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子張
子張（前503？～？），姓順孫，名師，字子張。春秋末年陳國陽城（今河南淮陽）人。約生於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詳，小孔子48歲。《呂氏春秋·尊師》篇說：“子張，魯之鄙家也。”因其祖先於魯莊公二十二年自陳國奔魯，子張為其後裔，故有此說。其出身寒微，據《屍子》記載，顓孫師狙也。在馬市販馬為生。孔子晚年拜師人門，學業出眾，與子夏、子遊齊名。孔子死後形成一獨立的大學派，後人稱為“子張之儒”，為儒家八派之首。有關子張言行的材料史載缺乏。雖然《論語》中記其向孔子問學多達20次，但主要是孔子說的話。據郭沫若先生的看法，從這些間話及答語人可見子張所關心的是些什麽問題，而且就是孔子的答辯也一定是經過潤色，或甚至傳益的。“其中不少內容”和子張的精神卻十分合拍（《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因此我們把這些材料作為觀察子張的重要參考。據《論語·子張》篇載，子張曾說：“士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己矣。”主張臨到危難的時候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出來，有所利得的時候先要考慮該不該接受。而鄙夷同門中德行不堅的人：“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論語·子張》）《藝文類聚》引《莊子》佚文也說“子張為武”，大約就根據上述精神，對先生的教誨時刻銘記在心。一次，他向孔子問行，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忠厚嚴肅）”，那麽即使到了別的部族國家，也行得通；反之，就是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子張把先生的這些話記在衣服大帶上，惟恐有失《論語·衛靈公》〕。他向孔子問仁，先生教以“恭、寬、信、敏、惠。”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論語·陽貨》）更可貴者在子子張能學以致用，運用所學的仁的理論來分析社會。他曾問孔子：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蘭已〔去職）之，無溫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廣孔子說：“忠矣。”子張又問：“仁矣乎？”孔子說：“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屍（《論衡·問孔》）在子張看來，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已算得上仁了，東漢王充也讚同這種看法。孔子雖然不同意子張的分析，但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子張學以致用的精神總的說來，在孔門弟子中，子張算是一位才意高廣之人，但有所偏激，好作形式上的模仿。孔子批評他：“師也辟（偏）”，師也過（過分）“（《論語·先進》），師能莊〔莊重、嚴肅），而不能同（隨和）”（《說苑·雜言》），認為他所失在於偏激而過分，為人好勝而不隨和。《韓詩外傳》卷九載：子張曾與子夏相議論，終日不決。結攀子張借口孔子之言咄咄通人地指責子夏“威儀固陋，辭氣鄖俗。”使得其他弟子也對他畏俱三分。如子遊說他：“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說明子張自視甚高，不把同門放在眼裏，同時曾參也說：“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論語·子張》）同門師兄弟都覺得無法和子張相處（並為仁）。雖然子張與同門相處很差，但他仍存博愛容眾之心，廣泛交友，主張“君子尊賢而容眾，嘉獸而矜不能。”認為“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論語·子張》〕我們也可以從孔子對子張有針對性的教誨中了解子張其他一些特點或偏差。
有一次，子張、子貢、子遊與孔子一起談論禮，孔子專門對子張說：“紮者，即事之洽也。君子有共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瞥之無相，悵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空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措。是故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龍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官室失其度，鼎坦失其象，物失其時，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眾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孔子家語·論禮》）孔子所說“洽”即融洽和諧之意，看來是專門針對子張好勝要強，偏激過分的特點而“因材施教”。另有一次，子張問聖人何以教民，孔子說：“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顯得有點懷疑，請問其詳。孔子便進一步說：“爾以為必布幾筵（筵席），揖讓升降，酌獻〔主人給客人敬酒）酬酢（客人回敬主人），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答，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麵，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眾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眾之所以亂也。”〔《曲禮·問玉》）從孔子的此段答語，明顯地可以看出，子張所關注的禮樂，隻限於“幾筵”、“揖讓”、“酌獻酬醉”以及“行級兆，執羽簫，作鍾鼓”等形式上的東西，並未深人領會其“言而履之，行而樂之”的精神實質。因而孔子不避繁辭，詳加論說。《荀子·非十二子》也評論子張“弟佗其冠，神椒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形容他歪戴帽子，說些言不及義的話，走路學禹舜的樣子。由此亦可以看出子張學習行動中偏於形式上的模仿一麵。子張也時常向孔子問政。孔子教以“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進一步問什麽是五美。孔子說：“君子惠麵不費，勞麵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不解。惠而不費”之意，又問先生。孔子詳細解說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贍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刃而不猛乎”子張又問：“何謂四惡？”孔子回答：“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子張還直言不諱地向孔子學習求官職得律祿的方法，孔子教以“多聞栩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錯誤）；多見腳殆〔懷疑），鎮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由此可以看出，子張對從政有著濃厚的興趣，總想著如何才能出名顯達。他也曾間孔子讀書人要怎樣做才可以叫“達”，在他自己看來，在諸侯國或在大夫家為官時取得名望就叫“達”。但孔子認為那隻叫“聞”，不叫“達”。真正的達應當是品質正直，遇事講理，善於分析別人的言語，觀察別人的顏色，從思想上願意對別人退讓（《論語·顏淵》）。他曾試圖做具體的行政實踐，慕魯哀公好士之名不遠千裏求見，但遭到魯哀公的冷遇（《新序·雜事》）。於是退而聚徒講學，終身未仕。子張跟從孔子周遊列國，也曾被困於陳蔡之間。孔子死後，子張定居陳國，收徒講學。其後學眾多，形成顯赫一時的“子張之儒”，為儒家八派之首，對當時及後代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孟子讚揚他“有聖人之一體”（《孟子·公孫醜上》）。子張死後葬於徐州蕭縣（今屬安徽）。自東漢明帝十五年配祭孔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被封為“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加封為“宛丘侯”，後來又尊為“陳公”，可見曆代統治者對他的尊重。
何如廣孔子說：“忠矣。”子張又問：“仁矣乎？”孔子說：“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屍（《論衡·問孔》）在子張看來，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已算得上仁了，東漢王充也讚同這種看法。孔子雖然不同意子張的分析，但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子張學以致用的精神總的說來，在孔門弟子中，子張算是一位才意高廣之人，但有所偏激，好作形式上的模仿。孔子批評他：“師也辟（偏）”，師也過（過分）“（《論語·先進》），師能莊〔莊重、嚴肅），而不能同（隨和）”（《說苑·雜言》），認為他所失在於偏激而過分，為人好勝而不隨和。《韓詩外傳》卷九載：子張曾與子夏相議論，終日不決。結攀子張借口孔子之言咄咄通人地指責子夏“威儀固陋，辭氣鄖俗。”使得其他弟子也對他畏俱三分。如子遊說他：“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說明子張自視甚高，不把同門放在眼裏，同時曾參也說：“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論語·子張》）同門師兄弟都覺得無法和子張相處（並為仁）。雖然子張與同門相處很差，但他仍存博愛容眾之心，廣泛交友，主張“君子尊賢而容眾，嘉獸而矜不能。”認為“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論語·子張》〕我們也可以從孔子對子張有針對性的教誨中了解子張其他一些特點或偏差。
有一次，子張、子貢、子遊與孔子一起談論禮，孔子專門對子張說：“紮者，即事之洽也。君子有共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瞥之無相，悵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空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措。是故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龍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官室失其度，鼎坦失其象，物失其時，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眾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孔子家語·論禮》）孔子所說“洽”即融洽和諧之意，看來是專門針對子張好勝要強，偏激過分的特點而“因材施教”。另有一次，子張問聖人何以教民，孔子說：“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顯得有點懷疑，請問其詳。孔子便進一步說：“爾以為必布幾筵（筵席），揖讓升降，酌獻〔主人給客人敬酒）酬酢（客人回敬主人），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答，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麵，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眾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眾之所以亂也。”〔《曲禮·問玉》）從孔子的此段答語，明顯地可以看出，子張所關注的禮樂，隻限於“幾筵”、“揖讓”、“酌獻酬醉”以及“行級兆，執羽簫，作鍾鼓”等形式上的東西，並未深人領會其“言而履之，行而樂之”的精神實質。因而孔子不避繁辭，詳加論說。《荀子·非十二子》也評論子張“弟佗其冠，神椒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形容他歪戴帽子，說些言不及義的話，走路學禹舜的樣子。由此亦可以看出子張學習行動中偏於形式上的模仿一麵。子張也時常向孔子問政。孔子教以“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進一步問什麽是五美。孔子說：“君子惠麵不費，勞麵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不解。惠而不費”之意，又問先生。孔子詳細解說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贍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刃而不猛乎”子張又問：“何謂四惡？”孔子回答：“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子張還直言不諱地向孔子學習求官職得律祿的方法，孔子教以“多聞栩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錯誤）；多見腳殆〔懷疑），鎮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由此可以看出，子張對從政有著濃厚的興趣，總想著如何才能出名顯達。他也曾間孔子讀書人要怎樣做才可以叫“達”，在他自己看來，在諸侯國或在大夫家為官時取得名望就叫“達”。但孔子認為那隻叫“聞”，不叫“達”。真正的達應當是品質正直，遇事講理，善於分析別人的言語，觀察別人的顏色，從思想上願意對別人退讓（《論語·顏淵》）。他曾試圖做具體的行政實踐，慕魯哀公好士之名不遠千裏求見，但遭到魯哀公的冷遇（《新序·雜事》）。於是退而聚徒講學，終身未仕。子張跟從孔子周遊列國，也曾被困於陳蔡之間。孔子死後，子張定居陳國，收徒講學。其後學眾多，形成顯赫一時的“子張之儒”，為儒家八派之首，對當時及後代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孟子讚揚他“有聖人之一體”（《孟子·公孫醜上》）。子張死後葬於徐州蕭縣（今屬安徽）。自東漢明帝十五年配祭孔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被封為“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加封為“宛丘侯”，後來又尊為“陳公”，可見曆代統治者對他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