條，保證了德國輪船能夠行駛在所有海域，成為一支足以與英國海運一爭高下的船隊。內河航運隨著運河的擴大修建以及輪船動力機具的革新，也獲得較快發展。1879年，杜伊斯堡-9爾奧特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內河港口，它向西部輸出糧食和原料，向東部輸出煤和鋼鐵製品，是國內水路網的中心。此外，這裏還是國內最大的輪船製造業中心。自 1834 年德國第一艘全部用鐵製造的汽輪“巴黎伯爵”號在這裏誕生以來，德國已先後在不來梅和漢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經過較短時間的創辦，德國造船業迅速發展。到 80 年代，德國已能製造任何等級的商船和軍艦，從而結束了從國外買船的曆史。1890年建造的具有國際聲望的“北大西洋客輪”不僅采用了高精度的機器部件，而且由於恰當地運用陸地建築的風格，在船體建造上完成了一次“美學”革命。190年，德國的船舶噸位已達19420噸，1910年遞升至30萬噸，德國已成為威脅不列顛海上霸主地位的海上實力國家。
工業和海運的迅速發展，推動了德國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從180年至190年，德國進出口貿易額由57.37億馬克增至103.98億馬克，不僅增長數額增加近一倍，而且貿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進口額中糧食、原料的比重不斷增大，出口額中工業品、生產資料所占比重持續上升。“德國製造”這個英文標號，已由最初的劣等品標識，一變而為製造精巧和質量優良的標誌。德國人從英國人手中接過這一標號，並賦予它全新的內涵和意義。德國的商品遍及全世界，它的資本輸出也擴及近東、遠東和南北美洲。1913年，德國的國外投資為30億馬克，而同期外國在德國的投資僅50億馬克。這樣，德國在不足 30 年的時間裏已徹底地完成了工業革命，開創了由後進步人一流強國的經濟奇跡工業革命的完成首先改變了德國的經濟結構。其中工農業比重的變化最為顯著。1871年帝國成立時，總人口為410多萬，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為36.1%，農村人口為63.9%。到20世紀初，總人口已達650萬，城市人口為60%，農村為40%，經過40餘年的發展，城市人口已大大超過農村人口，工業化已最終完成。其次，在工業發展的內部，輕重工業的比重已發生重要變化。由於德國在 40 年代就不同於英法兩國，采取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原則，重工業生產在帝國成立後獲得更快的發展。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生產資料的生產增長了8倍，而消費資料增長為3倍。輕、重工業的比重已發生重大變化。從180至190年，在工業品全部輸出額中，生產資料產品的比重已由27%，迅速攀升至39%o德國已成為典型的重工業國。第三，工業生產力中，科學技術的含量不斷增大，並已成為決定性因素。由於教育和科技先行，德國較早地實現了知識與經濟發展的結合，憑借物化的知識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學，德國工業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科技化的生產格局。科技化生產不僅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開拓出新的生產領域，而且培養出了高技能、高素質的生產勞動者大軍。由於生產力要素中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最終使德國能夠超越英、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科技化工業強國。
工業革命完成最重要的後果是引起德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城市化成為德國這一時期社會變化的顯著特征。
城市化是工業革命的伴生物，但隻有在帝國統一以後，德國的城市化才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1871 年，德國城市人口為 1479 萬，占總人口的36.1%，其中居住在1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約196萬；1910年，城市總人口升至3897.1萬，占總人口的60%，而10萬人以上城市的人口為1382萬。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十分顯著的。除此以外，德國城市類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不同於英、法，德國隨著重工業的發展迅速崛起了一批工礦業城市群，像魯爾區的亞 9、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以及阿爾薩斯一洛林地區的斯特拉斯堡、牟羅茲等，都是利用資源優勢和河運之便，發展為新的工礦業中心城市群的。此外，還興起了許多港口城市，像漢堡、不來梅港、基爾，以及萊茵河上的科隆、其支流上的法蘭克福、斯圖加特，多瑙河上遊的累根斯堡等，都成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們不僅在工業生產和內外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是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重要變化的標誌。從1870年至 1910 年，德國八大城市（柏林、布勒斯勞、科隆、埃森、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漢堡、萊比錫、慕尼黑）的人口中，最少的埃森已超過 41 萬，最多的柏林已超過20萬，柏林從1820年不足20萬人，到1910年擴大了10倍，成為歐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1910年被視為德國城市化完成的標誌。
隨著城市化的完成，德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也發生重要變化。首先，隨著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和農業改革的完成，容克貴族通過大規模地投資工商業和進行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已全麵資產階級化了。雖然到 20 世紀初，他們所占據的莊園數目和耕地麵積有所降低，他們壟斷官職和軍隊軍官的局麵己被打破，但仍然在帝國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由於在經濟上已資本主義化，他們同資產階級的聯合己成為一種趨勢。
資產階級由於現代工業的發展，在 80 年代也己發展成影響德國內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但他們卻在政治上愈來愈貴族化，除了投資於土地經營地產，貴族的封號以及與貴族於女聯姻，躋身於貴族行列，對他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在工業高漲中已獲得驚人的財富，贏得了引人矚目的經濟權力，但他們這時已開始脫離其他資產階級階層，並努力尋求一種貴族化的生活方式，以證明他們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在貴族們以長時間的傳統固定下來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使自己上升到社會金字塔頂端的最佳形式。從貼鄰工廠的小屋發展到別墅，從別墅到莊園，最後通過追求勳章或榮譽稱號，力圖成為顯貴。大資產階級的貴族化傾向不僅僅在於他們的社會野心，而是由於他們和容克已經有了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有些甚至通過聯姻已經融為一體。這種政治上、經濟上甚至血緣上的榮辱與共，是他們走向聯合的基礎。
這樣，隨著工業化的完成，容克貴族已經和大資產階級結合成為一個新的領導階層。領導階層的這種擴大，一方麵因大資產階級的貴族化而促使民族自由黨人和保守黨人接近；另一方麵由於大資產階級同世界市場的聯係和經濟利益，推動德國領導層逐步走上爭奪殖民地和世界霸權的道路。
帝國時期，工人階級已經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成為社會上人數最多的集團，這是這一時期階級結構的最大變化。60年代初。德國產業工人近20萬人，到90年代已增加到60多萬人。隨著工業化的深人，在工人隊伍內部已出現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之分，彼此之間的工資差別甚大，到 90 年代，前者的平均工資相當於後者的3倍。所以1870-1913年間，工人工資雖有所增長，但分配是不平衡的。對於大多數德國工人而言，他們比同期英、法兩國工人的生活處境要差得多。正由於這乙原因，在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以後，德國工人階級就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先鋒隊。
社會結構的另一變化，是介於無產階級和容克-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等階級”的形成。他們包括職員、官吏、中小商業主、自由職業者和各類知識分子群體。一些家庭農場主和從事服務業的人員，也屬於這個階層。這批人不是工業化和兩極分化所要消滅的小資產階級，麵是隨著工業化和產業結構變化的需要而產生的新的“中間階層”。他們擁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雖然在經濟上大多數是同工人一樣的沒有獨立地位的被雇傭者，但就其政治態度和社會覺悟而言，他們又不接近工人，而是接近自由資產階級集團。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初，德國這個新的“中間階層”的人數已達全部就業人數的 1/3 左右。雖然人數不少，涉及而甚廣，但沒有統一的利益要求。不過，在風雲變幻的年代，這個階層的態度和動向，往往會對政治形勢產生重要影響。這是一個因高度工業化而產生的有文化的、處於攀升中的、具有許多不確定特征的階層。
德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前奏出現於50，60年代，在這20年中，經濟發展的成就超過了以往整整一個世紀的總和。到 1870 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所占的比重已達 132.%，超過了法國，進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但是，在統一以前，德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除了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巴登等一些工業較發達的地區外，還存在著許多落後的農業地區。全國總人口中有2/3的居民長年居住在農村，在10多萬勞動力中，有60萬人仍在從事農業和林業生產。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在農業地區常年有近百萬的德國人離開祖國，到國外去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在普魯士東部的大莊園，由於遠離城鎮、交通不便和沿用舊的經營方式，許多莊園主收益甚少，而且經常負債。
他們不斷地對國家施加壓力，要求給予財政援助。這些都說明，德國在當時仍未擺脫分散的農業國的消極影響，工業發展的成就具有一定的片而性，它的發展，由於國土分裂和農業滯後，尚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
統一，是德國經濟真正進人高速發展時期的新起點。首先，由於政治統一的完成和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為資產階級通過強有力的政權推行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體化政策創造了條件。這些政策包括統一的經濟法規、統一的度量衡製度、統一的金本位幣製的製訂，以及部分統一的郵政係統和國家中央銀行的建立等等。從 70 年代上半期開始，帝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商業法、營業自由法、民權和遷徙自由法、統一的度量衡法、保護國外商業法，以及對郵政、交通和金融機構事務的管理法等。1873年7月政府公布貨幣法，1875年1月規定帝國馬克成為惟一的支付手段，隨之又將普魯士銀行改建為帝國銀行，從而統一了全國的貨幣製度。1879年，國會通過保護關稅法，大大提高了進口稅率。關稅法不僅增加了政府的關稅收人，而且使本國產品壟斷了國內市場，保護了發展中的國內工商業，也穩定了容克地主的農業經濟。這些舉措徹底消除了統一前地方經濟的分離狀態，加速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從而為商品經濟的充分和廣泛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
其次，由於1870年對法戰爭的勝利，從法國勒索50億法郎的賠款和割讓阿爾薩斯一洛林這塊煤鐵產地，對德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50億法郎的賠款對德國擴大生產起了一種“輸血”作用，直接引發了德國經濟的“暴發”。吞並阿爾薩斯一洛林則獲得了實際而又持久的資源優勢。這塊煤鐵資源豐富的地區與有著豐富的原煤儲量的魯爾礦區連成一片，成為德國發展重工業的一大重要基地。由於新的財力和新的資源的獲得，使得這個新統一的國家取得了迅速完成工業化的決定性條件。
第三，軍事工業的發展不僅具有政治意義，而且具有更為重要的經濟意義。從三次王朝戰爭，到維持歐洲大陸霸權，繼而爭奪世界霸權，大力發展軍工生產是普魯士一德國的既定國策。1879年德國的軍費支出為4.3億馬克，189年上升到9.3億馬克，到1913年則猛增至21億馬克。巨大的軍事支出刺激了克虜伯、施圖姆等軍火企業的飛速發展。1870至1913年，克虜伯軍火工廠的雇員從 70 人增至 8 萬人。克虜伯大炮的聲名不僅使它壟斷了德國軍隊的供應，而且使它從全世界的軍備競賽中得到加工訂貨。在德國國內，軍事工業不僅被視為國家利益所必需，而且被當作繁榮經濟的主要手段受到頌揚。他們深信軍備是使德國不斷取得經濟進步的條件。事實證明，軍火工業的膨脹曾直接帶動了相關的重工業部門的發展。此外，服從於軍事需要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也曾給一係列工業部門，特別是重工業部門，帶來巨量的訂貨，推動了它們的發展。
第四，帝國時期的教育、科技發展成就，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技術條件，是德國後來居上並呈跳躍式發展的基本原因。在德國，由於實行強迫義務教育製，70年代已基本完成近代教育革命的任務，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已大為提高。全國的文盲率，1865年為5.5%，181年為2.38%，1895年降至0.3%。學齡前兒童的入學率在60年代已達到百分之百，在此基礎上，還通過調整中等教育體製，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形成規模性的三級教育網。其中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體係的建立，使德國工人在閱讀、寫作和計算能力以及工藝水平等方麵都領先於歐洲其他國家，成為具有高智能、高技術水平的新型勞動力大軍。
在高等教育方麵，自 1810 年創立柏林大學以來，教學與科研、基礎訓練與專業訓練相結合以及倡導學術自由的原則，已成為高等教育辦學的普遍模式。其中布勒斯勞大學（1811年）、波恩大學（1818年）、慕尼黑大學（1862年）都依照柏林大學的模式來創建。此外，由於實行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原則，一些大學還成為某一專業研究的人才基地。著名化學家所在的基森大學由於一個開放性的化學實驗室的影響，被譽為化學家的搖籃，而哥廷根大學則成為數學家薈萃之地，以至於在有誌於數理研究的學者中流傳著這樣一句口號：“打起你的背包，上哥廷根去！”由於德國高等教育十分重視教學與科研的密切結合，結果造就了一大批受過係統訓練的高級專門入才，特別是出現了一批集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為一體的複合型人才。他們不僅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創造性作用，而且由於他們的創新成就使德國成為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這個時期的德國不僅在科學領域出現了在幾何學上創立歐幾裏得定理的格奧爾格·弗裏德裏希·裏曼（1826-186年）、卡爾·魏爾斯特拉斯（1815-1897 年），卓越的化學家奧古斯特·凱庫勒（1829-1896年）、維克托·邁爾（1848-1897 年）、埃米爾·菲舍爾（1852-1919 年）、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853-1932年），最先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羅伯特·邁爾（1814-1878年）和赫爾曼·赫爾姆霍茨（18211894年），發現無線電波的亨利希·赫茲（1857-1894年），發現X射線的威廉·倫琴（1845-1923年），提出量子理論的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創立了細胞理論的馬蒂阿斯·施萊登（1804-181 年）和特奧多爾·施旺（1810-182 年），創造了現代化學治療方法的保羅·埃爾利希（1854-1915年），發現了結核杆菌和霍亂菌的羅伯特·科赫（1843-1910年），以及發展了細胞病理學的魯道夫·維爾肖（1821-1902年）等一批群星燦爛的科學巨子，而且在技術領域產生了一係列應用性的新成果。18“年工程師西門子製成第一台發電機，成為標誌電氣化時代來臨的第一個重要發明。
1876年奧托和朗根製造出第一台以煤氣為燃料的四衝程內燎機，啟動了動力機械應用上的又一革命。以後，經工程師戴姆和狄塞爾分別用汽油和柴油所進行的革新，直接為汽車的發明創造了條件。1886年，由工程師本茨設計製造的世界第一輛汽車已行駛在慕尼黑的街道上。此外，在化學、光學、機械製造和軍事工業領域，德國因一係列的創新成就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其中在化學工業方麵，德國在20世紀初已擁有50多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化學家、工程師，幾乎壟斷了有機化學領域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全世界42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中，有14名是德國學者。這些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工業迅速發展，並超越英、法等國的最基本的原因。正如經濟史專家卡洛·奇波拉所斷言：“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工業進展更快”這一時期，德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是增長速度快。從1874至1890年，英、美、法、德四國的年工業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7%，5.2%，2.1%，3.5%；1891 至 190 年則變為1.6%，3.5%，2.6%，4.8%0雖然從兩個時期一國的平均增長率來看，美國保持著最快的速度，但是德國的工業增長則顯示了愈來愈快的態勢，居於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領先地位。從1870至19 75上升至64.以年，德國工業生產總指數由1.7（1913年為100），增加了約2.7倍。1870至1910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由13%增至16%，美國由23%增至35%，而英國則由32%降至14%，法國由10%降至7%。其次，在德國的工業增長中，重、化工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1870至190年德國的重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其中原煤開采量從34.9億噸；生鐵萬噸增至14產量從139萬噸增至852萬噸；鋼產量從17萬噸增至65 萬噸。雖然煤和鐵仍然是工業發展的基礎，但鋼則代表著新材料，是機器製造業的基礎。190年世界鋼的年產量為280萬噸，德國占到23.75%，這是從90年代起，德國機器製造業發展特別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機器製造業中，電機製造和造船業的發展尤為突出。此外，它對鐵路建設和軍工生產也產生著決定性的影響。化學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化學工業包含了廣泛而又多樣的工業活動內容，並同科學的發展有著最為密切的聯係。1860年德國的化學工業幾乎還是空白，到70年代以後，以威廉·霍夫曼為代表的一批化學家把英國人造合成染料的技術傳人德國後，化學工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 1870 至 190 年，德國酸和堿等基本化學原料的產量增長了7倍，染料的產量增加了3倍，均已躍居世界第一位。190年德國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共有資本250萬鎊，雇傭工人180名，職員1360人，工程師和技術人員350人，化學專家500人，而同期英國染料工業雇傭的化學專家僅30至40人，在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德國化學家已超過他們的英國同行。這是德國在這一新興工業領域後來居上的根本原因。190年德國已占據世界染料市場90%
產品的地位，並在人造橡膠、石油和硝酸鹽、攝影器材以及新藥品等與化學工業有關的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第三，在這一時期德國工業發展中，作為新動力能源開發的電力工業、電氣工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電力工業發韌於19世紀30，4 0年代，到50，60年代，隨著發電機、電動機的問世和90年代後遠距離輸電線路的形成，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並導致了電氣化的迅速實現。自186年維爾納·西門子（1816-1892年）發明發電機和埃米爾·拉特瑙（1838-1915年）從美國旅行歸來帶回愛迪生的電燈專利權以來，有軌電車的出現和電燈照明的驚人表演，頓時把人們帶人燦爛耀眼的電氣時代。從 80 年代起，德國先後出現兩大電氣公司：西門於公司和由拉特瑙創建的通用電器公司。從 1890 年到1910年，兩大公司展開激烈的競爭。通用電器公司通過擴大民眾對電流和電氣產品的需求來壯大自己的實力；西門於公司則得到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並通過合並舒克特公司（1903）與通用電器公司在強電流方麵展開激烈的競爭。兩大公司在競爭中的迅速發展，加速了德國電氣化的迅速實現。隨著電車軌道的普遍敷設、城鄉輸電係統的不斷擴大，電氣工業已成為德國的主導產業。1895年，電氣工業雇傭工人約260人，到1906年，這一數字已猛增至1070人。電氣工業的發展是造成德國1890至1902年經濟繁榮的基本要素，並且在廣泛利用電力能源方麵已位居世界之首。1913年，德國電氣產品已占世界總產量的34%，麵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美國僅占據29%0所以，電氣工業是把德國塑造成經濟巨人的基本條件。
第四，隨著鋼鐵工業、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的巨大發展，德國的交通運輸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由於德國地處中歐平原，既缺乏像英國那樣利用近海航運解決內陸運輸的條件，也因境內河流的南北流向，難以形成貫通東西的河網運輸，故而交通運輸領域的技術變革存在著頗大的需求，也製約著工業革命的深人發展。早在50，6 0年代，德國已形成7180英裏的鐵路網。帝國建立以後，由於逐步實行鐵路國有化並在 1873 年成立了帝國鐵路局，鐵路修建出現了新的高潮。180年，德國鐵路總長度為2020英裏；190年，這數字上升至329 0英裏。長度雖低於俄國，但其密度超過所有歐洲國家。由於鐵路國有化和不斷的降低運價和票價，高效和廉價的鐵路運輸成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動脈，並刺激了新興工業、重化工業的迅速發展。此外，海運和內河航運業也隨著造船工業的技術變革不斷獲得新的發展。自 80 年代以來，漢堡、不來梅兩個濱海港口經過不斷地擴建和開拓海外新航線，已成為聯結海外貿易的樞紐，它們的涉外航線分別為 12 條和 4 條，保證了德國輪船能夠行駛在所有海域，成為一支足以與英國海運一爭高下的船隊。內河航運隨著運河的擴大修建以及輪船動力機具的革新，也獲得較快發展。1879年，杜伊斯堡-9爾奧特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內河港口，它向西部輸出糧食和原料，向東部輸出煤和鋼鐵製品，是國內水路網的中心。此外，這裏還是國內最大的輪船製造業中心。自 1834 年德國第一艘全部用鐵製造的汽輪“巴黎伯爵”號在這裏誕生以來，德國已先後在不來梅和漢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經過較短時間的創辦，德國造船業迅速發展。到 80 年代，德國已能製造任何等級的商船和軍艦，從而結束了從國外買船的曆史。1890年建造的具有國際聲望的“北大西洋客輪”不僅采用了高精度的機器部件，而且由於恰當地運用陸地建築的風格，在船體建造上完成了一次“美學”革命。190年，德國的船舶噸位已達19420噸，1910年遞升至30萬噸，德國已成為威脅不列顛海上霸主地位的海上實力國家。
工業和海運的迅速發展，推動了德國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從180年至190年，德國進出口貿易額由57.37億馬克增至103.98億馬克，不僅增長數額增加近一倍，而且貿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進口額中糧食、原料的比重不斷增大，出口額中工業品、生產資料所占比重持續上升。“德國製造”這個英文標號，已由最初的劣等品標識，一變而為製造精巧和質量優良的標誌。德國人從英國人手中接過這一標號，並賦予它全新的內涵和意義。德國的商品遍及全世界，它的資本輸出也擴及近東、遠東和南北美洲。1913年，德國的國外投資為30億馬克，而同期外國在德國的投資僅50億馬克。這樣，德國在不足 30 年的時間裏已徹底地完成了工業革命，開創了由後進步人一流強國的經濟奇跡工業革命的完成首先改變了德國的經濟結構。其中工農業比重的變化最為顯著。1871年帝國成立時，總人口為410多萬，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為36.1%，農村人口為63.9%。到20世紀初，總人口已達650萬，城市人口為60%，農村為40%，經過40餘年的發展，城市人口已大大超過農村人口，工業化已最終完成。其次，在工業發展的內部，輕重工業的比重已發生重要變化。由於德國在 40 年代就不同於英法兩國，采取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原則，重工業生產在帝國成立後獲得更快的發展。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生產資料的生產增長了8倍，而消費資料增長為3倍。輕、重工業的比重已發生重大變化。從180至190年，在工業品全部輸出額中，生產資料產品的比重已由27%，迅速攀升至39%o德國已成為典型的重工業國。第三，工業生產力中，科學技術的含量不斷增大，並已成為決定性因素。由於教育和科技先行，德國較早地實現了知識與經濟發展的結合，憑借物化的知識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學，德國工業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科技化的生產格局。科技化生產不僅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開拓出新的生產領域，而且培養出了高技能、高素質的生產勞動者大軍。由於生產力要素中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最終使德國能夠超越英、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科技化工業強國。
工業革命完成最重要的後果是引起德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城市化成為德國這一時期社會變化的顯著特征。
城市化是工業革命的伴生物，但隻有在帝國統一以後，德國的城市化才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1871 年，德國城市人口為 1479 萬，占總人口的36.1%，其中居住在1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約196萬；1910年，城市總人口升至3897.1萬，占總人口的60%，而10萬人以上城市的人口為1382萬。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十分顯著的。除此以外，德國城市類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不同於英、法，德國隨著重工業的發展迅速崛起了一批工礦業城市群，像魯爾區的亞 9、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以及阿爾薩斯一洛林地區的斯特拉斯堡、牟羅茲等，都是利用資源優勢和河運之便，發展為新的工礦業中心城市群的。此外，還興起了許多港口城市，像漢堡、不來梅港、基爾，以及萊茵河上的科隆、其支流上的法蘭克福、斯圖加特，多瑙河上遊的累根斯堡等，都成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們不僅在工業生產和內外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是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重要變化的標誌。從1870年至 1910 年，德國八大城市（柏林、布勒斯勞、科隆、埃森、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漢堡、萊比錫、慕尼黑）的人口中，最少的埃森已超過 41 萬，最多的柏林已超過20萬，柏林從1820年不足20萬人，到1910年擴大了10倍，成為歐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1910年被視為德國城市化完成的標誌。
隨著城市化的完成，德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也發生重要變化。首先，隨著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和農業改革的完成，容克貴族通過大規模地投資工商業和進行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已全麵資產階級化了。雖然到 20 世紀初，他們所占據的莊園數目和耕地麵積有所降低，他們壟斷官職和軍隊軍官的局麵己被打破，但仍然在帝國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由於在經濟上已資本主義化，他們同資產階級的聯合己成為一種趨勢。
資產階級由於現代工業的發展，在 80 年代也己發展成影響德國內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但他們卻在政治上愈來愈貴族化，除了投資於土地經營地產，貴族的封號以及與貴族於女聯姻，躋身於貴族行列，對他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在工業高漲中已獲得驚人的財富，贏得了引人矚目的經濟權力，但他們這時已開始脫離其他資產階級階層，並努力尋求一種貴族化的生活方式，以證明他們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在貴族們以長時間的傳統固定下來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使自己上升到社會金字塔頂端的最佳形式。從貼鄰工廠的小屋發展到別墅，從別墅到莊園，最後通過追求勳章或榮譽稱號，力圖成為顯貴。大資產階級的貴族化傾向不僅僅在於他們的社會野心，而是由於他們和容克已經有了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有些甚至通過聯姻已經融為一體。這種政治上、經濟上甚至血緣上的榮辱與共，是他們走向聯合的基礎。
這樣，隨著工業化的完成，容克貴族已經和大資產階級結合成為一個新的領導階層。領導階層的這種擴大，一方麵因大資產階級的貴族化而促使民族自由黨人和保守黨人接近；另一方麵由於大資產階級同世界市場的聯係和經濟利益，推動德國領導層逐步走上爭奪殖民地和世界霸權的道路。
帝國時期，工人階級已經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成為社會上人數最多的集團，這是這一時期階級結構的最大變化。60年代初。德國產業工人近20萬人，到90年代已增加到60多萬人。隨著工業化的深人，在工人隊伍內部已出現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之分，彼此之間的工資差別甚大，到 90 年代，前者的平均工資相當於後者的3倍。所以1870-1913年間，工人工資雖有所增長，但分配是不平衡的。對於大多數德國工人而言，他們比同期英、法兩國工人的生活處境要差得多。正由於這乙原因，在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以後，德國工人階級就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先鋒隊。
社會結構的另一變化，是介於無產階級和容克-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等階級”的形成。他們包括職員、官吏、中小商業主、自由職業者和各類知識分子群體。一些家庭農場主和從事服務業的人員，也屬於這個階層。這批人不是工業化和兩極分化所要消滅的小資產階級，麵是隨著工業化和產業結構變化的需要而產生的新的“中間階層”。他們擁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雖然在經濟上大多數是同工人一樣的沒有獨立地位的被雇傭者，但就其政治態度和社會覺悟而言，他們又不接近工人，而是接近自由資產階級集團。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初，德國這個新的“中間階層”的人數已達全部就業人數的 1/3 左右。雖然人數不少，涉及而甚廣，但沒有統一的利益要求。不過，在風雲變幻的年代，這個階層的態度和動向，往往會對政治形勢產生重要影響。這是一個因高度工業化而產生的有文化的、處於攀升中的、具有許多不確定特征的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