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的天窗

第四章 十大良相

　　中國曆史的天窗在中國古代曆史中，宰相處於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政治結構中，處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在社會結構中，也是一般文人向往的最高政治理想和道德典範。因為人人當國君是不可能的事情，隻有造反作亂才能從一介平民竄上皇帝的位置。而當宰相卻是很現實也合法的事情。自從實行科舉製度，書生通過層層選拔，有才者得以進入統治階層，因此普通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中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得以實現，而“國亂思良相，家貧思良妻”、“良相醫國”等等思想也深入人心。

　　從宰相製度的興廢看，其起源甚早，而且複雜多變。黃帝至西周時期已有宰相名稱如“相”、“百揆”、“宰”等。丞相作為官稱，始於秦國，後來也被他國采用。在秦統一中國、實行丞相製度後，相權日強。到西漢初期，宰相的權力更是迅速膨脹，並很快達到鼎盛時期。曹魏時，凡任錄尚書事、尚書令及尚書仆射者，便成為宰相，但這時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義上仍不失為宰相之號。在唐代李世民繼位後，尚書省的左、右仆射與侍中、中書令均成為宰相。從貞觀元年起，以他官預宰相事便經常出現。在北宋前期，中書門下的長官為正宰相，亦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元至清末宰相的職能衰落。因為宰相製度無論怎樣調整，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都無法得到徹底解決。明朝從廢丞相到實行內閣製，使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官製發生了最重要的變革。朱元璋以擅權撓政為名，殺中書省丞相胡惟庸，廢丞相，使六部直隸於皇帝。廢除宰相製後，相權被分於六部，國柄則集於皇帝一身。明成祖時，正式設立內閣。閣臣權力雖比宰相權力小得多，但人們還是習慣把閣臣看成宰相。清朝皇帝集權則達到極點，而宰相的地位則淡出曆史舞台。

　　良相，也稱良宰，雖然一定得是德才兼備的治國之臣，但要真正稱得上“良相”的，還得綜合考量。漢代王充在《論衡·別通》中說：“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同樣，良相還要能在各種複雜的朝廷政治裏縱橫捭闔，遊刃有餘。東漢末年的曹操自始至終都稱自己是“漢相”，但在朝內飛揚跋扈，獨斷專權，逼死皇後，逼封王公爵位，在與皇帝重要的關係中，顯然是“不良”的，因此，曹操雖然在中國曆史上功績不少，但在穩固皇權方麵，不算是良相，相反，在中國民間裏，曹操的名頭還是“奸臣”更響亮一些。清末的李鴻章雖然自詡為“良相”，但因為晚清實在腐敗無能，李鴻章又是多個喪權辱國條約的談判者，盡管他個人才學出眾，但終究不配“良相”。同樣，“中興之臣”中的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也不屬此列。

　　在中國古代封建製度的政治結構中，皇帝永遠是核心，而良相的功績除了穩固皇權統治、國家統一以外，還要能處理好與皇帝的關係。如果能和皇帝相安無事又能作出穩定社會關係的不凡功績，才能算得上是良相。而那些直言甚至“犯上”的宰相，雖然有德有才，但最終因此不能更好地施展政治抱負的，也算不上“良相”。總而言之，“良”的標準一方麵取決於自身的才能和曆史功績，一方麵取決於和皇帝的關係。依照這樣的標準，在唐代，“良相”人數居多，而到了明清以後，由於皇權的集中，而“良相”不多了。

　　周公

　　周武王曾說自己的國家有“能臣”十人，而周公無疑應該是排在首位的。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個兒子，是周武王姬發的同胞弟弟。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被商紂王處死，由姬發即位，周公則精心輔佐。

　　武王即位後，商紂王的統治已經分崩離析，商軍主力也正遠征東夷，武王趁朝歌空虛，遂率兵伐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本部及八個方國部落軍隊率戰車300輛，挺進離朝歌很近的地方——牧野。為了鼓舞士氣，一鼓作氣，周公作《牧誓》。周公在這篇戰鬥檄文中，先痛斥商紂王隻聽婦人（妲己）之言，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連自己同祖兄弟都不任用，反而重用逃亡的罪人，暴虐百姓，遭致致天怒人怨；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罰，宣布作戰紀律，鼓勵戰士勇猛殺敵。牧野一戰商朝滅亡。

　　滅商後，如何處置原來殷商奴隸主和上層貴族，眾人分說不一。在周公的建議下，原殷人得以在原來的住處安居。周公這種給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原本是為社會休養生息保留人力。但不想後來被武王的反對勢力所利用，留下後患。

　　周朝建立不久武王身染重病。周公焦慮萬分，寫《金滕》一文，虔誠地祈禱，願意自己代替兄長，以讓武王康複。最後武王還是病故，武王臨終前願意把王位傳給有德有才的周公，而周公涕泣不止，堅決不受，隻是答應暫時代理國政。周公立武王之子誦繼位，即成王。成王當時還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周公攝政，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然而受封在東方監視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對周公攝政很不滿意。管叔認為自己是文王的第三子，是周公的兄長，應該自己掌握大權，他和蔡叔沆瀣一氣，散布謠言，說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想謀害成王，篡奪他的王位。為了表示自己的心跡，周公寫了一首詩，名叫《鴟鴞》，這首詩後被收入《詩經》中。詩中一麵表示了周公對周室、成王的忠貞；一麵把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比做“鴞鴟”，警告他們“無毀我室”。而年幼的成王在被人不斷地鼓噪下，也開始有所懷疑。後來，無意之中，成王發現周公原來寫的《金滕》，周公的忠肝義膽徹底讓他釋懷。於是，成王和周公的關係走向緩和，為西周早期的興盛奠定了穩固的基礎，而周公的盡心輔佐，也被人們稱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為了鞏固統治，周公以朝歌為都，建立衛國，以管理殷民七族，這些大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周公先後給衛侯康叔封發布《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這被看作是周公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為的是使人民經過戰亂後安定下來，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周公還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貴族安排在全國各個重要據點，這樣，周王室就處在一個幾乎都是本族人的保護之中。

　　周朝的都城在豐、鎬（在今西安附近），遠離中原，偏於西部。周公決定遷都中原，以便有效地控製東方。周公輔政的第5年，正式營建洛邑（在今洛陽西）。在洛邑營建成之前，周公還建立了一整套禮樂製度。通過所謂的禮製，將階級社會劃分為多個等級或名分。周禮非常複雜，幾乎包括了人們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一切行為規則。所謂樂，就是音樂。這在當時是少數奴隸主才能享有的特權，什麽等級什麽場合用什麽樂，有嚴格的區分，不能濫用。禮和樂相輔相成，是鞏固周朝等級製度的手段。當東都洛邑建成時，周公的禮樂也製成。周公在新都建立時，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布各項典章製度，也就是所說的“製禮作樂”。

　　這時成王已經長大，周公便把政權交給成王，自己退居輔佐地位。周成王執政後，周公擔心成王年少，貪圖安逸，便寫了一篇《無逸》，勸勉成王：要懂得勤勞辛苦的好處，不要一味貪圖享受。要學習商代幾個賢王和周文王的榜樣，愛護百姓，勵精圖治，以便長久地享有王位。反之，不關心百姓疾苦，一味驕奢淫逸，就不會得到好下場。他諄諄告誡成王，教導他成為一個有作為的國君，要像文王那樣禮賢下士，治理好國家。

　　在周公的盡心輔佐和教導下，西周重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並在中原和沿海地區進行貿易活動，在成王執政的37年中為以後的繼任者奠定了雄厚的國力，開創了“成康之治”的局麵。

　　周公晚年回到封的地方，臨終交待死後葬在成周的地方，以表明他的忠心。在武王伐紂的功臣中，周公、召公、薑子牙都是首輔，隻是周公身為王親貴族，依然不居功自傲，忠心輔佐三代君主。由於周公製禮作樂，規範人們的行為，也成為後來孔子極力倡導的道德法則，周公自身的品格也成為後來人的道德典範，人們也把那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比作周公。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稱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後，潁上（今安徽潁上縣）人，擅長騎射之術。

　　管仲的前半生是窮困潦倒或命運不濟的，為了謀生不得不從事當時很低賤的職業——經商。而管仲之所以能成就日後的功績，除了自身才華出眾外，關鍵是有一個了解他的益友（鮑叔牙）和一個賞識他的明主（齊桓公）。

　　鮑叔牙早年和管仲一起經商，而賺了錢，管仲總是多分給自己，少分給鮑叔牙。而鮑叔牙對此從不和管仲計較，還說管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家貧困。管仲在戰場上多次從陣上逃回來。因此人們譏笑他是貪生怕死。而鮑叔牙向人們解釋說，管仲不是怕死，是因為他家有老母要靠他一人供養。管仲感慨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

　　後來，管仲和鮑叔牙分別輔佐公子糾和公子小白。而由於齊襄公淫亂，國內各種政治暗流湧動，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分別避禍魯國和莒國，以待時機。公元前686年，齊國內亂終於爆發。公孫無知殺死齊襄公，自立為國君。公孫無知在位僅一年有餘，齊國貴族又殺死公孫無知，一時齊國無君，一片混亂。在外的公子糾和小白，都力爭盡快趕回國內奪取君位。管仲為使糾當上國君，埋伏中途欲射殺小白，一箭射在小白的銅製衣帶鉤上。小白咬破舌頭裝死，麻痹管仲和糾。後在鮑叔牙的協助下搶先回國，登上君位。他就是齊桓公。齊桓公即位，設法殺死了公子糾，也要殺死有一箭之仇的管仲。鮑叔牙極力勸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為齊國強盛著想，忘掉舊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議，設法從魯國接回管仲，並且拜為相，主持政事。

　　由於魯國曾收容自己爭奪王位的糾，齊桓公即位不久率軍攻魯，結果大敗而歸。痛定思痛，齊桓公采納管仲的意見開始改革。在經濟方麵，管仲認為，國家的安定與否，人民樂居與否都與經濟實力有關。他倡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廢除原來在西周初建的公田製，實行“相地而衰”的土地稅收政策，就是根據土地的好壞不同，來征收多少不等的賦稅。這樣使賦稅負擔趨於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對特定的商品進行“官辦”，如當時很重要的戰略物資鹽、鐵等設官監製；由於齊國沿海，則大力發展漁業；可能由於自己早年經商的原因，深知商業活動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於是鼓勵與他國的貿易。由於種種措施得力，君臣又一條心，齊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得到發展。

　　一心圖霸的齊桓公對管仲提出“會盟諸侯”的政治設想，而管仲諫阻道，比齊國勢力強的國家有很多，南有楚，西有秦晉，然而他們都自恃強大而不把周王放在眼裏，所以不能稱霸。雖然周王室衰微，但仍是名正言順的天子。如果齊國以尊王攘夷的名義號令，則海內諸侯望風歸附。管仲說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認周天子的共同領袖的地位；聯合各諸侯國，共同抵禦戎、狄等部族對中原的侵擾。尊王則成為當時籠絡人心，師出有名的一麵旗幟。

　　正是基於這一戰略，齊國左征右討，會盟諸侯，驅逐犬戎。公元前667年，齊桓公召集魯、宋、陳、衛、鄭、許、滑、滕等國君，在宋國的幽地會盟，周天子派代表參加，並授予侯伯的頭銜。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齊桓公會同各諸侯國擁立太子鄭為天子，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後，派人送祭肉給桓公以示嘉獎。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諸侯國會盟，舉行受賜典禮，並依據管仲的建議，訂立了盟約。至此，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先後主持了三次武裝會盟、六次和平會盟，還輔助王室一次，史稱“九會諸侯，一匡天下”，成為公認的霸主。

　　在管仲病危時，齊桓公去詢問他誰可以接受相位。而管仲並沒有推薦自己的知己，也是良臣的鮑叔牙，管仲大公無私地說，鮑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惡過於分明，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這樣是不可以為政的。對於齊桓公提到的易牙這個人也毫不避諱地表示自己的厭惡，說易牙為了滿足國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兒子以討好國君，沒有人性，不宜為相。但齊桓公沒有采納管仲的意見，在管仲死後還是重用易牙等奸佞之徒。結果在齊桓公病重的時候，幾個公子爭奪王位，而易牙等人阻止宮人送食送藥給齊桓公。齊桓公知情懊悔地說：“如死者有知，我有什麽麵目去見仲父？”臨終時用衣袖遮住臉，活活餓死了。

　　在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中原的一百多年後，孔子讚歎齊國的霸業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挽救周王室，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受他的恩澤。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還要披散頭發，左開衣襟，成為蠻夷統治下的老百姓了。

　　蕭何

　　（？—公元前193年），西漢初年政治家，漢朝的建國功臣。徐州小沛（今江蘇沛縣）人。早年在沛縣當“功曹”，與劉邦是貧賤之交。秦朝末年各地揭竿而起，劉邦在芒碭山起事，蕭何隨即前往一同征戰。劉邦平定關中後，他留守後方，為劉邦作後勤工作。公元前202年2月，劉邦建立漢朝。而蕭何又居功至偉。在楚漢相爭的五年中，劉邦好幾次都是全軍潰敗，甚至要通過“詐降”等卑賤的手段才能逃脫，全有賴蕭何從關中後方補充兵力物資。所以，劉邦在排座次時把蕭何排為第一，準許他穿鞋帶劍上殿，並封了蕭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為了休養生息，劉邦下令“卸甲歸田，馬放南山”，並減免百姓賦稅。而漢朝的首都還未定，鹹陽也已經是一片廢墟。由蕭何負責營建新都——長安。蕭何籌建未央宮，並規劃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等，工程浩大。劉邦則嫌宮室過於壯麗豪華，責備蕭何。蕭何認為，正因為天下初定，才能夠借機多征發些人和物來營建富室，況且天子以四海為家，宮室壯麗才能顯出威嚴，也免得子孫後代再來重建。劉邦於是采納了蕭何的意見。西漢建都長安，曆時二百餘年，最早規劃設計者就是蕭何。

　　在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楚漢戰爭的過程中，劉邦身邊共有7人取得王爵，建立了半獨立的王國。這些強大的異姓王的存在，對於漢封建國家的統一政權是嚴重的威脅。劉邦當初封他們為王，原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他在做皇帝以後的第六個月，就借口諸王謀反，開始一個一個地收拾他們。韓信由於曾在劉邦危機時刻逼封假王，種下禍根。漢朝建立後韓信掌握兵權，劉邦就多次借故削去韓信的兵權，最後降為隻有虛名的淮陰侯。公元前197年，呂後密召蕭何將韓信誆入宮中，並夷三族。劉邦殺功臣特別是剪除異姓王，是他為了鞏固新王朝而必然采取的政治方針；韓信死於正想乘隙攬權的呂後之手，這也不是偶然的事。當時身為丞相的蕭何，卻也深受劉邦的猜忌，自身難保。他原是韓信的保薦人，這時候不得不屈於呂後的意旨，誘殺韓信。如果他態度猶豫，就有遭受株連的危險。結果，蕭何就因誅韓信功，從丞相晉升為相國，加封食邑五千戶，並有專門的衛隊保護。

　　正當蕭何自認為深得劉邦信任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名叫召平的人，一身喪服來見蕭何。召平對蕭何說，大禍就要臨頭。皇上在外風餐露宿，而您長年留守在後方，好吃好喝，而外人看來，您沒有任何汗馬功勞，就是在後方作文字工作，最近淮陰侯謀反，也讓皇帝開始懷疑您了。安排衛隊不是對您的寵愛，而是為了防範您。蕭何聽後立刻辭掉封賞，並把全部私家財產都捐出來。劉邦果然很高興。公元前195年，另一位異姓王黥布謀反，劉邦親自率軍征討。每次蕭何派人輸送軍糧到前方時，劉邦都要問來的人：“蕭相國在長安做什麽？”使者回答，蕭相國愛民如子，除辦軍需以外，無非是做些安撫、體恤百姓的事。劉邦聽後總默不作聲。蕭何的門客聽說後，忙勸諫蕭何：您一入關就深得百姓的愛戴，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百姓都擁護您，現在身為相國，還在想盡辦法為民辦事，以此安撫百姓。而皇帝卻不這麽看，幾次問您的起居動向，就是害怕您的民望高過他，借機起事。蕭何立刻明白了在這敏感時期，不能再像原來和劉邦剛開始打天下時那樣，大公無私反而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於是他故意派人強買民間田宅，故意製造壞名聲。當劉邦班師回朝時，有百姓攔路告相國強奪、賤買民間田宅，價值數千萬。而劉邦不以為然，反而心安，認為蕭何也不過是與百姓爭利之徒。

　　從此以後，蕭何對劉邦隻有誠惶誠恐，恭謹有加，而對國事就隻能保持沉默寡言了。公元前195年，劉邦病死，蕭何輔佐太子劉盈登上帝位，這就是漢惠帝。蕭何繼任丞相，但他這時候也是風燭殘年了，不久也病逝。蕭何為相期間，在製訂漢朝的典章製度方麵還辦了一件大事，即作漢律九章。在約法三章的基礎上，參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當時情況的內容，製成律法共九章。這是漢朝製作律令的開端。蕭何製定的漢律九章，刪除了秦法的苛煩、嚴酷，使法令明簡。正是由於蕭何早年有心地對政章、法律做了有意義的整理工作，並製定漢律九章的成文的法規，才使得後來的繼任者曹參得以“蕭規曹隨”，無為而治，漢朝也得以休養生息。

　　諸葛亮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三國時期蜀國丞相，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琅邪陽都（今山東沂水縣）人。東漢末年，由於各地軍閥混戰，諸葛亮和家人隱居南陽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隴畝。通過潛心學習，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戰術兵法。諸葛亮在年輕時就誌向遠大，以天下為己任。並常將自己比作管仲、樂毅二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屯兵新野時，三顧茅廬，終於將諸葛亮召在幕下。劉備按照諸葛亮在《隆中對》提出的戰略，占據荊、益二州，聯合孫權，對抗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一。以後促成劉備與孫權聯軍將曹操擊敗於赤壁，鞏固益州根據地，使蜀與魏、吳成鼎足之勢。曹丕代漢為帝後，劉備也稱漢帝，諸葛亮出任丞相、錄尚書事，總理國家大事。

　　由於東吳偷襲荊州，關羽被殺，張飛為報仇也被叛將殺死，劉備為二弟報仇冒險犯敵，結果在夷陵被陸遜所敗。公元223年，劉備在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病逝。臨死對諸葛亮說：“依照你的才幹十倍於魏主曹丕，一定能安定國家，最終成就大事。如果我的兒子劉禪值得輔佐就輔佐；如果他實在不能成才，你可以代替他成為皇帝。”諸葛亮流淚說：“臣一定竭盡全力，盡職盡責，效忠皇上，即使死了也不改初衷。”劉備又寫下詔書告誡劉禪說：“你和丞相相處，要像對待父親一樣。”

　　太子劉禪即皇帝位，史稱後主，改元建興。後主封諸葛亮為武鄉侯。成立丞相府辦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事無巨細，都由他決定。

　　諸葛亮輔政後，深知統一的第一障礙是北方的魏國。而恢複與東吳的外交關係則極其重要。由於關羽、張飛、劉備都因東吳而身亡，因此蜀國上下都以為世仇，但諸葛亮還是力促兩國聯盟。雙方經過談判，孫權斷絕同曹魏的關係，重新和蜀漢結成聯盟。此後，吳蜀雙方使臣往來不斷，蜀漢減輕了東顧之憂。外交上的成功，為諸葛亮集中精力整頓內政、平定南中叛亂，提供了有利條件。在以後對魏國的軍事行動中，多次與東吳聯手出擊。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曾設想“南撫夷越”，把這裏建成劉備集團的統治後方。蜀漢的南部地區，包括今四川南部和雲南、貴州，通稱南中地區。當時這裏居住著一些稱之為“西南夷”的少數民族。劉備占領益州後，諸葛亮選派善於處理民族關係的安遠將軍鄧芝治理南中地區，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在平叛過程中，還上演“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後來采取了安撫民心的政策，引進漢族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提倡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南中發展成為蜀漢政權比較穩定的後方和財政收入來源地。那裏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其他物資，被大量地運送出來，補充了蜀漢政權的財政和軍事之需。

　　諸葛亮當政期間，主要依靠從荊州帶來的舊屬，同時注意籠絡原來劉璋部下和益州豪強大族。對出身貧寒而有才幹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稱讚為能盡時人之器用。他法令嚴明，賞罰必信。參軍馬謖極受器重，北伐中馬謖為先鋒，違反節度，為魏將所敗，亮流涕處死，並以用人失察自請貶官。益州豪強大族自劉璋統治以來，長期專權自恣，蔑視君臣之道，諸葛亮對他們的不法行為，也毫不容情。從而保證了蜀國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統一。

　　諸葛亮對西南少數族采取了恩威並用的政策。建興三年（225），南中（主要當今雲南、貴州地區）發生大族叛亂，諸葛亮即親率大軍，深入不毛，進行討伐，打擊為首分子，同時盡量爭取當地上層大姓，有的被起用為地方長官。這些地區的統治得以穩固，為蜀國提供了物力和兵力。

　　為了統一，諸葛亮先後五伐中原，在軍事進攻中有勝有敗，對整體三國鼎立的格局沒有任何變化。但從當時蜀漢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勢看，諸葛亮的北伐卻又是必要的。諸葛亮與土地四倍於己、人口五倍於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馬懿這樣的名將，其北伐無功，也屬情理之中。雖然諸葛亮的北伐沒有達到預定目的，但他的軍事才能和鞠躬盡瘁的精神值得後人敬仰。

　　陳壽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中，對其評價是：諸葛亮身為相國，安撫百姓，以身作則，使百官各守其職，朝廷政治清明，開誠布公；對於那些忠心，賞罰分明，不循私情，在治理的區域裏，人們都畏懼他而又愛戴他，刑法雖然嚴厲但被處罰的人都不恨他，真是治國的良才，管仲、蕭何都不如他！

　　房玄齡

　　房玄齡（578—648年）。出身於齊州（今山東省）的一個家族。在隋代，他曾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最高作過吏部侍郎。李世民占領長安後不久，委任他為渭北道行台記室參軍（主管軍事機要文書的起草和參謀）。

　　房玄齡成為李世民的心腹參謀後，一心一意輔佐李世民。他比別的文臣武將更有政治眼光，看得遠，想得全麵。比如，李世民在掃平諸割據勢力的戰爭中，每打勝一處，眾人都爭著搶掠府庫裏的珍珠寶玩，而房玄齡惟獨考慮怎樣收攬人才。房玄齡進爵為邢國公，唐太宗認為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房玄齡後任尚書左仆射，行宰相之職前後13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長的宰相。

　　唐太宗對房玄齡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權完全交付給他。房玄齡根據唐太宗“量才授職”、“任官惟賢”、“務省官員”的原則，對所有中央官員重新進行審核優選，最後隻留下精幹人員共640名。房玄齡善於發揮別人的長處，“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房玄齡常常和唐太宗預先作出謀劃，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斷，用房玄齡的話說：“非如晦莫能籌之”，結果杜如晦來到時，往往都能和房玄齡的主張默契。所以史家稱說：“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彼此相輔相成。房玄齡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薦新發現的人才，委以重任。

　　房玄齡任相期間，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無巨細，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說他在相位時，“貞觀之盛，群材蟻附”，這自然與他任人唯賢有關。但當重要部門，一時英才難選時，他又寧缺毋濫，自己先承擔起來。史稱，有一個時期，管理財政的度支部門缺少合適的人選，房玄齡“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因為這是“關天下利害”，“民力所係”的要害部門，是決不可交付給“聚斂之臣”的。這種“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的精神，可謂用心良苦。也正由於此，房玄齡堪稱為貞觀之治時期的良相。房玄齡忠心輔佐唐太宗，需要他過問的事情很多，從《貞觀政要》的若幹條記載看，他不僅要過問吏治，經常審查司法的得失，還要知悉武庫甲仗的多少，以及宮室營造等細務。其所謂“事無巨細，鹹當留意”。對這一切，房玄齡都很認真，即使略小有不察，都覺得是自己的過失。

　　房玄齡在唐太宗左右，雖不像魏征那樣成為剛直不阿的諍臣，但覺得有不當處，也經常向唐太宗當麵提出意見。例如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問周圍的大臣：自古草創之主，至於子孫，多亂何也？房玄齡在一旁答道：那是因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識人間情偽和理國安危的緣故。以此來警誡唐太宗不要過於寵愛子孫。自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年）開始，到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對高麗進行了多年的戰爭，這一戰爭給人民帶來很大負擔，貞觀十九年一次戰役，僅戰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連唐太宗自己也深為後悔，曾說過假如魏征還活著，一定不讓進行這次戰爭。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東征。這時房玄齡已經重病纏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顧重病，書寫諫表，上呈太宗。他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安靜，各得其所，唯東討高麗，將要成為國家大患。吾知而不言，會銜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寫得十分誠摯懇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動，歎息道：“此人危篤至此，尚能憂我國家，實在難得。”

　　房玄齡對“貞觀之治”還有一項較大貢獻：主持了對經籍圖書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晉書》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編寫，還主持了唐朝國史的編纂。早在李世民身為秦王之時，在他周圍就聚集了許多著名文士，號曰“秦府十八學士”，而房玄齡為十八學士之首。太宗貞觀四年（630年），為了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太宗決定組織人力校刊統一的《五經定本》，最後由房玄齡召集諸儒“討論得失”，最後統一頒定。唐太宗十分重視曆史經驗，從貞觀三年（629年）便著手對兩晉、北齊、北周和梁、陳、隋六朝史的編纂，房玄齡是齊、周、梁、陳、隋五朝史的總監，是《晉書》的監修。五朝史修成於貞觀十年（636年），《晉書》最後完稿於貞觀二十年（646年）。從貞觀三年（629年）起，房玄齡還擔任了唐國史和實錄的主編和監修。在修本朝史時，房玄齡主張秉公直書，不得曲阿。《貞觀政要》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貞觀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國史，對房玄齡說：“為什麽自古來當代國史，皆不令帝王親見之？”房玄齡答道：“國史既善惡必書，可能書寫到人主的非法之處，理當不讓皇帝親見。”唐太宗解釋說，他想看國史別無他意，隻是為了鑒戒自己，房玄齡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病勢沉重時，唐太宗和他見了一麵，“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足見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臥床期間，唐太宗不斷派人探望，臨死前，太宗又親臨與之握手敘別。死時，房玄齡年七十整。

　　狄仁傑

　　狄仁傑，（630—700年），並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則天時期宰相，傑出的政治家。

　　狄仁傑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676年，狄仁傑任大理丞，他剛正廉明，執法不阿，由於聰明過人，又熟悉典章法度，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到1.7萬人，而且沒有冤訴者，成為朝野和民間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摘奸除惡的青天。不久，狄仁傑被唐高宗任命為待禦史，負責審訊案件，糾劾百官。狄仁傑的才幹與名望，逐漸得到武則天的讚賞和信任。691年，狄仁傑被任命為地官（戶部）侍郎、同鳳閣（中書省）鸞台（門下省）平章事，開始了他短暫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職，狄仁傑謹慎自持，從嚴律己。有一次，武則天對他說：“你在汝南，甚有善政，你想知道那些說你不好的人都說了什麽嗎？”狄仁傑說：“如果陛下認為我有什麽過錯的話，臣一定改正；陛下如果知道臣並沒有過錯，那就是臣的榮幸。臣不知有什麽詆毀我的，那都是為我好。還是不要讓我知道的好。”武則天對他坦蕩豁達的胸懷深為歎服。

　　狄仁傑官居宰相的時候，正是周武朝政治鬥爭激烈的時候，當時武則天的侄子武承嗣窺視皇位，他認為狄仁傑將是他被立為皇嗣的障礙之一。不久狄仁傑就被誣謀反，狄仁傑運用自己的才智機謀死裏逃生，被貶為彭澤令後升任幽州都督。狄仁傑的社會聲望不斷提高，武則天為了表彰他的功績，賜給他紫袍、龜帶，並親自在紫袍上寫了敷政木，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十二個金字。697年，狄仁傑被武則天招回朝中，官拜鸞台（門下省）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恢複了宰相職務，成為輔佐武則天掌握國家大權的左右手。698年，武承嗣、武三思多次遊說太後，請立為太子。武則天也年紀大了，也正在為“立武”還是“立李”猶豫不決。狄仁傑勸說武則天應該還政於廬陵王李顯。對武則天十分了解的狄仁傑從母子親情的角度從容地勸說她：“立自己的兒子，則身後也能在宗廟裏享受後代的祭拜；而立自己的侄子，還從來沒有聽說過侄子將姑母的牌位放在宗廟裏的先例。”武則天說：“這是聯的家事，你怎麽能知道。”狄仁傑鄭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誰不是臣？什麽事不是皇帝的家事！皇上是首腦，臣子為股肱，都是一體的。何況臣位是宰相，又豈能不知道？”最後，武則天聽從狄仁傑的意見，親自迎接廬陵王李顯回宮，立為皇嗣，而李唐才得以維係。狄仁傑因此被曆代政治家、史學家稱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義士。

　　作為一名精忠謀國的宰相，狄仁傑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舉賢為意。狄仁傑先後舉薦了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數十位忠貞廉潔、精明幹練的官員，他們被武則天委以重任之後，政風為之一變，朝中出現了一種剛正之氣。以後，他們都成為唐代中興名臣。由於狄仁傑有知人之明，有人對狄仁傑說：“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狄仁傑回答：“舉賢為國，非為私也”。

　　在狄仁傑為相的幾年中，武則天對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稱狄仁傑為“國老”而不名。每次狄仁傑和武則天發生爭執，武則天都“屈意從之”。狄仁傑曾多次以年老告退，而武則天都不許，破例讓他覲見免拜。武則天還體諒他告誡朝中官吏：如果不是軍國大事，都不要打擾他。700年，狄仁傑病故的時候，武則天哭泣著說“朝堂空也”。

　　狄仁傑身居宰相之位後，輔國安邦，對武則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傑在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之治的武則天時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姚崇

　　姚崇（公元651年——721年），陝州峽石（今河南三門峽東南）人。他在武周、唐睿宗、玄宗三朝為相，也兼兵部。特別是在唐玄宗早期為宰相，對“開元之治”的貢獻尤多，對唐中期的影響極為深遠。

　　姚崇在武則天朝因為家庭出身顯貴而為官。在兵部任職時，因為能以極快的速度處理軍務被破格提升為兵部侍郎。698年開始擔任周武朝的宰相之職。當時朝政被酷吏周興與來俊臣搞得烏煙瘴氣，雖然兩人被武則天誅殺，但人人還是小心翼翼。武則天在一次廷議中提出：“周、來二人辦案時期，朝中反逆的事情特別多；二人死後朝中則無反逆之事。而以前定的反逆案應該沒有被冤枉的，不然為什麽現在沒人來申冤辯屈呢？”朝臣無人敢說實話，怕惹禍上身。隻有姚崇挺身而出，爭辯說：“原來被定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嚴刑逼供下誣諂致死的。告密的人為了邀功請賞，編造謊言，這就是所謂的‘羅織’。陛下雖然也曾派近臣去了解獄囚的情況，但所派近臣本人都人人自危，他怎敢據實上報實際情況呢？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擔保，現任朝臣之中沒有一個犯叛逆之罪的。”姚崇這一義正辭嚴的抗辯，不僅滿朝文武對他深表感激，連武則天也深為歎服。她說：“以前的宰相，怕負責任，遇事敷衍，不報實情，讓我陷入殘暴境地，隻有姚卿敢說實話。”公元705年，武則天病重時期，張柬之、桓彥範密謀誅殺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兩兄弟，由於姚崇是當朝宰相又掌握兵權，於是也參與進來。行動成功後，武則天被迫退位，唐中宗李顯複出。而正在舉國慶賀的時候，姚崇一人卻潛然淚下，極為傷感。有人對他說：這時候哭泣不是時候，恐怕累及自身。而姚崇作為率性之人說：“我參預政變誅殺二張，是作為臣子應盡之責；而今天辭別舊主而哭泣，也是一個臣子應有的節操。如果真因為這次的哭泣而遭懲罰，我也心甘情願。”不久姚崇被貶為地方刺史。

　　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即位，又召姚崇回朝廷擔任兵部尚書，不久又升為中書令即宰相之職。後來由於東宮太子李隆基與其姑母太平公主有隙，為了平息風波，睿宗貶姚崇為外州刺史。不久李隆基即位，也就是唐玄宗。玄宗和姚崇一起騎馬打獵，然後討論政治。他問姚崇是否願出任宰相。姚崇答複說，除非玄宗接受十條改革綱領，否則就難以從命。這些內容是：皇上應該以仁愛治天下而不是靠嚴刑峻法；軍事上不輕舉妄動；法律應不論親疏，要一視同仁；禁止宦官參政；禁止開征苛捐雜稅；禁止任命皇親國戚在中央任職；樹立皇帝的個人權威；容許大臣們直諫；停止建造佛寺道觀；清除外戚過多的權力。玄宗表示同意，姚崇這才接受任命。姚崇在開元時期為相處理的第一件事是勒令僧徒還俗。中宗朝佛教泛濫，公主及外戚度人為僧為尼者甚多。後來由於有些富戶強丁以寺廟做為逃賦逃役的避風港，成為國家之害。姚崇采取措施讓偽濫的僧徒還俗者12000多人，堵塞了國家賦稅漏洞，增加了社會勞力。玄宗即位以後，以為政清明為目標，姚崇獨當重任，對一切政務處置得當，而且雷厲風行，深得玄宗信任。但是姚崇對他的兒子和屬下們約束不嚴，他們接受賓客的饋贈，招致朝臣和社會人士的批評，其中他的同僚趙誨，在一次接待中私受珍貴禮品，被下獄處死。但姚崇因為設法營救而招致玄宗不滿，不久請辭。但姚崇為相期間，始終還是體國忠君愛民的，最後還推薦了另一位重臣宋璟。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3年）。耶律楚材十七歲入仕金朝，由於蒙古的南下，1215年身陷燕京。不久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見得以歸順蒙古。在蒙古人身皇權被人格化了，在一個很少或沒有政府管理製度的好戰的部落社會中，其首領與追隨者之間的個人關係就是最為重要的。他們的首領或統治者從經驗豐富和忠誠的戰士中挑選他親密的夥伴（蒙古語稱為那可兒），而圈外人則期望有一位他們可以為其效勞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領。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就是這種關係，耶律楚材被稱為“吾圖撒合裏”，蒙古語就是“長胡子”的意思，表明成吉思汗十分信任他。耶律楚材隨軍西征的整個戰爭過程中，一直跟隨在成吉思汗的身邊。先後擔任過掌管漢文的文書工作、司天台春官。

　　成吉思汗逝世後，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在推舉大汗的過程中，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窩闊台得以順利繼承大汗位，耶律楚材也被稱為社稷的功臣，日益獲得信任。當時，蒙古立國未久，諸事草創，許多必要的製度尚未建立，百廢待興的事情太多了，耶律楚材寫成《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這封奏疏的內容很廣，包括了官吏設置、賦役征收、財政管理、刑法執行等許多方麵，並且特別指出當時官場上盛行的送禮之風，為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

　　耶律楚材的許多建議得到窩闊台汗的首肯，作為詔令頒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於稅賦充足，窩闊台汗非常高興，笑著對耶律楚材說：“你沒有離開我的左右，但卻收來了這麽多的財物，使國用充足，真有本領啊！在金國的臣僚中還有像你這樣的人才嗎？”耶律楚材答道：“現在南京（開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為沒有什麽本領，所以才留在燕京，結果被陛下所用了。”窩闊台汗對耶律楚材的謙虛態度表示嘉賞，覺得確實是一個可以大用的人才，當即下令任命他作中書令，把典頒百官、會決庶務的大權交給他，事無巨細，都先向他報告，再由他轉請皇帝處理。

　　由於蒙古是從北方而來的民族，窩闊台汗決心采用“漢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參謀和助手。在進行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元朝也逐漸開始改革。逐步廢除了屠城殺掠的習慣，免難民、降俘之死，大大促進了統一戰爭的勝利進行。阻止了“裂土分民”，建立軍、民、財分治的中央集權製。尊孔用儒，始興文治。立法執法，製止貪暴等係列措施，有效地恢複了社會生產力。

　　1241年窩闊台汗逝世後，乃馬真皇後稱製，寵信奧都刺合蠻，而耶律楚材遭到排斥疏遠。耶律楚材得不到信任，眼見奸邪當道，政事日非，在太宗後乃馬真氏三年“憤惋”而死。死時才五十五歲。

　　耶律楚材對於蒙古立國中原，是很有貢獻的，因而在他死後，許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喪其親戚，接連幾天聽不到奏樂唱歌的聲音。全國各地的士大夫聽說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當時的人們對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後來，許多評論家對他的一生也有很高的評價。元朝的宋子貞認為耶律楚材在那個“大亂之後，天綱絕，八理滅”的時代，“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確實是很困難的。但他終於發揮他的才幹，取得蒙古統治者的信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廣泛的改革，使“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貢獻之大是非同一般的。明朝的張溥則認為他“相二帝，辟草昧，開基元德”，其功績可與周召二公相比。

　　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年），湖廣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區）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張居正考中進士，開始出仕，但由於不滿奸相嚴嵩專權而托病家居。後嚴嵩父子被罷，由徐階任首輔，張居正被任命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開始委以重用。後上書《陳六事疏》，力主改革。隆慶二年至五年間（1568～1571），他與高拱、王崇古、譚綸、戚繼光等一起整頓北邊武備，使北方邊塞數十年得無事。穆宗死後，年僅十歲的明神宗即位。當時，內宮中有大太監馮保和李太後把持，張居正等人為顧命大臣，他要應付這三個重要人物。從表麵看來，當然是十歲的神宗容易應付，而且作為內閣大學士也身居“帝師”的身份，但事實上，張居正身後的種種波折完全是因為這方麵的失敗。一次神宗在朗誦論語時，將“色勃如也”讀做“色背如也”，在旁邊的張居正厲聲指正，由於神宗生性固執，加上以後諸多小事上，張居正觸怒小皇帝，所以導致最終的悲劇。

　　張居正真正當權是從隆慶六年六月開始，在以後的十年裏，張居正先後提出“考成法”以整頓官僚機構，加強內閣職權，抑製宦官勢力。在治學方麵，整頓學政，禁止民間講學，查處私立書院。隨後又陸續實施“清通欠、省驛遞、懲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項改革措施。改革賦役製度，推行“一條鞭”法。按照這一製度，所有各種徭役征發、附加費以及五花八門的征用都合並成單一的銀兩繳款額。又在全國清丈田畝，共清查出未報的土地約147餘萬頃。他還采取厚商措施，整頓錢法，嚴禁私鑄；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減輕了黃、淮下遊的水患，漕運暢通。對周邊民族，張居正並不主張主動出擊，而是對外顯示強硬姿態的同時，內修戰守，整飭邊防，這樣避免矛盾激化，改善邊防敗壞局麵。進而通過降明的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魯派首領達賴三世建立了封貢關係。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逝世。在張居正施政的時期是晚明曆史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這一時期明朝所積累的國庫儲備方麵成就很顯著。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糧以應對九年。在緊急時刻才能支取的太倉庫裏的存款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仆寺保存另外400萬兩，南京的庫房也藏有250萬兩儲備。廣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至80萬兩之間。這和16世紀平常的情況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對比。張居正生前神宗曾經對他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隻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張居正病逝後，神宗下詔罷朝數日，並贈他為上柱國，賜諡文忠。神宗對於張居正功勳業績的估價還是相當高的。然而，張居正屍骨未寒，時局卻急驟逆轉。

　　張居正改革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神宗皇帝與張居正保持了一致的態度。嘉靖以來社會危機迫使統治階級必須改革，所以保守勢力未能占居上風；另外由於改革的十年中，神宗年紀尚幼，對待身兼首輔和嚴師的張居正是又敬又畏。其後，由於改革已見成效，危機已經緩解，保守勢力抬頭；另方麵，神宗皇帝隨著年齡的增長，個人主見漸漸顯露，而張居正沒有及時察覺，“威柄震主”讓皇帝不快。所以在張居正去世後，他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監馮保被捕，家產被查抄。很快，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也被逐漸廢除，原來重用的官員被罷黜，裁汰的冗官被起用。張居正死後的第二年，神宗就下旨剝奪張居正的上柱國封號和文忠賜諡，他家又被查抄，最後隻落得家破人亡的境地。在張居正改革被廢止後，神宗皇帝嗜酒、戀色、貪財、尚氣的私欲，大肆發作。他橫征暴斂，揮金如土。整個統治階級糜爛不堪。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起來，一發而不可收拾。而朝中也再沒有一個能人誌士脫穎而出力挽狂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