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史思明是唐中葉進行叛亂的罪魁禍首。安祿山從範陽舉兵造反,好像晴天霹靂,粉碎了唐玄宗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的美夢,使久己不知戰端、不習兵事的廣大地區和人民,又陷人了戰爭的災難之中。
安祿山能夠舉兵叛亂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唐玄宗驕奢淫逸,走上了醉生夢死之路。由於他怠於政事,閉日塞聽,故而權臣狐假虎威,為所欲為,使賢臣有為之士遭到排斥,善於投其所好者受寵於朝廷。這樣一米,政治腐敗,為安祿山叛亂提供了機遇。其次,安祿山善於察言觀色,投機鑽營,他瞅準了玄宗的致命要害,極力對其阿談奉迎,進而取得玄宗信任,致使其很快成為手握重兵的鎮邊大吏,有了進行叛亂的資本。再者,貞觀以後,雖然宮廷政變接連不斷,但大規模的戰爭很少發生,在統治階層中逐步形成了太平觀念,從朝廷到地方,都缺少應付戰爭的準備,這就給安祿山長驅南下,直搗兩京,提供了有利條件。由此看來,安祿山叛亂既是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也是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的野心家,利用有利於自己的機遇實行改朝換代的一次表演。這次叛亂,導致了唐朝由盛到衰的轉變。可見,安祿山叛亂是一次重大曆史事件,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的罪魁禍首也是重要的曆史人物。通過這次事件來認識這樣的曆史人物,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認識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有什麽重要曆史意義呢?
其一,玄宗居安忘危,導致了自己身敗名裂,國破家散,被逐出京。居安思危,這是中國的傳統觀念,早在,雖係安祿山的直接侍者,更是挨打受氣,無所適從。於是,眾叛親離,安祿山在其統治集團中也徹底孤立了。顯而易見,安祿山做了皇帝,自以為大功告成,忘乎所以,他繼承了專製皇帝享樂腐化,獨斷專行的衣缽,不考慮失國者的慘痛教訓,所以,他也不可能擺脫失敗的命運。
史思明做了皇帝,“猜忍好殺,群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儼然也是一個專製皇帝。他也像安祿山樣,根本不注意玄宗敗逃的下場,不考慮爭取民心,治理國家。所以,安祿山、史思明政權是比玄宗政權更腐敗,更不得人心的政權。這就決定,安祿山雖然可以暫時勝利,建元稱帝,但他不能像李淵建唐代隋那樣改朝換代,而隻能是比玄宗失敗的更為可悲。由此看來,逆曆史潮流而動者是不可能最後成功的。
其三,貞觀以來長期的社會安定,孕育了統治集團太平無事的麻痹觀念。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員都毫無應付戰爭的心理準備,從麵使廣大人民也毫無警惕,隻知道生產、生活,缺少應變舉措,這就為安祿山叛亂形成了有利的氛圍。
安祿山叛亂開始,“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粹聞範陽兵起,遠近震駭廣安祿山“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廣正因為許多地方官員有的投降,有的逃匿,所以,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開始叛亂,十二月就打到洛陽,並繼續西進,威脅嵩關。玄宗命封常清在洛陽臨時募集起來的軍隊,不堪一擊,一觸即饋。由此可見,唐朝廷在河北、中原廣大地區,根本沒有能夠作戰的軍隊。這樣一來,安祿山當然像如人無人之境,可以橫衝直撞了。這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玄宗在太平盛世時根本沒有預料到國內會發生戰爭,所以,當他聞知安祿山叛亂時,驚慌失措,無所適從,惶惶如喪家之犬,逃出長安。安祿山根本沒有想到玄宗倉碎出走,所以,叛軍在取得憧關後卜天才進人長安。由此看來,安祿山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玄宗的麻痹思想導致了朝廷沒有應付戰爭能力的結果。實際上這是居安忘危的另一種表現。如果說政治上的居安忘危可以導致腐敗,使最高統治者安於現狀,不求進取,甚至醉生夢死的話,那麽,軍事上的居安忘危必然喪失抗禦強敵,保衛自己的能力。這正是安祿山、史思明能夠逞強一時的重要原因。
我寫這本小書的用意,就是希望通過這本小書使讀者思考古代的有關問題,以便有助於人們認識學習曆史的重要意義一個史學工作者,如果能夠促使人們提高學習曆史知識的興趣,也算做了一點有益於社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