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國的政治結構
德意誌帝國在形式上是作為一個聯邦國家組織起來的，參加聯邦的各獨立邦並未失去各自原有的地位。聯邦的構成包括a個王國：普魯士、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6個大公國：巴登、黑森、梅克倫堡—施維林、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奧爾登堡和薩克森—魏瑪；5個公國：安哈爾特、不倫瑞克、薩克森—邁寧根、薩克森—阿爾滕堡、薩克森—科堡—哥達；7個侯國：羅伊斯老係、羅伊斯新係、施瓦爾茨堡—魯道爾施塔特、施瓦爾茨堡—鬆德爾斯豪森、瓦爾德克、利拍和紹姆堡—利拍；3個自由市：漢堡、不來梅和盧卑克，此外還有帝國直屬領地阿爾薩斯—洛林，共計大小 25 個邦。這些邦在疆土和人口上相差十分懸殊。普魯士的版圖占整個帝國的2/3，人口占3/501871年帝國總人口約410萬人，其中居住在普魯士的有2470萬，而剩餘的成員邦中，僅巴伐利亞、薩克森、符騰堡和巴登的人口超過10萬；另有8個小邦，其人口數均未超出10萬，其中最小的羅伊斯（老係），人口僅6.2萬，占地316平方公裏。這種不平衡局麵使普魯士擁有事實上的強大優勢，它的人口和麵積超過所有邦國的總合，並控製著最重要的工業和自然資源。普魯士的巨大優勢決定了它在帝國中的特殊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德意誌帝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聯邦國家，因為一個過於強大的參加邦的存在，是和聯邦主義的原則不相容的依據1871年4月14日通過的帝國憲法，帝國立法權屬於兩院製的立法機構：聯邦議會和帝國議會。聯邦議會形式上相當於上院，但它並不代表議員個人的意誌，而是由議員所體現的各邦君主的意誌。聯邦議會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一般都由保守的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出任。聯邦議會是各邦君主權力的集中體現，它是帝國的最高機構，發揮的作用是主權性質而非議會性質的。任何法律和政策，未經聯邦議會同意均視為無效。
因此，它被視為擁有新帝國君主權力的舊邦聯議會的殘餘，同時它也是掩蓋普魯士霸權的一種偽裝。在聯邦議會最初的58個席位中，普魯士有17席，巴伐利亞6席，薩克森、符騰堡各4席，其他各邦從3席到I席不等。
普魯上的席位不足總數的1/3，但憲法規定擁有14票就可以否決議案，這樣普魯士對憲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決權。
帝國議會名義上是人民議會，由所有年滿 25 歲以上的男性公民普遍投票選出，因而在表麵上具有一個真正立法機構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權力實際上極其有限。它對國家的外交和軍事沒有發言權，也不能單獨通過任何一項對政府不利的法案，因為一切法律和決議都必須取得聯邦議會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對政府行使監督權，無權要求政府作政務報告。惟一能對政府施加壓力的就是拒絕通過預算。但是，所有議員都沒有忘記普魯士曆史上的憲法糾紛，政府拋開議會進行軍事改革的先例，也會使他們行使這最後的權力歸於無效。
憲法規定，帝國的皇帝由普魯士國王兼任。同時規定普魯士的首相就是帝國的宰相，普魯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國的外交國務秘書。由於帝國不組織內閣，帝國的惟一大臣就是帝國宰相。帝國宰相隻對皇帝負責，並主持聯邦議會的工作。憲法還規定，宰相必須在皇帝批準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於宰相的任職取決於皇帝的意願，這一規定實際上毫無意義。事實上，在傅斯麥擔任宰相的漫長任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則問題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於傅斯麥能夠大權在握、縱橫裨闔，成為帝國權力的真正化身。
帝國軍隊是帝國結構中的特殊構成部分，它最為明顯地表現了帝國的“普魯士化”傾向。從法律上講，並沒有什麽帝國軍隊、帝國參謀本部，或帝國國防大臣。
它實際上隻是普魯士軍隊和軍事組織在帝國範圍的擴大。在統一的帝國軍隊旗號下，各邦除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保留一定的軍隊之外，都把分擔的分額軍隊統一交由普魯士指揮。普魯士的軍隊占據了這支軍隊 2/3 以上的兵員，並把自己的軍事法規擴大運用於整個帝國。由於軍人不是對憲法而是對皇帝宣誓效忠，作為帝國皇帝的普魯士國王便徹底控製了軍隊。早在統一以前，軍隊就是普魯士邦的核心，現在它不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為帝國中的主體邦。大多數德國人都承認德國的統一全靠這個普魯士軍人邦。因此，在全帝國，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都深受普魯士國王、普魯士參謀本部和普魯士軍隊的影響。人們認為，軍隊既是締造德意誌帝國的工具，又在極大程度上成為保衛帝國的武器。在帝國時代，它一直是國內政策最堅強的樞軸，又是保衛帝國大廈最前沿的堅固堡壘。高級軍官對君主的影響以後變得愈來愈大，以致伸斯麥之後的任何宰相都難以無視軍隊的影響而保持自己的威勢。隻有稗斯麥，他可以憑借個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權勢，其他任何宰相都再也達不到這樣的高度顯然，按照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德意誌帝國無疑是普魯士的“擴大版”。普魯士與帝國其餘部分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存在就成為一種客觀現實，它反映了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的矛盾。但是，在帝國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種緊張關係最終還是被消除了。因為帝國與普魯士之間的有機聯係，使得帝國的其餘部分也都獲得了普魯士的力量和政治影響。隻要普魯士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仍在為帝國的所有部分提供保護，以上一切緊張因素都將受到抑製。此外，隨著帝國力量的增長，陸、海軍的擴大，國際義務的增多，要求擴大帝國政府職能的需求成為一種趨勢。1873年成立帝國鐵路局，1874年建立帝國銀行，18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隨著這些帝國統一機構的增多，以及傅斯麥時期實施的、適用於整個帝國的社會立法，帝國走向中央集權化的趨向在不斷增強。然而，即便如此，帶有聯邦主義性質的對抗活動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動，天主教勢力、非德意誌民族，特別是波蘭境內的反日耳曼化鬥爭的激化，也在抵製各種中央集權化的努力。所以，由稗斯麥一手炮製的帝國體製本身是一個矛盾體，它前所未有地鞏固了普魯士容克貴族的主宰地位，同時又潛伏著種種對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國宰相起，稗斯麥不得不再次應對各種新的、不流血的“戰爭”。以“文化鬥爭”著稱的反教權主義鬥爭，是帝國時期律斯麥所領導的第一場戰鬥1870年12月，當普法戰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稗斯麥尚留在法國不在國內時，國內政黨活動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一個在 50 年代曾經存在的羅馬天主教政治派別，在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引人注目的 57 席，旋即他們又組成組織嚴密的政黨中央黨，並通過購進一家跨地區的大報《日耳曼尼亞》報獲得一塊宣傳陣地。這個黨起初以維護在一個新教國家天主教會的權利為出發點，繼而提出有關政治與社會的明確的教會綱領，包括（1）反對中央集權、（2）教會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這三個基本方麵。顯然這個黨的出現，以及在綱領中對現代政治和社會發展提出的挑戰，標誌著天主教徒已成為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自普奧戰爭以來，隨著奧地利被排除出德意誌，天主教徒在新帝國中就成了少數。然而這個“少數”既重要，又集中。他們特別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亞、西部的萊茵蘭和東部的西裏西亞。作為一個聯合一致的集團，他們在國外得到羅馬教皇的支持，在國內與南德的分離主義勢力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在一個新教占優勢的帝國，他們所處的少數地位，反而使人們更容易體會到在一個權力無限的國家麵前獲得保護的必要性。德國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場是白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有趣的混合物。
就其對國家的無限權力提出挑戰、竭力維護個人和集團的權利不受國家不必要的幹涉而言，他們是自由主義者。然而，從他們所強調的教會世界觀的統一性和整體性，以及對世俗化、現代化的抗拒而言，他們的立場又是保守主義性質的。對於一個信抑堅定的天主教徒來說，大量的世俗化社會和政治事務應包括在宗教的廣闊範圍之內，因為基督教就是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影響人類活動一切方而的生活方式；而對於新教徒來說，這些事務並不屬於宗教，而是屬於一個完全自由的領域。此外，對於具有世界性和國際性的天主教會的教徒來說，他們不像新教徒那樣易於接受民族教會的形式。他們雖然在民族特點和民族傳統方而作了許多讓步，但決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於民族宗教。對於像德國這樣天主教居於少數的國家，想要保持天主教會的獨特麵貌，必然會與民族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勢力發生衝突。所以，德國天主教徒的具體政治要求必然表現為：反對進一步擴大帝國的權力，維持國家的聯邦製結構；主張教會組織獨立於國家，實行白治；要求開辦天主教學校，保持教會對教育的控製然而，天主教中央黨的政治主張是有悖於德意誌帝國的統一現實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響助長了分離主義勢力的發展，並增強了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的反德意誌傾向；它與羅馬教皇的聯係以及在天主教法國所引起的呼應，也對帝國聯俄反法的外交戰略起著破壞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場對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當1871年3月3日中央黨投人第一屆帝國議會選舉，成功地取得18.4%的選票，占居 63 個議席，出人意料地成為第三大黨的時候，伸斯麥決定發動一場反教權主義鬥爭，以打擊天主教勢力這場鬥爭以後被稱作“文化鬥爭”，不僅進步黨和自由黨使用了這一名詞，而且被打擊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這一概念1871年6月19日，稗斯麥授意《十字架報》發文率先發起對天主教徒的攻擊，聲言鬥爭將由內及外，矛頭己指向羅馬教皇。7月8日宣布關閉普魯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務處，使之與新教處合並為宗教事務處。當中央黨領袖對此提出非議時，稗斯麥聲稱：我們不能把國家分割成“每個教派都將分得一定份額的不同教區”鑒於耶穌會會士在東普魯士學校提倡恢複波蘭文化，以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神職人員對政府的反對態度，1871 年月稗斯麥采取果斷措施，通過一項法律草案，把一切學校，包括私立的教會學校在內，都置於國家監督之下為了加強對這場“文化鬥爭”的領導，1872年1月日，伸斯麥用激進的反教權主義者阿德爾伯特·法爾克代替較為溫和的馮·米勒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複國家對教會的權力”，從法律上確立國家對學校的監督權。1872年7月4日，國會通過“反耶穌會士法”，宣布將耶穌會會士驅逐出德國國境，羅馬教廷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兩國外交關係遂告中斷。
1873年5月，由法爾克大臣擬定的一係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實施，反教權主義鬥爭達到高潮。法令剝奪了主教在教會內的大部分懲戒權，把對教士的教育完全置於國家監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頒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強製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為發生了有人企圖暗殺稗斯麥事件，鬥爭進一步尖銳化。12月，稗斯麥在帝國議會發表6次長篇演說，每次都帶著挑釁的口吻迫使中央黨應戰。但是，中央黨在外部也得到羅馬強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護九世莊嚴宣布，普魯士的所有教會法令統統無效，並威脅說，要把所有遵守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門。教皇的通諭，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擊，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對天主教的鎮壓力度。到 1876 年，幾乎所有普魯士的主教均依據刑法被逮捕或驅逐出境，大約有 1/4 的天主教教士職位已空缺無人。
稗斯麥的反教權主義鬥爭，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人民群眾也歡迎“向神父開戰”。稗斯麥也盡量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煽動民族情緒。他提醒人們回憶8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諾莎向教皇格列高裏七世悔罪的恥辱（107年），並表示：“我們是不會去卡諾莎的，肉體不去，靈魂也不去！”據報道，人們對律斯麥的這次議會演說，報之以“壓抑的歡呼聲”，它反映了傅斯麥投人這場鬥爭的堅強決心。但是，無論是伸斯麥還是中央黨，都沒有獲得這場鬥爭的最後勝利。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真正的對手。從 1876 年起，律斯麥已認識到他過高估計了中央黨對德國統一的危害，隨著他所策劃的新的對法戰爭的失敗，以及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所構成的新威脅，律斯麥決定與教會和解。中央黨也深感工人運動的威脅，他們警告宰相說：“如果你們剝奪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們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這樣，從 1876 年起，鬥爭停止了。為了對付一切號召階級鬥爭的人，傅斯麥已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諾莎的路”。
1878年，教皇庇護九世去世和利奧十三世的當選，為他提供了這種機會。新教皇在就職的當天寫信給德國皇帝，表示希望在教會與德國之間重建和平。經巴伐利亞政府的斡旋，談判的雙方都作了讓步。普魯士不再認真執行法爾克的法令，並將在晚些時候加以修正。教皇則保證教士行為合度，並承諾今後任命所有教職均事先通 卡諾莎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城煲。107年1月，德皇亨利四世（1056-10 6年）曾頂風冒雪來此城堡前向教皇悔過。這一事件被視為皇權向教權卑躬曲膝的象征，為各代教皇刻意渲染知政府。於是，稗斯麥從原先的立場退卻，並通過撤免法爾克的大If，i職務、恢複各教區的神父、重新開放教堂、實現了與教會的全麵和解。187年5月23日，利奧十三世在一次公開的紅衣主教會議上正式宣布，那場“損害教會又不利於國家”的鬥爭已告結束。
文化鬥爭是在“為世俗文化而鬥爭”的旗號下所進行的普魯上容克統治勢力與反普魯士容克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是普魯士大邦和西南諸中小邦爭霸德意誌的權力之爭。鬥爭的結果雙方都未取得真正的勝利，但鬥爭所具有的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堅持變革反對倒退的性質，卻對鞏固新帝國的政治秩序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鬥爭收場以後，而對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驚人的力量增長，稗斯麥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尋求用法律手段來鎮壓這一運動方而。從此，德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內容與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在德國有著久遠的傳統。遠在19世紀4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曆史舞台，並在 1848 年革命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戰鬥鍛煉。在 50，60 年代工業高漲的年代，隨著統一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開始走向政治聯合的道路，並逐漸擺脫自由資產階級的直接影響。1863年初，活躍起來的工人階級決定在萊比錫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這是工人階級走向政治聯合的顯著標誌，對未來的德國工人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但是，聯合會從一開始就處在一位年輕的猶太律師的影響下，這位曾對德國早期工人運動發揮過決定性影響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薩爾（1825-1864年）。
拉薩爾出身於布勒斯勞一個猶太富商家庭。青年時代他就曾夢想成為一名猶太人的英雄領袖。但是猶太人備受歧視壓迫的處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絕了父親要他去經商的勸告，以一種終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資質和戲劇性的悲槍情懷向父親宣告，他已選擇為人權而戰鬥來作為自己的職業，並打算為此而承受挫折和困難。於是，他便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輕的拉薩爾開始刻苦地學習哲學和曆史，並先後進人布勒斯勞大學和柏林大學。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與他的哲學論文有關的手稿材料。在那裏，亨利希·海涅同拉薩爾有過一麵之識，並留下了對這個年輕猶太學者初步印象的生動記述。他稱拉薩爾是他“所遇見過的智能最優異、學問最淵深、知識最廣博、頭腦最敏銳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達才能，又有堅強的意誌和靈巧的行動”，並稱拉薩爾為“真正的新時代的兒子”。同一年，拉薩爾因插手一位貴族婦女的離婚案件，中斷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熱情和精力為這位貴族夫人進行法律鬥爭，前後卷人這一案件達 8年之久，最後終於成功地為她贏得了財產和地位，但拉薩爾卻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獄後，他又因參加 1848 年革命，再度被判處 6 個月監禁。這些經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並贏得學者、詩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聲譽。從此，他把自己的命運緊密地同激進運動聯係在一起，並通過出版自己大部頭的哲學著作、各種政治小冊子，以及參與各種大眾講演，成為近代德國傑出的青年政治領袖。由子他的這種聲名，萊比錫的工人請求他幫助他們組織全國性的工人聯合會。拉薩爾從這個計劃中看到了實施其政治的希望，他決心出麵領導這一群眾組織，使之成為一支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黨派並列的第三勢力，並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群眾運動的領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聯合會”在萊比錫建立，直至1864年8月31日，拉薩爾為一個女人與人決鬥受傷去世，聯合會的會員達到460名。雖然人數不多，組織發展得也不快，但這是德國工人走向聯合行動的起點。由於拉薩爾的不懈努力，德國工人階級已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曆史作用，並力爭把自己組織成一個獨立的政黨。這是拉薩爾的功績。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德國工人運動沉寂了巧年之後，拉薩爾又喚醒了這個運動，這是他的不朽的功績”。但是，與馬克思不同拉薩爾從來沒有真正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他徹底吸收了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在黑格爾所描述的國家觀念麵前，他的思想和行為變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階級呼籲階級調和與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國家的幫助實現社會主義。這樣，拉薩爾就未能繼承19世紀40年代德意誌工人運動的革命傳統，而是把剛剛獨立的工人運動引人改良主義的歧途。拉薩爾生前曾與稗斯麥有過多次接觸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魯士國家的幫助以實現工人的普選權。稗斯麥也試圖利用拉薩爾，達到既打擊資產階級、又控製工人運動的目的。他們很快達成交易，拉薩爾誘導工人階級逐步將自由派資產階級作為主要攻擊目標，稗斯麥除答應實行普選，並準備撥款在西裏西亞建立一個國家資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薩爾已由一個工人革命的組織者鼓動者轉變為普魯士王家社會主義者。
拉薩爾死後，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領袖不久就由其門徒約翰·巴普蒂斯特·施韋澤（183-1875年）所接替。
施韋澤繼續追隨拉薩爾與普魯士國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麵已突破拉薩爾主義的教條，力圖在 60 年代末的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聯合會的活動範圍。但這時在南德意誌出現了一個新社會主義流派”言對北部的拉薩爾派提出了挑戰，並最終使施韋澤及其追隨者的活動黯然失色。這個派別最重要的領袖是奧古斯特·倍倍爾（1840-1913年）和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年）。倍倍爾的職業是木鑊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階級子弟。最初他與進步黨有一定聯係，後來由於拉薩爾的宣傳鼓動工作轉向社會主義。以後逐步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才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862年，他陸續擔任萊比錫工人教育協會和德意誌工人協會聯合會的領導職務。1865年他結識了比他年長 14 歲的威廉·李卜克內西，他們結下了終身的友誼，並加速了他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過程。
威廉·李卜克內西是 1848 年革命的老戰士。青年時代受過大學教育，同早期的工人運動有過密切的接觸。
1848年革命中曾參加巴登起義和維護帝國憲法運動。
失敗後曾流亡瑞士，以後又輾轉轉移到倫敦。在倫敦，他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學生。從此，通過掌握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參與革命活動，成為科學共產主義者。1862年8月，普魯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後，他回國從事新聞工作和政治活動o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參加了全德工人聯合會。
1865年2月，因與拉薩爾派發生意見分歧，被開除出全德工人聯合會，並被普魯士當局驅逐出柏林。此後，他來到萊比錫，參加了當地工人教育協會的活動。當年他與倍倍爾結識，兩人的交誼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信仰，使他們珠聯璧合，成為德國工人運動史上最有影響的組織者和活動家。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186 年，以萊比錫為中心的工人組織相繼加人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1869 年 8 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組織在第一國際思想的影響下。與退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先進分子一道在愛森納赫城組建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這個黨以第一國際章程的序言為綱領，提出了要求廢除私有製、鏟除階級統治、以階級鬥爭為工人階級解放的手段、擁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奮鬥目標和策略原則，是德國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的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成為黨的集體領導成員之一，在他們領導下，這個黨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最有影響的政治力量，德國工人運動迅速地居於國際工運的前列 1874 年以後，統一後的德國當局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鎮壓與迫害，迫使社會民主工黨和全德工人聯合會走向政治聯合。1875年5月在哥達召開兩派合並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工人階級開始處於一個統一的組織領導之下。但是，兩派的統一忽視了兩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統一的條件在統一綱領，即哥達綱領中仍保留了許多拉薩爾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寫了《哥達綱領批判》，對這種讓步作了嚴厲的批判。但鑒於兩派合並後的形勢和帝國當局對兩派的鎮壓態度，這份文獻直到 1891 年才正式公布。盡管如此，兩派的合並仍然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的不斷壯大，它在德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不斷增強。在1874年的選舉中，社會主義黨派的選票已由上屆的1240張，增至3520張，議會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年的選舉，工人黨的力量進一步增強，選票達4930多張，議席增至 12 位。工人政黨選舉力量的驚人增長已成為禪斯麥的心腹之患，這是他草草結束“文化鬥爭”，以全力來鎮壓工人運動的基本原因。1876年，當文化鬥爭收場時，稗斯麥政府麵對的就是這樣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為了鎮壓工人運動，稗斯麥一直在尋求運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嚐試一開始就遭到失敗。直到1878年5至6月，先後發生的兩起謀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為他提供了新的機會。他把這一事件歸罪於社會民主黨人的惡意宣傳，在他的授意下，官方報刊對工人政黨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攻擊。在輿論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國會以21票對149票通過反社會主義政黨的"4卜常法”，即《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據這一法令，任何同社會民主黨有關的團體、報刊、印刷品及大小集會，均被明令禁止；對於這些團體和活動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非常法的最初有效期規定為兩年半，以後每隔兩年就延長一次，直至1890年，共計12年。在這12年中，傅斯麥政府共解散工人組織38個，禁封各類出版物180多種，有 150 人被判決總計超過 10 年的監禁。德國社會民主黨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但他們堅持在非常法條件下進行鬥爭，最後終於贏得廢除非常法的勝利。這是帝國時期德國工人運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國工人政黨開始成為整個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先鋒隊禪斯麥一方麵通過“非常法”強化對工人運動的暴力鎮壓，加一方麵也通過一係列富有社會改革意義的立法，從政治上迷惑和軟化工人階級的鬥誌。立法雖主要出於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規律，即在資本主義進人壟斷階段的情況下，提出了通過國家幹預，協調國民收人，以緩和階級矛盾擴大再生產的要求。由於稗斯麥的社會立法開歐洲各國之先河，故而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
像斯麥的社會立法包括勞工立法和社會保險立法兩個方而的內容。勞工立法主要是通過70，8 0年代的幾項法案，對工人星期日勞動、實物工資製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資等要求作了具體的法律規定，確立了6天工作日製，以及按期給工人支付貨幣工資的製度。其中 1878 年的法令對雇傭青工的年齡、受教育程度、勞動日的時限作了明確規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須年滿 13 歲並讀完小學；14 歲以下的青工勞動日不得超過 6 小時；14 至16歲青工不得超過10小時；完全禁止在工礦企業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過立法，對婦女的勞動條件作了具體規定：禁止雇傭婦女在礦區從事地下作業，婦女的勞動日時限不得超過小時，婦女產後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等。為了監督各項勞工立法的執行情況，從 1878 年起，在各邦普遍實行工廠視察員製度，以保證勞動過程中侵害工人勞保條件的現象及時得以糾正。
社會保險立法的影響更為廠泛。第一項社會保險議案是 1883 年的疾病保險法，它規定成立一個自主的管理機構，其費用由雇主負擔 2/3，受雇者承擔1/3.這項法案從185年至1903年，進行過4次修正，到1913年，約有1450萬人得到這種保險。184年通過了意外災難保險法，這項保險所需費用全部由雇主承擔，工人享受保險費用的數額依受傷輕重程度來決定，若工人死亡家屬可領取相當死者薪金約 1/5 的撫恤金。189 年又通過老年和殘廢保險法，費用由雇主、工人和國家共同負擔。享受這一保險的年齡為65歲，在此年齡界限以內，如果工人殘廢，會得到一筆撫恤金；65歲以後，他可以領到養老金；如果在 65 歲以前死去，其家屬可獲得一筆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當局和私人機構還在住房、公用事業、流浪工人救濟和衛生保健間題上對國家立法作了補充。所有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成為先進的社會立法楷模。這些舉措雖然使部分工人犧牲了一定的政治權利，如領取救濟金者將失去選舉權，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狀況。從長遠看，它不自覺地順應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對勞動力再生產進行幹預的需求，並對帝國時代德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因此，它被視為擁有新帝國君主權力的舊邦聯議會的殘餘，同時它也是掩蓋普魯士霸權的一種偽裝。在聯邦議會最初的58個席位中，普魯士有17席，巴伐利亞6席，薩克森、符騰堡各4席，其他各邦從3席到I席不等。
普魯上的席位不足總數的1/3，但憲法規定擁有14票就可以否決議案，這樣普魯士對憲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決權。
帝國議會名義上是人民議會，由所有年滿 25 歲以上的男性公民普遍投票選出，因而在表麵上具有一個真正立法機構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權力實際上極其有限。它對國家的外交和軍事沒有發言權，也不能單獨通過任何一項對政府不利的法案，因為一切法律和決議都必須取得聯邦議會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對政府行使監督權，無權要求政府作政務報告。惟一能對政府施加壓力的就是拒絕通過預算。但是，所有議員都沒有忘記普魯士曆史上的憲法糾紛，政府拋開議會進行軍事改革的先例，也會使他們行使這最後的權力歸於無效。
憲法規定，帝國的皇帝由普魯士國王兼任。同時規定普魯士的首相就是帝國的宰相，普魯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國的外交國務秘書。由於帝國不組織內閣，帝國的惟一大臣就是帝國宰相。帝國宰相隻對皇帝負責，並主持聯邦議會的工作。憲法還規定，宰相必須在皇帝批準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於宰相的任職取決於皇帝的意願，這一規定實際上毫無意義。事實上，在傅斯麥擔任宰相的漫長任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則問題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於傅斯麥能夠大權在握、縱橫裨闔，成為帝國權力的真正化身。
帝國軍隊是帝國結構中的特殊構成部分，它最為明顯地表現了帝國的“普魯士化”傾向。從法律上講，並沒有什麽帝國軍隊、帝國參謀本部，或帝國國防大臣。
它實際上隻是普魯士軍隊和軍事組織在帝國範圍的擴大。在統一的帝國軍隊旗號下，各邦除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保留一定的軍隊之外，都把分擔的分額軍隊統一交由普魯士指揮。普魯士的軍隊占據了這支軍隊 2/3 以上的兵員，並把自己的軍事法規擴大運用於整個帝國。由於軍人不是對憲法而是對皇帝宣誓效忠，作為帝國皇帝的普魯士國王便徹底控製了軍隊。早在統一以前，軍隊就是普魯士邦的核心，現在它不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為帝國中的主體邦。大多數德國人都承認德國的統一全靠這個普魯士軍人邦。因此，在全帝國，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都深受普魯士國王、普魯士參謀本部和普魯士軍隊的影響。人們認為，軍隊既是締造德意誌帝國的工具，又在極大程度上成為保衛帝國的武器。在帝國時代，它一直是國內政策最堅強的樞軸，又是保衛帝國大廈最前沿的堅固堡壘。高級軍官對君主的影響以後變得愈來愈大，以致伸斯麥之後的任何宰相都難以無視軍隊的影響而保持自己的威勢。隻有稗斯麥，他可以憑借個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權勢，其他任何宰相都再也達不到這樣的高度顯然，按照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德意誌帝國無疑是普魯士的“擴大版”。普魯士與帝國其餘部分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存在就成為一種客觀現實，它反映了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的矛盾。但是，在帝國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種緊張關係最終還是被消除了。因為帝國與普魯士之間的有機聯係，使得帝國的其餘部分也都獲得了普魯士的力量和政治影響。隻要普魯士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仍在為帝國的所有部分提供保護，以上一切緊張因素都將受到抑製。此外，隨著帝國力量的增長，陸、海軍的擴大，國際義務的增多，要求擴大帝國政府職能的需求成為一種趨勢。1873年成立帝國鐵路局，1874年建立帝國銀行，18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隨著這些帝國統一機構的增多，以及傅斯麥時期實施的、適用於整個帝國的社會立法，帝國走向中央集權化的趨向在不斷增強。然而，即便如此，帶有聯邦主義性質的對抗活動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動，天主教勢力、非德意誌民族，特別是波蘭境內的反日耳曼化鬥爭的激化，也在抵製各種中央集權化的努力。所以，由稗斯麥一手炮製的帝國體製本身是一個矛盾體，它前所未有地鞏固了普魯士容克貴族的主宰地位，同時又潛伏著種種對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國宰相起，稗斯麥不得不再次應對各種新的、不流血的“戰爭”。以“文化鬥爭”著稱的反教權主義鬥爭，是帝國時期律斯麥所領導的第一場戰鬥1870年12月，當普法戰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稗斯麥尚留在法國不在國內時，國內政黨活動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一個在 50 年代曾經存在的羅馬天主教政治派別，在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引人注目的 57 席，旋即他們又組成組織嚴密的政黨中央黨，並通過購進一家跨地區的大報《日耳曼尼亞》報獲得一塊宣傳陣地。這個黨起初以維護在一個新教國家天主教會的權利為出發點，繼而提出有關政治與社會的明確的教會綱領，包括（1）反對中央集權、（2）教會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這三個基本方麵。顯然這個黨的出現，以及在綱領中對現代政治和社會發展提出的挑戰，標誌著天主教徒已成為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自普奧戰爭以來，隨著奧地利被排除出德意誌，天主教徒在新帝國中就成了少數。然而這個“少數”既重要，又集中。他們特別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亞、西部的萊茵蘭和東部的西裏西亞。作為一個聯合一致的集團，他們在國外得到羅馬教皇的支持，在國內與南德的分離主義勢力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在一個新教占優勢的帝國，他們所處的少數地位，反而使人們更容易體會到在一個權力無限的國家麵前獲得保護的必要性。德國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場是白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有趣的混合物。
就其對國家的無限權力提出挑戰、竭力維護個人和集團的權利不受國家不必要的幹涉而言，他們是自由主義者。然而，從他們所強調的教會世界觀的統一性和整體性，以及對世俗化、現代化的抗拒而言，他們的立場又是保守主義性質的。對於一個信抑堅定的天主教徒來說，大量的世俗化社會和政治事務應包括在宗教的廣闊範圍之內，因為基督教就是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影響人類活動一切方而的生活方式；而對於新教徒來說，這些事務並不屬於宗教，而是屬於一個完全自由的領域。此外，對於具有世界性和國際性的天主教會的教徒來說，他們不像新教徒那樣易於接受民族教會的形式。他們雖然在民族特點和民族傳統方而作了許多讓步，但決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於民族宗教。對於像德國這樣天主教居於少數的國家，想要保持天主教會的獨特麵貌，必然會與民族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勢力發生衝突。所以，德國天主教徒的具體政治要求必然表現為：反對進一步擴大帝國的權力，維持國家的聯邦製結構；主張教會組織獨立於國家，實行白治；要求開辦天主教學校，保持教會對教育的控製然而，天主教中央黨的政治主張是有悖於德意誌帝國的統一現實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響助長了分離主義勢力的發展，並增強了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的反德意誌傾向；它與羅馬教皇的聯係以及在天主教法國所引起的呼應，也對帝國聯俄反法的外交戰略起著破壞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場對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當1871年3月3日中央黨投人第一屆帝國議會選舉，成功地取得18.4%的選票，占居 63 個議席，出人意料地成為第三大黨的時候，伸斯麥決定發動一場反教權主義鬥爭，以打擊天主教勢力這場鬥爭以後被稱作“文化鬥爭”，不僅進步黨和自由黨使用了這一名詞，而且被打擊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這一概念1871年6月19日，稗斯麥授意《十字架報》發文率先發起對天主教徒的攻擊，聲言鬥爭將由內及外，矛頭己指向羅馬教皇。7月8日宣布關閉普魯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務處，使之與新教處合並為宗教事務處。當中央黨領袖對此提出非議時，稗斯麥聲稱：我們不能把國家分割成“每個教派都將分得一定份額的不同教區”鑒於耶穌會會士在東普魯士學校提倡恢複波蘭文化，以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神職人員對政府的反對態度，1871 年月稗斯麥采取果斷措施，通過一項法律草案，把一切學校，包括私立的教會學校在內，都置於國家監督之下為了加強對這場“文化鬥爭”的領導，1872年1月日，伸斯麥用激進的反教權主義者阿德爾伯特·法爾克代替較為溫和的馮·米勒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複國家對教會的權力”，從法律上確立國家對學校的監督權。1872年7月4日，國會通過“反耶穌會士法”，宣布將耶穌會會士驅逐出德國國境，羅馬教廷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兩國外交關係遂告中斷。
1873年5月，由法爾克大臣擬定的一係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實施，反教權主義鬥爭達到高潮。法令剝奪了主教在教會內的大部分懲戒權，把對教士的教育完全置於國家監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頒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強製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為發生了有人企圖暗殺稗斯麥事件，鬥爭進一步尖銳化。12月，稗斯麥在帝國議會發表6次長篇演說，每次都帶著挑釁的口吻迫使中央黨應戰。但是，中央黨在外部也得到羅馬強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護九世莊嚴宣布，普魯士的所有教會法令統統無效，並威脅說，要把所有遵守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門。教皇的通諭，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擊，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對天主教的鎮壓力度。到 1876 年，幾乎所有普魯士的主教均依據刑法被逮捕或驅逐出境，大約有 1/4 的天主教教士職位已空缺無人。
稗斯麥的反教權主義鬥爭，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人民群眾也歡迎“向神父開戰”。稗斯麥也盡量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煽動民族情緒。他提醒人們回憶8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諾莎向教皇格列高裏七世悔罪的恥辱（107年），並表示：“我們是不會去卡諾莎的，肉體不去，靈魂也不去！”據報道，人們對律斯麥的這次議會演說，報之以“壓抑的歡呼聲”，它反映了傅斯麥投人這場鬥爭的堅強決心。但是，無論是伸斯麥還是中央黨，都沒有獲得這場鬥爭的最後勝利。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真正的對手。從 1876 年起，律斯麥已認識到他過高估計了中央黨對德國統一的危害，隨著他所策劃的新的對法戰爭的失敗，以及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所構成的新威脅，律斯麥決定與教會和解。中央黨也深感工人運動的威脅，他們警告宰相說：“如果你們剝奪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們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這樣，從 1876 年起，鬥爭停止了。為了對付一切號召階級鬥爭的人，傅斯麥已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諾莎的路”。
1878年，教皇庇護九世去世和利奧十三世的當選，為他提供了這種機會。新教皇在就職的當天寫信給德國皇帝，表示希望在教會與德國之間重建和平。經巴伐利亞政府的斡旋，談判的雙方都作了讓步。普魯士不再認真執行法爾克的法令，並將在晚些時候加以修正。教皇則保證教士行為合度，並承諾今後任命所有教職均事先通 卡諾莎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個城煲。107年1月，德皇亨利四世（1056-10 6年）曾頂風冒雪來此城堡前向教皇悔過。這一事件被視為皇權向教權卑躬曲膝的象征，為各代教皇刻意渲染知政府。於是，稗斯麥從原先的立場退卻，並通過撤免法爾克的大If，i職務、恢複各教區的神父、重新開放教堂、實現了與教會的全麵和解。187年5月23日，利奧十三世在一次公開的紅衣主教會議上正式宣布，那場“損害教會又不利於國家”的鬥爭已告結束。
文化鬥爭是在“為世俗文化而鬥爭”的旗號下所進行的普魯上容克統治勢力與反普魯士容克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是普魯士大邦和西南諸中小邦爭霸德意誌的權力之爭。鬥爭的結果雙方都未取得真正的勝利，但鬥爭所具有的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堅持變革反對倒退的性質，卻對鞏固新帝國的政治秩序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鬥爭收場以後，而對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驚人的力量增長，稗斯麥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尋求用法律手段來鎮壓這一運動方而。從此，德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內容與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在德國有著久遠的傳統。遠在19世紀4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曆史舞台，並在 1848 年革命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戰鬥鍛煉。在 50，60 年代工業高漲的年代，隨著統一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開始走向政治聯合的道路，並逐漸擺脫自由資產階級的直接影響。1863年初，活躍起來的工人階級決定在萊比錫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這是工人階級走向政治聯合的顯著標誌，對未來的德國工人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但是，聯合會從一開始就處在一位年輕的猶太律師的影響下，這位曾對德國早期工人運動發揮過決定性影響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薩爾（1825-1864年）。
拉薩爾出身於布勒斯勞一個猶太富商家庭。青年時代他就曾夢想成為一名猶太人的英雄領袖。但是猶太人備受歧視壓迫的處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絕了父親要他去經商的勸告，以一種終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資質和戲劇性的悲槍情懷向父親宣告，他已選擇為人權而戰鬥來作為自己的職業，並打算為此而承受挫折和困難。於是，他便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輕的拉薩爾開始刻苦地學習哲學和曆史，並先後進人布勒斯勞大學和柏林大學。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與他的哲學論文有關的手稿材料。在那裏，亨利希·海涅同拉薩爾有過一麵之識，並留下了對這個年輕猶太學者初步印象的生動記述。他稱拉薩爾是他“所遇見過的智能最優異、學問最淵深、知識最廣博、頭腦最敏銳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達才能，又有堅強的意誌和靈巧的行動”，並稱拉薩爾為“真正的新時代的兒子”。同一年，拉薩爾因插手一位貴族婦女的離婚案件，中斷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熱情和精力為這位貴族夫人進行法律鬥爭，前後卷人這一案件達 8年之久，最後終於成功地為她贏得了財產和地位，但拉薩爾卻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獄後，他又因參加 1848 年革命，再度被判處 6 個月監禁。這些經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並贏得學者、詩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聲譽。從此，他把自己的命運緊密地同激進運動聯係在一起，並通過出版自己大部頭的哲學著作、各種政治小冊子，以及參與各種大眾講演，成為近代德國傑出的青年政治領袖。由子他的這種聲名，萊比錫的工人請求他幫助他們組織全國性的工人聯合會。拉薩爾從這個計劃中看到了實施其政治的希望，他決心出麵領導這一群眾組織，使之成為一支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黨派並列的第三勢力，並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群眾運動的領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聯合會”在萊比錫建立，直至1864年8月31日，拉薩爾為一個女人與人決鬥受傷去世，聯合會的會員達到460名。雖然人數不多，組織發展得也不快，但這是德國工人走向聯合行動的起點。由於拉薩爾的不懈努力，德國工人階級已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曆史作用，並力爭把自己組織成一個獨立的政黨。這是拉薩爾的功績。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德國工人運動沉寂了巧年之後，拉薩爾又喚醒了這個運動，這是他的不朽的功績”。但是，與馬克思不同拉薩爾從來沒有真正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他徹底吸收了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在黑格爾所描述的國家觀念麵前，他的思想和行為變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階級呼籲階級調和與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國家的幫助實現社會主義。這樣，拉薩爾就未能繼承19世紀40年代德意誌工人運動的革命傳統，而是把剛剛獨立的工人運動引人改良主義的歧途。拉薩爾生前曾與稗斯麥有過多次接觸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魯士國家的幫助以實現工人的普選權。稗斯麥也試圖利用拉薩爾，達到既打擊資產階級、又控製工人運動的目的。他們很快達成交易，拉薩爾誘導工人階級逐步將自由派資產階級作為主要攻擊目標，稗斯麥除答應實行普選，並準備撥款在西裏西亞建立一個國家資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薩爾已由一個工人革命的組織者鼓動者轉變為普魯士王家社會主義者。
拉薩爾死後，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領袖不久就由其門徒約翰·巴普蒂斯特·施韋澤（183-1875年）所接替。
施韋澤繼續追隨拉薩爾與普魯士國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麵已突破拉薩爾主義的教條，力圖在 60 年代末的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聯合會的活動範圍。但這時在南德意誌出現了一個新社會主義流派”言對北部的拉薩爾派提出了挑戰，並最終使施韋澤及其追隨者的活動黯然失色。這個派別最重要的領袖是奧古斯特·倍倍爾（1840-1913年）和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年）。倍倍爾的職業是木鑊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階級子弟。最初他與進步黨有一定聯係，後來由於拉薩爾的宣傳鼓動工作轉向社會主義。以後逐步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才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862年，他陸續擔任萊比錫工人教育協會和德意誌工人協會聯合會的領導職務。1865年他結識了比他年長 14 歲的威廉·李卜克內西，他們結下了終身的友誼，並加速了他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過程。
威廉·李卜克內西是 1848 年革命的老戰士。青年時代受過大學教育，同早期的工人運動有過密切的接觸。
1848年革命中曾參加巴登起義和維護帝國憲法運動。
失敗後曾流亡瑞士，以後又輾轉轉移到倫敦。在倫敦，他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學生。從此，通過掌握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參與革命活動，成為科學共產主義者。1862年8月，普魯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後，他回國從事新聞工作和政治活動o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參加了全德工人聯合會。
1865年2月，因與拉薩爾派發生意見分歧，被開除出全德工人聯合會，並被普魯士當局驅逐出柏林。此後，他來到萊比錫，參加了當地工人教育協會的活動。當年他與倍倍爾結識，兩人的交誼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信仰，使他們珠聯璧合，成為德國工人運動史上最有影響的組織者和活動家。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186 年，以萊比錫為中心的工人組織相繼加人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1869 年 8 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組織在第一國際思想的影響下。與退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先進分子一道在愛森納赫城組建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這個黨以第一國際章程的序言為綱領，提出了要求廢除私有製、鏟除階級統治、以階級鬥爭為工人階級解放的手段、擁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奮鬥目標和策略原則，是德國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的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成為黨的集體領導成員之一，在他們領導下，這個黨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最有影響的政治力量，德國工人運動迅速地居於國際工運的前列 1874 年以後，統一後的德國當局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鎮壓與迫害，迫使社會民主工黨和全德工人聯合會走向政治聯合。1875年5月在哥達召開兩派合並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工人階級開始處於一個統一的組織領導之下。但是，兩派的統一忽視了兩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統一的條件在統一綱領，即哥達綱領中仍保留了許多拉薩爾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寫了《哥達綱領批判》，對這種讓步作了嚴厲的批判。但鑒於兩派合並後的形勢和帝國當局對兩派的鎮壓態度，這份文獻直到 1891 年才正式公布。盡管如此，兩派的合並仍然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的不斷壯大，它在德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不斷增強。在1874年的選舉中，社會主義黨派的選票已由上屆的1240張，增至3520張，議會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年的選舉，工人黨的力量進一步增強，選票達4930多張，議席增至 12 位。工人政黨選舉力量的驚人增長已成為禪斯麥的心腹之患，這是他草草結束“文化鬥爭”，以全力來鎮壓工人運動的基本原因。1876年，當文化鬥爭收場時，稗斯麥政府麵對的就是這樣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為了鎮壓工人運動，稗斯麥一直在尋求運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嚐試一開始就遭到失敗。直到1878年5至6月，先後發生的兩起謀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為他提供了新的機會。他把這一事件歸罪於社會民主黨人的惡意宣傳，在他的授意下，官方報刊對工人政黨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攻擊。在輿論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國會以21票對149票通過反社會主義政黨的"4卜常法”，即《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據這一法令，任何同社會民主黨有關的團體、報刊、印刷品及大小集會，均被明令禁止；對於這些團體和活動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非常法的最初有效期規定為兩年半，以後每隔兩年就延長一次，直至1890年，共計12年。在這12年中，傅斯麥政府共解散工人組織38個，禁封各類出版物180多種，有 150 人被判決總計超過 10 年的監禁。德國社會民主黨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但他們堅持在非常法條件下進行鬥爭，最後終於贏得廢除非常法的勝利。這是帝國時期德國工人運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國工人政黨開始成為整個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先鋒隊禪斯麥一方麵通過“非常法”強化對工人運動的暴力鎮壓，加一方麵也通過一係列富有社會改革意義的立法，從政治上迷惑和軟化工人階級的鬥誌。立法雖主要出於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規律，即在資本主義進人壟斷階段的情況下，提出了通過國家幹預，協調國民收人，以緩和階級矛盾擴大再生產的要求。由於稗斯麥的社會立法開歐洲各國之先河，故而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
像斯麥的社會立法包括勞工立法和社會保險立法兩個方而的內容。勞工立法主要是通過70，8 0年代的幾項法案，對工人星期日勞動、實物工資製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資等要求作了具體的法律規定，確立了6天工作日製，以及按期給工人支付貨幣工資的製度。其中 1878 年的法令對雇傭青工的年齡、受教育程度、勞動日的時限作了明確規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須年滿 13 歲並讀完小學；14 歲以下的青工勞動日不得超過 6 小時；14 至16歲青工不得超過10小時；完全禁止在工礦企業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過立法，對婦女的勞動條件作了具體規定：禁止雇傭婦女在礦區從事地下作業，婦女的勞動日時限不得超過小時，婦女產後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等。為了監督各項勞工立法的執行情況，從 1878 年起，在各邦普遍實行工廠視察員製度，以保證勞動過程中侵害工人勞保條件的現象及時得以糾正。
社會保險立法的影響更為廠泛。第一項社會保險議案是 1883 年的疾病保險法，它規定成立一個自主的管理機構，其費用由雇主負擔 2/3，受雇者承擔1/3.這項法案從185年至1903年，進行過4次修正，到1913年，約有1450萬人得到這種保險。184年通過了意外災難保險法，這項保險所需費用全部由雇主承擔，工人享受保險費用的數額依受傷輕重程度來決定，若工人死亡家屬可領取相當死者薪金約 1/5 的撫恤金。189 年又通過老年和殘廢保險法，費用由雇主、工人和國家共同負擔。享受這一保險的年齡為65歲，在此年齡界限以內，如果工人殘廢，會得到一筆撫恤金；65歲以後，他可以領到養老金；如果在 65 歲以前死去，其家屬可獲得一筆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當局和私人機構還在住房、公用事業、流浪工人救濟和衛生保健間題上對國家立法作了補充。所有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成為先進的社會立法楷模。這些舉措雖然使部分工人犧牲了一定的政治權利，如領取救濟金者將失去選舉權，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狀況。從長遠看，它不自覺地順應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對勞動力再生產進行幹預的需求，並對帝國時代德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