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60年代的統一形勢
19世紀50，60年代是德國走向民族統一的轉折時期。統一的基本動力是經濟的飛速發展、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普魯士在統一運動中領導地位的形成。
1848年革命沒有摧毀各邦的君主製度和反動勢力，但畢竟重創了舊的封建秩序和生產關係，從而為50，60年代的經濟高漲創造了重要條件。50至60年代德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是具有持續性，並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經濟發展首先是舊有生產關係得以調整的產物。1850年3月2日，普魯士政府頒布《調整地主和農民關係法》。通過這項立法無償地廢除了在農村中殘存的次要封建義務，把允許通過贖金贖免主要封建義務的範圍擴大到農村所有階層。比舉大大加快了農民贖免封建義務的進程，使封建性地產迅速向資本主義地產過渡。從1850年到1865年，普魯土共有100多萬農戶辦理了贖免手續，獲得了人身自由，其他各邦也先後通過改革廢除了農奴製度。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從農民手中獲得大量土地和贖金的容克地主，開始在國內外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刺激下，通過改變土地經營方式，使用雇傭勞動，采用機器生產，把傳統的莊園農業改造為麵向市場的資本主義農場經濟。
部分容克還利用手中集中起來的贖金，通過開辦釀酒廠、麵粉廠、製糖廠、鋸木廠等加工工業轉變為企業家，少數人甚至投資於鐵路修建和證券交易一變而為大企業和銀行的股東。廣大的農民由於贖金的沉重和失去土地，相繼轉變為雇農或流人城市成為產業工人。隻有少數富裕農民上升為富農。農村經濟結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資本主義統治地位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了德國工業的發展，使工業發展成為50，60年代經濟高漲最顯著的特征。
自 30 年代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隨著農奴製的廢除和關稅同盟的擴大（1852 年已擴及德國全境），輕、重工業都有了巨大的發展。在最先采用機器的紡織工業部門，機器生產已普遍排擠了手工勞動，工廠製度作為最基本的生產組織形式已取得統治地位。由於德國首先發表和使用了礦物染料，成本低廉，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已成為英國產品的強大競爭者。不過德國工業高漲最突出的表現是重工業的迅猛發展。經過 50 年代的奠基，德國的煤、鐵生產，機器製造和鐵路修建均有巨大的發展。其中原煤產量在 20 年間（1850-1870年）從670萬噸增至340萬噸；生鐵產量從21萬噸增加到139萬噸；機器製造廠在15年內（1846-1861年）從131家增至30家，工人達9.8 萬人。最大的博爾齊希蒸汽機工廠到186 年擁有工人已達160 人，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之一。
德國重工業的發展與鐵路建設密切相關，以至於50，6 0年代被視為“鐵路時代。自30年代開始興建鐵路以來，至50年代鐵路建設進人高潮。1860年德國鐵路總長度已達 1.1 萬公裏，已形成以柏林、科隆、法蘭克福、慕尼黑和紐倫堡為中心的四大交通網。1872年，全德鐵路總長已超過2.2萬公裏，趕上並超過英、法兩國。鐵路建設推動了采礦、冶金和機器製造業的發展，並為德國同歐洲各國擴大貿易往來創造了條件。
德國重工業發展的另一特點是與軍工生產密切相關。在 60 年代的幾次戰爭中，軍火工業獲得重要發展。
斯汀尼斯的企業、博爾齊希的企業，尤其是克虜伯的軍火工廠已成為德國軍工企業的主要基地。其中克虜伯公司在業職工人數，從1850年至1873年，由237人增至160人，經營範圍遍及軍工生產的各個領域，成為歐洲最大的軍火製造商。
除此而外，德國工業發展還得益於新的科技成果的引用，在一些新的工業門類中從一開始就處於領先地位。其中化學工業的發展最為典型。自30，4 0年代德國化學家發現合成尿素和過磷酸鹽製造方法PA來，1843年德國已興建了第一家堿廠及一批製造過磷酸鹽的化工廠。1856年，英國化學家拍金利用焦油合成苯胺染料，這一發明由德國化學家霍爾曼加以發展，為德國合成染料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60 年代，堿性礦渣被大量用於煉鋼。70 年代，德國從焦油提煉的染料已完全代替了天然染料。至 1878 年，全世界合成染料總產值達315萬鎊，其中英國為45萬鎊，而德國已達20萬鎊，已處於遙遙領先地位。化學工業的發展不僅為農業提供了人造肥料，為輕工業提供了新型原料，而且為鋼鐵生產技術的提高與合理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推動了車輛和機械製造以及光學工業等部門的日益專業化。正是由於立足科技前沿，德國很快形成以生產資料生產為主導，輕重工業相輔相成，相互推動的工業發展格局，從而以30，4 0年的時間，完成了英國在70，80年間走過的工業化通路。到1870年，德國工業生產總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1/I，超過法國，進人發達國家行列。並完成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工業經濟的高潮和農業改革的最終完成，為德國政治統一提供了物質條件，推動了統一運動新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德國所麵臨的外部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它為統一運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形勢自 1815 年以來，在國際舞台上阻撓德國統一的力量主要來自沙皇俄國，而在德意誌內部，這個角色主要由奧地利來扮演。它們之間的合作是德國難以走向政治統一的強大外部障礙。1848年革命以後，沙皇因幫助奧地利鎮壓了匈牙利起義，變得更加不可一世。因此，沙俄勢力的削弱和俄、奧聯盟的解體，就成為德國能否走向統一的重要國際條件。1853年克裏米亞戰爭的爆發，為改善德國統一的外部環境提供了新的機遇。
為了實現南下控製君士坦丁堡的戰略目標，沙皇以俄國對土耳其帝國信奉東正教的基督教徒有保護關係為借口，於 1853 年 4 月向素丹提出這種保護要求。但在英、法兩國支持下，土耳其拒絕了這一要求，隨之，俄軍進駐多瑙河諸公國，10月俄土戰爭正式爆發。戰爭打響後，英、法和撒丁王國先後站在土耳其一邊。俄國原指望得到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支持。但奧地利對沙皇在巴爾幹的擴張心懷疑慮，盡管沙俄在 1849 年曾幫助他鎮壓了匈牙利革命，它仍以表麵上的折衷主義表達了它的反俄立場。普魯士在近東利益較少，加之它對沙皇對其統一北德的幹涉耿耿於懷，乃以一種謹慎的中立表達了對東方問題的態度。這樣，在外交上陷於孤立的沙皇很快就在軍事技術占優勢的英法軍隊圍攻下轉入守勢 1854 年秋，戰事集中到克裏米亞半島。俄國海陸軍在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困守將近一年，終為裝備先進的英法所敗。戰爭期間，奧地利大軍曾陳兵俄奧邊境，揚言要對俄國開戰。普魯士、瑞典也劍拔弩張，分散了沙皇的兵力。這一切最終決定了俄國失敗的結局。
1856年3月，經過一個多月的外交鬥爭，通過《巴黎和約》，以對俄國比較溫和的方式結束了戰爭。依據和約，俄國放棄了對奧斯曼帝國正教臣民的保護權，同意保證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完整，並把比薩拉比亞南部割讓給摩爾達維亞，把卡爾斯歸還土耳其；多瑙河兩公國在素丹的宗主權下自治；黑海實行“中立”化，俄國和土耳其均不得設置海軍基地；海峽禁止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國家的軍艦通過。和約這些規定削弱了俄國的國際地位，使之失去了自 1815 年維也納會議以來，對歐洲局勢的決定性影響，也包括對德意誌統一的幹涉。此後，在一代人之久的時間裏，俄國把往意力轉向國內，進行了農奴製改革；在對外政策方麵，則把重心由西方轉向東方，加強對中亞各汗國和遠東黑龍江流域的蠶食。這些都大大減輕了對西方的壓力在戰爭中，由於奧普兩國的不同態度，也為拆散俄奧聯盟，增進俄普親善，繼而實現由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創造了外部條件。奧地利由於背棄沙皇，以及長時期的猶豫不決和折衷主義政策，既遭到沙皇的嫉恨，又為英法所蔑視。在戰後它已陷於完全孤立。普魯士的謹慎中立，贏得彼得堡的長久感激，又得到英法的諒解，這就為未來由它統一德國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沙俄勢力的削弱和俄奧同盟體係的解體，首先為意大利的民族統一創造了前提。1859年意大利聯法反奧戰爭的爆發和迅速勝利，不僅進一步削弱了處於孤立中的奧地利，而且為德意誌民族統一提供了效法的榜樣雖然由於拿破侖三世的中途背叛，意大利的統一未能完成，但已通過重創奧地利和收複部分失地，為最終統一準備了條件。奧地利的削弱逐步改變了德意誌內部奧、普二元對坑，而常常有利於奧地利的格局。自 1859 年意大利戰爭以來，資產階級中親普反奧的感情像浪潮一般擴散開來。隨著資產階級“小德意誌派”話動的加強，由普魯士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已成為 60 年代德意誌曆史發展的主要趨勢。這種趨勢既得益於50，6 0年代的國際國內形勢，也與普魯士自身的發展有關。
自 30 年代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普魯士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水平一直居於德意誌各邦之冠。從18世紀未到1850年，普魯士的國家收人幾乎增加了5倍，而同期奧地利僅提高2倍。50至60年代兩邦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進一步加大。由於率先進行農業改革以及工業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普魯士雄厚的經濟實力已成為德意誌資產階級矚目的重要力量。這種力量還由於普魯士在關稅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和同盟本身的不斷擴大得以加強。從 50 年代起，同盟的範圍已逐步擴大到全德〔、到 1854 年，隨著漢諾威加人同盟，普魯士己基本達到把“同盟建成一個包括所有邦國在內的，以共同關稅和貿易體製維係的整體聯盟”的目的。由於奧地利始終被摒棄於關稅同盟之外，以普魯士為首的關稅同盟體係實際上已從經濟上形成德國未來政治統一的雛形。
此外，普魯士在 1848 年革命後因保留了一部具有立憲精神的憲法，贏得了資產階級的好感，提高了它在各邦中的威望。憲法產生於1848年12月5日，1850年5月普魯士政府作了新的修訂。經過修訂後的欽定憲法加強了容克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仍保留了原有憲法關於“人權和公民權”的內容，並賦予通過三級選舉產生的第二院（眾議院）以批準新賦稅和監督國家財政開支的重要權力這樣資產階級就獲得通過有限的代議製參與國家立法的一定權力，並通過掌管貿易、工商和公共事務兒個部門，直接介人國家管理。雖然仍受到種種限製，但已部分地體現了資產階級向往的憲製精神，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反，奧地利在1849年3月已廢除自由主義憲法，取消了議會製度和出版自由，完全恢複了君主專製統治。兩相對比，普魯士通過有限的讓步，把自己打扮成立憲君主國，無疑地提高了它在各邦資產階級中的威望〔。此外，1857年，新君威廉一世（1861-187118年）的即位。，也對普魯士政治地位的提高帶來一定影響。威廉不是一位傑出的君主，但他頭腦清醒、遇事冷靜、注重實際，這同前任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1840-1861 年）那種難以理解的神誌不清恰好形成對照。威廉具有強烈的成就感，一旦他確信自己事業具有現實性，他就敢於毫不猶豫地堅持下去。他的政治立場是保守的，並對基督教抱有虔誠的信念。他不喜歡普魯士憲法中所保留的許多自由主義色彩，但他表示，“隻要憲法存在，就應予以執行，而不應強行篡改，加以歪曲”。他決心向世界顯示，即使在有一部“不方便的憲法”的情況下，他也能進行統治。在民族問題上，威廉強烈地認為普魯士負有統一德意誌的使命，但卻又比較現實地認為，在他有生之年這一目標可能還難以實現。
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好準備方麵。他在德意誌統一上的作用在於，他召喚出出色的助手站在他一邊，並放手讓他們去幹。從這個意義上講，普魯士的政治統治，當然也由於一部溫和的自由主義憲法的存在，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這位新國王首先關心的是修訂軍事法規，進一步增強普魯士的軍事力量。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很快就同議會發生了衝突。
W 1857年，國王弗威廉四世息精神病，由威廉代理執政；1861年威廉四世病死，威廉正式執政，稱威廉一世19世紀中期普魯上的軍隊是按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月21日貫徹義務兵役製的法律建立起來的1815年，普魯士擁有萬居民，按比例應征召4.07萬軍人。他們在正規團隊（野戰軍）中服役3年，在後備軍（地方軍）中服役2年，然後服國民自衛隊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至50年代，普魯士人口已增至180萬，每年按比例應征召6.5萬人。但由於經濟原因，每年征召人數並未超過早先的人數，普遍兵役製處於有名無實的狀態。此外，征召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公正現象，許多年齡偏大的已婚男子是國民自衛軍的動員對象，而大約 2.4 萬適齡青年卻因種種理由不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在 1848 年革命中，國民自衛隊介人革命的經曆也使國王心有餘悸。在這樣的背景下，威廉決心實行徹底的軍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內容是擴大兵源，保證正規軍的3年服役期，並為改革開辟法定的財源。
幹練而極端保守的容克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18031879年）被任命為陸軍大臣，協助國王進行改革工作。
1860年2月toR，由羅恩主持起草的“新義務兵役法”提交眾議院討論。依據新法案，常備軍被擴大到39個步兵團、10個騎兵團，它將容納全部符合兵役製的青年，並擬議增加950萬塔勒軍事撥款；改革一度縮短的服役期，重新恢複3年期限；國民自衛軍的地位大大削弱，不再視為與正規軍平等的武裝力量，更多地受正規軍官的控製。並與野戰軍保持盡可能大的距離 1860年 4 月 30 日，議會投票接受政府關於擴充軍隊人數的提案，但對削弱國民自衛隊地位的要求提出異議。
並要求將服役期限由3年減至2年。於是，政府撤回議案，聲稱隻有國王有權決定軍隊的組成，眾議院的職能僅在於投票通過必需的款項。內閣要求在總預算中增加 90 萬塔勒的軍事開支。眾議院在 5 月巧日以兩票反對通過一個“臨時措施”，同意支付用於直到1861年7月1日為止改編工作的額外開支。這個臨時措施很快被國王和他的軍事顧問理解為最終的決定，並宣稱軍隊改革的內容屬國王指揮的範圍，無須由立法機構批準。這樣，圍繞軍事改革的經費問題，國王與議會之間的衝突便變得尖銳起來。1861年12月新的議會選舉使自由派資產階級獲得多數席位，他們拒不通過政府關於軍事改革和增加預算的建議。其中在當年6月新組成的進步黨為首的議會黨團，提出所謂“哈根動議，要求議會監督政府開支，並由政府提供過去和將來的預算細目。這個動議在議會以多數票獲得通過，但結果導致了議會被解散，自由派的內閣也因“行動軟弱”被迫下台。
1862年5月6日，新的議會選舉使進步黨獲得更大的勝利，他們的議席由109席增至135席，連同其他自由派的力量，他們已在新選舉中獲得絕對優勢（在 352 個席位中占 230 席）。這個自由派多數否決了軍事改革的全部經費，於是政府和議會的矛盾再度陷入僵局。進步黨人無意從軍事上削弱國家，也不是想使內閣垮台，而是想以此為手段，迫使政府進行某些憲法改革，特別是削弱上議院〔貴族院）的權力。羅恩本人試圖通過在兩年兵役製問題上向議會讓步，換取對改革的財政支持，但威廉態度堅決，拒絕在任何權力上向議會妥協。於是羅恩撤回了自己的讓步建議，站在國王一邊，公開向議會宣戰。他們決定在預算沒有批準以前，依靠國王的全權，按照過去法定的預算繼續軍事改革。
但這一違憲行為遭到受人民群眾支持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堅決抵製，國王打算，如果他無法找到一個能在違憲的情況下成功地反對議會的內閣，就想傳位給他的兒子。在這樣一個危機關頭，羅恩向國王舉薦了他在法國出任大使的朋友奧托·稗斯麥。這位鐵腕人物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為首相。從此，稗斯麥這個名字開始深刻地影響著未來德國的曆史，在他那令人驚歎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僅以無與倫比的方式解決了憲法糾紛，實現了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而且以其在歐洲外交棋盤上縱橫稗闔、左右風雲的高超手腕，在歐洲和世界史上永遠留下了他的印記。
1848年革命沒有摧毀各邦的君主製度和反動勢力，但畢竟重創了舊的封建秩序和生產關係，從而為50，60年代的經濟高漲創造了重要條件。50至60年代德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是具有持續性，並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經濟發展首先是舊有生產關係得以調整的產物。1850年3月2日，普魯士政府頒布《調整地主和農民關係法》。通過這項立法無償地廢除了在農村中殘存的次要封建義務，把允許通過贖金贖免主要封建義務的範圍擴大到農村所有階層。比舉大大加快了農民贖免封建義務的進程，使封建性地產迅速向資本主義地產過渡。從1850年到1865年，普魯土共有100多萬農戶辦理了贖免手續，獲得了人身自由，其他各邦也先後通過改革廢除了農奴製度。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從農民手中獲得大量土地和贖金的容克地主，開始在國內外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刺激下，通過改變土地經營方式，使用雇傭勞動，采用機器生產，把傳統的莊園農業改造為麵向市場的資本主義農場經濟。
部分容克還利用手中集中起來的贖金，通過開辦釀酒廠、麵粉廠、製糖廠、鋸木廠等加工工業轉變為企業家，少數人甚至投資於鐵路修建和證券交易一變而為大企業和銀行的股東。廣大的農民由於贖金的沉重和失去土地，相繼轉變為雇農或流人城市成為產業工人。隻有少數富裕農民上升為富農。農村經濟結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資本主義統治地位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了德國工業的發展，使工業發展成為50，60年代經濟高漲最顯著的特征。
自 30 年代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隨著農奴製的廢除和關稅同盟的擴大（1852 年已擴及德國全境），輕、重工業都有了巨大的發展。在最先采用機器的紡織工業部門，機器生產已普遍排擠了手工勞動，工廠製度作為最基本的生產組織形式已取得統治地位。由於德國首先發表和使用了礦物染料，成本低廉，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已成為英國產品的強大競爭者。不過德國工業高漲最突出的表現是重工業的迅猛發展。經過 50 年代的奠基，德國的煤、鐵生產，機器製造和鐵路修建均有巨大的發展。其中原煤產量在 20 年間（1850-1870年）從670萬噸增至340萬噸；生鐵產量從21萬噸增加到139萬噸；機器製造廠在15年內（1846-1861年）從131家增至30家，工人達9.8 萬人。最大的博爾齊希蒸汽機工廠到186 年擁有工人已達160 人，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之一。
德國重工業的發展與鐵路建設密切相關，以至於50，6 0年代被視為“鐵路時代。自30年代開始興建鐵路以來，至50年代鐵路建設進人高潮。1860年德國鐵路總長度已達 1.1 萬公裏，已形成以柏林、科隆、法蘭克福、慕尼黑和紐倫堡為中心的四大交通網。1872年，全德鐵路總長已超過2.2萬公裏，趕上並超過英、法兩國。鐵路建設推動了采礦、冶金和機器製造業的發展，並為德國同歐洲各國擴大貿易往來創造了條件。
德國重工業發展的另一特點是與軍工生產密切相關。在 60 年代的幾次戰爭中，軍火工業獲得重要發展。
斯汀尼斯的企業、博爾齊希的企業，尤其是克虜伯的軍火工廠已成為德國軍工企業的主要基地。其中克虜伯公司在業職工人數，從1850年至1873年，由237人增至160人，經營範圍遍及軍工生產的各個領域，成為歐洲最大的軍火製造商。
除此而外，德國工業發展還得益於新的科技成果的引用，在一些新的工業門類中從一開始就處於領先地位。其中化學工業的發展最為典型。自30，4 0年代德國化學家發現合成尿素和過磷酸鹽製造方法PA來，1843年德國已興建了第一家堿廠及一批製造過磷酸鹽的化工廠。1856年，英國化學家拍金利用焦油合成苯胺染料，這一發明由德國化學家霍爾曼加以發展，為德國合成染料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60 年代，堿性礦渣被大量用於煉鋼。70 年代，德國從焦油提煉的染料已完全代替了天然染料。至 1878 年，全世界合成染料總產值達315萬鎊，其中英國為45萬鎊，而德國已達20萬鎊，已處於遙遙領先地位。化學工業的發展不僅為農業提供了人造肥料，為輕工業提供了新型原料，而且為鋼鐵生產技術的提高與合理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推動了車輛和機械製造以及光學工業等部門的日益專業化。正是由於立足科技前沿，德國很快形成以生產資料生產為主導，輕重工業相輔相成，相互推動的工業發展格局，從而以30，4 0年的時間，完成了英國在70，80年間走過的工業化通路。到1870年，德國工業生產總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1/I，超過法國，進人發達國家行列。並完成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工業經濟的高潮和農業改革的最終完成，為德國政治統一提供了物質條件，推動了統一運動新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德國所麵臨的外部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它為統一運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形勢自 1815 年以來，在國際舞台上阻撓德國統一的力量主要來自沙皇俄國，而在德意誌內部，這個角色主要由奧地利來扮演。它們之間的合作是德國難以走向政治統一的強大外部障礙。1848年革命以後，沙皇因幫助奧地利鎮壓了匈牙利起義，變得更加不可一世。因此，沙俄勢力的削弱和俄、奧聯盟的解體，就成為德國能否走向統一的重要國際條件。1853年克裏米亞戰爭的爆發，為改善德國統一的外部環境提供了新的機遇。
為了實現南下控製君士坦丁堡的戰略目標，沙皇以俄國對土耳其帝國信奉東正教的基督教徒有保護關係為借口，於 1853 年 4 月向素丹提出這種保護要求。但在英、法兩國支持下，土耳其拒絕了這一要求，隨之，俄軍進駐多瑙河諸公國，10月俄土戰爭正式爆發。戰爭打響後，英、法和撒丁王國先後站在土耳其一邊。俄國原指望得到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支持。但奧地利對沙皇在巴爾幹的擴張心懷疑慮，盡管沙俄在 1849 年曾幫助他鎮壓了匈牙利革命，它仍以表麵上的折衷主義表達了它的反俄立場。普魯士在近東利益較少，加之它對沙皇對其統一北德的幹涉耿耿於懷，乃以一種謹慎的中立表達了對東方問題的態度。這樣，在外交上陷於孤立的沙皇很快就在軍事技術占優勢的英法軍隊圍攻下轉入守勢 1854 年秋，戰事集中到克裏米亞半島。俄國海陸軍在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困守將近一年，終為裝備先進的英法所敗。戰爭期間，奧地利大軍曾陳兵俄奧邊境，揚言要對俄國開戰。普魯士、瑞典也劍拔弩張，分散了沙皇的兵力。這一切最終決定了俄國失敗的結局。
1856年3月，經過一個多月的外交鬥爭，通過《巴黎和約》，以對俄國比較溫和的方式結束了戰爭。依據和約，俄國放棄了對奧斯曼帝國正教臣民的保護權，同意保證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完整，並把比薩拉比亞南部割讓給摩爾達維亞，把卡爾斯歸還土耳其；多瑙河兩公國在素丹的宗主權下自治；黑海實行“中立”化，俄國和土耳其均不得設置海軍基地；海峽禁止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國家的軍艦通過。和約這些規定削弱了俄國的國際地位，使之失去了自 1815 年維也納會議以來，對歐洲局勢的決定性影響，也包括對德意誌統一的幹涉。此後，在一代人之久的時間裏，俄國把往意力轉向國內，進行了農奴製改革；在對外政策方麵，則把重心由西方轉向東方，加強對中亞各汗國和遠東黑龍江流域的蠶食。這些都大大減輕了對西方的壓力在戰爭中，由於奧普兩國的不同態度，也為拆散俄奧聯盟，增進俄普親善，繼而實現由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創造了外部條件。奧地利由於背棄沙皇，以及長時期的猶豫不決和折衷主義政策，既遭到沙皇的嫉恨，又為英法所蔑視。在戰後它已陷於完全孤立。普魯士的謹慎中立，贏得彼得堡的長久感激，又得到英法的諒解，這就為未來由它統一德國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沙俄勢力的削弱和俄奧同盟體係的解體，首先為意大利的民族統一創造了前提。1859年意大利聯法反奧戰爭的爆發和迅速勝利，不僅進一步削弱了處於孤立中的奧地利，而且為德意誌民族統一提供了效法的榜樣雖然由於拿破侖三世的中途背叛，意大利的統一未能完成，但已通過重創奧地利和收複部分失地，為最終統一準備了條件。奧地利的削弱逐步改變了德意誌內部奧、普二元對坑，而常常有利於奧地利的格局。自 1859 年意大利戰爭以來，資產階級中親普反奧的感情像浪潮一般擴散開來。隨著資產階級“小德意誌派”話動的加強，由普魯士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已成為 60 年代德意誌曆史發展的主要趨勢。這種趨勢既得益於50，6 0年代的國際國內形勢，也與普魯士自身的發展有關。
自 30 年代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普魯士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水平一直居於德意誌各邦之冠。從18世紀未到1850年，普魯士的國家收人幾乎增加了5倍，而同期奧地利僅提高2倍。50至60年代兩邦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進一步加大。由於率先進行農業改革以及工業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普魯士雄厚的經濟實力已成為德意誌資產階級矚目的重要力量。這種力量還由於普魯士在關稅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和同盟本身的不斷擴大得以加強。從 50 年代起，同盟的範圍已逐步擴大到全德〔、到 1854 年，隨著漢諾威加人同盟，普魯士己基本達到把“同盟建成一個包括所有邦國在內的，以共同關稅和貿易體製維係的整體聯盟”的目的。由於奧地利始終被摒棄於關稅同盟之外，以普魯士為首的關稅同盟體係實際上已從經濟上形成德國未來政治統一的雛形。
此外，普魯士在 1848 年革命後因保留了一部具有立憲精神的憲法，贏得了資產階級的好感，提高了它在各邦中的威望。憲法產生於1848年12月5日，1850年5月普魯士政府作了新的修訂。經過修訂後的欽定憲法加強了容克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仍保留了原有憲法關於“人權和公民權”的內容，並賦予通過三級選舉產生的第二院（眾議院）以批準新賦稅和監督國家財政開支的重要權力這樣資產階級就獲得通過有限的代議製參與國家立法的一定權力，並通過掌管貿易、工商和公共事務兒個部門，直接介人國家管理。雖然仍受到種種限製，但已部分地體現了資產階級向往的憲製精神，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反，奧地利在1849年3月已廢除自由主義憲法，取消了議會製度和出版自由，完全恢複了君主專製統治。兩相對比，普魯士通過有限的讓步，把自己打扮成立憲君主國，無疑地提高了它在各邦資產階級中的威望〔。此外，1857年，新君威廉一世（1861-187118年）的即位。，也對普魯士政治地位的提高帶來一定影響。威廉不是一位傑出的君主，但他頭腦清醒、遇事冷靜、注重實際，這同前任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1840-1861 年）那種難以理解的神誌不清恰好形成對照。威廉具有強烈的成就感，一旦他確信自己事業具有現實性，他就敢於毫不猶豫地堅持下去。他的政治立場是保守的，並對基督教抱有虔誠的信念。他不喜歡普魯士憲法中所保留的許多自由主義色彩，但他表示，“隻要憲法存在，就應予以執行，而不應強行篡改，加以歪曲”。他決心向世界顯示，即使在有一部“不方便的憲法”的情況下，他也能進行統治。在民族問題上，威廉強烈地認為普魯士負有統一德意誌的使命，但卻又比較現實地認為，在他有生之年這一目標可能還難以實現。
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好準備方麵。他在德意誌統一上的作用在於，他召喚出出色的助手站在他一邊，並放手讓他們去幹。從這個意義上講，普魯士的政治統治，當然也由於一部溫和的自由主義憲法的存在，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這位新國王首先關心的是修訂軍事法規，進一步增強普魯士的軍事力量。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很快就同議會發生了衝突。
W 1857年，國王弗威廉四世息精神病，由威廉代理執政；1861年威廉四世病死，威廉正式執政，稱威廉一世19世紀中期普魯上的軍隊是按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月21日貫徹義務兵役製的法律建立起來的1815年，普魯士擁有萬居民，按比例應征召4.07萬軍人。他們在正規團隊（野戰軍）中服役3年，在後備軍（地方軍）中服役2年，然後服國民自衛隊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至50年代，普魯士人口已增至180萬，每年按比例應征召6.5萬人。但由於經濟原因，每年征召人數並未超過早先的人數，普遍兵役製處於有名無實的狀態。此外，征召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公正現象，許多年齡偏大的已婚男子是國民自衛軍的動員對象，而大約 2.4 萬適齡青年卻因種種理由不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在 1848 年革命中，國民自衛隊介人革命的經曆也使國王心有餘悸。在這樣的背景下，威廉決心實行徹底的軍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內容是擴大兵源，保證正規軍的3年服役期，並為改革開辟法定的財源。
幹練而極端保守的容克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18031879年）被任命為陸軍大臣，協助國王進行改革工作。
1860年2月toR，由羅恩主持起草的“新義務兵役法”提交眾議院討論。依據新法案，常備軍被擴大到39個步兵團、10個騎兵團，它將容納全部符合兵役製的青年，並擬議增加950萬塔勒軍事撥款；改革一度縮短的服役期，重新恢複3年期限；國民自衛軍的地位大大削弱，不再視為與正規軍平等的武裝力量，更多地受正規軍官的控製。並與野戰軍保持盡可能大的距離 1860年 4 月 30 日，議會投票接受政府關於擴充軍隊人數的提案，但對削弱國民自衛隊地位的要求提出異議。
並要求將服役期限由3年減至2年。於是，政府撤回議案，聲稱隻有國王有權決定軍隊的組成，眾議院的職能僅在於投票通過必需的款項。內閣要求在總預算中增加 90 萬塔勒的軍事開支。眾議院在 5 月巧日以兩票反對通過一個“臨時措施”，同意支付用於直到1861年7月1日為止改編工作的額外開支。這個臨時措施很快被國王和他的軍事顧問理解為最終的決定，並宣稱軍隊改革的內容屬國王指揮的範圍，無須由立法機構批準。這樣，圍繞軍事改革的經費問題，國王與議會之間的衝突便變得尖銳起來。1861年12月新的議會選舉使自由派資產階級獲得多數席位，他們拒不通過政府關於軍事改革和增加預算的建議。其中在當年6月新組成的進步黨為首的議會黨團，提出所謂“哈根動議，要求議會監督政府開支，並由政府提供過去和將來的預算細目。這個動議在議會以多數票獲得通過，但結果導致了議會被解散，自由派的內閣也因“行動軟弱”被迫下台。
1862年5月6日，新的議會選舉使進步黨獲得更大的勝利，他們的議席由109席增至135席，連同其他自由派的力量，他們已在新選舉中獲得絕對優勢（在 352 個席位中占 230 席）。這個自由派多數否決了軍事改革的全部經費，於是政府和議會的矛盾再度陷入僵局。進步黨人無意從軍事上削弱國家，也不是想使內閣垮台，而是想以此為手段，迫使政府進行某些憲法改革，特別是削弱上議院〔貴族院）的權力。羅恩本人試圖通過在兩年兵役製問題上向議會讓步，換取對改革的財政支持，但威廉態度堅決，拒絕在任何權力上向議會妥協。於是羅恩撤回了自己的讓步建議，站在國王一邊，公開向議會宣戰。他們決定在預算沒有批準以前，依靠國王的全權，按照過去法定的預算繼續軍事改革。
但這一違憲行為遭到受人民群眾支持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堅決抵製，國王打算，如果他無法找到一個能在違憲的情況下成功地反對議會的內閣，就想傳位給他的兒子。在這樣一個危機關頭，羅恩向國王舉薦了他在法國出任大使的朋友奧托·稗斯麥。這位鐵腕人物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為首相。從此，稗斯麥這個名字開始深刻地影響著未來德國的曆史，在他那令人驚歎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僅以無與倫比的方式解決了憲法糾紛，實現了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而且以其在歐洲外交棋盤上縱橫稗闔、左右風雲的高超手腕，在歐洲和世界史上永遠留下了他的印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