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前522一前458),姓宰,名予,字子我,也稱宰我。春秋末年魯國(今山東曲阜)人。生於魯昭公二十年,卒於周定王十一年,小孔子29歲。自始至終迫隨孔子周遊列國,其間常受孔子派遺,出使齊國、楚國。司馬遷說他曾任齊國臨蓄大夫,還參與田常之亂,遭滅族之禍。宰予天資聰穎,好學善思。《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就記載他主動要求學習五帝之德。如他問孔子:我聽說黃帝300年。請問先生,黃帝是不是人?為何能活300年之久?後又連續詢問顓項、帝曾、堯、舜、禹五帝的具體情況。孔子數說他:“你一日要問遍三皇王帝,不覺得躁妄麽?”宰予當即說:“從前聽得先生教誨:小子毋越宿,有疑即當問。所以今天想徹底弄個明白有關三皇五帝之說。”(《孔子家語·五帝德》〕此外又問鬼神的區別,君子是否崇尚辭說等等。可見他是一位好學之士不僅如此,他還將學習與思考很好地結合起來,二者並重。他在學習了“仁”之後,做了深刻的思考,向孔子提了一個兩難的問題:“仁者,雖告之曰:中有仁焉,其從亡也獷(《論語·雍也》)即是說如果一位仁者被告知有仁人掉人井中,他是不是會跟著下去呢?如果從之人井,則是做無謂的犧牲,如果走開,則是見死不救而不仁。”這個問題提得很深刻,使得孔子也難於正麵回答麵塘塞了事。可見宰我確是善於學思結合肯下功夫的人宰予在孔門弟子中以能言善辯著稱,孔子評價說:“德行:顏淵、閡子寒、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論語·先進》)把宰予置於“言語”科之首,排在“利口巧辯”的子貢前麵。這說明孔子對他的口才是非常看重的。宰予受孔子之命出使楚國,楚王想送孔子一輛車,宰予施展其口才婉言謝絕,他說:“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踩,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退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宰予回魯後轉告孔子,孔子問其他弟子宰予所說如何。子貢說宰予的話“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說:“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叢子·記義)明確讚同宰予平實的說辭,而不讚成子貢華麗的辭章。他把宰予置於子貢之前,確有道理。
孟子也讚宰予“善為說辭”(《孟子·公孫醜上》),司馬遷說他“利口辮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都承認他有相當的辮才。孟子還大肆讚揚他的智慧和品德,他說“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公孫醜上》)宰予也有不凡的政治才幹,受到孔子的首肯。孔子多次派他出使齊、楚等國。以發揮他善子言辭的特長。魯衰公六年〔前489年),孔子一行解除了陳蔡之困來到楚國,楚昭王慕孔子之才德,想將700裏書社地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說:“大王的百官中有一個像宰予那樣有才華的嗎?”楚王說:“沒有”。既然如此,如果讓“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於是打消了封孔子的念頭〔《史記·孔子世家》)。昭王承認滿朝官吏無一人能敵宰予,足以說明宰予確有不凡的治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予人仕齊國,任臨菌大夫,具體從事政治活動。宰予善思,而且思想比較開放,具有革新的精神。《論語·陽貨》篇載: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隧取火,期可已矣。”子日:“州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日:“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司馬遷也將此照錄於《史記》之中,足見有重要價值。
三年守喪,是孔子竭力主張的禮節,而且認為這是“天下之通喪”,任何人都不例外。守喪期間要住“凶廬”—墳前臨時棚子。不能做在何事,甚至三年不談論外界的事情。宰予對三年喪製作了認真的研究,發現守喪與習禮樂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人一旦守喪,對子有益於治國安邦的禮樂製度就要三年不習,造成對禮樂的荒疏。鑒於此,他勇敢地當著孔子的麵指出服喪一年已經過久,堅決反對三年之喪。和上述他對子仁的深思卓識相類似,這又是宰予善於創造性思考的結果。對傳統保守的禮製造成強有力的衝擊,具有激進的革命意義。宰予的這種不拘禮節,大膽思考,大膽責難的敢作敢為的精神也直接影響到他在行為上對傳統禮製的不顧《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宰予白天睡覺,顯然不符禮製精神。孔子見了氣惱至極,他無法容忍自己的弟子公然的違禮行徑,給宰予以嚴厲的批評,說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汙(粉刷)也。”並從此改變了看待人的方法。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並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孔子的這幾句評語,直接影響了後人對他的評價。長期以來,“朽木不可雕”幾乎成了宰予的代名詞,而且是婦孺皆知。事實上,從上述可知,無論是從學習態度,還是從學習成就上看,宰予都是一個好學的學生,而且善於思考,勇於實踐。孔子把仁“禮”作為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標,比法更為重要。而禮的起點正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宰予晝寢違禮,看似違背小禮小節。
實際上幹係重大,甚至可以同治國安邦聯係在一起。孔子嚴厲的責罵,並不意指他情學,而是針對他“晝寢”的違禮行為。因此孔子的憤怒可以想見。宰予雖屢遭先生責駕,但不改對先生的崇敬之心,他曾經說:“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醜上》)他有雄辯之才,好學善思聯係實際等的學習方法仍值得借鑒。他劉喪禮的改良是最符合曆史發展進程的。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修正所謂“天下之通喪”,其勇氣可嘉。對後來墨家主張節喪,應是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作用。曆史上雖然對他的評價毀譽參半,但他作為孔子“十哲”弟子之一,仍受到曆代朝廷的推祟和祭封。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宰予為“齊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詔封為“臨淄公”,度宗鹹淳三年(1267)又改封為“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