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普魯士的改革
普魯士的改革通常被稱作“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要了解改革的內容，首先得從改革的主角談起。
卡爾·馮·施泰因男爵（1757-1831 年）出身於德意誌西部拿騷地方一個帝國騎士家庭。由於沒有邦國，施泰因從小就習慣於超越他那狹小的領地，從全德意誌整體思考問題。他有一句盛傳的名言：“我隻有一個祖國，這就是德意誌。
青年時期，施泰因曾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在那裏他受到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教育和法國啟蒙思想的熏陶。以後又在韋茨拉爾帝國法院和南德一些邦國的宮廷進行過實習考察。最後，由於對康德和費希特哲學的潛心研究，他把實現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獨立性較強並富有改革傳統的普魯士身上。1780年，經亨尼茨大臣的介紹，他開始到普魯士國家機關供職。起初，他在馬爾克伯爵領地礦山和冶金部門任初等文官，1784年，被任命為威斯特伐利亞礦務局長，不久即赴茱國考察。1796年出任萊茵一威斯特伐利亞議院院長，並兼任威悉河以西領地軍事和產業行政長官，1804年被任命為普魯士稅務、貿易和廠礦部大臣，進人柏林總管理局。任職期間，他廣泛地了解了普魯士各領地中存在的嚴重弊端，並通過與資產階級人士較多的交往和接觸，熟悉了英、法等國的進步思想，這些都有助於他的社會改革思想的形成，並推動他較早地投人局部的改革實踐早在西部任職期間，施泰因就曾致力幹農業改革的最初嚐試。他針對舊的農奴製立法對城鄉經濟發展的限製，多次上書普魯士國王，陳述限製容克貴族特權，取消農民的人身依附，使之成為自由承租者或士地所有者的主張，並在 1802 年推動國王率先在萊茵河東岸王室領地上進行廢除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初步改革。1804年，他又試圖廢除各領地的內部關稅，準備建立全普魯士的統一經濟區，實行普遍的累進稅製度。但結果遭到國王和容克貴族的一致反對而被迫放棄。
這些早期的實踐，促使他的改革思想不斷深化，對改革實踐的複雜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從青年時在哥廷根大學接受漢諾威人布蘭德斯和雷貝格的影響以來，特別是訪英期間的觀感，使他形成牢固的英國式漸進改革觀念，對法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直持否定態度。
但是，國內保守勢力對改革的抵製以及法國革命所展示的時代精神，觸動了他的改革觀念。他已認識到，隻有改革逐漸深化到社會和權力結構的層麵，改革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所以在受命改革以前，他的具有時代內容的立憲改革思想已逐步成熟。1807年初，當普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要他出任外交大臣時，在施泰因周圍已集中了一批改革精英，一個改革派集團已開始形成但是當施泰因試圖以建立責任製大臣政府取代舊的樞密製政府作為任職條件時，震怒的普王就以“剛慣I傲慢、頑固而不服從命令”的罪名將其解職。回到故鄉拿騷的施泰因沒有陷入消沉，而是埋頭於他的政治綱領《拿騷備忘錄》的寫作，進一步完善改革計劃，希望有機會說服國王，“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情加1807年9月30日，由於拿破侖的推薦，施泰因被任命為首席大臣；法國皇帝堅信惟有施泰因才能振興普魯士經濟並滿足對法國的賠款要求。施泰因從領地出發，於 10 月 4 日抵達東普魯士的梅默爾，從此他身負重任開始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變革。在一年多的任期內，施泰因在農民的解放、城市管理和國家機構管理三個重要領域進行了有步驟的調整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收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解放農民的農業立法，是他的全部改革的基礎，也是最具社會變革內容的重要部分。1807年 10 月 9 日，上任僅五天，施泰因就公布了第一項有關農民解放的法令，全稱為《關於放寬土地占有的條件限製和自由使用地產以及農村居民人身關係的救令》，簡稱“十月救令”。救令的核心內容是“地產自由”和“解放農民”。救令解除土地買賣和流通中的種種限製，允許市民和農民獲得貴族莊園的土地；貴族也可以擴大地產，或進人城市從事工商業。救令禁止創設新的人身依附關係，廢除一切既存的農奴製度。救令宣布：自 1810 年聖馬丁節（月日）起，廢除一切莊園的農奴製，在“1810年聖馬丁節之後，隻有自由的人，”十月救令是以現代立法的形式在全普魯士境內解除農民的人身依附地位，以贖買的方式實現封建土地所有製向資本主義地產製過渡的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步驟。救令的頒布以及1807-1808年的一些補充農業法令的實施，在普魯士約有4.7萬多戶農奴獲得解放，變為自由的國家公民，他們獲得432萬摩爾根土地，有 3/4 的封建義務被廢除。由於獲得人身自由，農民有離開莊園的權利，可以自由地選擇職業、自由結婚，並擺脫了強製性的奴蟀勞役。隨著地產的自由流動，貴族、市民、農民之間的等級限製逐漸被打破，有條件的封建等級所有製開始向資本主義的絕對私有製過渡。因而以十月救令為標誌的農業改革，結束了資本主義因素在傳統農業中的緩慢“進化”，成為德意誌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曆史開端。當然改革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農民獲得身份的自由又是以贖買為代價的，在地產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其結果必然是農民失去土地和容克貴族擴大地產的過程。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地產的擴大和自由勞動力的形成，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施泰因改革的第二個領域是城市自治改革。隨著農業改革深人而來的擇業自由和社會流動，必然對舊有的城市社會結構帶來巨大的衝擊為了使城市能適應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動蕩，施泰因在1808年月19日頒布了《普魯士王國各城市規程》，試圖以放寬國家對城市的控製，以擴大城市自主權，來提高其適應社會變革的能力。依照這個城市規程，國家除保留對各城市的最高監督權、司法權和部分警察治安權之外，其餘權力歸城市所有；城市市民將通過選舉議員組成市參議會，參預公共事務；市民選舉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限製，年收人達 150 塔勒（大城市為 20 塔勒）的市民才有選舉權，城市貧民和多數手工業工人沒有選舉權；此外，還規定至少 2/3 的市參議員必須有房產，每一任市長的人選都必須得到國王的認可。這些表明，城市實際管理權是掌握在富有的市民手中，新興的工商業資產階級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通過取締部分行會，掃除對工商業發展的種種限製，發展城市的財政、濟貧和教育事業，特別是自主的參政議政，把城市建設成“自由市民之島”，發揮了新的活力。施泰因的條例不僅提高了城市富有市民的政治積極性，他的自治設想對以後普魯士的鄉村建設也發生過有益的影響。他曾設想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省議會和國民議會形成一部新憲法的計劃，由於他過早的下台而被擱置他的第三個領域的改革是國家管理機構。為了消除長期以來普魯士國家機構籠統龐雜、管理混亂、效率不高的弊端，施泰因在 1808 年月24日頒布了《改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的章程》。決定取消陳舊的樞密內閣和龐雜的總管理局，由專職大臣組成國務會議，在國王的監督下行使最高管理權。國務會議下設外交、內務、財政、軍政、司法等五個部，實行專職管理；以後又增設文化部和工商部，進一步完善了職能管理部門在地方一級，行政係統由省、縣、鄉三級構成。省長由國務會議任命，並賦予監督各縣縣長之權。施泰因強調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離，力圖打破地方勢力對權力的壟斷。行政體製的改革削弱了容克貴族的政治特權，有助於加強中央集權；其分職管理的原則，促成了行政管理的專業化，提高了施政的效率，是政府機構逐步向近代類型過渡的重要標誌。
施泰因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引起目光短淺的容克貴族的激烈反對，他們處心積慮地想把他趕下台。作為一名愛國者，施泰因力圖通過改革籌措拿破侖所要求的巨額賠款，以達到讓法軍早日撤軍的目的。但是當國王的兄弟威廉與法國代表達成支付 1.4 億法郎的賠款協議，而拿破侖仍不打算撤出奧得河畔的陣地時，他開始謀求以武裝反抗達到這一目的。1808年，拿破侖在西班牙的失敗，對他是一個鼓舞。他在致維特根施泰因侯爵（一個反法起義的策劃者）的一封信裏，表達了這種興奮心情，並呼籲組織一場反法武裝起義來實現民族獨立。但是這封具有反法立場的密信不慎為容克所利用，不久便落人法國人之手。身在馬德裏的拿破侖聞訊大怒，他一方麵迫使普魯士承受更重的財政負擔，同時要求將施泰因解職。在內外壓力下，這位務實、堅定的改革家被迫於1808年it月24日去職。一個月後，拿破侖從馬德裏行轅發布一道手諭，宣布施泰因不受法律保護，通令隨時緝拿。在國內無法立足的施泰因被迫逃往波希米亞，以後又流亡到俄國施泰因去職以後，普魯士的改革並未中斷。1610年6月，隨著哈登堡侯爵出任政府首腦，普魯士的改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堡（1750-182年）出身於漢諾威埃森羅德一個貴族家庭，學習過法律，通曉古典重農學派和自由主義經濟學。早期曾在漢諾威和不倫瑞克政府供職。1791年擔任普魯士的安斯巴赫一拜羅伊特的官員，在協助普魯士政府兼並西部領地中已顯露出一定的外交才能。1795 年他曾以外交官身份參與簽訂巴塞爾和約。1804 年被摧升為外交大臣。1807年1月任政府首席大臣，提爾西特和約簽訂以後，由於拿破侖的幹預被免職。以後長時期應國王失婦之邀擔任政府顧問。1810年6月，被任命為政府首腦，主持改革。當年10月27日正式擔任政府首屆首相哈登堡是施泰因的朋友，在國家改革大業上兩人也有基本的共識，但個性和氣質判然有別。不同於那位惜守道德準則的帝國騎士後裔，哈登堡是一個性格隨和、處事圓滑而又熱衷於追求功名的人。溫文爾雅、思想敏捷、精明強幹是他的主要特點；但是思想缺乏深度，知識博而不精，是一位喜歡追逐高雅享受的紳士。他常常以過分自信的樂觀主義精神處理政務，但也不失為一位對可能做到的事情有敏銳眼光的務實政怡家。他的改革思想根植於開明專製主義時期的舊傳統，也從法國革命和拿破侖在萊茵地區的改革中吸收了新的政治營養。他曾熱衷於在王國內推行民主政治的原則，但並不打算把某種程度的內閣責任製列人王國憲法，而是主張在維護和加強政府權威的前提下，滿足於在經濟生活中運用自由和平等的原則。這些主張和個人風格決定了他與施泰因改革的聯係與差異。
哈登堡的改革也主要在三個領域內進行，在許多方麵同施泰因的改革有重合之處，也有新的拓展，但策略和方法不盡一致。哈登堡的基礎性改革仍是農業立法，這是施泰因農業改革的繼續和發展，自“十月救令”頒布以來，同改革命運敵關的容克責族和農民都有強烈的反應。容克試圖通過抵製、拖延，甚至向農民隱瞞實情來阻止救令的實施，而農民則奮起反抗，甚至以起義、暴動來要求擺脫封建壓迫。在這樣的背景下，出於改善財政狀況的需要，也為了發動農民參加反法戰爭並使原有的改革能持續下去，哈登堡於181年9月14日頒布了《關於調整地主與農民關係的救令》，簡稱“調整救令”。這個救令與1816年5月29日公布的對調整救令的補充規定，以及其他法令，一並構成哈登堡農業立法的主要內容。它與施泰因的農業立法構成一個整體，較之後者具有更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但也采取了更有利於容克貴族的方式。
調整救令的核心內容是使農民獲得土地，並解除十月救令中所保留的農民對地主的義務和勞役。但是農民在獲得土地時，必須向地主提供物質補償；支付一筆相當於常年租賦25倍的贖金，或把1/3（世襲農戶）到12（非世襲農戶）的土地割讓給領主。關於勞役和其他義務的贖買與調整，法令規定以兩年為期，采取協商解決的辦法。這樣一來，凡實行調整法的地方，容克地主通過掠奪農民土地、收取贖金都壯大了經濟實力，而農民由於苛刻的贖買條件，不是陷於破產，就是要付出數十年的血汗。民族解放戰爭爆發後，改革受到衝擊，許多容克抵製改革，哈登堡在1816年5月19日公布《王家公告》，對調整法作了新的修訂，將有權贖買封建義務的農戶限製到少數富裕農民的範圍，即少數擁有車馬進行自耕的農民，才可以在犧牲大量貨幣和部分耕地的條件下贖免封建義務。這樣貧苦農民便被排斥在受“保護”的範圍之外。同法國相比，農民在革命中獲得的東西，在德國則要經曆兩個世代，直至19世紀40年代才基本完成。盡管如此，這種改革畢竟為資本主義在普魯十農業中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它在保留容克地主政權和收人的條件下，通過剝奪以前的農奴的土地並把他們變為農業工人的方式，使容克的莊園逐步由搖役莊園變成資本主義大農場，完成了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哈登堡的財政改革和工業立法構成了他改革的第二方麵的重要內容。1810年10月27日和28 日，相繼頒布的《財政救令》和《工業稅軟令》，是改革工商業的綱領性文件。財政救令著眼於貫徹普遍納稅的平等原則，並通過廢除限製工商業的特許權，實現完全的營業自由；工業稅軟令是財政救令在稅收領域的延伸，它在確認擇業自由的基礎上，通過稅收調節，為工商業自由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時，立法進一步剝奪了行會的經濟權力，強調自由從商、行會成員可自由退出所屬行會，使行會成為工商業者自願參加的民間組織。這些都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自由發展掃除了障礙。工業稅的實施也為政府進行關稅改革創造了條件。1818年5月26日，普魯士頒布新的關稅法，首次在王國境內廢除r所有內地關卡，統一了對外稅則，實現了關稅統一。關稅統一保護了新興的工商業，創造了統一的國內市場，對整個德意誌貿易狀況和經濟形勢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普魯士未來在德意誌實現經濟擴張、爭取政治統一的重要前提。總之，工業立法和稅收改革，促進了工商業中的自由競爭，有利於生產中的創新、發明和吸收富餘勞動力。此外，由於建立了穩定的稅收體係，就為通過稅收擴大財政收人來源、增強國家實力創造了條件。
在社會關係方麵，能夠體現哈登堡改革精神的舉措是 1812 年 3 月日頒布的《關於猶太人公民地位的救令》。這道立法承認定居在普魯士境內的猶太居民的公民地位，賦予他們平等的公民權利，並要求他們承擔同等的公民義務。對於猶太人移居較多的若於地區麵言，確定猶太人的公民身份是一個具有社會平等意義的舉措，它增強了普魯士的社會凝聚力，並使猶太居民在國家建設、反拿破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雖然法令涉及的範圍主要有利於富裕的猶太居民，但仍然是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原則調整社會關係所邁出的重要一步。由於這個原因，許多頑固的容克曾憤怒地指責這一立法，說這是要“把值得尊敬的勃蘭登堡普魯士變成一個新型的猶太國家，在施泰因一哈登堡改革的影響下，普魯士政府還對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軍事改革是農業改革的一種反映，因為有那麽多貴族特權被廢除，必然要涉及來自容克的軍官和來自農民的士兵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拿破侖的軍事占領和控製，也迫使普魯士感到有必要在軍隊編製和訓練方法上進行一番新的改組與變通。軍事改革方麵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參與這一變革的還有格奈森瑙、格羅爾曼、博伊恩和未來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
格爾哈特·馮·沙恩霍斯特（175-1813年）出身於薩克森的博爾登瑙一個農民家庭。青年時曾在威廉施泰因島上的紹姆堡伯爵軍事學校學習，從1783年起開始在漢諾威軍隊中服役，曾參加第一次反法聯盟戰爭，是聯軍與法軍在比利時作戰的目擊者。早期的實戰經驗以及所接受的啟蒙思想教育，使他很早就認識到人民軍隊較之雇傭軍隊所具有的優越性。他確信隻有徹底改變軍隊體製，進行軍事教育，才能在同法軍的戰鬥中獲勝。1801年他被調至新成立的柏林軍事學院任教，以後又從教官被提升為院長。職務的變動有助於他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他開始致力於探討軍事改革，並通過新成立的“軍事協會”團結了一批具有愛國精神的青年軍官。1806年普魯士的大潰敗，使他完全擺脫了舊式軍事戰略的影響，開始製定全民武裝的計劃。1807年7月，晉升為少將的沙恩霍斯特被國王任命為“軍事改革委員會”主席，主持重建軍隊的改革工作。
針對普魯士軍隊的嚴重弊端，總結長期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沙恩霍斯特為首的改革委員會首先對舊軍隊進行了重要的人事改組。他們按照國王1807年月 27 日的指令，詳細調查了軍官隊伍中在戰時犯有臨陣脫逃或投降行為者的罪行，懲處了一批對戰敗負有一定責任的軍事指揮人員；同時也清除和淘汰了一批因年老或指揮不力不宜擔任現職的指揮官，更新和純潔了軍官隊伍。接著對軍隊體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組，廢除了過時的雇傭兵製度，按法國模式建立了一支由普魯士人組成的新型軍隊。新軍廢除了舊的等級製度，打破了容克貴族壟斷軍官職位的特權，鼓勵一切在和平時期學習知識、受過教育，在戰爭時期表現勇敢、出類拔萃並能駕馭全局的人，獲得軍官職位和軍隊中的榮譽，而不考慮其出身。新軍廢除了舊的體罰製度，野蠻的鞭打和殘酷的“穿列答刑”遭到禁止，侵犯士兵“背脊的自由”的懲罰不再發生；維持軍紀、激勵戰績的保障不再依賴農奴式的訓誡，而是責任和榮譽感的發揚。在戰術原則方麵，新軍廢除了陳舊過時的線型隊列作戰方法，代之以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散兵戰戰術。軍隊編製也依照法國的創製，統編為混合旅，在野戰演習中開始實行各兵種（步兵、騎兵、炮兵）協同作戰的訓練方法。
由於拿破侖把普魯士的兵員限製在 4.2 萬人之內，為了不突破這一限製並使更多的國民受到軍事訓練，沙恩霍斯特創設了一種“速成兵製度”。這是一種以蔽秘的方式通過對人伍新兵不斷輪流進行短期訓練，在實際上不斷擴大兵員人數的辦法。按照這種製度，不斷地有經過短期訓練後離隊複員的士兵，又不斷地有新兵前來填補空額、接受新的訓練。從表麵上看，普魯士的軍隊始終不超過 4.2 萬人的限額，但實際上在編外保持著一支數量龐大的後備部隊。至1813年解放戰爭爆發時，普魯士的後備軍人數已達15萬人，其中 10 萬人可立即投人戰爭。這是沙恩霍斯特在特殊的曆史環境中實踐法國式的全民武裝計劃的一個創舉。由於其實踐效果，在1813年3月17日通過了《後備軍條例》，成為正規的軍事製度。
隨著軍事改革的深人，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的條件日益成熟。從 1813年2月9日起，依照普魯士兵役製命令，取消了自1792年2月以來軍事法規有關納稅的富裕市民免服兵役的特權，要求17至40歲的男性公民，不論出身與職業，都必須在定期內自選兵種，到部隊服役；服役期限也由原來的20年縮短為7年；股役期滿可依次轉為後備役軍人和民兵。同期普魯士還組建了“國土防衛部隊”，專門吸收 20 至 24 歲的青年參加，這是一支包括青年大學生在內的誌願狙擊兵團，在反拿破侖戰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現役、後備役、民兵和誌願兵團構成的不同層次的兵役製度和軍事體製，有助於軍民結合組織起更廣泛的反擊敵人的抵抗運動，是法國大革命全民皆兵的精神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再現。沙恩霍斯特的軍事改革直接為未來的解放戰爭準備了勝利條件軍事改革，也包括前麵所述及的行政改革，除了具體的目標，它的重要目的還在於要通過改革在普魯士創造一種新的國民精神。但是最直接產生這種效果的改革還是教育製度的改革。1807年費希特在《對德意誌民族的演講》中已向人們呼籲，建立一種新的教育製度，培養各階級的獨立白主的人才，對於重建國家、複興民族具有重要意義。他使人們相信：國家的責任是教育它的人民讀書和寫作，這不僅是出於功利主義的目的，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有責任發揮它的公民的新力量，以便使他們成為比他們以前更加完美、更加發達的人。事實上，公民上學的義務是與他服兵役和納稅的義務密切聯係的，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像實施義務兵役製一樣，建立一種能夠感化全體人民的國民教育製度。費希特的演講在德國知識界、輿論界引起巨大反響，普魯士政府開始著手教育改革。1808年，施泰因在辭職前富有遠見地向國王推薦了一位教育改革的主持人，他就是威廉·馮。
洪堡洪堡（1767-1835 年）出身於波茨坦一個貴族家庭，是才幹出眾的洪堡兩兄弟中的兄長（其弟亞曆山大·洪堡為著名地理學家）。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後曾先後在法蘭克福大學、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以後轉向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古典文化的研究，是歌德和席勒在學術界的朋友。1802年，洪堡出任普魯士駐羅馬使節，這使他有機會廣泛地接觸古典文化，並初步形成從文化教育人手改造國民性的思想。1809年3月，他被任命為普魯士內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長，受命進行教育改革。
洪堡的教育改革思想立足於通過對青年的教育培養，使之成為忠實的愛國者和能夠發揮全部天賦與才能的人才。他認為教育不應以服務於某種職業需要為目的，而應以發展人的自由個性、培養素質優秀的人才為目的。他受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和費希特的思想影響，認為學校教育不光要重視知識的傳授，更應該立足於學生的個性和能力得到全麵發揮。因此，他主張實行普遍教育，發展普通學校，著眼於民族素質在整體上的提高與加強，同時要逐漸適應自然科學的發展。按照這一思路，洪堡首先加強了對完全中學的教學計劃的修訂，將反映人文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科巨，如古典語言、德語、法語以及數學和自然科學等列人必修課程範圍，通過擴大普通基礎學科的教學，貫徹通才教育的目標。為了強化教師素質，從 1810 年起開始實行中學教師考試製度，通過嚴格選拔，在普魯士逐漸形成一個脫離教士影響而獨立存在的教師職業隊伍。1812年建立了中學畢業考試製度，規定男孩必須通過以大學預科標準為依據的考試，方可升人大學在發展高等教育方麵，洪堡最重要的貢獻是在 1810 年創辦了柏林大學。由於這一具有科學潛力的學府的出現，柏林開始成為德國哲學、科學和學術的中心。柏林大學注重高深的專門知識的探討和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倡導學術“自由”、科學研究領先的原則；同時也以發展和培養學生的智力結構，判斷能力和道德修養為辦學目標，科學、藝術、哲學都被視為創造性和意識的最高能力的組成部分。這些突出的特點很快使柏林大學成為德國各大學相繼仿效的楷模，也吸引了來自德意誌各地的馳名學者。如哲學家費希特（榮任第一任校長）、施萊爾馬赫，語言學家沃爾夫，曆史學家尼布爾，法學家薩維尼、艾希霍恩，國民經濟學家霍夫曼，以及醫學家賴爾和胡費爾蘭德等。他們既是第一流的學者，也是德意誌民族運動和改革的協作者。他們的到來，使年輕的大學不僅在德國達到第一流的科學水平，而且成為德意誌解放和統一運動的精神中心。至1813年春，幾乎所有柏林大學的學生都踴躍報名，參加了解放戰爭。這是洪堡教育改革重要影響的集中反應。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改革原則在他去職以後持續得以貫徹，曆經一個世紀之久，依然在發揮作用。
從 1807 年開始，以施泰因和哈登堡之名著稱的普魯士改革，是普魯士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衝擊下所進行的一場具有現代內容的社會變革。改革的結果，使普魯士逐步從一個封建專製國家演變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普魯士社會也開始從傳統的貴族社會向早期的國民社會轉變。由於改革的進步性質，普魯士不僅成為德意誌經濟發展的中心，而且也成為民族運動的中心。普魯士的改革吸引了全德意誌的進步力量，它的改革成就及其在解放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也開始具有全德意誌的意義。因此，改革是德意誌民族複興、社會轉型和走向統一的曆史過程的重要起點。
卡爾·馮·施泰因男爵（1757-1831 年）出身於德意誌西部拿騷地方一個帝國騎士家庭。由於沒有邦國，施泰因從小就習慣於超越他那狹小的領地，從全德意誌整體思考問題。他有一句盛傳的名言：“我隻有一個祖國，這就是德意誌。
青年時期，施泰因曾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在那裏他受到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教育和法國啟蒙思想的熏陶。以後又在韋茨拉爾帝國法院和南德一些邦國的宮廷進行過實習考察。最後，由於對康德和費希特哲學的潛心研究，他把實現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獨立性較強並富有改革傳統的普魯士身上。1780年，經亨尼茨大臣的介紹，他開始到普魯士國家機關供職。起初，他在馬爾克伯爵領地礦山和冶金部門任初等文官，1784年，被任命為威斯特伐利亞礦務局長，不久即赴茱國考察。1796年出任萊茵一威斯特伐利亞議院院長，並兼任威悉河以西領地軍事和產業行政長官，1804年被任命為普魯士稅務、貿易和廠礦部大臣，進人柏林總管理局。任職期間，他廣泛地了解了普魯士各領地中存在的嚴重弊端，並通過與資產階級人士較多的交往和接觸，熟悉了英、法等國的進步思想，這些都有助於他的社會改革思想的形成，並推動他較早地投人局部的改革實踐早在西部任職期間，施泰因就曾致力幹農業改革的最初嚐試。他針對舊的農奴製立法對城鄉經濟發展的限製，多次上書普魯士國王，陳述限製容克貴族特權，取消農民的人身依附，使之成為自由承租者或士地所有者的主張，並在 1802 年推動國王率先在萊茵河東岸王室領地上進行廢除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初步改革。1804年，他又試圖廢除各領地的內部關稅，準備建立全普魯士的統一經濟區，實行普遍的累進稅製度。但結果遭到國王和容克貴族的一致反對而被迫放棄。
這些早期的實踐，促使他的改革思想不斷深化，對改革實踐的複雜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從青年時在哥廷根大學接受漢諾威人布蘭德斯和雷貝格的影響以來，特別是訪英期間的觀感，使他形成牢固的英國式漸進改革觀念，對法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直持否定態度。
但是，國內保守勢力對改革的抵製以及法國革命所展示的時代精神，觸動了他的改革觀念。他已認識到，隻有改革逐漸深化到社會和權力結構的層麵，改革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所以在受命改革以前，他的具有時代內容的立憲改革思想已逐步成熟。1807年初，當普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要他出任外交大臣時，在施泰因周圍已集中了一批改革精英，一個改革派集團已開始形成但是當施泰因試圖以建立責任製大臣政府取代舊的樞密製政府作為任職條件時，震怒的普王就以“剛慣I傲慢、頑固而不服從命令”的罪名將其解職。回到故鄉拿騷的施泰因沒有陷入消沉，而是埋頭於他的政治綱領《拿騷備忘錄》的寫作，進一步完善改革計劃，希望有機會說服國王，“自上而下地做法國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情加1807年9月30日，由於拿破侖的推薦，施泰因被任命為首席大臣；法國皇帝堅信惟有施泰因才能振興普魯士經濟並滿足對法國的賠款要求。施泰因從領地出發，於 10 月 4 日抵達東普魯士的梅默爾，從此他身負重任開始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變革。在一年多的任期內，施泰因在農民的解放、城市管理和國家機構管理三個重要領域進行了有步驟的調整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收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解放農民的農業立法，是他的全部改革的基礎，也是最具社會變革內容的重要部分。1807年 10 月 9 日，上任僅五天，施泰因就公布了第一項有關農民解放的法令，全稱為《關於放寬土地占有的條件限製和自由使用地產以及農村居民人身關係的救令》，簡稱“十月救令”。救令的核心內容是“地產自由”和“解放農民”。救令解除土地買賣和流通中的種種限製，允許市民和農民獲得貴族莊園的土地；貴族也可以擴大地產，或進人城市從事工商業。救令禁止創設新的人身依附關係，廢除一切既存的農奴製度。救令宣布：自 1810 年聖馬丁節（月日）起，廢除一切莊園的農奴製，在“1810年聖馬丁節之後，隻有自由的人，”十月救令是以現代立法的形式在全普魯士境內解除農民的人身依附地位，以贖買的方式實現封建土地所有製向資本主義地產製過渡的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步驟。救令的頒布以及1807-1808年的一些補充農業法令的實施，在普魯士約有4.7萬多戶農奴獲得解放，變為自由的國家公民，他們獲得432萬摩爾根土地，有 3/4 的封建義務被廢除。由於獲得人身自由，農民有離開莊園的權利，可以自由地選擇職業、自由結婚，並擺脫了強製性的奴蟀勞役。隨著地產的自由流動，貴族、市民、農民之間的等級限製逐漸被打破，有條件的封建等級所有製開始向資本主義的絕對私有製過渡。因而以十月救令為標誌的農業改革，結束了資本主義因素在傳統農業中的緩慢“進化”，成為德意誌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曆史開端。當然改革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農民獲得身份的自由又是以贖買為代價的，在地產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其結果必然是農民失去土地和容克貴族擴大地產的過程。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地產的擴大和自由勞動力的形成，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施泰因改革的第二個領域是城市自治改革。隨著農業改革深人而來的擇業自由和社會流動，必然對舊有的城市社會結構帶來巨大的衝擊為了使城市能適應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動蕩，施泰因在1808年月19日頒布了《普魯士王國各城市規程》，試圖以放寬國家對城市的控製，以擴大城市自主權，來提高其適應社會變革的能力。依照這個城市規程，國家除保留對各城市的最高監督權、司法權和部分警察治安權之外，其餘權力歸城市所有；城市市民將通過選舉議員組成市參議會，參預公共事務；市民選舉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限製，年收人達 150 塔勒（大城市為 20 塔勒）的市民才有選舉權，城市貧民和多數手工業工人沒有選舉權；此外，還規定至少 2/3 的市參議員必須有房產，每一任市長的人選都必須得到國王的認可。這些表明，城市實際管理權是掌握在富有的市民手中，新興的工商業資產階級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通過取締部分行會，掃除對工商業發展的種種限製，發展城市的財政、濟貧和教育事業，特別是自主的參政議政，把城市建設成“自由市民之島”，發揮了新的活力。施泰因的條例不僅提高了城市富有市民的政治積極性，他的自治設想對以後普魯士的鄉村建設也發生過有益的影響。他曾設想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省議會和國民議會形成一部新憲法的計劃，由於他過早的下台而被擱置他的第三個領域的改革是國家管理機構。為了消除長期以來普魯士國家機構籠統龐雜、管理混亂、效率不高的弊端，施泰因在 1808 年月24日頒布了《改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的章程》。決定取消陳舊的樞密內閣和龐雜的總管理局，由專職大臣組成國務會議，在國王的監督下行使最高管理權。國務會議下設外交、內務、財政、軍政、司法等五個部，實行專職管理；以後又增設文化部和工商部，進一步完善了職能管理部門在地方一級，行政係統由省、縣、鄉三級構成。省長由國務會議任命，並賦予監督各縣縣長之權。施泰因強調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離，力圖打破地方勢力對權力的壟斷。行政體製的改革削弱了容克貴族的政治特權，有助於加強中央集權；其分職管理的原則，促成了行政管理的專業化，提高了施政的效率，是政府機構逐步向近代類型過渡的重要標誌。
施泰因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引起目光短淺的容克貴族的激烈反對，他們處心積慮地想把他趕下台。作為一名愛國者，施泰因力圖通過改革籌措拿破侖所要求的巨額賠款，以達到讓法軍早日撤軍的目的。但是當國王的兄弟威廉與法國代表達成支付 1.4 億法郎的賠款協議，而拿破侖仍不打算撤出奧得河畔的陣地時，他開始謀求以武裝反抗達到這一目的。1808年，拿破侖在西班牙的失敗，對他是一個鼓舞。他在致維特根施泰因侯爵（一個反法起義的策劃者）的一封信裏，表達了這種興奮心情，並呼籲組織一場反法武裝起義來實現民族獨立。但是這封具有反法立場的密信不慎為容克所利用，不久便落人法國人之手。身在馬德裏的拿破侖聞訊大怒，他一方麵迫使普魯士承受更重的財政負擔，同時要求將施泰因解職。在內外壓力下，這位務實、堅定的改革家被迫於1808年it月24日去職。一個月後，拿破侖從馬德裏行轅發布一道手諭，宣布施泰因不受法律保護，通令隨時緝拿。在國內無法立足的施泰因被迫逃往波希米亞，以後又流亡到俄國施泰因去職以後，普魯士的改革並未中斷。1610年6月，隨著哈登堡侯爵出任政府首腦，普魯士的改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堡（1750-182年）出身於漢諾威埃森羅德一個貴族家庭，學習過法律，通曉古典重農學派和自由主義經濟學。早期曾在漢諾威和不倫瑞克政府供職。1791年擔任普魯士的安斯巴赫一拜羅伊特的官員，在協助普魯士政府兼並西部領地中已顯露出一定的外交才能。1795 年他曾以外交官身份參與簽訂巴塞爾和約。1804 年被摧升為外交大臣。1807年1月任政府首席大臣，提爾西特和約簽訂以後，由於拿破侖的幹預被免職。以後長時期應國王失婦之邀擔任政府顧問。1810年6月，被任命為政府首腦，主持改革。當年10月27日正式擔任政府首屆首相哈登堡是施泰因的朋友，在國家改革大業上兩人也有基本的共識，但個性和氣質判然有別。不同於那位惜守道德準則的帝國騎士後裔，哈登堡是一個性格隨和、處事圓滑而又熱衷於追求功名的人。溫文爾雅、思想敏捷、精明強幹是他的主要特點；但是思想缺乏深度，知識博而不精，是一位喜歡追逐高雅享受的紳士。他常常以過分自信的樂觀主義精神處理政務，但也不失為一位對可能做到的事情有敏銳眼光的務實政怡家。他的改革思想根植於開明專製主義時期的舊傳統，也從法國革命和拿破侖在萊茵地區的改革中吸收了新的政治營養。他曾熱衷於在王國內推行民主政治的原則，但並不打算把某種程度的內閣責任製列人王國憲法，而是主張在維護和加強政府權威的前提下，滿足於在經濟生活中運用自由和平等的原則。這些主張和個人風格決定了他與施泰因改革的聯係與差異。
哈登堡的改革也主要在三個領域內進行，在許多方麵同施泰因的改革有重合之處，也有新的拓展，但策略和方法不盡一致。哈登堡的基礎性改革仍是農業立法，這是施泰因農業改革的繼續和發展，自“十月救令”頒布以來，同改革命運敵關的容克責族和農民都有強烈的反應。容克試圖通過抵製、拖延，甚至向農民隱瞞實情來阻止救令的實施，而農民則奮起反抗，甚至以起義、暴動來要求擺脫封建壓迫。在這樣的背景下，出於改善財政狀況的需要，也為了發動農民參加反法戰爭並使原有的改革能持續下去，哈登堡於181年9月14日頒布了《關於調整地主與農民關係的救令》，簡稱“調整救令”。這個救令與1816年5月29日公布的對調整救令的補充規定，以及其他法令，一並構成哈登堡農業立法的主要內容。它與施泰因的農業立法構成一個整體，較之後者具有更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但也采取了更有利於容克貴族的方式。
調整救令的核心內容是使農民獲得土地，並解除十月救令中所保留的農民對地主的義務和勞役。但是農民在獲得土地時，必須向地主提供物質補償；支付一筆相當於常年租賦25倍的贖金，或把1/3（世襲農戶）到12（非世襲農戶）的土地割讓給領主。關於勞役和其他義務的贖買與調整，法令規定以兩年為期，采取協商解決的辦法。這樣一來，凡實行調整法的地方，容克地主通過掠奪農民土地、收取贖金都壯大了經濟實力，而農民由於苛刻的贖買條件，不是陷於破產，就是要付出數十年的血汗。民族解放戰爭爆發後，改革受到衝擊，許多容克抵製改革，哈登堡在1816年5月19日公布《王家公告》，對調整法作了新的修訂，將有權贖買封建義務的農戶限製到少數富裕農民的範圍，即少數擁有車馬進行自耕的農民，才可以在犧牲大量貨幣和部分耕地的條件下贖免封建義務。這樣貧苦農民便被排斥在受“保護”的範圍之外。同法國相比，農民在革命中獲得的東西，在德國則要經曆兩個世代，直至19世紀40年代才基本完成。盡管如此，這種改革畢竟為資本主義在普魯十農業中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它在保留容克地主政權和收人的條件下，通過剝奪以前的農奴的土地並把他們變為農業工人的方式，使容克的莊園逐步由搖役莊園變成資本主義大農場，完成了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哈登堡的財政改革和工業立法構成了他改革的第二方麵的重要內容。1810年10月27日和28 日，相繼頒布的《財政救令》和《工業稅軟令》，是改革工商業的綱領性文件。財政救令著眼於貫徹普遍納稅的平等原則，並通過廢除限製工商業的特許權，實現完全的營業自由；工業稅軟令是財政救令在稅收領域的延伸，它在確認擇業自由的基礎上，通過稅收調節，為工商業自由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時，立法進一步剝奪了行會的經濟權力，強調自由從商、行會成員可自由退出所屬行會，使行會成為工商業者自願參加的民間組織。這些都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自由發展掃除了障礙。工業稅的實施也為政府進行關稅改革創造了條件。1818年5月26日，普魯士頒布新的關稅法，首次在王國境內廢除r所有內地關卡，統一了對外稅則，實現了關稅統一。關稅統一保護了新興的工商業，創造了統一的國內市場，對整個德意誌貿易狀況和經濟形勢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普魯士未來在德意誌實現經濟擴張、爭取政治統一的重要前提。總之，工業立法和稅收改革，促進了工商業中的自由競爭，有利於生產中的創新、發明和吸收富餘勞動力。此外，由於建立了穩定的稅收體係，就為通過稅收擴大財政收人來源、增強國家實力創造了條件。
在社會關係方麵，能夠體現哈登堡改革精神的舉措是 1812 年 3 月日頒布的《關於猶太人公民地位的救令》。這道立法承認定居在普魯士境內的猶太居民的公民地位，賦予他們平等的公民權利，並要求他們承擔同等的公民義務。對於猶太人移居較多的若於地區麵言，確定猶太人的公民身份是一個具有社會平等意義的舉措，它增強了普魯士的社會凝聚力，並使猶太居民在國家建設、反拿破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雖然法令涉及的範圍主要有利於富裕的猶太居民，但仍然是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原則調整社會關係所邁出的重要一步。由於這個原因，許多頑固的容克曾憤怒地指責這一立法，說這是要“把值得尊敬的勃蘭登堡普魯士變成一個新型的猶太國家，在施泰因一哈登堡改革的影響下，普魯士政府還對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軍事改革是農業改革的一種反映，因為有那麽多貴族特權被廢除，必然要涉及來自容克的軍官和來自農民的士兵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拿破侖的軍事占領和控製，也迫使普魯士感到有必要在軍隊編製和訓練方法上進行一番新的改組與變通。軍事改革方麵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參與這一變革的還有格奈森瑙、格羅爾曼、博伊恩和未來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
格爾哈特·馮·沙恩霍斯特（175-1813年）出身於薩克森的博爾登瑙一個農民家庭。青年時曾在威廉施泰因島上的紹姆堡伯爵軍事學校學習，從1783年起開始在漢諾威軍隊中服役，曾參加第一次反法聯盟戰爭，是聯軍與法軍在比利時作戰的目擊者。早期的實戰經驗以及所接受的啟蒙思想教育，使他很早就認識到人民軍隊較之雇傭軍隊所具有的優越性。他確信隻有徹底改變軍隊體製，進行軍事教育，才能在同法軍的戰鬥中獲勝。1801年他被調至新成立的柏林軍事學院任教，以後又從教官被提升為院長。職務的變動有助於他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他開始致力於探討軍事改革，並通過新成立的“軍事協會”團結了一批具有愛國精神的青年軍官。1806年普魯士的大潰敗，使他完全擺脫了舊式軍事戰略的影響，開始製定全民武裝的計劃。1807年7月，晉升為少將的沙恩霍斯特被國王任命為“軍事改革委員會”主席，主持重建軍隊的改革工作。
針對普魯士軍隊的嚴重弊端，總結長期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沙恩霍斯特為首的改革委員會首先對舊軍隊進行了重要的人事改組。他們按照國王1807年月 27 日的指令，詳細調查了軍官隊伍中在戰時犯有臨陣脫逃或投降行為者的罪行，懲處了一批對戰敗負有一定責任的軍事指揮人員；同時也清除和淘汰了一批因年老或指揮不力不宜擔任現職的指揮官，更新和純潔了軍官隊伍。接著對軍隊體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組，廢除了過時的雇傭兵製度，按法國模式建立了一支由普魯士人組成的新型軍隊。新軍廢除了舊的等級製度，打破了容克貴族壟斷軍官職位的特權，鼓勵一切在和平時期學習知識、受過教育，在戰爭時期表現勇敢、出類拔萃並能駕馭全局的人，獲得軍官職位和軍隊中的榮譽，而不考慮其出身。新軍廢除了舊的體罰製度，野蠻的鞭打和殘酷的“穿列答刑”遭到禁止，侵犯士兵“背脊的自由”的懲罰不再發生；維持軍紀、激勵戰績的保障不再依賴農奴式的訓誡，而是責任和榮譽感的發揚。在戰術原則方麵，新軍廢除了陳舊過時的線型隊列作戰方法，代之以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散兵戰戰術。軍隊編製也依照法國的創製，統編為混合旅，在野戰演習中開始實行各兵種（步兵、騎兵、炮兵）協同作戰的訓練方法。
由於拿破侖把普魯士的兵員限製在 4.2 萬人之內，為了不突破這一限製並使更多的國民受到軍事訓練，沙恩霍斯特創設了一種“速成兵製度”。這是一種以蔽秘的方式通過對人伍新兵不斷輪流進行短期訓練，在實際上不斷擴大兵員人數的辦法。按照這種製度，不斷地有經過短期訓練後離隊複員的士兵，又不斷地有新兵前來填補空額、接受新的訓練。從表麵上看，普魯士的軍隊始終不超過 4.2 萬人的限額，但實際上在編外保持著一支數量龐大的後備部隊。至1813年解放戰爭爆發時，普魯士的後備軍人數已達15萬人，其中 10 萬人可立即投人戰爭。這是沙恩霍斯特在特殊的曆史環境中實踐法國式的全民武裝計劃的一個創舉。由於其實踐效果，在1813年3月17日通過了《後備軍條例》，成為正規的軍事製度。
隨著軍事改革的深人，實行普遍義務兵役製的條件日益成熟。從 1813年2月9日起，依照普魯士兵役製命令，取消了自1792年2月以來軍事法規有關納稅的富裕市民免服兵役的特權，要求17至40歲的男性公民，不論出身與職業，都必須在定期內自選兵種，到部隊服役；服役期限也由原來的20年縮短為7年；股役期滿可依次轉為後備役軍人和民兵。同期普魯士還組建了“國土防衛部隊”，專門吸收 20 至 24 歲的青年參加，這是一支包括青年大學生在內的誌願狙擊兵團，在反拿破侖戰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現役、後備役、民兵和誌願兵團構成的不同層次的兵役製度和軍事體製，有助於軍民結合組織起更廣泛的反擊敵人的抵抗運動，是法國大革命全民皆兵的精神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再現。沙恩霍斯特的軍事改革直接為未來的解放戰爭準備了勝利條件軍事改革，也包括前麵所述及的行政改革，除了具體的目標，它的重要目的還在於要通過改革在普魯士創造一種新的國民精神。但是最直接產生這種效果的改革還是教育製度的改革。1807年費希特在《對德意誌民族的演講》中已向人們呼籲，建立一種新的教育製度，培養各階級的獨立白主的人才，對於重建國家、複興民族具有重要意義。他使人們相信：國家的責任是教育它的人民讀書和寫作，這不僅是出於功利主義的目的，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有責任發揮它的公民的新力量，以便使他們成為比他們以前更加完美、更加發達的人。事實上，公民上學的義務是與他服兵役和納稅的義務密切聯係的，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像實施義務兵役製一樣，建立一種能夠感化全體人民的國民教育製度。費希特的演講在德國知識界、輿論界引起巨大反響，普魯士政府開始著手教育改革。1808年，施泰因在辭職前富有遠見地向國王推薦了一位教育改革的主持人，他就是威廉·馮。
洪堡洪堡（1767-1835 年）出身於波茨坦一個貴族家庭，是才幹出眾的洪堡兩兄弟中的兄長（其弟亞曆山大·洪堡為著名地理學家）。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後曾先後在法蘭克福大學、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以後轉向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古典文化的研究，是歌德和席勒在學術界的朋友。1802年，洪堡出任普魯士駐羅馬使節，這使他有機會廣泛地接觸古典文化，並初步形成從文化教育人手改造國民性的思想。1809年3月，他被任命為普魯士內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長，受命進行教育改革。
洪堡的教育改革思想立足於通過對青年的教育培養，使之成為忠實的愛國者和能夠發揮全部天賦與才能的人才。他認為教育不應以服務於某種職業需要為目的，而應以發展人的自由個性、培養素質優秀的人才為目的。他受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和費希特的思想影響，認為學校教育不光要重視知識的傳授，更應該立足於學生的個性和能力得到全麵發揮。因此，他主張實行普遍教育，發展普通學校，著眼於民族素質在整體上的提高與加強，同時要逐漸適應自然科學的發展。按照這一思路，洪堡首先加強了對完全中學的教學計劃的修訂，將反映人文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科巨，如古典語言、德語、法語以及數學和自然科學等列人必修課程範圍，通過擴大普通基礎學科的教學，貫徹通才教育的目標。為了強化教師素質，從 1810 年起開始實行中學教師考試製度，通過嚴格選拔，在普魯士逐漸形成一個脫離教士影響而獨立存在的教師職業隊伍。1812年建立了中學畢業考試製度，規定男孩必須通過以大學預科標準為依據的考試，方可升人大學在發展高等教育方麵，洪堡最重要的貢獻是在 1810 年創辦了柏林大學。由於這一具有科學潛力的學府的出現，柏林開始成為德國哲學、科學和學術的中心。柏林大學注重高深的專門知識的探討和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倡導學術“自由”、科學研究領先的原則；同時也以發展和培養學生的智力結構，判斷能力和道德修養為辦學目標，科學、藝術、哲學都被視為創造性和意識的最高能力的組成部分。這些突出的特點很快使柏林大學成為德國各大學相繼仿效的楷模，也吸引了來自德意誌各地的馳名學者。如哲學家費希特（榮任第一任校長）、施萊爾馬赫，語言學家沃爾夫，曆史學家尼布爾，法學家薩維尼、艾希霍恩，國民經濟學家霍夫曼，以及醫學家賴爾和胡費爾蘭德等。他們既是第一流的學者，也是德意誌民族運動和改革的協作者。他們的到來，使年輕的大學不僅在德國達到第一流的科學水平，而且成為德意誌解放和統一運動的精神中心。至1813年春，幾乎所有柏林大學的學生都踴躍報名，參加了解放戰爭。這是洪堡教育改革重要影響的集中反應。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改革原則在他去職以後持續得以貫徹，曆經一個世紀之久，依然在發揮作用。
從 1807 年開始，以施泰因和哈登堡之名著稱的普魯士改革，是普魯士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衝擊下所進行的一場具有現代內容的社會變革。改革的結果，使普魯士逐步從一個封建專製國家演變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普魯士社會也開始從傳統的貴族社會向早期的國民社會轉變。由於改革的進步性質，普魯士不僅成為德意誌經濟發展的中心，而且也成為民族運動的中心。普魯士的改革吸引了全德意誌的進步力量，它的改革成就及其在解放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也開始具有全德意誌的意義。因此，改革是德意誌民族複興、社會轉型和走向統一的曆史過程的重要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