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孔子
孔子（前551一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今山東曲阜）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前479），享年73歲。孔子生於魯國，但他自稱為“殷人。”，即殷商的後裔。因為他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國（今河南商丘）公室貴族，而宋國的開國始祖微於啟是殷朝末代君主商封王的庶兄。在宋國一次宮廷內江中，孔父嘉被殺。其後代為避禍而逃奔魯國。從微子啟到孔子父親叔梁屹，前後共計14代。叔梁蛇是魯國一位有名的武士，曾為阻邑大夫。他先娶施氏，生9個女兒。後娶妾生一兒子卻是個玻子，取名孟皮。晚年又娶一個年輕女於名叫頗征在的為妻。為了得到一個健康的兒子以繼承家業，叔梁蛇曾到尼丘山祈禱求子，後來果生得兒子，取名孔丘。孔丘3歲時，年老的叔梁紜就病故了，顏征在帶著3歲的孔丘離開故居，遷居到魯國都城曲阜的閱裏。此後，孤兒寡母就長期生括在那裏。曲阜是魯國的都城，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比較完整地保存著周王朝的文物禮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這裏濃厚的禮樂文化氣氛，對幼小的孔子起到了極大的熏陶感染作用。貴族們引人注目的車馬儀仗，感大的祭祀典禮，都使年幼的孔子深感好奇，並滋生了崇敬之心。孔子童年與小兒做遊戲，就經常把祭祀時存放供品的各種祭器擺列出來，練習磕頭行禮。故舊的貴族政治製度在孔子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根苗孔子在母親的嚴格要求下，自小刻苦學習，勤學好問，不放過任何求知的機會。而且謙恭知禮，處世深沉因此他涉世沒多久就在社會上特別是貴族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約在19歲那年，孔子娶宋國女子廳宮氏為妻，一年後生下獨子。督昭公還特地派人送來兩條大鯉魚向他道喜。孔子以昭公送鯉為莫大的光榮，便給兒子起名鯉，字伯魚。孔子家境貧寒，又沒有靠山，迫使他從事當時被認為鄙踐的職事。
大棍掃地、做飯、洗衣、種菜、挑擔、推車等家務勞動以及替人放羊放牛乃至有婚喪喜事時做吹鼓手之類的事，他都做過。由於他做事認真細致，所以在20歲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先後給大責族季氏當過管理賬目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在工作中顯示出了才幹。他一邊做著“鄙事”，一邊刻苦學習，終於完滿而全而地掌握了當時參與責族政治生活必須具備的六項基本功：禮、樂、射、禦、書、數。即熟悉並遵循當時流行的禮、樂，掌握射箭技術，學會趕馬車。學會寫字，具備一定的計算能力。不僅如此，在他30歲左右時，他的學業遠遠超過上述“六藝”的範圍，而把高等“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實際內容和精神，都係統地融會貫通了，逐漸形成了自己立身處世和觀察、解決當時各種問題的、以西周文物典章為典範的、帶複古性而又有所發展的原則思想。從此以後，他告別“鄙事”，開始收徒教學卜開辟了一條私人講學的道路孔子招收學生不管家境出身，凡帶上一點“束惰”（幹肉）的，他都樂意施教，即所謂“有教無類”。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拜師孔子的弟子。甚至當時魯國的大夫孟禧子，在臨終時囑咐他的兒子孟翁子和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後來南宮兩兄弟果遵父命向孔子求學，並借助其特殊的地位幫助孔子去東周都城洛邑觀光學禮。在那裏，孔子見到了年老的大思想家老子，從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熱切地希望能有機會施展自已的政治才能，但這種願望遲遲沒有實現，而是長期從事授徒解惑的工作，直到年過半百，他才獲得了從政的機會當時魯國的政權操縱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魯昭公不甘心當個傀儡，於公元前517年組織有限的力量討優季平子，企圖奪回大權。但在三祖的聯合反擊下，魯昭公失敗逃亡出國。此後魯國處子一片混亂之中。孔子對三桓的詹越行為非常憤慨，於是悄然離魯至齊，把從政的希望寄托在齊景公身上。他先做了齊景公親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後來通過高昭子的推薦晉見了齊最公。齊景公向孔子問施政治國之道，孔子回答：“君看、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都應該依照傳統禮製和道德規範行事，不可越軌。孔子還針對齊國奢侈揮霍的弊政指出“政在節財”。齊景公聽後深表讚同，想對孔子踢田封地委以重任。但在齊國重臣的激烈反對下，齊景公不得不改變主意孔子在齊不得誌，又重回魯國，依然過他的執教生活。
這時孔子的學生日益增多，從遠方前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侯國。此時，“三桓”雖仍然控製國政，但“三桓”的家臣也積極擴展私人勢力，從而形成對“三桓”本身的威脅。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陽虎和公山不狙相互勾結為亂，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此前，陽虎曾想拉攏孔子，特親自拜訪，勸他出來做官。孔子對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狀況極為不滿，因而不願出仕，並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陽虎之亂平息後，51歲的孔子才步人仕途，被任命為“中都宰”。經過孔子一年的治理，中都成了外地效法的榜樣。於是又從中都宰升為“司空”，主管全國建築和道路諸方而事務。不久又升為“司寇”，掌管全國司法並兼理外交事務。孔子參政不久，就顯示了非凡的才幹。公元前500年夏，齊魯國君相約在夾穀相會。齊君表而上說是舉行友好會盟，暗中企圖用武力劫持魯定公，迫使魯國無條件成為自己的附庸國。孔子以“相禮”即司儀的身份隨同魯君與會。行前，孔子就提醒魯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魯國於是增派管軍事的左右司馬帶兵前往。會盟之中，齊國先是想以奏四方之樂為名，讓暗中武裝的軍士舉著旗子鼓噪向前，以便在混亂中劫持魯君。孔子見勢不妙，立即登上臨時築成的盟壇土階，一甩衣袖，厲聲喝道：“兩國國君在此友好盟會，夷狄音樂在這裏幹什麽？請管事的趕快撤下去。”齊景公心知失禮，隻好揮手斥退樂隊。沒過多久齊國官員又拚湊一批倡優和侏儒上前戲耍逗樂，再次遭到孔子的斥責。由於魯君事前早有準備，加上孔子的堅決鬥爭，齊君想俠持魯君的目的沒有得逞。雙方最後締訂盟約，齊國人仍然仗恃其國力，要求在齊國出征時，魯國也要出300乘兵車跟從。孔子考慮到當時齊強魯弱的客觀形勢，難以完全拒絕齊國的要求，於是當即也提出會盟新條款，即魯國可以派兵車跟從齊軍從征，但齊國必須首先歸還過去所侵占的魯國搜陽一帶土地。齊景公很難堪，但既是友好會盟，自然也應當彼此滿足對方的要求，隻好答應把侵占的墳陽地區哪、灌、龜陰三地歸還魯國。夾穀之會，孔子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幹和膽略，使魯國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個重大勝利，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魯國在諸侯中的地位，孔子的政治聲譽也得到大大提高。公元前498年，孔子54歲時，受季桓子的委托，由大司寇代理季祖子處理國事，井參與國政討論。孔子認為，要使魯國強大起來，首先要改變國君失權和各地存在大夫割據的情況。他向魯定公建議說：依照古製，為臣者不應該收藏武器，卿大夫不應該擁有百堆之城〔城牆周長三百丈，高一丈的城邑），魯國當務之急就是撤毀境內的百雄之城。孔子的建議不單得到了魯定公的讚同，以季氏為首的“三桓”也同意照辦。原因在於“三植”所擁有的百堆之城即所謂“三都”。早被一些股啟的家臣所占據。於是，孔子提出的“墮三都”的計劃得以付之實施。由擔任季氏家臣的子路去其體執行。叔孫氏首先拆除了自己的封色邱的城牆。屬於季氏的孔子費邑，被叛臣公山不扭占據著，他以武力相對抗，競領兵打到曲阜。
孔子立即組織力量反擊，一戰而勝，公山不扭敗逃齊國，費邑城牆也被拆除。餘下的孟孫氏的成邑，由於孟孫氏暗中抵製，其家臣公斂處父抗命不拆，雖然魯定公親自帶兵圍攻，最後仍沒達到目的。“墮三”都介的計劃終於沒能全部完成，這對試圖對魯國有所作為的孔子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魯國自任用孔子之後，政事大有起色。《史記》記載說，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後，商人不敢胡亂漲價，男女相處也很有禮節。《韓非子》說，“仲尼為政子每，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齊國擔心魯國由弱轉強，對齊國不利。於是想方設法從內部進行破壞。齊國君臣摸清了魯定公和執政者季桓子都是喜好聲色犬馬之輩，於是投其所好，送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30輛華麗的馬車。女樂車馬剛到曲阜，季桓子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觀看，然後就沉靦於女樂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也沒有了同季桓子商議國事的機會。孔子知道自己在魯國已經難以繼續能展政治抱負，再留下來空食傣祿，沒有任何意義，於是向定公辭去職務，懷著沉痛的心情，帶著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拍餘名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周遊列國、顛沛流離的生活。這年孔子已55歲。孔子首先來到一向與魯國友好的衛國，受到衛靈公的禮遇。後來有人向衛靈公進讒言。衛靈公於是派人監視孔於的行動。孔子擔心出現意外，於是帶著弟子們離開了衛國。他們一行向南奔走，路徑匡邑時，趕車的顏刻用鞭子指著城牆缺口說，過去他路過此地，就是從這個缺口通過的。這話被匡人聽見，誤認為當年的仇人陽虎又來了，於是蜂擁而上，把孔子一行人圍禁起來。5天後知道事出誤會，才解圍而去。虛驚過後，孔子決定去晉國。才走到蒲城，聽說晉國局勢餛亂，於是取消去晉計劃。在蒲城逗留月餘，見沒有合適的去處，隻好又返回衛都帝丘，住在同他有交情的大夫蕊伯玉家裏。這時衛靈公弄清了前次讒言的真相，恢複了對孔子的敬意，特地到帝丘郊外親迎孔子，此後孔子在衛國居住了兩年多。在此期間，孔子不得已接受名聲很不好的南於的召見，也曾隨南子的車出遊，本希望借此在衛國施展政治抱負，但衛靈公怠於政事，沒有給孔子參政的機會。孔子終於感到久居無益，於公元前492年離開了衛國。孔子一行向東南行進，進人宋國地界。
一路上仍然教學不斷。一天，他正帶著弟子們在一棵大樹下演習禮儀，宋國司馬桓籠指揮一夥人砍倒大樹，企圖加害孔子。孔子不得不改換裝束，在弟子們的保護下離開宋國，又匆匆經過鄭國到達陳國，這時孔子已經60高齡。此後，孔子多次往返於陳國蔡國之間。一次，孔子帶著弟子來到陳蔡之間的城父，正遇上吳楚兩國交兵，他們被亂兵圍困，進退不得，遭遇到絕食七日的嚴重困難。弟於們又饑又累，不少人病倒了，但孔於仍堅持教學，為眾弟子鼓氣。生性粗莽的子路實在沉不住氣了，滿麵溫怒之色，他間孔子，難道君於也會受如此的窮困嗎？孔子教導說：君子即使處於窮困的境地，也不改變操守；而小人遭遇到窮困，就會越軌亂幹了。孔子一麵教育弟子在困難麵前不要泄氣，一麵派子貢前往楚軍中進行交涉。子貢交涉成功，孔子一行終於在楚軍的保護下來到楚國。當時楚昭王早已聞知孔子的賢名，想禮聘他予以重用，並踢給700裏封地。楚國當政的貴族們卻竭力阻撓。楚相子西甚至點著孔子弟子的名問楚昭王說：楚國朝廷中，外交使者有比得上子貢的嗎？輔相有比得上顏回的嗎？將帥有比得上子路的嗎？地方官有比得上宰予的嗎？昭王回答沒有。子西接著說，如果讓孔子擁有封地，再加上一批賢能弟子的輔佐，這會對楚國政權構成威脅。楚昭王於是放棄了原來的打算，孔子也隻得離開楚國回頭北返。最後，孔子一行又來到了衛國。衛出公有意讓孔子參政，但此時的孔子看不慣衛出公父不父、子不子的行為，拒絕出仕。這一次，孔子在衛國居住了5年之久。他本人仍然收徒講學，不少弟子通過各種途徑當上衛國的官員，有的返回了魯國。公元前484年，在先期回魯的弟子的活動下，魯國執政季者康子派人帶上重禮將孔子迎回魯國。14年漂泊之後，孔子終幹回到了父母之邦，這時他已年高留歲孔子回魯以後，魯哀公和執政者季康子以“國老”之禮相待。
不時向他詢問為政之道，但孔子的政治主張始終不為季康子所用。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獻。晚年的孔子，政治抱負不得施展，生活上卻一再遭到不幸。回到魯國後的第二年，獨子孔鯉死了。老年喪子，孔子極為悲傷。下一年，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淵死了，孔子悲痛欲絕，連聲哀歎：“天喪予！天喪予！”認為天下再沒有像頤回那樣好學的人了。公元前481年，魯衰公郊外狩獵捕獲一頭野獸，無人能識，孔子見後說是靈獸“麒麟”。古人認為“麒麟”出現是一個好征兆。孔子認為這頭靈獸剛一出現就被捕殺，預示著不祥。聯係到自己一生到處碰壁，直到年老也無法施展政治泡負，他認為靈獸所預示的不樣正應在他的身上，所以一再歎息“吾道窮矣！”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經走到盡頭，將不久於人世了。公元前48.年，即孔子回到魯國後的第4年，作為他親密衛士的弟子子路在衛國一場內亂中被殺，這無疑是對這位72歲老人臨死前最沉重的打擊。於路遇害的第二年，孔子在悲傷中病倒了。
一天清早，孔子扶著手杖站立門前，子貢前來探望。他深情地說：“賜！你為何來褥這樣晚！”接著又感概地自喻快要崩拆的泰山揀梁！自稱快要枯萎的哲人，又說他自己晚間夢見被人祭奠，大概快要死了！自此後，孔子臥床不起。7天後，即魯哀公十六年（前礴，9）夏厲二月十一日，孔子離開人世。時年73歲。孔子死後，葬在曲阜城北約一裏路的灑水旁邊。弟子們服喪三年，然後拜墓泣別而去。子貢留了下來，在墓旁築茅舍繼續守喪三年，才依依不舍地離去。後來魯國人為了追念孔子，把孔子的住房和講堂以及弟子宿舍改為孔廟，用以紀念孔子，並收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等生前用物，供後人永遠憑吊孔子生活在。禮壞樂崩鉀、“天下無道”的春秋時代。作為當時。“士”階層的代崔認為，他建立起一個很了不起的思想體係，尤為突出的是他所倡導的政治倫理思想。孔子非常看重禮的作用。認為對於個人來說，“不學禮，無以立”，禮是安身立命、處世立身的準則。一個人的言行都合符禮，那麽這個人就達到了“仁”的高度。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禮是一國總的側度。以禮治國，可以使百姓安分守紀，順服於統治者，不發生犯上作亂的行為。即所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君子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叛）矣”。所以孔子讚揚“製禮作樂”的政治家周公，推崇“周禮”，希望按照“周禮”去確定人們的名分等級，堅決反對“貴賤無序”的行為。但孔子所主張的禮，不是對“周禮”的照搬照抄，而是有所“損益”，進行了改造。主要內容是將“仁”的思想引人。“禮”的體係。
在孔子看來，“禮”必須以“仁”為本，一個人如果缺乏“仁”，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仁”，那麽所謂的禮樂就不成其為真正的禮樂。當“仁”被引人“禮”後，“禮”就完全被改造成為全社會的一種與血緣出身無關的等級結構形式。在以“仁”為核心的禮側下，雖然仍然存在著貴踐尊卑的等級差別，但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原則上由一個人憑個人才德所取得的職位而定。就是說，不管一個人的出身如何，隻要他具有與某種官職相稱的才能，他就擁有擔任這種官職的天賦權力。如孔子弟子冉雍，出身貧賤，但由於他有才德，所以孔子認為他有資格做南麵而坐的統治者，即《論語·雍也》所說的“雍也可使南而”。孔子所提出的“仁”的學術，是他整個思想體係的核心。他一生中說“仁”最多、把它當作一種調節人際關係的道德規範。認為“仁”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身處事的行為準則，是一個人最高的道德境界。常以“仁”和“不仁”做為衡量君子、小人、賢愚、善惡、是非、曲直的主要標準。其具體要求，主要體現在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上，即“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就是說，為人莊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受到大家擁護；做人誠實，就會得到任用；辦事敏捷，就會收到良好的效益；待人慈惠，給人好處，就能夠使喚人。其出發點，是“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承認別人是與自己一樣的人。並進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頤淵》），自己不願做的事情，不要轉稼給別人。不要隨意幹涉別人的尊嚴，也不要任意侵犯別人的利益。
總之，孔子認為隻有做到了“仁”，才能最好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隻有統治者援“仁”人“禮”，施行“仁政”，才能使社會安定下來，使國家由亂變治。孔子一生從事教育活動，是中國曆史上開私人講學風氣的教育家。他總結積累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在長期的封建時代裏，被尊為“至聖先師”，反映了他具有特殊的曆史地位。在教育對象上，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任何人隻要主動向他行一定的拜師禮，他都樂意施教，而不論其家世出身如何。孔子弟子中就有許多不同出身，不同地城籍貫的人。例如：孟蛇子、南宮敬叔是督國貴族，顏回是含國的平民；司馬耕是宋國人，漆雕開是蔡國人，子張則是陳國人；子貢是衛國富商，原憲則是魯國貧窮漢。這對於突破貴族對文化的壟斷，把文化知識傳摘到廣大的社會階層中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教育目的上，孔子主張培養為實行“禮治”，“仁政”所需要的人才。這種人才應當是“誌於道”，謀於道的，是能為實現仁道而殺身成仁的。他提倡“學而優則仕”，但不以做官為目的，而是期望學以致用，通過從政以行其道。這種人才既能輔佐國君推行德政，又能注意盡量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對於維護政治的穩定能起重大的作用。在教育內容方而，孔子的教育涉及道德教育、知識教育、美育、體育等。其中以道德教育為中心，別的內容都圍繞這個中心而展開。具休來講，他首先按照周禮的要求，教育學生精通“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禮、樂”是與政治飲關的國家大事，“射”指射箭類的軍事體育活動，“禦”是駕車技術，“書”，包括文字水平、文學修養等，“數”指一定的計算能力。學生們從這“六藝”，的學習中，能夠掌握昔日隻有貴族子弟才能學習的各種本領，從而為他們人仕進人社會上層打下了基礎。孔子本人之所以被貴族社會所接受，正是因為他多才多藝而值劄節。但孔子認為，以仕宦為職業的君子僅僅做到多才多藝還遠遠不夠，他還必須具有為民公仆的道德情操和重用人才的膽識，這是孔子重新界定的新君子人格。
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他始終貫偉“文、行、忠、信”四教，其中的“行”，“忠”“信”，都屬於培養新君子人格的道德教育範疇。又以《詩》《書》《易》《春秋》為教材對學生進行提高。過去貴族社會所推祟的君子主要是一種社會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體現的主要是一種才能結構和道德水平。自此以後，進人儒家之門的人既可學到做官的本領，又可摘足作為君子的心理需要。於是四方學子爭相拜學於孔子之門在長期教育實踐中形成的教學方法，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孔子重視並且善於“因材施教”，他對每個學生的個性和優缺點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曾指出高柴愚笨、曾參淳樸、顓孫師偏激、仲由魯莽。又說仲由果政、子貢通達、冉求多才藝。在了解學生各種特點的基礎上，孔子采取不同形式的教育方法。如一次子路問孔子：“有一件事倩，我聽到以後，馬上就於起來嗎？”孔子回答：“有父兄在那裏，怎麽能不間他們就幹起來呢？”後來冉有又提出同樣的問題，孔子馬上回答說“你覺著該幹就幹起來吧。”弟子公西華見同樣的問題、先生卻給以截然不同的回答，感到迷惑不解，便向孔子提問。孔子解釋說：“冉求平時做事畏縮，所以我叫他果敢地幹，給他壯壯膽侶而仲由呢？平時膽大敢為，做起事來往往不多加思考，所以我要壓壓他。”對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總是對症下藥，有的放矢，盡量發揮每個學生的長處，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來確定教學重點，培養出各有專長的人才。如“德行”科，主要培養具有高尚道德的治國之才，有顏回、閡子賽、冉伯牛、仲弓等；“言語”科主要培養能言普辯，會從事外交活動，為國爭光的人才，有宰予、子貢等；“政事”科主要培養能在諸侯或大失手下擔任具體職務的人，有冉有、子路等；“文學”科主要培養文學修養較高，能闡發孔子道德文章的人才，如子遊、子夏等。孔子注重啟發式教育，主張“不憤不啟，不排不發”，就是說，教師應該在學生自己經過反複思考仍不理解，想說出來又不能用恰當的言詞表達的時候，才去啟發他，以培養學生“舉一反三”、獨立思考的能力。
孔子推祟在學習過程中。“學”“思”“行”三者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圈，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等富有辯證因素的思想。他重視教育學生樹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反對高高在上，不漁裝懂。與此同時，孔子還非常重視以身作則地進行“身教”。他經常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作為傍樣，以達到對學生潛移嗽化的目的。有一次，有人問魯昭公是否知禮，孔子回答知紮。那人過後對孔子弟子說：“依禮。同姓不婚，魯昭公娶同姓女子為夫人，能說他知禮嗎？”孔子聽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錯誤，便謙虛地說：“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因為我犯了錯誤，人家能給我指出來。”他這種不文過飾非的城實態度對學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孔子對弟子的關心和愛護也是很突出的。對弟子好的表現及時給以肯定，對學生的塊點及時提出批評。他曾讚揚子貢能登大稚之堂，冉雍能幹一番大事業。閡子套不主張在魯國另建金庫，馬上受到他的肯定。宰予違背了他的主張，馬上給以批評。
多次表揚翻回好學，叫大家向他學習。周遊曆國期間，有一次翻回掉了隊，孔子深為他的安危擔優。冉伯牛生了病他親自前去探望。孔子對弟子們的謀情，得到了弟子們豐厚的回報。魯莽好勇的子路當年對孔子很不禮貌，但在孔子的循循教化下，成為孔門的忠實信徒，而且終身充當了孔子衛士的角色。顏淵曾說，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史記·孔子世家》），越敬仰越覺得高大，越鑽研越覺得精深。子貢也讚美孔子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論語子張》），把孔子比作不可逾越的日月孔子是個知識淵博的學者，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對前代流傳下來的文獻材料認真學習鑽研，再加以不同程度的整理、分類，形成被後世尊為“六經”的《詩隻書》《禮》《樂》《易》《春秋》並把它們作為教材向弟子們傳授。其中的《詩》屬文學，人們習《詩》，可以有助於在政治交往中借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書》就是《尚書》，保留了一部分殷周時代的政治文獻，從中可以了解殷周的政治曆史和政治經驗，《禮》是有關政製和各種禮儀的文獻，可以做為人們處世立身的依據。《樂》指音樂文獻，它與《禮》相配而行，是人們遵守《禮》的規定所必須掌握的文獻。《易》是有關卜盆的書，其中蘊含深奧的哲理，學習它可以總結規律，預知前逾。《春秋》是一部曆史著作，離寄著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主張，是他晚年心血的結晶。總之，經過孔子整理的“六經”，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別是春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麵的情況，對於保存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遺產，立下了不朽的功績。嘎醚緲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但他一生從事教育的心血沒有白流，他在教育事業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死後，經弟子們的努力，儒學成為當世顯學。秦始皇統一中國。重用法家，焚書坑儒，儒家受到重大打擊。但漢朝以後孔子學說大受重視。漢高祖劉邦曾以太牢（牛羊豬各一）祭祀孔子。漢武帝獨尊儒術，《五經》被列於學官。西漢平帝追謐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謐孔子為“玄聖文宣王”，次年改為“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稱“至聖先師”。清順治二年（1645）說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順治十四年（1657）又改稱“至聖先師”。
大棍掃地、做飯、洗衣、種菜、挑擔、推車等家務勞動以及替人放羊放牛乃至有婚喪喜事時做吹鼓手之類的事，他都做過。由於他做事認真細致，所以在20歲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先後給大責族季氏當過管理賬目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在工作中顯示出了才幹。他一邊做著“鄙事”，一邊刻苦學習，終於完滿而全而地掌握了當時參與責族政治生活必須具備的六項基本功：禮、樂、射、禦、書、數。即熟悉並遵循當時流行的禮、樂，掌握射箭技術，學會趕馬車。學會寫字，具備一定的計算能力。不僅如此，在他30歲左右時，他的學業遠遠超過上述“六藝”的範圍，而把高等“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實際內容和精神，都係統地融會貫通了，逐漸形成了自己立身處世和觀察、解決當時各種問題的、以西周文物典章為典範的、帶複古性而又有所發展的原則思想。從此以後，他告別“鄙事”，開始收徒教學卜開辟了一條私人講學的道路孔子招收學生不管家境出身，凡帶上一點“束惰”（幹肉）的，他都樂意施教，即所謂“有教無類”。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拜師孔子的弟子。甚至當時魯國的大夫孟禧子，在臨終時囑咐他的兒子孟翁子和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後來南宮兩兄弟果遵父命向孔子求學，並借助其特殊的地位幫助孔子去東周都城洛邑觀光學禮。在那裏，孔子見到了年老的大思想家老子，從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熱切地希望能有機會施展自已的政治才能，但這種願望遲遲沒有實現，而是長期從事授徒解惑的工作，直到年過半百，他才獲得了從政的機會當時魯國的政權操縱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魯昭公不甘心當個傀儡，於公元前517年組織有限的力量討優季平子，企圖奪回大權。但在三祖的聯合反擊下，魯昭公失敗逃亡出國。此後魯國處子一片混亂之中。孔子對三桓的詹越行為非常憤慨，於是悄然離魯至齊，把從政的希望寄托在齊景公身上。他先做了齊景公親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後來通過高昭子的推薦晉見了齊最公。齊景公向孔子問施政治國之道，孔子回答：“君看、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都應該依照傳統禮製和道德規範行事，不可越軌。孔子還針對齊國奢侈揮霍的弊政指出“政在節財”。齊景公聽後深表讚同，想對孔子踢田封地委以重任。但在齊國重臣的激烈反對下，齊景公不得不改變主意孔子在齊不得誌，又重回魯國，依然過他的執教生活。
這時孔子的學生日益增多，從遠方前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侯國。此時，“三桓”雖仍然控製國政，但“三桓”的家臣也積極擴展私人勢力，從而形成對“三桓”本身的威脅。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陽虎和公山不狙相互勾結為亂，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此前，陽虎曾想拉攏孔子，特親自拜訪，勸他出來做官。孔子對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狀況極為不滿，因而不願出仕，並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陽虎之亂平息後，51歲的孔子才步人仕途，被任命為“中都宰”。經過孔子一年的治理，中都成了外地效法的榜樣。於是又從中都宰升為“司空”，主管全國建築和道路諸方而事務。不久又升為“司寇”，掌管全國司法並兼理外交事務。孔子參政不久，就顯示了非凡的才幹。公元前500年夏，齊魯國君相約在夾穀相會。齊君表而上說是舉行友好會盟，暗中企圖用武力劫持魯定公，迫使魯國無條件成為自己的附庸國。孔子以“相禮”即司儀的身份隨同魯君與會。行前，孔子就提醒魯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魯國於是增派管軍事的左右司馬帶兵前往。會盟之中，齊國先是想以奏四方之樂為名，讓暗中武裝的軍士舉著旗子鼓噪向前，以便在混亂中劫持魯君。孔子見勢不妙，立即登上臨時築成的盟壇土階，一甩衣袖，厲聲喝道：“兩國國君在此友好盟會，夷狄音樂在這裏幹什麽？請管事的趕快撤下去。”齊景公心知失禮，隻好揮手斥退樂隊。沒過多久齊國官員又拚湊一批倡優和侏儒上前戲耍逗樂，再次遭到孔子的斥責。由於魯君事前早有準備，加上孔子的堅決鬥爭，齊君想俠持魯君的目的沒有得逞。雙方最後締訂盟約，齊國人仍然仗恃其國力，要求在齊國出征時，魯國也要出300乘兵車跟從。孔子考慮到當時齊強魯弱的客觀形勢，難以完全拒絕齊國的要求，於是當即也提出會盟新條款，即魯國可以派兵車跟從齊軍從征，但齊國必須首先歸還過去所侵占的魯國搜陽一帶土地。齊景公很難堪，但既是友好會盟，自然也應當彼此滿足對方的要求，隻好答應把侵占的墳陽地區哪、灌、龜陰三地歸還魯國。夾穀之會，孔子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幹和膽略，使魯國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個重大勝利，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魯國在諸侯中的地位，孔子的政治聲譽也得到大大提高。公元前498年，孔子54歲時，受季桓子的委托，由大司寇代理季祖子處理國事，井參與國政討論。孔子認為，要使魯國強大起來，首先要改變國君失權和各地存在大夫割據的情況。他向魯定公建議說：依照古製，為臣者不應該收藏武器，卿大夫不應該擁有百堆之城〔城牆周長三百丈，高一丈的城邑），魯國當務之急就是撤毀境內的百雄之城。孔子的建議不單得到了魯定公的讚同，以季氏為首的“三桓”也同意照辦。原因在於“三植”所擁有的百堆之城即所謂“三都”。早被一些股啟的家臣所占據。於是，孔子提出的“墮三都”的計劃得以付之實施。由擔任季氏家臣的子路去其體執行。叔孫氏首先拆除了自己的封色邱的城牆。屬於季氏的孔子費邑，被叛臣公山不扭占據著，他以武力相對抗，競領兵打到曲阜。
孔子立即組織力量反擊，一戰而勝，公山不扭敗逃齊國，費邑城牆也被拆除。餘下的孟孫氏的成邑，由於孟孫氏暗中抵製，其家臣公斂處父抗命不拆，雖然魯定公親自帶兵圍攻，最後仍沒達到目的。“墮三”都介的計劃終於沒能全部完成，這對試圖對魯國有所作為的孔子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魯國自任用孔子之後，政事大有起色。《史記》記載說，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後，商人不敢胡亂漲價，男女相處也很有禮節。《韓非子》說，“仲尼為政子每，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齊國擔心魯國由弱轉強，對齊國不利。於是想方設法從內部進行破壞。齊國君臣摸清了魯定公和執政者季桓子都是喜好聲色犬馬之輩，於是投其所好，送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30輛華麗的馬車。女樂車馬剛到曲阜，季桓子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觀看，然後就沉靦於女樂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也沒有了同季桓子商議國事的機會。孔子知道自己在魯國已經難以繼續能展政治抱負，再留下來空食傣祿，沒有任何意義，於是向定公辭去職務，懷著沉痛的心情，帶著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拍餘名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周遊列國、顛沛流離的生活。這年孔子已55歲。孔子首先來到一向與魯國友好的衛國，受到衛靈公的禮遇。後來有人向衛靈公進讒言。衛靈公於是派人監視孔於的行動。孔子擔心出現意外，於是帶著弟子們離開了衛國。他們一行向南奔走，路徑匡邑時，趕車的顏刻用鞭子指著城牆缺口說，過去他路過此地，就是從這個缺口通過的。這話被匡人聽見，誤認為當年的仇人陽虎又來了，於是蜂擁而上，把孔子一行人圍禁起來。5天後知道事出誤會，才解圍而去。虛驚過後，孔子決定去晉國。才走到蒲城，聽說晉國局勢餛亂，於是取消去晉計劃。在蒲城逗留月餘，見沒有合適的去處，隻好又返回衛都帝丘，住在同他有交情的大夫蕊伯玉家裏。這時衛靈公弄清了前次讒言的真相，恢複了對孔子的敬意，特地到帝丘郊外親迎孔子，此後孔子在衛國居住了兩年多。在此期間，孔子不得已接受名聲很不好的南於的召見，也曾隨南子的車出遊，本希望借此在衛國施展政治抱負，但衛靈公怠於政事，沒有給孔子參政的機會。孔子終於感到久居無益，於公元前492年離開了衛國。孔子一行向東南行進，進人宋國地界。
一路上仍然教學不斷。一天，他正帶著弟子們在一棵大樹下演習禮儀，宋國司馬桓籠指揮一夥人砍倒大樹，企圖加害孔子。孔子不得不改換裝束，在弟子們的保護下離開宋國，又匆匆經過鄭國到達陳國，這時孔子已經60高齡。此後，孔子多次往返於陳國蔡國之間。一次，孔子帶著弟子來到陳蔡之間的城父，正遇上吳楚兩國交兵，他們被亂兵圍困，進退不得，遭遇到絕食七日的嚴重困難。弟於們又饑又累，不少人病倒了，但孔於仍堅持教學，為眾弟子鼓氣。生性粗莽的子路實在沉不住氣了，滿麵溫怒之色，他間孔子，難道君於也會受如此的窮困嗎？孔子教導說：君子即使處於窮困的境地，也不改變操守；而小人遭遇到窮困，就會越軌亂幹了。孔子一麵教育弟子在困難麵前不要泄氣，一麵派子貢前往楚軍中進行交涉。子貢交涉成功，孔子一行終於在楚軍的保護下來到楚國。當時楚昭王早已聞知孔子的賢名，想禮聘他予以重用，並踢給700裏封地。楚國當政的貴族們卻竭力阻撓。楚相子西甚至點著孔子弟子的名問楚昭王說：楚國朝廷中，外交使者有比得上子貢的嗎？輔相有比得上顏回的嗎？將帥有比得上子路的嗎？地方官有比得上宰予的嗎？昭王回答沒有。子西接著說，如果讓孔子擁有封地，再加上一批賢能弟子的輔佐，這會對楚國政權構成威脅。楚昭王於是放棄了原來的打算，孔子也隻得離開楚國回頭北返。最後，孔子一行又來到了衛國。衛出公有意讓孔子參政，但此時的孔子看不慣衛出公父不父、子不子的行為，拒絕出仕。這一次，孔子在衛國居住了5年之久。他本人仍然收徒講學，不少弟子通過各種途徑當上衛國的官員，有的返回了魯國。公元前484年，在先期回魯的弟子的活動下，魯國執政季者康子派人帶上重禮將孔子迎回魯國。14年漂泊之後，孔子終幹回到了父母之邦，這時他已年高留歲孔子回魯以後，魯哀公和執政者季康子以“國老”之禮相待。
不時向他詢問為政之道，但孔子的政治主張始終不為季康子所用。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獻。晚年的孔子，政治抱負不得施展，生活上卻一再遭到不幸。回到魯國後的第二年，獨子孔鯉死了。老年喪子，孔子極為悲傷。下一年，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淵死了，孔子悲痛欲絕，連聲哀歎：“天喪予！天喪予！”認為天下再沒有像頤回那樣好學的人了。公元前481年，魯衰公郊外狩獵捕獲一頭野獸，無人能識，孔子見後說是靈獸“麒麟”。古人認為“麒麟”出現是一個好征兆。孔子認為這頭靈獸剛一出現就被捕殺，預示著不祥。聯係到自己一生到處碰壁，直到年老也無法施展政治泡負，他認為靈獸所預示的不樣正應在他的身上，所以一再歎息“吾道窮矣！”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經走到盡頭，將不久於人世了。公元前48.年，即孔子回到魯國後的第4年，作為他親密衛士的弟子子路在衛國一場內亂中被殺，這無疑是對這位72歲老人臨死前最沉重的打擊。於路遇害的第二年，孔子在悲傷中病倒了。
一天清早，孔子扶著手杖站立門前，子貢前來探望。他深情地說：“賜！你為何來褥這樣晚！”接著又感概地自喻快要崩拆的泰山揀梁！自稱快要枯萎的哲人，又說他自己晚間夢見被人祭奠，大概快要死了！自此後，孔子臥床不起。7天後，即魯哀公十六年（前礴，9）夏厲二月十一日，孔子離開人世。時年73歲。孔子死後，葬在曲阜城北約一裏路的灑水旁邊。弟子們服喪三年，然後拜墓泣別而去。子貢留了下來，在墓旁築茅舍繼續守喪三年，才依依不舍地離去。後來魯國人為了追念孔子，把孔子的住房和講堂以及弟子宿舍改為孔廟，用以紀念孔子，並收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等生前用物，供後人永遠憑吊孔子生活在。禮壞樂崩鉀、“天下無道”的春秋時代。作為當時。“士”階層的代崔認為，他建立起一個很了不起的思想體係，尤為突出的是他所倡導的政治倫理思想。孔子非常看重禮的作用。認為對於個人來說，“不學禮，無以立”，禮是安身立命、處世立身的準則。一個人的言行都合符禮，那麽這個人就達到了“仁”的高度。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禮是一國總的側度。以禮治國，可以使百姓安分守紀，順服於統治者，不發生犯上作亂的行為。即所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君子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叛）矣”。所以孔子讚揚“製禮作樂”的政治家周公，推崇“周禮”，希望按照“周禮”去確定人們的名分等級，堅決反對“貴賤無序”的行為。但孔子所主張的禮，不是對“周禮”的照搬照抄，而是有所“損益”，進行了改造。主要內容是將“仁”的思想引人。“禮”的體係。
在孔子看來，“禮”必須以“仁”為本，一個人如果缺乏“仁”，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仁”，那麽所謂的禮樂就不成其為真正的禮樂。當“仁”被引人“禮”後，“禮”就完全被改造成為全社會的一種與血緣出身無關的等級結構形式。在以“仁”為核心的禮側下，雖然仍然存在著貴踐尊卑的等級差別，但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原則上由一個人憑個人才德所取得的職位而定。就是說，不管一個人的出身如何，隻要他具有與某種官職相稱的才能，他就擁有擔任這種官職的天賦權力。如孔子弟子冉雍，出身貧賤，但由於他有才德，所以孔子認為他有資格做南麵而坐的統治者，即《論語·雍也》所說的“雍也可使南而”。孔子所提出的“仁”的學術，是他整個思想體係的核心。他一生中說“仁”最多、把它當作一種調節人際關係的道德規範。認為“仁”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身處事的行為準則，是一個人最高的道德境界。常以“仁”和“不仁”做為衡量君子、小人、賢愚、善惡、是非、曲直的主要標準。其具體要求，主要體現在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上，即“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就是說，為人莊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受到大家擁護；做人誠實，就會得到任用；辦事敏捷，就會收到良好的效益；待人慈惠，給人好處，就能夠使喚人。其出發點，是“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承認別人是與自己一樣的人。並進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頤淵》），自己不願做的事情，不要轉稼給別人。不要隨意幹涉別人的尊嚴，也不要任意侵犯別人的利益。
總之，孔子認為隻有做到了“仁”，才能最好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隻有統治者援“仁”人“禮”，施行“仁政”，才能使社會安定下來，使國家由亂變治。孔子一生從事教育活動，是中國曆史上開私人講學風氣的教育家。他總結積累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在長期的封建時代裏，被尊為“至聖先師”，反映了他具有特殊的曆史地位。在教育對象上，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任何人隻要主動向他行一定的拜師禮，他都樂意施教，而不論其家世出身如何。孔子弟子中就有許多不同出身，不同地城籍貫的人。例如：孟蛇子、南宮敬叔是督國貴族，顏回是含國的平民；司馬耕是宋國人，漆雕開是蔡國人，子張則是陳國人；子貢是衛國富商，原憲則是魯國貧窮漢。這對於突破貴族對文化的壟斷，把文化知識傳摘到廣大的社會階層中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教育目的上，孔子主張培養為實行“禮治”，“仁政”所需要的人才。這種人才應當是“誌於道”，謀於道的，是能為實現仁道而殺身成仁的。他提倡“學而優則仕”，但不以做官為目的，而是期望學以致用，通過從政以行其道。這種人才既能輔佐國君推行德政，又能注意盡量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對於維護政治的穩定能起重大的作用。在教育內容方而，孔子的教育涉及道德教育、知識教育、美育、體育等。其中以道德教育為中心，別的內容都圍繞這個中心而展開。具休來講，他首先按照周禮的要求，教育學生精通“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禮、樂”是與政治飲關的國家大事，“射”指射箭類的軍事體育活動，“禦”是駕車技術，“書”，包括文字水平、文學修養等，“數”指一定的計算能力。學生們從這“六藝”，的學習中，能夠掌握昔日隻有貴族子弟才能學習的各種本領，從而為他們人仕進人社會上層打下了基礎。孔子本人之所以被貴族社會所接受，正是因為他多才多藝而值劄節。但孔子認為，以仕宦為職業的君子僅僅做到多才多藝還遠遠不夠，他還必須具有為民公仆的道德情操和重用人才的膽識，這是孔子重新界定的新君子人格。
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他始終貫偉“文、行、忠、信”四教，其中的“行”，“忠”“信”，都屬於培養新君子人格的道德教育範疇。又以《詩》《書》《易》《春秋》為教材對學生進行提高。過去貴族社會所推祟的君子主要是一種社會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體現的主要是一種才能結構和道德水平。自此以後，進人儒家之門的人既可學到做官的本領，又可摘足作為君子的心理需要。於是四方學子爭相拜學於孔子之門在長期教育實踐中形成的教學方法，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孔子重視並且善於“因材施教”，他對每個學生的個性和優缺點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曾指出高柴愚笨、曾參淳樸、顓孫師偏激、仲由魯莽。又說仲由果政、子貢通達、冉求多才藝。在了解學生各種特點的基礎上，孔子采取不同形式的教育方法。如一次子路問孔子：“有一件事倩，我聽到以後，馬上就於起來嗎？”孔子回答：“有父兄在那裏，怎麽能不間他們就幹起來呢？”後來冉有又提出同樣的問題，孔子馬上回答說“你覺著該幹就幹起來吧。”弟子公西華見同樣的問題、先生卻給以截然不同的回答，感到迷惑不解，便向孔子提問。孔子解釋說：“冉求平時做事畏縮，所以我叫他果敢地幹，給他壯壯膽侶而仲由呢？平時膽大敢為，做起事來往往不多加思考，所以我要壓壓他。”對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總是對症下藥，有的放矢，盡量發揮每個學生的長處，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來確定教學重點，培養出各有專長的人才。如“德行”科，主要培養具有高尚道德的治國之才，有顏回、閡子賽、冉伯牛、仲弓等；“言語”科主要培養能言普辯，會從事外交活動，為國爭光的人才，有宰予、子貢等；“政事”科主要培養能在諸侯或大失手下擔任具體職務的人，有冉有、子路等；“文學”科主要培養文學修養較高，能闡發孔子道德文章的人才，如子遊、子夏等。孔子注重啟發式教育，主張“不憤不啟，不排不發”，就是說，教師應該在學生自己經過反複思考仍不理解，想說出來又不能用恰當的言詞表達的時候，才去啟發他，以培養學生“舉一反三”、獨立思考的能力。
孔子推祟在學習過程中。“學”“思”“行”三者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圈，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等富有辯證因素的思想。他重視教育學生樹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反對高高在上，不漁裝懂。與此同時，孔子還非常重視以身作則地進行“身教”。他經常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作為傍樣，以達到對學生潛移嗽化的目的。有一次，有人問魯昭公是否知禮，孔子回答知紮。那人過後對孔子弟子說：“依禮。同姓不婚，魯昭公娶同姓女子為夫人，能說他知禮嗎？”孔子聽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錯誤，便謙虛地說：“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因為我犯了錯誤，人家能給我指出來。”他這種不文過飾非的城實態度對學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孔子對弟子的關心和愛護也是很突出的。對弟子好的表現及時給以肯定，對學生的塊點及時提出批評。他曾讚揚子貢能登大稚之堂，冉雍能幹一番大事業。閡子套不主張在魯國另建金庫，馬上受到他的肯定。宰予違背了他的主張，馬上給以批評。
多次表揚翻回好學，叫大家向他學習。周遊曆國期間，有一次翻回掉了隊，孔子深為他的安危擔優。冉伯牛生了病他親自前去探望。孔子對弟子們的謀情，得到了弟子們豐厚的回報。魯莽好勇的子路當年對孔子很不禮貌，但在孔子的循循教化下，成為孔門的忠實信徒，而且終身充當了孔子衛士的角色。顏淵曾說，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史記·孔子世家》），越敬仰越覺得高大，越鑽研越覺得精深。子貢也讚美孔子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論語子張》），把孔子比作不可逾越的日月孔子是個知識淵博的學者，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對前代流傳下來的文獻材料認真學習鑽研，再加以不同程度的整理、分類，形成被後世尊為“六經”的《詩隻書》《禮》《樂》《易》《春秋》並把它們作為教材向弟子們傳授。其中的《詩》屬文學，人們習《詩》，可以有助於在政治交往中借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書》就是《尚書》，保留了一部分殷周時代的政治文獻，從中可以了解殷周的政治曆史和政治經驗，《禮》是有關政製和各種禮儀的文獻，可以做為人們處世立身的依據。《樂》指音樂文獻，它與《禮》相配而行，是人們遵守《禮》的規定所必須掌握的文獻。《易》是有關卜盆的書，其中蘊含深奧的哲理，學習它可以總結規律，預知前逾。《春秋》是一部曆史著作，離寄著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主張，是他晚年心血的結晶。總之，經過孔子整理的“六經”，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別是春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麵的情況，對於保存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遺產，立下了不朽的功績。嘎醚緲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但他一生從事教育的心血沒有白流，他在教育事業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死後，經弟子們的努力，儒學成為當世顯學。秦始皇統一中國。重用法家，焚書坑儒，儒家受到重大打擊。但漢朝以後孔子學說大受重視。漢高祖劉邦曾以太牢（牛羊豬各一）祭祀孔子。漢武帝獨尊儒術，《五經》被列於學官。西漢平帝追謐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謐孔子為“玄聖文宣王”，次年改為“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稱“至聖先師”。清順治二年（1645）說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順治十四年（1657）又改稱“至聖先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