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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太平盛世中孕育危機
北宋專治唐史的專家範祖禹說：“是雙天下之渦，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怕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馱！”唐玄宗時，由“開元之治”的太平盛世轉向安史之亂，正是這一論斷的佐證。唐玄宗從積極進取。促使國家富強，到驕奢淫逸，不理政事，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內在因素。
頻繁的宮廷動亂
唐自武則天執政以後，宮廷政變接二連三。皇帝頻繁的更替，宰相、大臣的地位也常朝夕不一。宮廷內部的動亂，嚴重影響著政局的穩定。
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病故，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高宗初即位，頗有太宗治理國家的精神，例如，他非常重視解決君民關係問題。他曾召朝集使道：“聯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尹從此，還‘舊引刺史十人人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於他勤政不怠，故而“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顯慶五年以後，由於高宗經常頭暈目眩，影響理政；野心勃勃，也頗有政治才能的武則天乘機插手政事，開始參與國家大事。第一步，她促使高宗廢王皇後，立自己為皇後。第二步，她排斥異己，掃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礙，同時，又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進一步掌權做準備。下一步就是自稱皇帝了。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後，實際上是武則天掌握政權，中宗隻不過是個傀儡。這個20歲的年輕皇帝，不甘心對武則天惟命是從，故而自作主張，把皇後的父親韋玄貞從普州參軍提升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為侍中。對此，武則天怒火升起，立即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豫王旦為皇帝，是為睿宗。
中宗稍違母意即刻被廢的教訓，睿宗當然念念不忘，所以，當武則天欲做皇帝的野心暴露無遺的時候，他不得不順水推舟，表示擁護改唐為周，由武則天為皇帝，自請賜姓武氏，由皇帝降為皇嗣。
武則天雖然做了皇帝，但當時人們還視她為武氏之女，李氏之婦。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樣，把夫族李氏當做外戚，按照武氏世係傳授帝位。這種女皇帝本身的弱點，再加上李氏家族與其他敵對勢力的反對，決定武周政權不能長期存在。
神龍元年正月，宰相張柬之、崔玄昨等人，發動政變，他們經過密謀策劃，擁兵人宮，殺死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迫使武則天退位，中宗又一次做了皇帝，恢複國號為“唐”。
中宗雖然恢複了帝位，但他庸庸碌碌，無所作為。他的皇後韋氏想效法武則夭，妄圖自掌政權。武則天雖然退位，但武氏勢力還相當強大。武則天侄武三思與韋後由私通發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還有，韋後女安樂公主是武三思子武崇訓之妻，他們狼狽為奸，結成武韋集團，利用一切機會想左右政局。由於太子李重俊非韋後所生，韋後、安樂公主、武三思等，常視其為“奴”，不斷對其進行淩辱。安樂公主竟肆無忌憚地要求廢太子，立自己為皇太女。李重俊當然不會逆來順受。
景龍元年七月，李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柞等，發動兵變，殺死武三思、武崇訓及其同黨十餘人。由於準備不足，兵力不強，很快失敗，李多柞被殺，李重俊逃往終南山，最後為左右所殺。
李重俊發動兵變失敗，韋後與安樂公主更為驕橫不可一世。武崇訓被殺，安樂公主又嫁武承思子武延秀。他們狼狽為奸，互相勾結，賣官寮爵，賄賂公行，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安樂公主要把昆明池據為己有，中宗沒有同意，她又另奪民田作定昆池，周圍49裏。更為甚者，安樂公主還自為製救，掩其文要中宗簽字。顯然這是要代皇帝發號施令，但中宗也笑而從之。盡管如此，韋後要臨朝執政，安樂公主要做皇太女的欲望還不能得到滿足。於是，景雲元年六月，韋後與安樂公主密謀策劃，毒死了中宗。這又是一次政變。
韋後與安樂公主雖然用心良苦，但仍然沒有達到目的。武則天女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暗中起草中宗遺詔，立溫王重茂為太子，不久，即皇帝位，尊韋後為皇太後。當然，武韋集團不會甘心失敗，中書令宋楚客、太常卿武丁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等，共勸韋後像武則天那樣親自執政。他們認為，保衛宮廷與政府的南軍與北軍，皆由韋氏掌握，可以謀害瘍帝，取唐而代之。不過，他們也有顧慮，主要是擔心太平公主與相王從中阻撓。於是，他們想除去相王與太平公主。
其實，真正對武韋集團構成威脅的是相工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當時是臨淄王，他有膽有識，頗有作為，在宮廷內部接連三的變亂中，他利用各種機會，聚集才勇之士，在羽林軍中發展勢力。中宗被害後，武韋集團聲名狼藉，他利用這個有利時機，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韋後與安樂公主太平公主又把瘍帝拉下皇帝的寶座，使睿宗再次為帝，李隆基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玄宗結束宮廷動亂，穩定政局
在消滅武韋集團時，太平公主發揮了重要作用。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重視兄妹情誼，對她異常尊重。故而太平公主肆無忌憚，擅權弄法。她認為李隆基才能出眾，英武果斷，不易對付，欲另立閣弱者為太子，以利其長期隨心所欲。於是，她與益州刺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打算謀害李隆基。
太平公主欲加害李隆基的打算，睿宗非常清楚。當太平公主欲爭取待中、中書令韋安石加人自己的朋黨時，睿宗也很快密召韋安石道：“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屍韋安石對日：“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稠，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驚惶地說：“聯知之矣，卿勿言也。”兩人的對話均被太平公主竊聽而去。這樣，勢必加劇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矛盾。此事對睿宗來說，當然是左右為難。
在千鈞一發之際，睿宗表現出了大智若愚的姿態。他主動要讓位於太子，太平公主及其黨徒極力勸阻，睿宗毫不猶豫，於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太於。李隆基才能超人，又掌握實權，無疑如虎添翼，使太平公主感到岌岌可危，故而太平公主一再勸阻睿宗讓位。讓位後，她又勸睿宗不要放棄大權但是，由於睿宗態度堅決，太平公主的陰謀都破產了。這一切說明，睿宗讓位實際上是支持李隆基消滅太平公主勢力。否則，太平公主為什麽持反對態度呢！
李隆基即位，是為玄宗。玄宗對太平公主“擅權用事”，為所欲為，甚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門”，的情況，當然不能坐視。於是，在開元元年六月，玄宗與岐王範、薛王業、宰相郭元振、龍武將軍王毛仲、宦官高力士等，突然采取暴力行動，殺死太平公主黨羽常元楷、李慈、蕭至忠、岑羲、賈膺福等，對太平公主賜死於家。玄宗的敵對勢力徹底被消滅了。
從嗣聖元年中宗被廢為廬陵王起，到開元元年玄宗消滅太平公主勢力止，在不足30年的時間裏，由中宗、睿宗、武則天、中宗、蕩帝、睿宗到玄宗，先後六次更換皇帝，中間還有太子李重俊反對韋後的兵變，還有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消滅武韋集團以及玄宗消滅太平公主勢力的暴力事件。在宮廷內部，時局變化莫測，皇帝的地位朝不保夕，各種政治力量也不斷有所沉浮。統治集團都為爭權奪利而耗費精力，當然役有餘力為治理國家、發展經濟而有所貢獻。由此看來，玄宗結束長期以來的宮廷動亂，必然為曆史的前進開辟道路。有了穩定的政治局麵，才有可能形成被後人稱道的“開元之治氣。
玄宗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
玄宗即位時，年僅28歲，是個頗有作為的年輕皇帝。為了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尋找借鑒，他非常注意閱讀史書。他說：“膚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由於史書“事關理道”，也就是讀史與治理國家有關，故而他常常讀史而且還十分認真。但因為有些內容也不易讀懂，特以又設置了侍讀。馬懷素、褚無量就是他最早選中的侍讀。
馬懷素是一位“手不釋卷，謙恭謹慎”，“博覽經史”的學者。玄宗尊重他的學間，對他有許多優待，每從旁邊小門進宮，可乘肩輿〔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還可在宮中乘馬，有時玄宗“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
褚無量是一位“勵誌好學”，精通《三禮》及《史記》的學者，他多次上書陳述“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廠玄宗還親自起草詔書，對其進行讚揚和獎勵。
玄宗重視讀史，尊重有知識的人，說明他認識到曆史文化知識對他迫切需要。這正反映了玄宗積極進取，奮發向卜的精神風貌。那種庸庸碌碌，怠於政事的統治者，是決不會求知如饑，訪賢似渴的。
更能體現玄宗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者，莫過於他糾正奢靡之風。開元一年七月，他下詔說：‘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必須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廠對於百官的佩帶、酒器、馬橙等，都有嚴格規定，不許超越標準。同時，還規定從此天下不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另外，還撤銷了專供官僚貴族衣著亨用的織錦坊。司馬光認為，這是玄宗“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的措施。大了治理國家，至高無上的皇帝能從皇帝做起，對本身的享受有一定的約束顯然和那種驕奢淫逸的墮落之風是背道而馳的。隻有積極進取者，才能具備這種精神狀態。
政治革新
玄宗為了勵精圖治，特別重用賢才。姚崇、宋璟，就是他十分器重的宰相。後人常把姚、宋人與唐太宗時的房玄齡、杜如晦相提並論，都視為賢相。事實也確實如此，玄宗初即位時，“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十崇”。有的宰相，平庸無能，遇事缺乏主見，隻是唯唯諾諾，不辦實事，而姚崇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果斷地處理各種事務，從不延誤。宋璟，對許多重大問題敢於“極言得失”，使玄宗頗感有益，於是他轟手下詔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人觀省，以誡終身。”由於姚崇、宋璟為玄宗理政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被後人列為“漢、唐名相”。司馬光更全麵評論說：“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這裏既說明了姚、宋的才幹，又說明了他們輔政的效果，還涉及了玄宗對他們的尊重不言而喻，玄宗重用這樣的人才，是他政治革新的主要環節。玄宗還非常重視地方官的任用。開元四年五月，有人反映當年選拔官吏太濫，縣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縣令於宣政殿庭以“理人策”進行考試，結果隻有鄄城令韋濟成績甚好，被調任為長安附近的醋泉縣令。大量不合格者都回家繼續學習，有些免強合格者可仍留任。吏部侍郎盧從願、李朝隱受到降職處分。因為他們選拔縣令沒有嚴格掌握標準。這樣按實際本領選拔官吏，必然使那些濫竿充數者不能得逞。
玄宗的量才授官還表現在不拘私情方而。開元二年閏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成義要求以其申王府的錄事閻楚矽升為參軍，錄事是從九品的流外官，參軍是正七品。玄宗同意後，姚崇、盧懷慎表示反對說：“先嚐得旨，雲王公、咐馬有所奏請，非墨放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獷玄宗認為這個意見正確，遂改變了主意。從此以後，再沒有人以私情要求任用官吏了。
另外玄宗弟薛王業之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而被禦史彈奏，本應治罪，薛王業為其求情，姚崇等人上書道：王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符合事實，決不可寬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見。於是，貴戚們的行為也不敢過於放縱了。
在任用官吏方麵，唐初以來逐步形成了重視京官、輕視地方官的不良習氣。中宗時已相當嚴重。宰相韋嗣立曾經指出：近年以來，地方上的刺史、縣令多有選擇不當者，往往把京官中有錯誤或盧望不高者派到州、縣去；吏部選人時，常把一些衰老無用的人派去做刺史、縣令。針對這些弊端，他建議道：今後任用中央的“諸曹侍郎，兩省、兩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可惜這樣重要的建議未能得到中宗的認可。一直到玄宗即位以後，這種習氣仍然存在。往往把中央的冗員派到地方去做重要的官吏，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左遷”。反之，由地方到京師去做官，則被認為是極大的
光榮。
開元四年，揚州采訪使班景倩人京為大理少卿，路過汁州時，汁州刺史倪若水為其舉辦送別宴會，熱情話別。當班景倩登舟西去時，倪若水望其背影說：班公此行，和登仙有什麽不同呢！為其隨從，也甘心情願。倪若水深思良久，才轉回府去。這件事說明，當時的地方官是非常向往京官的。
地方官不受重視，地方官的質量勢必受到影響。針對這一弊端，玄宗於開元二年正月下詔說：選京官有才識者到地方去做都督、刺史，地方的都督、刺史有政績者命為京官，使官吏出人合理，成為製度。當然，要根本改變這種局麵，特別是要從觀念上消除這種影響，是很困難的，但從實際上解決這一問題，必然提高官員的素質和政權機構的辦事效率。
開元八年五月，侍中源乾暇又針對這一問題上疏道：我看到權勢之家多在京城任職，俊又之士多是外官，這很不合理。接著又說：他的三個兒子都是京官，願意出其中兩個為外官。玄宗對源乾暇大加讚揚，同時，命文武百官中凡父子兄弟三人都任京官者，都要以源乾暇為榜樣，自行協商有人出任外宮。於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一百餘人。看來，開元二年玄宗的詔令並沒有立即執行，直到開元八年源乾暇帶頭執行，方顯示了效果。但是，玄宗的傾向性十分明確，源乾耀的行動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有所效果的。
重視發展農業生產
開元三年，山東發生蝗蟲災害，由於缺乏科學知識，很多農民不敢捕殺，隻是在田旁焚香膜拜設祭求神而已，還有人認為蝗蟲太多，根本不能除盡，不如聽其自然為害。姚崇極力反對這種消極的悲觀情緒，他認為，山東、河南、河北人們深受其害，到處流亡，決不能坐視不救；即使除之不盡，也比養之為害要好。玄宗支持姚崇的意見，積極動員群眾浦殺蝗蟲。第二年，蝗蟲再起，姚崇又命捕殺，詐州刺史倪若水反對道：“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以修德以鑲之”姚崇駁斥他道：若修德才能滅蝗，難道今日聖主無德嗎？不忍心滅蝗，難道就忍心使廣大民眾挨凍受俄嗎？這一次，玄宗又支持了姚崇，並派人到各地檢查州縣滅蝗的情況。由於大力滅蝗，大大減輕了災情。
開元年間，玄宗還多次興修水利，直接促使農業生產的發展。開元二年，在文水東北開甘泉渠、蕩沙渠、靈長渠，還有千畝渠，可灌溉田數千頃。都是引文穀水而成。開元中，彭山開通濟大堰1處，小堰10處，引邛江水120裏，灌溉田地1600頃。開兒二十七年，武陵修北塔堰，灌溉土地1000餘頃。另外，開元四年三河有渠河塘、孤山破，可灌溉土地3000頃。這些水利工程是否為當年所修，暫時還不能肯定，但對當時農業生產發揮了有效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
抑製佛教的泛濫，也是為了促使經濟的發展。高祖時，傅奕就要求製止佛教的泛濫，因為僧人不事生產又逃避租賦。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大肆興佛，致使寺院占有大量的水碾莊園，很多逃丁避罪者也削發為僧。這樣，既減少了社會勞動力和供給國家的租賦者，同時，為修建寺院也耗費了大量資財。中宗時，宰相韋嗣立指出：據我所知，營造寺觀，耗費巨大，“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務農”，使人們怨聲載道。還有人說：“今天下之寺蓋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佛教之如此泛濫，與王公貴族的大力興佛密切相關。這些人為了從中取利，“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
針對這一間題，玄宗根據姚崇的建議，於開元二年正月命整頓僧尼，偽妄僧尼還俗者有12000餘人，同時，還不準再建佛寺。這樣，勢必削減為逃避賦役而為僧人的人數，提高朝廷控製經濟的權力。
玄宗為了從經濟上加強皇權，又不得不采取一些削弱貴族勢力的措施。改變食封製度就是這方麵的措施。唐朝初年，凡受封的王公貴族，都對封戶直接征收租調。但當時受封者僅有二三十家，封戶不過千餘戶，影響不大。中宗以後，受封者日益增多，所封戶數也遠遠超過唐初。中宗時受封者多至140多家，封戶遍布54州，安樂公主食封4000戶，長寧公主3500戶。更是甚者，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食封飛萬戶。受封者不僅征收租調，還對封戶任意勒索，增加封戶額外負擔。當然，更影響朝廷收人。於是，玄宗改變這種辦法，封戶的租調歸政府統一征收，食封者隻能定量領取。這樣，既能增加政府收人，也減少了封戶的額外負擔。有利於發揮生產者的積極作用。
發展學術文化
在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的同時，玄宗又非常重視發展學術文化。玄宗在理政的實踐中迫切感到讀書的必要，故而特以設置幫助他讀書的侍讀。讀書愈多，愈加明確書史有取之不盡的治國之道。於是他說：“聯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既然先王的治國之道在文籍之中，所以，為了全麵了解經史的內容，以便在聽政之暇細心閱讀，故而他要楮無量等人整理所存古書。開元六年，整理完畢，部分上架。玄宗命文武百官於東都乾元殿參觀，提倡讀書。開元九年，殷踐欲、韋述等人，又修成《群書四部錄》200卷，由左散騎常侍元行衝奏上，共收書目48169卷。玄宗還很重視著述，開元十年，中書舍人陸堅奉命修撰六典，玄宗親手寫了六條類目，即理寒、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這就是《唐六典》名稱的由來。開元二十七年完成後，一直流傳至今。這是當代學者研究唐史特別是研究唐代官製不可缺少的著作。
開元十一年五月，玄宗置麗正書院，聚集文學之士，如徐堅、賀知章、趙冬曦等，或修書，或講論文史，以宰相張說為修書使總負其責。由於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就認為這是浪費而且無益於國，要求罷除。張說持反對意見說：自古以來，帝王在國家無事時就修建宮室，追求聲色，而今天子則崇儒重德，親自講論經史，整理古書，重視學者；所費不多，收益很大。玄宗支持了張說。
由於玄宗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所以，當時人們認為升為學士比升官更為重要。開元十三年，賀知章由太常少卿晉升為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當時源乾暇與張說同為宰相。源乾暇問張說道：賀公同時有兩種任命，是學者的極大光榮，但學士與侍郎，哪一種最美呢？張說答道：侍郎固然很不容易得到，但學士更令人羨慕，所以“二美之中，此為最矣”人們羨慕有學問的人，自然與當時的政策有關，更與玄宗重視知識與知識分子有關。給事中裴士淹，由於精通曆史，很受玄宗喜愛，常常為玄宗隨員外出，以備顧間在科學技術方而，玄宗重用精通天文曆法的張遂，支持他研製成功了黃道遊儀，又研製了渾天銅儀，對天文曆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經濟文化的繁榮
開元年間，由於政治穩定，玄宗重視發展經濟，倡導發展學術文化，故而逐步形成了唐代經濟文化繁榮的高峰。所謂“開元之治”，正是後人對這一時代讚頌的美稱。
由於積極發展生產的措施發揮作用，墾田的數量不斷有所增加。根據汪先生研究，唐天寶時的墾田數多於西漢平帝時的墾田數。漢平帝的墾田為827萬頃，相當於唐736萬餘頃。唐天寶時實有耕地而積，約在800萬頃至850萬頃戶不足300萬，到永徽三年，戶增至380萬。神龍元年，有戶615萬，口3140萬。開元十四年，有戶769萬，口4141萬。開元二+八年，有戶84萬，口4814萬。從唐初到開元末，戶口增加一倍還多，說明政府的賦役來源麵擴大了，社會秩序安定了。這正是統治者能夠維持其統治地位，人民能夠較好地生活下去的時代。
開元十三年，玄宗去泰山封禪，一鬥米僅值十三文，青州、齊州糧價更低，一鬥米五文。長安、洛陽兩京，物價稍高，一鬥米不過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州、汁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沿途店肆林立，飲食豐富，來往客人非常方便。南到荊州、襄州，北至太原、範陽，也都是交通便利，行路安全。遠走數千裏，不必攜帶防身的武器。《通典》中的這些記載，應當可信。因為《通典》的作者杜佑生幹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晚年，他已是青年人，開元年聞的事，他既有親身體會，也有耳聞目睹，故而其書所載應當符合事實。
杜佑在《通典》中所寫的範圍，大體上相當幹現在的山東到陝西，湖北到北京。那麽，其他地方的情況如何呢？
唐昭宗時的宰相鄭縈說：開元初年，玄宗勵精圖治，大力革新，不過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裏，人河煌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撚，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鬥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這裏首先談到長安以西至西域的情況，繼又談到全國的民情。這些內容，無不說明開元時期確是一片太平盛世的佳境。
文化事業的發展，也非常顯著。例如，對圖書的分類，最早是六藝，西漢時發展為七略，唐代又為經、史、子、集。這種發展，正是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的標誌。唐朝建立後，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視圖書的搜集和整理，故而圖書的數量日益增多。但國家藏書最多的時候還是玄宗時代。有人說：“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鳴呼，可謂盛矣！”唐代人們自己的著作就有28000多卷，可見唐代知識分子的著述成就甚為驚人。玄宗非常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當時知識分子的著述也必然是很多的。
總而言之，在玄宗積極進取精神的影響下，政權機構發揮了使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的有效作用。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因此，在物質財富大量增加的同時，精神財富也大大豐富起來。這種太平盛世的氛圍，不僅使玄宗得意忘形、躊躇滿誌，而且也為後人讚不絕目。長期以來，人們把‘開元之治”與“貞觀之治”相提並論，是符合曆史實際情況的。
玄宗的轉變
古代的帝王，往往在初即位時能夠看到社會的弊端，從而銳意改革，力求改變一切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障礙。但在取得一定成就以後，又往往迷信自己的權威和能力，心滿意足，剛惶自用，逐步怠惰起來。唐玄宗就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代表。《新唐書》的作者在評論玄宗時說：“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擅不振也。”玄宗在開元時，“勵精求治”，故而對姚崇、宋憬等賢臣能夠“言聽計行，事半功倍。在社會太平以後，他“誌滿意驕”，張九齡等重臣的正確建議，他根本聽不進去。這樣，引起安史之亂，就不是“天運”而是“人事”了。這種評論，恰中要害。
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豐富的氛圍中，玄宗陶醉了，積極進取的銳氣逐漸消失，驕奢淫逸之風日益滋長。玄宗不可能是一個善始善終的皇帝了。
玄宗初即位時，非常注意節儉，後來逐漸變了。天寶四年十月，玄宗以戶部郎中王拱為戶口色役使。這個工拱，對玄宗的任意揮霍是投其所好。唐初，對戍邊者免其租庸，六年更換一次，後來，邊將腐敗，為了掩飾其失敗，對作戰犧牲的士卒皆不申報。王拱為了聚斂財富，誣稱這些棲牲者是逃避租賦，遂在六年以外強征其租庸，最多有並征二卜年者。對這些情況，玄宗不聞不問，反而重用王鐵。因為能夠滿足他揮霍無度的欲望，後宮用度日益增加，隨心所欲的賞賜也見不鮮，任意從左、右庫支取，已是司空見慣。為了滿足玄宗的需要，王拱每年上貢額外錢百億萬，存廠內庫專供玄宗享用，並對玄宗說：這都是租庸調以外的經費。言外之意，當然是可以任意使用了。玄宗認為王拱有“能富國”的本領，故而對其更加重用。這個專門“割剝以求媚，中外磋怨”的人物，很快又被任命為禦史中水、京蔑采訪使。
天寶八載，玄宗又率領群臣參觀國庫。他看到國庫充滿粟帛，忘乎所以，故而“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極限。”
在生活上，他窮奢極欲，縱情聲色，所有宮女4萬人，見於史書的後妃、美人、才人就有19人，他有30個兒子，29個公主。腐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貴戚們為了在玄宗而前爭寵，都競相對其進食。玄宗專門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每次進食常常是水陸珍品數千盤，每盤費用相當於十個中等人家的資產。非常明顯，這時的玄宗已經不是他初即位時，那種節欲戒奢，嚴禁奢侈豪華的作風。早已煙消雲散了。
政治腐敗
執政者在生活上的奢華淫逸，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腐敗。因為縱情聲色，必然好逸惡勞，不能勤政；自己怠惰，必然依賴別尤偏聽偏信，不能正確處理國事。玄宗正是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
政治腐敗的突出表現是玄宗重用陽奉陰違，投其所好的人物。
開元初年，玄宗重用姚崇、宋瑞等善於治理國家的賢臣。一直到開元二十一年，他頭腦還比較清醒，曾用韓休為相。韓休類似唐初的魏了，經常向玄宗進諫，致使玄宗提心吊膽，自己稍有一點過失，就立即問左右道：韓休知道嗎？為此有人建議道：韓休為相，使陛下過於操勞，比過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韓休的宰相職務！玄宗道：“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韓休常和我有不同的意見，我卻能安心睡覺。“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看來，這時玄宗還能分辨是非，識別忠奸。但是，到了天寶年間，就大不相同了，他重用的是李林甫、楊國忠等媚上欺下的狐群狗黨。
李林甫，是“日有蜜，腹有劍”的人物。開元十四年，他為吏部侍郎時，負責選拔官吏。寧王給他十個人的名字，要他照顧。他為了表示自己公而忘私，特以公開舍棄一人，暗中照顧九人，以掩飾其拘私舞弊。他為了求寵於玄宗，晴中勾結宦官，深通妃殯，玄宗的任何動靜，他都能及時知道。這樣，更有利十他投其所好，取悅於玄宗。當時，玄宗寵愛武惠妃，武惠妃子壽王帽也與其他皇子地位不同，甚至太子的地位也受到影響。李林甫通過宦官使武惠妃知道，他將盡力支持壽王；武惠妃也很快有所反應，使李林甫升為黃門侍郎，不久又為宰相。
李林甫為相，是通過陰謀手段取得的。當玄宗命中書令蕭篙選相時，蕭嵩推薦韓休，玄宗同意。在未公布之前，李林甫通過宦官高力士知道了這一決定，於是，他立即公開請求任命韓休為相。因為韓休不知道蕭嵩推薦他為相的內情，故而對李林甫感恩戴德。韓休為相後，又極力推薦李林甫為相，更加武惠妃的暗中支持，李林甫很快就為宰相了。
做了宰相，他更肆無忌憚地媚上欺下，凡是才能功業超過他而又為玄宗所重視者，他就千方百計將其除掉或使其失勢。對一些學識淵博的文人學士，表麵與其友好，暗中卻陰謀陷害。天寶元年三月，玄宗發現兵部待郎盧絢氣質非凡，印象很好。李林甫怕盧絢影響自己的地位，遂迫使盧絢去做華州〔治所在今陝西華縣）刺史，並對外宣稱盧絢有病，不理州事，隻好使他去東都為太子詹事。
玄宗打算廣求人才，命精通一種學問者都到京師應試。李林甫擔心應試者在對策中揭發他的罪過，遂建議玄宗不必和應試者直接對話，以免草野之十，不懂禮儀而對聖上不敬。他要郡縣長官精選超人之才，報尚書省，再由尚書省複試，上報結果。結果，應試者無一人合格。李林甫遂上表祝賀當時沒有遺而不用的人才。這當然是李林甫美化自己的陰謀手段。
唐初以來，邊州皆用忠厚名臣，任期短，不遙領，不兼統，功名顯著者經常人朝為相。開元中期以後，情況有所改變，邊將任期有長達十餘年者，也有宰相或皇子遙領邊將者，還有兼統數鎮者。李林甫擔心邊將人相會影響他的地位，遂向玄宗建議道：胡人勇敢善戰，又不易結黨，必然忠於朝廷，應以胡人為邊將。玄宗采納了這個意見，故使安祿山能兼統，鎮，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勿庸置疑，安祿山叛亂與這種舉措密切相關。
楊國忠本名釗，是楊貴妃之從祖兄由於這種關係，他又善於投機鑽營，很快就飛黃騰達起來。
最初，楊國忠看到李林甫權大勢眾，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必須先取信於李林甫；李林甫也看到楊國忠的特殊地位，可以利用，故而二人互相勾結，想動搖太子的地位，還陷害與太子有關者數百家。
本來，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為宰相者，選官的事都由侍郎負責，經過三次反複，最後經門下省審核，由春至夏，需數月時間。楊國忠為吏部尚書兼宰相，他為了顯示自己精明能幹，事先私定人選，然後集中左相、給事中、諸司長官幹尚書省都堂，把各種手續一天辦完，其中雖然有很多差錯，但沒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見。
楊國忠初人京時曾投靠於李林甫，後來，為了在玄宗麵前爭寵又與李林甫發生矛盾。李林甫於天寶十一載十一月死去，楊國忠於天寶十二載正月就指使安祿山誣告李林甫與突厥阿布思勾結謀反。當時，李林甫尚未安葬，玄宗命剖李林甫棺，取其含珠，奪去金紫，換小棺按庶人禮葬之；同時，削去官爵，了孫有官者除名，流放嶺南及黔中，近親及黨與被貶者50餘人。
大寶十二載十月，楊國忠子楊暄應試明經科，因其學業荒陋，未考及格。劄部侍郎達奚殉害怕楊國忠權威，故使其子昭應尉達奚撫先向楊國忠透露消息。當時，楊國忠隨玄宗在昭應，當楊國忠看到達奚撫時，以為其子必然中選，達奚撫是來報告喜訊。出其所料，是其子落選的消息。楊國忠勃然大怒道：我子還怕不能富貴嗎？你等鼠輩何必來此賣好！達奚殉不敢得罪楊國忠，楊暄被置於土第。在楊暄為戶部侍郎時，達奚殉由禮部侍郎轉為吏部侍郎，和楊暄的地位相同。即使如此，楊暄還嫌自己升官太慢了。
楊國忠為相後，安祿山對他甚為歧視，楊國忠當然也不示弱，兩人之間常常互相低毀。玄宗欲用安祿山為相，楊國忠認為他目不識丁，不可為相。反之，安祿山推薦禦史中7吉侃為武部侍郎，楊國忠就對吉溫非常反感。雙方針鋒相對的鬥爭，都是為了在玄宗麵前爭寵，以便鞏固自己的地位。後來，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為名舉兵叛唐，這種矛盾起了導火線的作用。
當玄宗勤於政事，極力使國家富強的時候，他重用姚崇、宋璟；當他怠於政事，盡力縱情聲色的時候，李林甫、楊國忠乘機得勢。這說明玄宗的態度是關鍵問題。史家認為：“開元任姚崇、宋憬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這完全符合事實。
危機四伏
在玄宗陶醉於鶯歌燕舞的氛圍之中時，實際上他已處於危機四伏的境地了。
當時最大的危機是玄宗意識不到自己的處境。李林甫、楊國忠先後執政。使一些正直而善於理政的賢臣不能施展其才能。他們專橫跋扈，堵塞言路，使下情不能上達，容易激化社會矛盾。他們欺上壓下，蒙蔽玄宗，使正氣不能發揚，邪氣日益上升，政治腐敗的程度更加深化。麵對這些問題，玄宗仍然醉生夢死，毫不醒悟。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為了自專大權，蒙蔽玄宗，嚴厲製止向玄宗反映情況。他公開訓斥諸諫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跟，烏用多言！’他還用辱罵的口氣說：你們沒有看見正殿側宮門外的馬嗎？壞用時立刻就可使他離去。這種威嚇的日氣，當然是要諫官不要直接向玄宗說長道短。諫官們懾於他的權威，不敢再有諫言了。李林甫為了使玄宗相信自己，不重視別人的諫言，他還故意捉弄一些進諫者。
兵部尚書李適之性格直爽，李林甫抓住他這一特點，騙他說：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聖上尚不知道。李適之立即上奏玄宗。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見。李林甫答曰：臣早知道。但華山是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宜開鑿，故而我未上奏。玄宗認為李林甫考慮周到，是愛護自己，遂告誡李適之說：今後奏事要與李林甫商量，不要輕率從事。李林甫蒙蔽健宗，玄宗更加信任李林甫，實際上這是李林甫正在把玄宗推向萬丈深淵。
楊國忠欺騙蒙蔽玄宗，更是司空見慣。天寶十二載，由於頭一年水災早災接連發生，關中饑荒嚴重。由於京兆尹李艦對他不甚順從，他就把“關中大饑”之災難歸罪於李規，貶李艦去做長沙太守。玄宗因秋雨連綿而優傷莊稼，楊國忠遂取最好的禾苗獻給玄宗說：雨雖多，不影響莊稼的生長。玄宗異常高興。扶風太守房館反映當地災情，楊國忠就興師問罪。從此，再無人敢談災情的問題。玄宗曾對身邊的宦官高力士說：淫雨不停，你可對我講實話。高力士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玄宗沉默不語。這說明玄宗並不十分相信高力士。
天寶十二載六月，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李必是劍南留後，實際掌握兵權。李必在對南詔作戰中全軍覆沒，自己被俘。楊國忠不僅隱瞞其失敗，而且還以勝利上報。接著又繼續調動內地軍隊對南詔作戰，結果又遭失敗，犧牲近20萬人。此事無人敢向玄宗反映。玄宗也認為天下尤事，可以高枕無優。他對高力士說：“聯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複何優！”高力士對日：“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製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何得謂無憂也！”玄宗表示，要慢慢考慮高力士的意見由此看來，高力士不是沒有提醒玄宗。下情不能上達，玄宗根本不知民意；喪師20餘萬，眾人怨聲載道，玄宗根本不知有邊事發生。顯然，玄宗已經陷人任人擺布的困境，但他仍然沒有任何感覺，還有什麽比這更為危險的呢！
其次，另一種嚴重危機就是穩定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這裏所謂的“社會秩序”，是指法律、規章製度、道德等規範人們言行，處理人際關係的手段。固然，這種手段不能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廣大人民觸犯法律必然受到製裁，而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為所欲為也可逍遙法外。但可以這樣說，在統治集團能夠比較冷靜地處理問題時，他們也可以遵守這種秩序，使社會能夠穩定的向前發展。反之，如果這種秩序遭到破壞，必然出現貪官汙吏，結黨營私，致使各種社會關係失去平衡。由此看來，秩序是均衡各種社會關係的有效手段，離開必要的秩序，社會就不能正常的發展了。由此看來，破壞社會秩序與社會動蕩不安是有因果關係的。
唐代的法律是完備的，律、令、格、式各管一麵，對唐初社會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李林甫執政時，他把法律置之度外，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惡處理問題。凡是對他不順從者，他就千方百計將其除去。吉溫、羅希都是慘毒暴虐的獄吏，李林甫重用他們，他們完全根據李林甫的喜怒辦事，很多人被他們無辜致死，當時人稱之謂“羅鉗吉網”李林甫不僅拋開法律，而且對各種製度也不遵守。祟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因講《老子》、《莊子》受到玄宗賞識。李林甫看此人軟弱容易控製，遂推薦他為宰相。按照製度，宰相辦公必須到午後六刻才能下班，李林甫認為，天下太平，無事可辦，巳時即可回家，實際上是軍國大事都由他個人在私宅決定，陳希烈隻是在公文上署名而巳。
楊國忠為吏部尚書，選拔官吏不問才能如何，品德怎樣，隻問資曆的深淺。這樣一來，不少長期因才德平庸不能做官的人都取得了定地位，而一些年輕有真才實學的人反被拒之門外了。
法律、規章製度遭到踐踏，必然激化各種社會矛盾。首先是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結幫組派，爾虞我詐的問題急劇發展。這些問題涉及各個方而，致使各種關係失去平衡。隋場帝就是迷信自己的權威，隨心所欲，目無法規，倒行逆施，致使統治集團內部眾叛親離，又引起農民起義的爆發，最後落到身首異處的下場。
還有一種危機，就是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日益激化。當時，能夠在玄宗麵前爭寵的有三種力量。這就是宰相、宦官、邊將。這三種力量之間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麵，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麵；既有互相依賴的一麵，也有互相鬥爭的一麵。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在發展到不可調和的時候，導致了安祿山的叛亂。
當時，宰相、宦官、邊將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玄宗初即位時，由於他勤於政事，親自處理軍國大事，所以，宰相、宦官、邊將都聽他的指揮。後來，玄宗日益怠惰，不願親理政事。於是。身邊的宦官乘機染指朝政，但由於宦官的特殊身份，他們不能公開執政，宰相就成了他們利用、勾結的對象；反之，宰相由於接近皇帝不易，又必須利用、勾結宦官。邊將既要聽命於宰相，又想通過宦官取寵於玄宗。正是這些原因，三者之間往往有利益一致的時候，也有互相衝突的時候。
在政治上影響最大的宦官是高力士。玄宗曾說：高力士值班，我才能睡好。四方進奏文表，都先送呈高力士，然後才到玄宗處，小事高力士可自作主張。在這種情況下，宰相自然要看高力士的臉色行事，甚至當時身為太子的肅宗也呼其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其“阿翁”，駁馬輩呼其為“爺”。權勢之大，可想而知。在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他們專橫跋啟，不可一世的時候，高力士又向玄宗建議，不可使相權太大，以免大權旁落。雖然這是要抑製宰相的權力。李林甫建議以胡人為邊將，當然為安祿山等人所歡迎。但在安祿山勢力壯大、威脅到宰相地位的時候，楊國忠與安祿山又互相指責，矛盾日益激化。總之，宰相、宦官、邊將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像細菌一樣腐蝕著玄宗政權。但是，由於玄宗執迷不悟，一直陶醉於太平盛世的氛圍之中，所以，最後像一聲巨雷一樣，爆發了安祿山叛亂，雖然驚醒了玄宗，但已為時過遲了。
頻繁的宮廷動亂
唐自武則天執政以後，宮廷政變接二連三。皇帝頻繁的更替，宰相、大臣的地位也常朝夕不一。宮廷內部的動亂，嚴重影響著政局的穩定。
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病故，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高宗初即位，頗有太宗治理國家的精神，例如，他非常重視解決君民關係問題。他曾召朝集使道：“聯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尹從此，還‘舊引刺史十人人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於他勤政不怠，故而“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顯慶五年以後，由於高宗經常頭暈目眩，影響理政；野心勃勃，也頗有政治才能的武則天乘機插手政事，開始參與國家大事。第一步，她促使高宗廢王皇後，立自己為皇後。第二步，她排斥異己，掃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礙，同時，又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進一步掌權做準備。下一步就是自稱皇帝了。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後，實際上是武則天掌握政權，中宗隻不過是個傀儡。這個20歲的年輕皇帝，不甘心對武則天惟命是從，故而自作主張，把皇後的父親韋玄貞從普州參軍提升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為侍中。對此，武則天怒火升起，立即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豫王旦為皇帝，是為睿宗。
中宗稍違母意即刻被廢的教訓，睿宗當然念念不忘，所以，當武則天欲做皇帝的野心暴露無遺的時候，他不得不順水推舟，表示擁護改唐為周，由武則天為皇帝，自請賜姓武氏，由皇帝降為皇嗣。
武則天雖然做了皇帝，但當時人們還視她為武氏之女，李氏之婦。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樣，把夫族李氏當做外戚，按照武氏世係傳授帝位。這種女皇帝本身的弱點，再加上李氏家族與其他敵對勢力的反對，決定武周政權不能長期存在。
神龍元年正月，宰相張柬之、崔玄昨等人，發動政變，他們經過密謀策劃，擁兵人宮，殺死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迫使武則天退位，中宗又一次做了皇帝，恢複國號為“唐”。
中宗雖然恢複了帝位，但他庸庸碌碌，無所作為。他的皇後韋氏想效法武則夭，妄圖自掌政權。武則天雖然退位，但武氏勢力還相當強大。武則天侄武三思與韋後由私通發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還有，韋後女安樂公主是武三思子武崇訓之妻，他們狼狽為奸，結成武韋集團，利用一切機會想左右政局。由於太子李重俊非韋後所生，韋後、安樂公主、武三思等，常視其為“奴”，不斷對其進行淩辱。安樂公主竟肆無忌憚地要求廢太子，立自己為皇太女。李重俊當然不會逆來順受。
景龍元年七月，李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柞等，發動兵變，殺死武三思、武崇訓及其同黨十餘人。由於準備不足，兵力不強，很快失敗，李多柞被殺，李重俊逃往終南山，最後為左右所殺。
李重俊發動兵變失敗，韋後與安樂公主更為驕橫不可一世。武崇訓被殺，安樂公主又嫁武承思子武延秀。他們狼狽為奸，互相勾結，賣官寮爵，賄賂公行，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安樂公主要把昆明池據為己有，中宗沒有同意，她又另奪民田作定昆池，周圍49裏。更為甚者，安樂公主還自為製救，掩其文要中宗簽字。顯然這是要代皇帝發號施令，但中宗也笑而從之。盡管如此，韋後要臨朝執政，安樂公主要做皇太女的欲望還不能得到滿足。於是，景雲元年六月，韋後與安樂公主密謀策劃，毒死了中宗。這又是一次政變。
韋後與安樂公主雖然用心良苦，但仍然沒有達到目的。武則天女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暗中起草中宗遺詔，立溫王重茂為太子，不久，即皇帝位，尊韋後為皇太後。當然，武韋集團不會甘心失敗，中書令宋楚客、太常卿武丁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等，共勸韋後像武則天那樣親自執政。他們認為，保衛宮廷與政府的南軍與北軍，皆由韋氏掌握，可以謀害瘍帝，取唐而代之。不過，他們也有顧慮，主要是擔心太平公主與相王從中阻撓。於是，他們想除去相王與太平公主。
其實，真正對武韋集團構成威脅的是相工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當時是臨淄王，他有膽有識，頗有作為，在宮廷內部接連三的變亂中，他利用各種機會，聚集才勇之士，在羽林軍中發展勢力。中宗被害後，武韋集團聲名狼藉，他利用這個有利時機，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韋後與安樂公主太平公主又把瘍帝拉下皇帝的寶座，使睿宗再次為帝，李隆基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玄宗結束宮廷動亂，穩定政局
在消滅武韋集團時，太平公主發揮了重要作用。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重視兄妹情誼，對她異常尊重。故而太平公主肆無忌憚，擅權弄法。她認為李隆基才能出眾，英武果斷，不易對付，欲另立閣弱者為太子，以利其長期隨心所欲。於是，她與益州刺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打算謀害李隆基。
太平公主欲加害李隆基的打算，睿宗非常清楚。當太平公主欲爭取待中、中書令韋安石加人自己的朋黨時，睿宗也很快密召韋安石道：“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屍韋安石對日：“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稠，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驚惶地說：“聯知之矣，卿勿言也。”兩人的對話均被太平公主竊聽而去。這樣，勢必加劇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矛盾。此事對睿宗來說，當然是左右為難。
在千鈞一發之際，睿宗表現出了大智若愚的姿態。他主動要讓位於太子，太平公主及其黨徒極力勸阻，睿宗毫不猶豫，於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太於。李隆基才能超人，又掌握實權，無疑如虎添翼，使太平公主感到岌岌可危，故而太平公主一再勸阻睿宗讓位。讓位後，她又勸睿宗不要放棄大權但是，由於睿宗態度堅決，太平公主的陰謀都破產了。這一切說明，睿宗讓位實際上是支持李隆基消滅太平公主勢力。否則，太平公主為什麽持反對態度呢！
李隆基即位，是為玄宗。玄宗對太平公主“擅權用事”，為所欲為，甚至“宰相七人，五出其門”，的情況，當然不能坐視。於是，在開元元年六月，玄宗與岐王範、薛王業、宰相郭元振、龍武將軍王毛仲、宦官高力士等，突然采取暴力行動，殺死太平公主黨羽常元楷、李慈、蕭至忠、岑羲、賈膺福等，對太平公主賜死於家。玄宗的敵對勢力徹底被消滅了。
從嗣聖元年中宗被廢為廬陵王起，到開元元年玄宗消滅太平公主勢力止，在不足30年的時間裏，由中宗、睿宗、武則天、中宗、蕩帝、睿宗到玄宗，先後六次更換皇帝，中間還有太子李重俊反對韋後的兵變，還有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消滅武韋集團以及玄宗消滅太平公主勢力的暴力事件。在宮廷內部，時局變化莫測，皇帝的地位朝不保夕，各種政治力量也不斷有所沉浮。統治集團都為爭權奪利而耗費精力，當然役有餘力為治理國家、發展經濟而有所貢獻。由此看來，玄宗結束長期以來的宮廷動亂，必然為曆史的前進開辟道路。有了穩定的政治局麵，才有可能形成被後人稱道的“開元之治氣。
玄宗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
玄宗即位時，年僅28歲，是個頗有作為的年輕皇帝。為了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尋找借鑒，他非常注意閱讀史書。他說：“膚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由於史書“事關理道”，也就是讀史與治理國家有關，故而他常常讀史而且還十分認真。但因為有些內容也不易讀懂，特以又設置了侍讀。馬懷素、褚無量就是他最早選中的侍讀。
馬懷素是一位“手不釋卷，謙恭謹慎”，“博覽經史”的學者。玄宗尊重他的學間，對他有許多優待，每從旁邊小門進宮，可乘肩輿〔人力抬扛的代步工具），還可在宮中乘馬，有時玄宗“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
褚無量是一位“勵誌好學”，精通《三禮》及《史記》的學者，他多次上書陳述“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廠玄宗還親自起草詔書，對其進行讚揚和獎勵。
玄宗重視讀史，尊重有知識的人，說明他認識到曆史文化知識對他迫切需要。這正反映了玄宗積極進取，奮發向卜的精神風貌。那種庸庸碌碌，怠於政事的統治者，是決不會求知如饑，訪賢似渴的。
更能體現玄宗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者，莫過於他糾正奢靡之風。開元一年七月，他下詔說：‘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必須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廠對於百官的佩帶、酒器、馬橙等，都有嚴格規定，不許超越標準。同時，還規定從此天下不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另外，還撤銷了專供官僚貴族衣著亨用的織錦坊。司馬光認為，這是玄宗“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的措施。大了治理國家，至高無上的皇帝能從皇帝做起，對本身的享受有一定的約束顯然和那種驕奢淫逸的墮落之風是背道而馳的。隻有積極進取者，才能具備這種精神狀態。
政治革新
玄宗為了勵精圖治，特別重用賢才。姚崇、宋璟，就是他十分器重的宰相。後人常把姚、宋人與唐太宗時的房玄齡、杜如晦相提並論，都視為賢相。事實也確實如此，玄宗初即位時，“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十崇”。有的宰相，平庸無能，遇事缺乏主見，隻是唯唯諾諾，不辦實事，而姚崇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果斷地處理各種事務，從不延誤。宋璟，對許多重大問題敢於“極言得失”，使玄宗頗感有益，於是他轟手下詔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人觀省，以誡終身。”由於姚崇、宋璟為玄宗理政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被後人列為“漢、唐名相”。司馬光更全麵評論說：“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這裏既說明了姚、宋的才幹，又說明了他們輔政的效果，還涉及了玄宗對他們的尊重不言而喻，玄宗重用這樣的人才，是他政治革新的主要環節。玄宗還非常重視地方官的任用。開元四年五月，有人反映當年選拔官吏太濫，縣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縣令於宣政殿庭以“理人策”進行考試，結果隻有鄄城令韋濟成績甚好，被調任為長安附近的醋泉縣令。大量不合格者都回家繼續學習，有些免強合格者可仍留任。吏部侍郎盧從願、李朝隱受到降職處分。因為他們選拔縣令沒有嚴格掌握標準。這樣按實際本領選拔官吏，必然使那些濫竿充數者不能得逞。
玄宗的量才授官還表現在不拘私情方而。開元二年閏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成義要求以其申王府的錄事閻楚矽升為參軍，錄事是從九品的流外官，參軍是正七品。玄宗同意後，姚崇、盧懷慎表示反對說：“先嚐得旨，雲王公、咐馬有所奏請，非墨放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獷玄宗認為這個意見正確，遂改變了主意。從此以後，再沒有人以私情要求任用官吏了。
另外玄宗弟薛王業之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而被禦史彈奏，本應治罪，薛王業為其求情，姚崇等人上書道：王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符合事實，決不可寬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見。於是，貴戚們的行為也不敢過於放縱了。
在任用官吏方麵，唐初以來逐步形成了重視京官、輕視地方官的不良習氣。中宗時已相當嚴重。宰相韋嗣立曾經指出：近年以來，地方上的刺史、縣令多有選擇不當者，往往把京官中有錯誤或盧望不高者派到州、縣去；吏部選人時，常把一些衰老無用的人派去做刺史、縣令。針對這些弊端，他建議道：今後任用中央的“諸曹侍郎，兩省、兩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可惜這樣重要的建議未能得到中宗的認可。一直到玄宗即位以後，這種習氣仍然存在。往往把中央的冗員派到地方去做重要的官吏，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左遷”。反之，由地方到京師去做官，則被認為是極大的
光榮。
開元四年，揚州采訪使班景倩人京為大理少卿，路過汁州時，汁州刺史倪若水為其舉辦送別宴會，熱情話別。當班景倩登舟西去時，倪若水望其背影說：班公此行，和登仙有什麽不同呢！為其隨從，也甘心情願。倪若水深思良久，才轉回府去。這件事說明，當時的地方官是非常向往京官的。
地方官不受重視，地方官的質量勢必受到影響。針對這一弊端，玄宗於開元二年正月下詔說：選京官有才識者到地方去做都督、刺史，地方的都督、刺史有政績者命為京官，使官吏出人合理，成為製度。當然，要根本改變這種局麵，特別是要從觀念上消除這種影響，是很困難的，但從實際上解決這一問題，必然提高官員的素質和政權機構的辦事效率。
開元八年五月，侍中源乾暇又針對這一問題上疏道：我看到權勢之家多在京城任職，俊又之士多是外官，這很不合理。接著又說：他的三個兒子都是京官，願意出其中兩個為外官。玄宗對源乾暇大加讚揚，同時，命文武百官中凡父子兄弟三人都任京官者，都要以源乾暇為榜樣，自行協商有人出任外宮。於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一百餘人。看來，開元二年玄宗的詔令並沒有立即執行，直到開元八年源乾暇帶頭執行，方顯示了效果。但是，玄宗的傾向性十分明確，源乾耀的行動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有所效果的。
重視發展農業生產
開元三年，山東發生蝗蟲災害，由於缺乏科學知識，很多農民不敢捕殺，隻是在田旁焚香膜拜設祭求神而已，還有人認為蝗蟲太多，根本不能除盡，不如聽其自然為害。姚崇極力反對這種消極的悲觀情緒，他認為，山東、河南、河北人們深受其害，到處流亡，決不能坐視不救；即使除之不盡，也比養之為害要好。玄宗支持姚崇的意見，積極動員群眾浦殺蝗蟲。第二年，蝗蟲再起，姚崇又命捕殺，詐州刺史倪若水反對道：“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以修德以鑲之”姚崇駁斥他道：若修德才能滅蝗，難道今日聖主無德嗎？不忍心滅蝗，難道就忍心使廣大民眾挨凍受俄嗎？這一次，玄宗又支持了姚崇，並派人到各地檢查州縣滅蝗的情況。由於大力滅蝗，大大減輕了災情。
開元年間，玄宗還多次興修水利，直接促使農業生產的發展。開元二年，在文水東北開甘泉渠、蕩沙渠、靈長渠，還有千畝渠，可灌溉田數千頃。都是引文穀水而成。開元中，彭山開通濟大堰1處，小堰10處，引邛江水120裏，灌溉田地1600頃。開兒二十七年，武陵修北塔堰，灌溉土地1000餘頃。另外，開元四年三河有渠河塘、孤山破，可灌溉土地3000頃。這些水利工程是否為當年所修，暫時還不能肯定，但對當時農業生產發揮了有效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
抑製佛教的泛濫，也是為了促使經濟的發展。高祖時，傅奕就要求製止佛教的泛濫，因為僧人不事生產又逃避租賦。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大肆興佛，致使寺院占有大量的水碾莊園，很多逃丁避罪者也削發為僧。這樣，既減少了社會勞動力和供給國家的租賦者，同時，為修建寺院也耗費了大量資財。中宗時，宰相韋嗣立指出：據我所知，營造寺觀，耗費巨大，“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務農”，使人們怨聲載道。還有人說：“今天下之寺蓋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佛教之如此泛濫，與王公貴族的大力興佛密切相關。這些人為了從中取利，“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
針對這一間題，玄宗根據姚崇的建議，於開元二年正月命整頓僧尼，偽妄僧尼還俗者有12000餘人，同時，還不準再建佛寺。這樣，勢必削減為逃避賦役而為僧人的人數，提高朝廷控製經濟的權力。
玄宗為了從經濟上加強皇權，又不得不采取一些削弱貴族勢力的措施。改變食封製度就是這方麵的措施。唐朝初年，凡受封的王公貴族，都對封戶直接征收租調。但當時受封者僅有二三十家，封戶不過千餘戶，影響不大。中宗以後，受封者日益增多，所封戶數也遠遠超過唐初。中宗時受封者多至140多家，封戶遍布54州，安樂公主食封4000戶，長寧公主3500戶。更是甚者，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食封飛萬戶。受封者不僅征收租調，還對封戶任意勒索，增加封戶額外負擔。當然，更影響朝廷收人。於是，玄宗改變這種辦法，封戶的租調歸政府統一征收，食封者隻能定量領取。這樣，既能增加政府收人，也減少了封戶的額外負擔。有利於發揮生產者的積極作用。
發展學術文化
在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的同時，玄宗又非常重視發展學術文化。玄宗在理政的實踐中迫切感到讀書的必要，故而特以設置幫助他讀書的侍讀。讀書愈多，愈加明確書史有取之不盡的治國之道。於是他說：“聯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既然先王的治國之道在文籍之中，所以，為了全麵了解經史的內容，以便在聽政之暇細心閱讀，故而他要楮無量等人整理所存古書。開元六年，整理完畢，部分上架。玄宗命文武百官於東都乾元殿參觀，提倡讀書。開元九年，殷踐欲、韋述等人，又修成《群書四部錄》200卷，由左散騎常侍元行衝奏上，共收書目48169卷。玄宗還很重視著述，開元十年，中書舍人陸堅奉命修撰六典，玄宗親手寫了六條類目，即理寒、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這就是《唐六典》名稱的由來。開元二十七年完成後，一直流傳至今。這是當代學者研究唐史特別是研究唐代官製不可缺少的著作。
開元十一年五月，玄宗置麗正書院，聚集文學之士，如徐堅、賀知章、趙冬曦等，或修書，或講論文史，以宰相張說為修書使總負其責。由於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就認為這是浪費而且無益於國，要求罷除。張說持反對意見說：自古以來，帝王在國家無事時就修建宮室，追求聲色，而今天子則崇儒重德，親自講論經史，整理古書，重視學者；所費不多，收益很大。玄宗支持了張說。
由於玄宗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所以，當時人們認為升為學士比升官更為重要。開元十三年，賀知章由太常少卿晉升為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當時源乾暇與張說同為宰相。源乾暇問張說道：賀公同時有兩種任命，是學者的極大光榮，但學士與侍郎，哪一種最美呢？張說答道：侍郎固然很不容易得到，但學士更令人羨慕，所以“二美之中，此為最矣”人們羨慕有學問的人，自然與當時的政策有關，更與玄宗重視知識與知識分子有關。給事中裴士淹，由於精通曆史，很受玄宗喜愛，常常為玄宗隨員外出，以備顧間在科學技術方而，玄宗重用精通天文曆法的張遂，支持他研製成功了黃道遊儀，又研製了渾天銅儀，對天文曆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經濟文化的繁榮
開元年間，由於政治穩定，玄宗重視發展經濟，倡導發展學術文化，故而逐步形成了唐代經濟文化繁榮的高峰。所謂“開元之治”，正是後人對這一時代讚頌的美稱。
由於積極發展生產的措施發揮作用，墾田的數量不斷有所增加。根據汪先生研究，唐天寶時的墾田數多於西漢平帝時的墾田數。漢平帝的墾田為827萬頃，相當於唐736萬餘頃。唐天寶時實有耕地而積，約在800萬頃至850萬頃戶不足300萬，到永徽三年，戶增至380萬。神龍元年，有戶615萬，口3140萬。開元十四年，有戶769萬，口4141萬。開元二+八年，有戶84萬，口4814萬。從唐初到開元末，戶口增加一倍還多，說明政府的賦役來源麵擴大了，社會秩序安定了。這正是統治者能夠維持其統治地位，人民能夠較好地生活下去的時代。
開元十三年，玄宗去泰山封禪，一鬥米僅值十三文，青州、齊州糧價更低，一鬥米五文。長安、洛陽兩京，物價稍高，一鬥米不過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州、汁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沿途店肆林立，飲食豐富，來往客人非常方便。南到荊州、襄州，北至太原、範陽，也都是交通便利，行路安全。遠走數千裏，不必攜帶防身的武器。《通典》中的這些記載，應當可信。因為《通典》的作者杜佑生幹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晚年，他已是青年人，開元年聞的事，他既有親身體會，也有耳聞目睹，故而其書所載應當符合事實。
杜佑在《通典》中所寫的範圍，大體上相當幹現在的山東到陝西，湖北到北京。那麽，其他地方的情況如何呢？
唐昭宗時的宰相鄭縈說：開元初年，玄宗勵精圖治，大力革新，不過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裏，人河煌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撚，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鬥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這裏首先談到長安以西至西域的情況，繼又談到全國的民情。這些內容，無不說明開元時期確是一片太平盛世的佳境。
文化事業的發展，也非常顯著。例如，對圖書的分類，最早是六藝，西漢時發展為七略，唐代又為經、史、子、集。這種發展，正是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的標誌。唐朝建立後，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視圖書的搜集和整理，故而圖書的數量日益增多。但國家藏書最多的時候還是玄宗時代。有人說：“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鳴呼，可謂盛矣！”唐代人們自己的著作就有28000多卷，可見唐代知識分子的著述成就甚為驚人。玄宗非常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當時知識分子的著述也必然是很多的。
總而言之，在玄宗積極進取精神的影響下，政權機構發揮了使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的有效作用。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因此，在物質財富大量增加的同時，精神財富也大大豐富起來。這種太平盛世的氛圍，不僅使玄宗得意忘形、躊躇滿誌，而且也為後人讚不絕目。長期以來，人們把‘開元之治”與“貞觀之治”相提並論，是符合曆史實際情況的。
玄宗的轉變
古代的帝王，往往在初即位時能夠看到社會的弊端，從而銳意改革，力求改變一切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障礙。但在取得一定成就以後，又往往迷信自己的權威和能力，心滿意足，剛惶自用，逐步怠惰起來。唐玄宗就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代表。《新唐書》的作者在評論玄宗時說：“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擅不振也。”玄宗在開元時，“勵精求治”，故而對姚崇、宋憬等賢臣能夠“言聽計行，事半功倍。在社會太平以後，他“誌滿意驕”，張九齡等重臣的正確建議，他根本聽不進去。這樣，引起安史之亂，就不是“天運”而是“人事”了。這種評論，恰中要害。
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豐富的氛圍中，玄宗陶醉了，積極進取的銳氣逐漸消失，驕奢淫逸之風日益滋長。玄宗不可能是一個善始善終的皇帝了。
玄宗初即位時，非常注意節儉，後來逐漸變了。天寶四年十月，玄宗以戶部郎中王拱為戶口色役使。這個工拱，對玄宗的任意揮霍是投其所好。唐初，對戍邊者免其租庸，六年更換一次，後來，邊將腐敗，為了掩飾其失敗，對作戰犧牲的士卒皆不申報。王拱為了聚斂財富，誣稱這些棲牲者是逃避租賦，遂在六年以外強征其租庸，最多有並征二卜年者。對這些情況，玄宗不聞不問，反而重用王鐵。因為能夠滿足他揮霍無度的欲望，後宮用度日益增加，隨心所欲的賞賜也見不鮮，任意從左、右庫支取，已是司空見慣。為了滿足玄宗的需要，王拱每年上貢額外錢百億萬，存廠內庫專供玄宗享用，並對玄宗說：這都是租庸調以外的經費。言外之意，當然是可以任意使用了。玄宗認為王拱有“能富國”的本領，故而對其更加重用。這個專門“割剝以求媚，中外磋怨”的人物，很快又被任命為禦史中水、京蔑采訪使。
天寶八載，玄宗又率領群臣參觀國庫。他看到國庫充滿粟帛，忘乎所以，故而“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極限。”
在生活上，他窮奢極欲，縱情聲色，所有宮女4萬人，見於史書的後妃、美人、才人就有19人，他有30個兒子，29個公主。腐化的程度，可想而知。
貴戚們為了在玄宗而前爭寵，都競相對其進食。玄宗專門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每次進食常常是水陸珍品數千盤，每盤費用相當於十個中等人家的資產。非常明顯，這時的玄宗已經不是他初即位時，那種節欲戒奢，嚴禁奢侈豪華的作風。早已煙消雲散了。
政治腐敗
執政者在生活上的奢華淫逸，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腐敗。因為縱情聲色，必然好逸惡勞，不能勤政；自己怠惰，必然依賴別尤偏聽偏信，不能正確處理國事。玄宗正是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
政治腐敗的突出表現是玄宗重用陽奉陰違，投其所好的人物。
開元初年，玄宗重用姚崇、宋瑞等善於治理國家的賢臣。一直到開元二十一年，他頭腦還比較清醒，曾用韓休為相。韓休類似唐初的魏了，經常向玄宗進諫，致使玄宗提心吊膽，自己稍有一點過失，就立即問左右道：韓休知道嗎？為此有人建議道：韓休為相，使陛下過於操勞，比過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韓休的宰相職務！玄宗道：“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韓休常和我有不同的意見，我卻能安心睡覺。“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看來，這時玄宗還能分辨是非，識別忠奸。但是，到了天寶年間，就大不相同了，他重用的是李林甫、楊國忠等媚上欺下的狐群狗黨。
李林甫，是“日有蜜，腹有劍”的人物。開元十四年，他為吏部侍郎時，負責選拔官吏。寧王給他十個人的名字，要他照顧。他為了表示自己公而忘私，特以公開舍棄一人，暗中照顧九人，以掩飾其拘私舞弊。他為了求寵於玄宗，晴中勾結宦官，深通妃殯，玄宗的任何動靜，他都能及時知道。這樣，更有利十他投其所好，取悅於玄宗。當時，玄宗寵愛武惠妃，武惠妃子壽王帽也與其他皇子地位不同，甚至太子的地位也受到影響。李林甫通過宦官使武惠妃知道，他將盡力支持壽王；武惠妃也很快有所反應，使李林甫升為黃門侍郎，不久又為宰相。
李林甫為相，是通過陰謀手段取得的。當玄宗命中書令蕭篙選相時，蕭嵩推薦韓休，玄宗同意。在未公布之前，李林甫通過宦官高力士知道了這一決定，於是，他立即公開請求任命韓休為相。因為韓休不知道蕭嵩推薦他為相的內情，故而對李林甫感恩戴德。韓休為相後，又極力推薦李林甫為相，更加武惠妃的暗中支持，李林甫很快就為宰相了。
做了宰相，他更肆無忌憚地媚上欺下，凡是才能功業超過他而又為玄宗所重視者，他就千方百計將其除掉或使其失勢。對一些學識淵博的文人學士，表麵與其友好，暗中卻陰謀陷害。天寶元年三月，玄宗發現兵部待郎盧絢氣質非凡，印象很好。李林甫怕盧絢影響自己的地位，遂迫使盧絢去做華州〔治所在今陝西華縣）刺史，並對外宣稱盧絢有病，不理州事，隻好使他去東都為太子詹事。
玄宗打算廣求人才，命精通一種學問者都到京師應試。李林甫擔心應試者在對策中揭發他的罪過，遂建議玄宗不必和應試者直接對話，以免草野之十，不懂禮儀而對聖上不敬。他要郡縣長官精選超人之才，報尚書省，再由尚書省複試，上報結果。結果，應試者無一人合格。李林甫遂上表祝賀當時沒有遺而不用的人才。這當然是李林甫美化自己的陰謀手段。
唐初以來，邊州皆用忠厚名臣，任期短，不遙領，不兼統，功名顯著者經常人朝為相。開元中期以後，情況有所改變，邊將任期有長達十餘年者，也有宰相或皇子遙領邊將者，還有兼統數鎮者。李林甫擔心邊將人相會影響他的地位，遂向玄宗建議道：胡人勇敢善戰，又不易結黨，必然忠於朝廷，應以胡人為邊將。玄宗采納了這個意見，故使安祿山能兼統，鎮，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勿庸置疑，安祿山叛亂與這種舉措密切相關。
楊國忠本名釗，是楊貴妃之從祖兄由於這種關係，他又善於投機鑽營，很快就飛黃騰達起來。
最初，楊國忠看到李林甫權大勢眾，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必須先取信於李林甫；李林甫也看到楊國忠的特殊地位，可以利用，故而二人互相勾結，想動搖太子的地位，還陷害與太子有關者數百家。
本來，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為宰相者，選官的事都由侍郎負責，經過三次反複，最後經門下省審核，由春至夏，需數月時間。楊國忠為吏部尚書兼宰相，他為了顯示自己精明能幹，事先私定人選，然後集中左相、給事中、諸司長官幹尚書省都堂，把各種手續一天辦完，其中雖然有很多差錯，但沒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見。
楊國忠初人京時曾投靠於李林甫，後來，為了在玄宗麵前爭寵又與李林甫發生矛盾。李林甫於天寶十一載十一月死去，楊國忠於天寶十二載正月就指使安祿山誣告李林甫與突厥阿布思勾結謀反。當時，李林甫尚未安葬，玄宗命剖李林甫棺，取其含珠，奪去金紫，換小棺按庶人禮葬之；同時，削去官爵，了孫有官者除名，流放嶺南及黔中，近親及黨與被貶者50餘人。
大寶十二載十月，楊國忠子楊暄應試明經科，因其學業荒陋，未考及格。劄部侍郎達奚殉害怕楊國忠權威，故使其子昭應尉達奚撫先向楊國忠透露消息。當時，楊國忠隨玄宗在昭應，當楊國忠看到達奚撫時，以為其子必然中選，達奚撫是來報告喜訊。出其所料，是其子落選的消息。楊國忠勃然大怒道：我子還怕不能富貴嗎？你等鼠輩何必來此賣好！達奚殉不敢得罪楊國忠，楊暄被置於土第。在楊暄為戶部侍郎時，達奚殉由禮部侍郎轉為吏部侍郎，和楊暄的地位相同。即使如此，楊暄還嫌自己升官太慢了。
楊國忠為相後，安祿山對他甚為歧視，楊國忠當然也不示弱，兩人之間常常互相低毀。玄宗欲用安祿山為相，楊國忠認為他目不識丁，不可為相。反之，安祿山推薦禦史中7吉侃為武部侍郎，楊國忠就對吉溫非常反感。雙方針鋒相對的鬥爭，都是為了在玄宗麵前爭寵，以便鞏固自己的地位。後來，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為名舉兵叛唐，這種矛盾起了導火線的作用。
當玄宗勤於政事，極力使國家富強的時候，他重用姚崇、宋璟；當他怠於政事，盡力縱情聲色的時候，李林甫、楊國忠乘機得勢。這說明玄宗的態度是關鍵問題。史家認為：“開元任姚崇、宋憬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這完全符合事實。
危機四伏
在玄宗陶醉於鶯歌燕舞的氛圍之中時，實際上他已處於危機四伏的境地了。
當時最大的危機是玄宗意識不到自己的處境。李林甫、楊國忠先後執政。使一些正直而善於理政的賢臣不能施展其才能。他們專橫跋扈，堵塞言路，使下情不能上達，容易激化社會矛盾。他們欺上壓下，蒙蔽玄宗，使正氣不能發揚，邪氣日益上升，政治腐敗的程度更加深化。麵對這些問題，玄宗仍然醉生夢死，毫不醒悟。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為了自專大權，蒙蔽玄宗，嚴厲製止向玄宗反映情況。他公開訓斥諸諫官道“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跟，烏用多言！’他還用辱罵的口氣說：你們沒有看見正殿側宮門外的馬嗎？壞用時立刻就可使他離去。這種威嚇的日氣，當然是要諫官不要直接向玄宗說長道短。諫官們懾於他的權威，不敢再有諫言了。李林甫為了使玄宗相信自己，不重視別人的諫言，他還故意捉弄一些進諫者。
兵部尚書李適之性格直爽，李林甫抓住他這一特點，騙他說：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聖上尚不知道。李適之立即上奏玄宗。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見。李林甫答曰：臣早知道。但華山是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宜開鑿，故而我未上奏。玄宗認為李林甫考慮周到，是愛護自己，遂告誡李適之說：今後奏事要與李林甫商量，不要輕率從事。李林甫蒙蔽健宗，玄宗更加信任李林甫，實際上這是李林甫正在把玄宗推向萬丈深淵。
楊國忠欺騙蒙蔽玄宗，更是司空見慣。天寶十二載，由於頭一年水災早災接連發生，關中饑荒嚴重。由於京兆尹李艦對他不甚順從，他就把“關中大饑”之災難歸罪於李規，貶李艦去做長沙太守。玄宗因秋雨連綿而優傷莊稼，楊國忠遂取最好的禾苗獻給玄宗說：雨雖多，不影響莊稼的生長。玄宗異常高興。扶風太守房館反映當地災情，楊國忠就興師問罪。從此，再無人敢談災情的問題。玄宗曾對身邊的宦官高力士說：淫雨不停，你可對我講實話。高力士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玄宗沉默不語。這說明玄宗並不十分相信高力士。
天寶十二載六月，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李必是劍南留後，實際掌握兵權。李必在對南詔作戰中全軍覆沒，自己被俘。楊國忠不僅隱瞞其失敗，而且還以勝利上報。接著又繼續調動內地軍隊對南詔作戰，結果又遭失敗，犧牲近20萬人。此事無人敢向玄宗反映。玄宗也認為天下尤事，可以高枕無優。他對高力士說：“聯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複何優！”高力士對日：“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製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何得謂無憂也！”玄宗表示，要慢慢考慮高力士的意見由此看來，高力士不是沒有提醒玄宗。下情不能上達，玄宗根本不知民意；喪師20餘萬，眾人怨聲載道，玄宗根本不知有邊事發生。顯然，玄宗已經陷人任人擺布的困境，但他仍然沒有任何感覺，還有什麽比這更為危險的呢！
其次，另一種嚴重危機就是穩定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這裏所謂的“社會秩序”，是指法律、規章製度、道德等規範人們言行，處理人際關係的手段。固然，這種手段不能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廣大人民觸犯法律必然受到製裁，而統治集團中少數人為所欲為也可逍遙法外。但可以這樣說，在統治集團能夠比較冷靜地處理問題時，他們也可以遵守這種秩序，使社會能夠穩定的向前發展。反之，如果這種秩序遭到破壞，必然出現貪官汙吏，結黨營私，致使各種社會關係失去平衡。由此看來，秩序是均衡各種社會關係的有效手段，離開必要的秩序，社會就不能正常的發展了。由此看來，破壞社會秩序與社會動蕩不安是有因果關係的。
唐代的法律是完備的，律、令、格、式各管一麵，對唐初社會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李林甫執政時，他把法律置之度外，完全按照自己的好惡處理問題。凡是對他不順從者，他就千方百計將其除去。吉溫、羅希都是慘毒暴虐的獄吏，李林甫重用他們，他們完全根據李林甫的喜怒辦事，很多人被他們無辜致死，當時人稱之謂“羅鉗吉網”李林甫不僅拋開法律，而且對各種製度也不遵守。祟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因講《老子》、《莊子》受到玄宗賞識。李林甫看此人軟弱容易控製，遂推薦他為宰相。按照製度，宰相辦公必須到午後六刻才能下班，李林甫認為，天下太平，無事可辦，巳時即可回家，實際上是軍國大事都由他個人在私宅決定，陳希烈隻是在公文上署名而巳。
楊國忠為吏部尚書，選拔官吏不問才能如何，品德怎樣，隻問資曆的深淺。這樣一來，不少長期因才德平庸不能做官的人都取得了定地位，而一些年輕有真才實學的人反被拒之門外了。
法律、規章製度遭到踐踏，必然激化各種社會矛盾。首先是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結幫組派，爾虞我詐的問題急劇發展。這些問題涉及各個方而，致使各種關係失去平衡。隋場帝就是迷信自己的權威，隨心所欲，目無法規，倒行逆施，致使統治集團內部眾叛親離，又引起農民起義的爆發，最後落到身首異處的下場。
還有一種危機，就是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日益激化。當時，能夠在玄宗麵前爭寵的有三種力量。這就是宰相、宦官、邊將。這三種力量之間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麵，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麵；既有互相依賴的一麵，也有互相鬥爭的一麵。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在發展到不可調和的時候，導致了安祿山的叛亂。
當時，宰相、宦官、邊將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玄宗初即位時，由於他勤於政事，親自處理軍國大事，所以，宰相、宦官、邊將都聽他的指揮。後來，玄宗日益怠惰，不願親理政事。於是。身邊的宦官乘機染指朝政，但由於宦官的特殊身份，他們不能公開執政，宰相就成了他們利用、勾結的對象；反之，宰相由於接近皇帝不易，又必須利用、勾結宦官。邊將既要聽命於宰相，又想通過宦官取寵於玄宗。正是這些原因，三者之間往往有利益一致的時候，也有互相衝突的時候。
在政治上影響最大的宦官是高力士。玄宗曾說：高力士值班，我才能睡好。四方進奏文表，都先送呈高力士，然後才到玄宗處，小事高力士可自作主張。在這種情況下，宰相自然要看高力士的臉色行事，甚至當時身為太子的肅宗也呼其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其“阿翁”，駁馬輩呼其為“爺”。權勢之大，可想而知。在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他們專橫跋啟，不可一世的時候，高力士又向玄宗建議，不可使相權太大，以免大權旁落。雖然這是要抑製宰相的權力。李林甫建議以胡人為邊將，當然為安祿山等人所歡迎。但在安祿山勢力壯大、威脅到宰相地位的時候，楊國忠與安祿山又互相指責，矛盾日益激化。總之，宰相、宦官、邊將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像細菌一樣腐蝕著玄宗政權。但是，由於玄宗執迷不悟，一直陶醉於太平盛世的氛圍之中，所以，最後像一聲巨雷一樣，爆發了安祿山叛亂，雖然驚醒了玄宗，但已為時過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