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的天窗

第二章 王莽的悲劇

　　中國曆史的天窗在中國的傳統中，奸臣賊子是萬民痛恨、千夫所指的對象，在所謂的正史《二十四史》中專門有記錄此類人物的《奸臣傳》、《貳臣傳》。在那些為數不少的奸臣中，王莽和曹操恐怕是名氣最大的兩位。中國曆史上不乏禍國殃民、賣國求榮的大奸大惡之徒，但為什麽他們兩位有這麽大的“名氣”呢？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兩人都把持了朝政，篡了皇帝的權。《二十四史》中的絕大多數，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都是“帝王的家譜”，對於皇帝來說，忠臣也好，奸臣也好，都隻不過是自己家的奴仆罷了。欺上瞞下、中飽私囊的家奴的壞遠遠比不上把主子拉下馬，奪取了主子家產的“惡仆”，後者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所以王莽、曹操也就被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釘在了“恥辱柱”上，對後世的其他家奴以儆效尤。至今在京劇中，王莽、曹操仍是代表反派的“大白臉”。

　　今天我們看待曆史已經擺脫了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不會再以一家一姓的得失來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曹操被史學家翻案，恢複了他政治家、文學家的本來麵目，文藝作品中也以正麵的英雄形象出現，漸漸被大眾所接受。但是，王莽卻沒有曹操的幸運，仍然被釘在“恥辱柱”上，以奸詐、虛偽的麵目定格在人們心目中。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設使當日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白居易的這幾句詩，便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心目中王莽形象的最好寫照。

　　在王莽建立“新”朝，作皇帝的十多年裏，的確沒有把國家治理好，是一個不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個失敗的統治者，但是，王莽是否真的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虛偽”、“陰謀”呢？

　　王莽，字巨君，生於漢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王莽的祖先原來是被秦國所滅的齊國王氏子弟，到了漢武帝時，家族中有個叫王賀的進宮做了繡衣禦史，這本是一個小官吏，但這使王氏有了難得的曆史機遇。王賀的兒子是王禁，王禁的妻妾共給他生了八個兒子四個女兒，其中的女兒王政君後來做了漢元帝的皇後。在公元前33年，漢元帝病死，兒子劉驁即位，這就是漢成帝。漢成帝尊生母王皇後為皇太後。此後，王氏家族開始顯赫朝野。國舅王鳳做了大司馬大將軍並領尚書事，為當朝第一權臣，他的其他兄弟，也就是王莽的伯伯叔叔都封了侯。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之一。

　　但王莽卻屬於王氏家族中較為寒酸的一支。他的父親王曼因為早亡，沒能封侯，哥哥也年紀輕輕就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這卻使王莽從小養成了與富貴的堂兄弟們不同的習慣。他從小就謙遜有禮，而且節儉勤奮，拜名士為師，虛心學習，苦讀經書。回到家裏，也是很恭敬地孝順母親和寡居的嫂子，負責教育已亡兄長的孩子。他還廣交朋友，對待掌握朝政大權的叔叔伯伯們，他更是恭敬有加。

　　漢成帝陽朔三年，即公元前23年，王莽的伯父、獨掌朝政的王鳳生病休養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基本上沒有離開，還自己親口嚐藥，以免燙著伯父，前後幾個月沒有解開衣帶好好休息，其孝道超過了伯父的兒子們，這使王鳳極其感動，王鳳的臨死時請求皇太後和成帝委任王莽官職，太後和成帝都答應了。不久，王莽就做上了黃門郎，雖然官品很低，但這是皇帝身邊的官職，升遷的機會很多也很快。果然，沒多少時間成帝便升王莽做了射聲校尉，俸祿二千石，相當於地方的郡守，官職已經很高了。這時王莽僅僅24歲。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請求成帝將自己的戶邑分封給王莽。同時，很多的名士也聯名上書，讚譽王莽的人品和才德。漢成帝便順水推舟，封王莽為新都侯，食邑1500戶，晉升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其中的騎都尉表示武官，而加上光祿大夫便可以參與朝政大事了，至於侍中更加重了他的權勢，因為侍中可以侍奉皇帝身邊。

　　三十來歲的王莽已是掌握大權的重臣了，但王莽並沒有顯露出一點驕橫之氣。王莽在宮中值勤時總是小心謹慎，官越升，越是謙虛。他廣泛結交高中級官員，贍養救濟名士，家裏不留餘財，連自己的馬匹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在位的官員不斷舉薦他，在野人士紛紛傳播他的佳話，王莽的名聲逐漸超過了他的叔伯們。

　　外戚王氏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給了王莽獲得更大權力的機會。當時，王太後的外甥、王莽的表兄淳於長深得漢成帝的歡心。是淳於長極力說服了太後，將成帝寵愛的妃子趙飛燕立為皇後，這使漢成帝對淳於長感激不盡。很快便封他做了關內侯，然後又封定陵侯，大加信用，名列九卿之首，貴傾公卿。淳於長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賄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大權在握的淳於長驕橫過度，還和被廢的許皇後的寡居姐姐許嬤私通，後來又納為妾。淳於長為了討被廢許後的歡心，向成帝說情，使成帝又將許後升為婕妤。但淳於長膽大包天，對許後也敢調戲，不斷給她寫T情的信。這事被王莽舉報，使淳於長喪失了所有的要職，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紅陽侯王立接受了淳於長通過兒子王融送來的大批珍寶後為他在成帝前說情。成帝讓有關部門調查，王立讓王融自殺滅口。成帝更懷疑他們間有陰謀，將淳於長關押在洛陽的詔獄中反複審訊，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獄中將其殺死。

　　不久，任大司馬大將軍的叔叔王根推薦王莽代替自己攝政。在公元前8年，王莽繼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後當了大司馬，當時他三十八歲。

　　高升後的王莽依然是那麽謙遜有禮，他找來賢德的人做官，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錢都拿來分給大家，而他自己卻極其節儉。一次，王莽的母親有病，朝廷中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來探視，這些人都穿著綾羅綢緞，頭上戴著珠寶首飾，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門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剛剛蓋過膝蓋。客人們以為她是王家的仆婦，等悄悄問過別人之後，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禮數十分周到，但僅僅是清茶一杯而已。

　　正當王莽聲譽日隆時，公元前7年，成帝駕崩。成帝無子，漢成帝的侄子定陶王劉欣繼位，為漢哀帝。哀帝繼位後，他的母家傅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卻受到沉重打擊，曆年來由王家薦舉的官員統統被革職。王太後為了穩定朝政，讓王莽辭去官職。王莽在京城閑住兩年後，被漢哀帝趕回了南陽自己的封地。

　　西漢末年，各方麵均已顯得十分腐敗，別的不說，僅舉漢哀帝寵愛男色的一件事就足以說明。董賢的父親曾任禦史，因此董賢得以為太子舍人，當時年紀才十五六歲，後來哀帝偶然在殿中看到他，還以為他是女扮男裝，一見之下，竟傾心相愛，再加上董賢慣會柔聲下氣，搔首弄姿，更讓哀帝寵愛，以致兩人食同案、寢同床，形影不離。董賢一家，也是平步青雲，真是獨邀主寵，公侯滿門。哀帝對董賢的寵愛，更是到了癡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賢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見董賢還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沒想到衣袖被董賢壓住，為了不驚醒董賢，哀帝竟把袖子割斷起身。中國古代詩文中用以指代男色、同性戀的“斷袖之癖”的典故就是出自這個故事。

　　與哀帝的荒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莽的高風亮節。回到新都侯國（今河南唐河縣西南）後，王莽一直閉門不出，對地方官極其恭敬，絲毫沒有侯爺的架子。他拜孔子後人、儒學名家孔休為師，極盡學生之下禮。甚至和一眾青年學生一起到孔休學府上課。在課堂裏，王莽毫無大司馬的架子，和學生們談笑風生。他的兒子王獲殺了一名奴婢，被他痛罵一頓，逼令其自殺。王莽的風度、德行得到了士人與官僚們的一致承認。三年間，朝廷上下的官員們為王莽鳴冤的上書數以百計。

　　恰好在元壽元年又發生了日食，這在封建社會是一種懲罰的征兆，說明皇帝政事有錯誤的地方。這又成了為王莽說情的大臣們借題發揮的好借口。漢哀帝隻好下詔將王莽召回京城。一年多後，哀帝病死，太皇太後急召王莽進宮。王莽入朝，先不問喪事如何辦理，而是順應人心，罷黜了董賢，令他自殺而死，並將董賢一家遷徙他地，將其家產估賣充公，然後才料理哀帝的喪事。這在當時是得民心、順民意之舉，得到所有正義之士的讚揚。隨後王莽順理成章地被封為大司馬，建議迎九歲的中山王繼成帝為帝（平帝）。太皇太後重新成為皇太後，臨朝稱製，由王莽執政。

　　至此，王莽終於占據了西漢王朝的權力中心。

　　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們向太後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廟”的功績與霍光一樣，應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王莽得知後，上書表示，他是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隻獎勵他們四人，以後再考慮他，並不顧太後多次詔令，堅決推辭。一再辭謝之後，最終隻受爵位，退還了封邑。王莽還大封劉氏宗室，凡劉氏王侯，隻要有後者，一概升爵封賞，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給予俸祿。不僅如此，王莽也照顧到了百姓的利益，派諫大夫巡視三輔（三個朝廷直轄區），凡上一年多收的賦稅一律予以賠償，凡不妨礙哀帝陵園中建築物的百姓墳墓都不遷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備服兵役所需物資；對孤寡老人遍濟周恤。這些措施得到了天下官吏、百姓的一致擁護。

　　元始二年全國大旱，並發蝗災，王莽一麵派官吏了解民情，籌措救災，一麵奏請太皇太後，宜裁減用度，為萬民作出榜樣。王莽自己不食葷腥，以示與百姓同甘共苦。王莽捐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交給大司農救濟貧民。此舉一出，百官積極響應，紛紛仿效。連太後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供太後私人開支的封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

　　為了複興儒家傳統，王莽根據史書記載的西周的製度，在長安設立明堂、靈台，建造了近萬間學舍，專門招納賢德名士，設官考驗，賢者為師，陋者為徒。此舉又贏得了天下士人的人心。

　　幾年間，上書奏請加封安漢公的有近五十萬人。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聯名上書，請求給王莽“加九錫”。

　　當年底，十四歲的平帝死了，王莽在宣帝玄孫一代中挑選了一位隻有兩歲的劉嬰。當月，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塊白石，上麵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幾個丹紅大字。大臣們讓太後下詔，根據上天的符命，“為皇帝”就是“攝行皇帝之事”，這樣王莽當了“攝皇帝”，立劉嬰為皇太子，稱“孺子”。

　　在王莽作了“假皇帝”後不久，劉氏宗室中就有人起兵反抗，還有零星的農民起義，但這些反抗並沒有造成多大聲勢，很快就被平息了。

　　反叛平息後，已經沒有什麽障礙再妨礙王莽了。王莽為自己登基製造的輿論攻勢日漸高漲，各種符令祥瑞紛至遝來。最終將王莽心思挑明的祥瑞出現在長安。在長安求學的梓潼（今四川梓潼縣）人哀章揣摩了王莽的意圖，要趁機為自己找到進身之門。他悄悄製作了一個銅匣子，外麵貼上兩張標誌“天帝行璽金匾圖”、“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書”，在匣子裏放的紙上寫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後要遵天命，還將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編的王興、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寫上，每人寫上官職。黃昏時分，哀章穿黃衣，扮作方士，將匣子交給高祖廟值班的仆射。得到報告後，王莽立即去高廟將金匾迎到未央宮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後一場戲。

　　王莽終於當上了皇帝，將國號改為“新”。在登基之後，他依照《周禮》等古書的記載，開始了一係列的改革，史稱“托古改製”。

　　王莽首先改革了官製，將傳說的上古官製拿來和漢朝官製結合，就成了新朝的官製。中央設置了四輔、四將、三公、九卿和六監。地方上則將全國分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州設州牧，郡的長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為卒正、連率和大尹。縣則設縣宰。

　　關於土地改革，王莽參照了夏商周的井田製，頒布“王田令”，即將天下土地改稱為“王田”，同時禁止土地的買賣。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滿8人，但土地超過了900畝，就要將多餘的土地交給國家，再分給本族人耕種。以前沒有土地的家庭則依照一夫一妻一百畝的標準分配。違背法令的人將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會是僅次於死刑的一種刑罰，流放後還要服勞役，以後也不準再返回家鄉。

　　王莽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響國家勞動力的減少，還頒布了“私屬令”，將奴婢改稱為“私屬”，禁止買賣，違令者也是流放。

　　王莽此後還頒布了“五均”、“賒貸”以及“六管”。所謂的“五均”，就是由國家來管理工商業和物價。而“賒貸”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諸如喪事、祭祀和經營工商業無錢時，向百姓發放貸款，但利息相對要少一些，工商貸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喪葬和祭祀貸款則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內還清，喪葬歸還期限則是三個月。另外，國家還將鹽、鐵、酒收回專賣，國家壟斷鑄錢，國家管理山林水澤，並收山澤稅。這一共是五項，加上國家負責的“五均”、“賒貸”，就稱為“六管”。

　　王莽新朝的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實際，所以王莽政權遭到了從官吏豪強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對。從新朝十多年開始，劉氏宗族及各地豪強就不斷起兵反抗，後遇天災，各地農民又紛紛揭竿而起，聚嘯山林，後來形成了綠林、赤眉兩支最大的農民起義軍。

　　公元23年，即新朝地皇四年，王莽派王邑、王尋率兵四十二萬，號稱百萬，進攻起義軍。劉秀等人有勇有謀，以數千人在昆陽破敵幾十萬人，新朝的軍事力量遭到了沉重打擊，再也無法組織起像樣攻勢，王莽的新朝從此大勢已去。就在起義軍進攻長安的危機時刻，王莽仍舊相信天命，他居然率領群臣至長安南郊，號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職，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數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義軍攻入長安，王邑等戰死，王莽率大臣退入漸台，被義軍圍攻，王莽被商人杜吳所殺。

　　王莽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死時六十九歲。

　　對於王莽，曆來人們對他指責最多的是三點：一，篡漢自立；二，虛偽奸詐；三，托古改製。

　　先說篡漢，其實這一點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已經不是一個評判是非的標準了，王莽該不該篡漢，王莽的新朝和劉氏的漢朝究竟誰是正統，今天來看並沒有多大意義。當年劉家王朝的祖先劉邦也不過是一個混跡市井的無賴而已，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儀仗，就發出了“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慨。他可以這樣想，並帶兵取了天下，就不能不讓別人這樣想，也從他們劉家的手中取得天下。

　　況且，與劉氏皇帝、王族的人相比，王莽除了不姓劉之外，從素質、道德水準來看，都不比他們差，甚至要高於他們。

　　西漢末年，各方麵均已顯得十分腐敗，宦官與外戚交替控製朝政，排斥異己，打擊清議。漢元帝時石顯等宦官擅權，成帝即位後殺了石顯，但太後王政君控製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勢力迅速膨脹，兄弟子侄把持朝政，為所欲為。哀帝繼位後，貶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所作所為比王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戀夥伴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讓他執掌朝政。在元帝後的數十年間，特別是從成帝開始，外戚輪流執政，忠正能幹的大臣被殺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諂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敗。皇室濫加封賞，外戚寵臣窮侈極欲，貪得無厭，如董賢在短短幾年裏，積聚的家產竟有四十三萬萬。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隻要能結交上外戚、寵臣，就能肆無忌憚，對百姓搜刮盤剝。在西漢末年的幾任皇帝時，天下流亡的百姓數以百萬計。遇到天災，農民們更加困苦不堪，流離失所。土地集中的情況非常嚴重，農民貧無立錐之地，隻得賣身為奴，和牛馬一起在市場上供人買賣。對農民實際的剝削量已達收成的一半，全家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卻連肚子都喂不飽，這樣的皇帝、這樣的朝廷換一個也沒什麽大不了。

　　王莽在登基前執掌了多年的朝政，他的許多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議，使貴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王莽救濟災民的具體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後帶頭捐資，在長安為災民建房等，盡管未必都能落實，但總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長安為學者建住宅，從全國征集數千有本領的人和各類學者，知識分子自然會感恩戴德。

　　所以，當時把王莽當成聖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對王莽的稱頌雖然有宣傳和誇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漢之前，多數人還是出於誠意，否則，隻靠劉歆等輿論高手是造不出那麽大的聲勢的。如果說，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當皇帝，是為了以新朝取代漢朝，那麽他已經付出了足夠的代價。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已經極度惡化。從高層官員到百姓貧民，對現實已普遍不滿，對前途已喪失信心，無不希望出現某種積極的變革，但卻一直不見其人，以至無所寄托。在這種情況下，並不能說王莽取代漢朝的劉氏皇帝就是多麽大逆不道的事情，或許從某種角度說，王莽的出現還為積怨已久的社會帶來了一線希望。

　　如果不是王莽在登基後政策不當、施政錯誤的話，王莽也許會以一個聖人的麵貌出現在曆史上。

　　其次是王莽的虛偽奸詐。關於這一點，史書上有很詳細的記錄。

　　公認的王莽的虛偽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在奪取劉氏天下之前，王莽一直以道德完善的完美形象著稱，他時時以忠孝來要求、標榜自己，但到頭來卻違反了那個時代最起碼的道德底線：篡奪皇位。以封建道德倫理衡量，他犯了最大的惡，所以他以前的種種表現都被人看作是小“善”，是偽善。

　　果真隻有這樣一種解釋嗎？

　　王莽未發跡時，他孝順母親，照顧寡居的嫂子，撫養年幼的侄兒；在堂兄弟們依仗權勢花天酒地、胡作非為的時候，他能夠做到潔身自好，對人謙恭有禮，拜名士為師，苦讀經書。這些，王莽的的確確地做到了，而且是十幾年如一日地堅持這樣做。這樣的行為，在任何一個時代、在任何一種社會，都可以作為普通人的道德典範，王莽完全可以稱得上一般意義上的“好人”。

　　隨後王莽逐漸進入權力中心，先是做大司馬，後來更是獨掌朝政。這時的王莽並沒有降低對自己的要求，看不出他有什麽“狐狸尾巴”露出，依舊是那麽的克己自律、禮賢下士。更為難得的是，在那樣一個各級官吏貪贓枉法成風，外戚貴族瘋狂斂財的社會裏，王莽不僅保持了自己的清廉，而且把自己的財產、土地和獲得的賞賜拿出來分給下屬和貧民，這樣的事情並不隻有一次，甚至他自己的俸祿都用於救濟災民。在他的帶動下，不僅其他官員紛紛效仿，就連太皇太後也自減封邑，以救助災民。王莽自己仍舊保持著清苦的生活，夫人穿著像仆人，待客隻是清茶一杯。這樣的官員，尤其是這樣的權傾天下的高官，無論如何也是一個可以算作“清官”，甚至是少有的清官。

　　中國古代一直是等級社會，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隻不過是儒家的一句口號而已。但王莽做到了。在一名縣令的親族都可以對百姓為所欲為的時候，像王莽兒子這樣皇親國戚的子弟殺死一個奴婢，實在是小事一樁，而王莽竟逼他自殺。這樣的事情，翻開曆朝曆代的史書，又能找得出多少呢？

　　王莽的這些所作所為，就是在一個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時代都可以用來作為官員乃至普通人的道德楷模了，更何況是西漢末年那樣一個黑暗腐敗、道德淪喪的年代。你可以說王莽這樣做有他的個人目的，但如果中國曆史上其他那些“大丈夫當如是也”、“剪徑成事”的“龍興之祖”都能像王莽這樣來實現個人目的的話，中國的曆史將不會這樣血跡斑斑。

　　史書中對王莽的虛偽指責，更主要是說他弄虛作假地製造了許多“祥瑞”，為自己當皇帝大造輿論。例如，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有蠻人入朝，說是由於仰慕漢朝德儀，特遣人進獻白雉一隻。據說是王莽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訴地方長官，讓他買通塞外蠻夷，假稱越裳氏，獻入白色雉雞。這樣做的目的是因為西周成王的時候，越裳氏也曾來中原進獻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輔佐幼主的周公。類似的事情在王莽執政期間屢屢出現，諸如遠在三千裏外南海中的黃支國獻獨角犀牛，越國江中出現黃龍，羌族所在地不種地而禾苗自生，苗嶺山寨不養蠶而蠶繭自成之類的事情為數不少。到了他最後奪取皇位的前夕，類似的祥瑞、異兆更是層出不窮。這中間自然會有王莽的授意，也會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導致的手下人的揣摩、逢迎。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王莽為自己的登基所造的輿論攻勢，是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手段。但如果我們不把王莽代漢看作是不可饒恕的話，就會發現這種取代的方式有它的可取之處。中國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十有八九要通過戰爭來較量誰的拳頭更硬，王朝更迭所造成的社會動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文化財富的損失。與之相比，王莽這種和平奪權的方式，沒有引起社會的動蕩和戰亂，沒有給人民造成太大的傷害。套一句現代經濟學的術語，“製度成本”被控製在一個較為合理的水平。

　　王莽最致命的缺陷是他的新王朝壽命太短，如果能夠再延續幾代的話，那麽發生在王莽身上的這些“祥瑞”就不會被人看成狡詐、虛偽的陰謀了，就會像劉邦的白蛇、李世民的青龍一樣當作“真龍天子”的天生異秉被史官們恭恭敬敬地記入《帝王本紀》裏。

　　王莽失敗並不在於他要作皇帝，這個目標他已經成功地實現了，他奪取政權的過程並不比曆史上其他的開國君王差，甚至從方式、步驟、策略、人心乃至社會穩定程度等各方麵來看還要勝出他們一籌。王莽的失敗在於他不懂得如何作皇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托古改製”。許多史家認為王莽的“托古改製”是為了篡權，“古”隻是他的一個輿論策略而已。但我們仔細考查，就可以發現他真正大張旗鼓地進行改製是在作了皇帝之後，如果這隻是他奪取權力的手段的話，此時他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大可不必再為此興師動眾。不少成功的開國皇帝在上台前並沒有什麽政治藍圖，或者雖然作過許諾，在上台後就變得現實起來了。可是王莽卻在上台以後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複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絕路。所以，王莽並不是為了篡權而“托古”，而是從內心真正認同儒家經典所描述的上古的“天下大同”，他一廂情願地認為隻要遵照古人辦法去做，就會實現百姓的安居樂業，天下的和平富庶。

　　我們先來看看他“托古改製”的核心，王田製。

　　王莽的王田製，其核心是變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製為封建的土地國有製，基本要點有三：一、土地所有權歸國家，禁止自由買賣；二、男丁不滿八口而田過九百畝的，退出超額部分；三、無田的農民按一夫一婦百畝授田。

　　西漢末年，土地兼並非常嚴重，引發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是社會矛盾的源頭所在。王莽對土地兼並的關注，可以說抓住了當時社會矛盾的關鍵，但他卻采用了錯誤的解決方式。王莽的設想不錯，可是他沒有看到時代不同了，這個脫窠於商周井田製的王田製，在實踐中是那麽舉步維艱，最終還是趨於失敗。

　　它有三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王田製是與豪族地主等大土地所有者妥協的產物。因為它規定“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把多餘的土地獻出來，這本來就有空子可鑽，“口不盈八”，八個人也是它，一個人也是它。家中男丁不滿八個的地主可以通過分家析產的辦法，使每個男丁保住九百畝土地；而男丁超過八口的地主就更不用愁了。他過了八了，不受限製。

　　第二，一夫一婦授田百畝的規定是無法實現的。根據史書中的有關記載進行推算，西漢末年、新朝初年時的全國土地，按戶平均分配的話，則每戶隻能攤到六十八畝，這還不算地主們用種種辦法比如分家析產留下的“政策允許”部分，也沒考慮到地區差別。一夫一婦一百畝，想得倒是挺好，可地呢？地有那麽多嗎？還有，政策中沒說佃戶和奴婢參加不參加分田，如果奴婢也參加分田，擁有奴婢的地主官僚貴族無形中又增加了份額，如果不參加，地主就得以自己份內的土地去養活奴婢，肯定不樂意。還有佃戶，如果參加分田，他們雇主的地就會無人耕種，隻能拋荒，如果不參加，一夫一婦一百畝的規定不又成了一紙空文？更何況，重新授田實施起來的難度很大，地主土地私有製已經延續了將近五百年，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異常複雜，不同所有者的土地犬牙交錯，根本沒有辦法劃分成方方正正的井字塊兒。

　　第三，土地不準買賣的規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買賣是地主土地私有製與生俱來的土地兼並主要手段，單憑一紙行政命令很難改變和違背經濟規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麵分析一下，一方麵是貴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他們占有土地的欲壑幾乎是永遠也填不平的，他們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權大量購進有時甚至是強行購進肥田美地，在王田政策公布後，他們又會盡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應交出去的田地賣出，使其轉化為金錢。不讓買賣怎麽行？另一方麵是廣大的小自耕農，荒年惡歲時他們要出賣土地以交納租賦和抵償債務，經濟情況上升時他們又要買進土地作為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不讓買賣又怎麽行？實際上，不準買賣土地的法令幾乎遇到了當時社會所有階級的不滿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極遠的窮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王莽當時是從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出發，推行王田製的，原以為這會使土地兼並的現象有所好轉，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會耕者有其田，出現其樂融融的理想局麵。但王田製實行的結果，卻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動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回宅，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這項新政，最終違背了王莽善良的願望，反倒為他的滅亡奠定了基礎。

　　至於王莽的奴婢政策，同王田製一樣，也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王莽實行限奴政策的目的，是阻止勞動者主要是農民的進一步奴婢化，以解決農村勞動力的不足，從而保證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王莽並不是徹底地解放奴隸，而隻是凍結現狀，承認剝削奴婢的合法性，實際上並沒有消滅奴隸製的殘餘。這個問題應當和王田製聯係起來看。既然土地兼並的問題不能解決，就無法阻止農民與土地的脫離，無法阻止農村勞動力的流失，無法阻止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淪為奴婢。由於貴族官僚、豪族地主、富商大賈像兼並土地一樣熱衷於對奴婢的占有，而王田奴婢的法令公布之後，又必然使奴婢所有者要求調整自己所擁有的奴婢數量，多了的得賣，不夠的還得買。奴婢買賣反而比平時更加興旺。明著不敢買賣，黑市交易卻必然補充上去。奴婢所有者因這個政策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固然要歸怨王莽，而奴婢本來也會因境遇並未得到絲毫改善而不懷好感。還有一條更要命的，王莽的限奴，隻局限於私奴婢，對於官奴婢是不加限製的。王莽製定了許多嚴律峻法，每天都有眾多的人因觸犯王田奴婢之法以及五均、六管、鑄錢等法令而被罰作官奴，他們被押解著，成群結隊蹣跚於道。實際上，王莽不僅沒有取消奴隸製殘餘，反而在不斷地擴大著奴隸的隊伍。這恐怕是王莽在頒布限奴政策時始料所不及的吧！

　　王莽改製中的一些做法讓後世的人們感到啼笑皆非，例如，為了符合古義，慚複古代的麵貌，王莽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這樣改一次已經夠折騰了，王莽卻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後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記不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後注舊名。可以想像，這樣頻繁的改名必定會給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不但影響效率，造成浪費，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再比如，為了顯示自己的“天朝上邦”，周圍的少數民族政權是蠻夷小國，他將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將“單於”改為“善於”、“服於”，改“高句麗”為“下句麗”。認為少數民族的首領也稱王，是不符合大一統的傳統的，於是，王莽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漢朝原來給的印璽，換給新朝的印章，匈奴的單於也知道“璽”是皇帝專用物，而“章”則是臣子用的。於是，單於想要回印璽，但被使者弄碎，單於盛怒之下發兵南下。王莽也四處征兵應敵，結果匆忙中召集的各地士兵毫無戰鬥力，打仗不行，騷擾百姓卻很在行。北麵沒有安定，內部卻開始混亂起來。

　　如果王莽不是真心實意地向往儒家經典中描繪的美好場景的話，他的這些舉動就讓人無法理解，因為，任何一位精明、現實的統治者都不會去無事生非地為自己找這樣的麻煩。

　　所以，與其說王莽是一位陰險、奸詐的陰謀家，倒不如說他是一位泥古不化、教條死板的書呆子。王莽沒有足夠的洞察力和精明，他真心實意地相信那些古書所說。他按照儒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並以此為自己掙得了天下人的擁戴，得到了攫取最高權力的資本。他也因此一廂情願地認為古禮對百姓也會像對他那樣有效。他按圖索驥地遵照書本上的記載施政，企圖建立一個理想的道德社會。王莽雖然飽讀詩書，卻沒有看到書中同樣說著“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他雖然信奉古時聖賢的教誨，卻忘了古人早就說過“世移時移，變法亦宜”。所以他的改革措施注定了要在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他善良的願望卻弄得天下大亂，自己也成了桀紂一般為百姓痛恨的昏君。

　　王莽的一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當他做出登上皇位的選擇時，他已經背離了他最初對自己“完人”的期許，在當時的倫理環境裏，他最終的選擇已經變成了對自己前半生的道德追求的顛覆。但王莽的悲劇還不僅如此，他的悲劇更在於他真誠地相信自己的確是“受命於天”，他天真地認為自己可以給天下百姓重新營造出一個“上古盛世”來，執政的失敗從根本上否定了他自己的一生，他所有的真誠、善良都被世人當作了虛偽、奸詐的佐證。

　　王莽的悲劇不在於“篡”，而在於“呆”。

　　失荊州，誰之過？

　　在流傳的這些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莫過於丟失荊州，敗走麥城這件事了，一代名將也因此落得個身首異處、含恨九泉。後人在評價這件事上，大體都認為關羽“剛而自矜”，盲目驕傲自大，對孫權、呂蒙的陰謀嚴重估計不足，屬於“大意失荊州”，似乎敗走麥城就是因為關羽自身的性格所致，屬於咎由自取，但是，曆史的真實情況確實是這樣嗎？是不是還有誰應該為這場戰爭中關羽的慘痛失敗擔負一些嚴重的責任呢？

　　失荊州，誰之過？

　　中國曆史的天窗關羽是三國時期中最富傳奇色彩的名將，他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溫酒斬華雄、斬顏良、誅文醜、千裏走單騎、華容道、單刀會、水淹七軍、敗走麥城等頻繁出現在各種小說、戲曲之中，流傳至今，膾炙人口。他本人也由於“忠義”雙全而倍受曆代君王推崇，被尊為“武聖”，與“文聖”孔子齊名。

　　在流傳的這些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莫過於丟失荊州，敗走麥城這件事了，一代名將也因此落得個身首異處、含恨九泉。後人在評價這件事上，大體都認為關羽“剛而自矜”，盲目驕傲自大，對孫權、呂蒙的陰謀嚴重估計不足，屬於“大意失荊州”，似乎敗走麥城就是因為關羽自身的性格所致，屬於咎由自取，但是，曆史的真實情況確實是這樣嗎？是不是還有誰應該為這場戰爭中關羽的慘痛失敗擔負一些嚴重的責任呢？

　　關羽鎮守荊州起自公元214年，當時正是劉備攻取益州的關鍵時刻，而隨同劉備入川的軍師中郎將龐統卻在進攻雒縣時陣亡，因此劉備攻克蜀地的計劃受阻，不得已抽調防守荊州的諸葛亮率部隊入川增援。諸葛亮在接到劉備命令後，親自與張飛、趙雲一起率兵自水、陸兩路馳援劉備，臨行前，把鎮守荊州的重任托付給了關羽。

　　荊州的得失對劉備集團事關重大，關羽對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對東吳和曹操的防守非常嚴密，一直沒有疏忽過。東吳和曹操也都知道關羽威武不好對付，不敢妄加侵擾。應該說，在攻取樊城之前，關羽對防守荊州的任務完成的都還比較成功，也是當時劉備手下除諸葛亮以外防守荊州的最佳人選。

　　公元219年5月，劉備率蜀軍在定軍山斬殺曹軍大將夏侯淵，隨後又在漢水附近大敗趕來增援的曹操，成功奪取了漢中地區，鞏固了蜀地。7月，劉備自稱漢中王，封關羽為前將軍。隨後關羽以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防備孫權，自率主力北上，向襄陽、樊城一線進攻。

　　關羽發動對樊城的進攻的時機應該還是有些道理的，當時蜀軍連敗曹軍，攻克漢中、上庸，正是士氣高漲的時候，此時對樊城曹仁發動進攻勝算較大，而且關羽對孫權並沒有掉以輕心，留重兵於江陵一線，監視孫權，這樣一旦有變，關羽可以自率主力回保荊州。

　　戰爭初期的走向也正如關羽所預料，負責守衛襄樊的曹仁根本不是對手，很快就被關羽包圍在樊城。曹操在得到曹仁的告急文書後，派遣左將軍於禁率3萬多人馬，以龐德為先鋒，趕往樊城增援。

　　8月，關羽在於禁抵達樊城後，改變了對樊城的圍攻方案，引主力接戰於禁所部。結果出乎關羽預料，天公作美，連降暴雨，漢水大漲，連平地都積水數丈，這樣於禁所紮的七座營寨全部被水淹沒，由於曹軍不習水戰，也未曾準備大量船隻，於禁隻能率部向高處躲避。而關羽則牢牢抓住了這一有利戰機，率荊州水軍對曹軍發動了攻擊，結果大敗敵人，斬殺了龐德，迫降了於禁，俘虜了曹軍3萬人，就此全殲了曹操對樊城的增援部隊。

　　關羽在取得這場重要勝利後，把俘虜的曹軍降兵全部運往江陵，隨後率主力再度包圍了樊城，並派部把曹仁的部將呂常也包圍在襄陽。守衛樊城的曹仁被關羽軍威所震，一度被嚇的想逃回許都，幸虧他的謀士滿寵極力相勸，才使曹仁堅定了守城的決心。

　　在關羽圍攻樊城的同時，曹操治下的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相繼投降了關羽，10月，離許都不遠的陸渾縣孫狼率眾反曹，殺死了縣令，也依附於關羽，這下搞的許都以南士民震動，認為關羽不日就可攻克許都。曹操自己也對此非常擔心，就和文武商量，想把都城遷走，以躲避關羽的鋒芒，結果遭到司馬懿、蔣濟等的堅決反對。司馬懿說：“於禁的七軍被水所淹，這不是作戰的失誤，對於國家的威嚴，不足以構成損害。劉備、孫權雖外表親近，但暗中卻互相戒備，關羽取勝，孫權必深為忌恨，可乘機派人勸說孫權，以割讓長江以南為條件，讓他暗中圖謀關羽的後方，那樣，樊城的包圍，自然可以不戰而解了。”

　　曹操采納了司馬懿的建議，打消了遷都的念頭，隨後派人給孫權下書，讓他偷襲關羽的江陵，同時命令大將徐晃再度統領人馬救援樊城的曹仁。

　　在接到曹操書信後，孫權和擔任大督都的呂蒙也認為這是攻取荊州的好時機。呂蒙和當年的督都魯肅不同，屬於目光短淺，見利忘義的一類。當初魯肅在，總是勸孫權說，從孫劉兩家的大計看，共同的敵人曹操尚在，不能跟關羽鬧僵。邊境上有點小磨擦，也比較遷就關羽，不大計較。但在魯肅死後，接替他的呂蒙不這樣認為，主張謀算關羽，奪取荊州。呂蒙認為，關羽素來驍勇，有兼並江東之心，而且關羽據守在東吳上遊，不能讓他的勢力長久存在。於是孫權聽從呂蒙的建議，答應了曹操，準備從後方偷襲關羽。

　　就在呂蒙開始著手準備偷襲江陵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關羽在江陵地區留下的守備部隊很多，這使呂蒙很吃驚，也意識到關羽雖然北取樊城，但對江東的戒備並沒有放鬆。於是呂蒙決定暫緩進攻江陵，他向孫權獻計說：“大家都知道我常常生病，那麽就讓我帶一部分部隊回建業假裝養病，關羽擔心的是我，得知這個消息後，一定會撤走留守部隊，全部調去圍攻襄陽。這樣我主力再從水上進發，晝夜兼程，突然襲擊其後方，便可一舉奪取南郡，而關羽也就可以被活捉了。”孫權聽後認為呂蒙的意見很對，就同意了呂蒙的計劃。

　　隨後，呂蒙假裝稱病回到了建業，推薦當時還沒有什麽名氣，但很有心計的年輕書生陸遜接替他的職務。陸遜上任到陸口，馬上寫信給關羽，稱頌關羽的功德，說自己才疏學淺，擔當此任實在是勉為其難，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麻痹關羽。關羽對名不見經傳的陸遜的確有些輕視，加上自己對樊城的圍攻也的確缺少人馬，所以就從江陵撤了一部分防守兵力去圍攻樊城，但留守部隊仍有相當實力，同時沿江構築烽火台做為警戒。

　　史載關羽俘獲於禁的3萬人馬，被放置在江陵，但由於人數眾多，軍糧短缺，就動用了江東存在湘關的糧食，這使孫權勃然大怒，找到了進兵的借口，便命令呂蒙為大督都，率部打頭陣，孫皎為後援，開始襲擊關羽的後方。

　　呂蒙率軍到了尋陽這個接近荊州的地方，為了隱蔽，把精兵埋伏於船中，招募一些百姓搖櫓，令將士化妝成商人，晝夜兼程前進，到關羽防區的江邊靠岸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巡防的警戒人員全部抓了起來，這樣，就在關羽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呂蒙的江東軍馬就殺到了江陵。

　　守衛江陵地區的太守糜芳，將軍傅士仁，一向都怨恨關羽輕視自己。所以，當關羽命他們留守南郡，負責供應前方軍糧物資的時候，他們經常不積極配合，對此，關羽曾對身邊的人表示，等回軍以後再整治他們。這個消息傳到糜芳、傅士仁兩人耳中後，他們都心存恐懼。呂蒙於是便乘機派虞翻寫信遊說傅士仁，在接到信後，傅士仁就率領公安的人馬投降了呂蒙。隨後呂蒙就和傅士仁一起殺向江陵，糜芳在城中看到老朋友傅士仁已經投降了江東，便也開城投降，這樣，城池堅固的長江要塞江陵城就兵不血刃的落入孫權的手中。

　　呂蒙進入江陵城，從監獄中放出了被關押的於禁，對關羽和蜀軍將士的家屬，都統統做了撫慰安置，同時嚴令士卒不得侵擾吏民，索取財物。這些措施使江陵城內歸降的蜀軍吏民情緒都還比較穩定。

　　關羽在得知江陵被攻破後，立即由樊城率軍向南方回撤，此時，被圍在城中鬱悶很久的曹仁想隨後追殺關羽，不過，曹操緊急派使者勸阻了他，曹操表示，要留下關羽，以便牽製東吳孫權的力量。

　　關羽得以從樊城順利撤回南方，在退兵途中，他多次派人前去質問呂蒙，為什麽背信棄義，破壞孫劉聯盟，呂蒙總是好好款待這些使者，並把他們帶到江陵蜀軍家屬的家中慰問，並讓使者把這些家庭的信件捎給軍中的親人。於是這些使者在返回關羽軍中後，私下把城中的見聞向朋友互相轉告，一來二去，關羽軍中的士卒都知道家中平安無事，待遇甚至比原來還好，於是就軍心渙散，紛紛逃亡。這樣，很快，關羽回撤部隊的鬥誌就已經基本瓦解了。

　　關羽南歸受阻，部眾又紛紛逃散，入川的道路又被孫權派兵堵死，不得已隻能就地防守東吳前來進攻的部隊，而此時，孫權又招降了關羽的部下潘浚，並讓他率5000人馬平定了武陵，隨後，東吳陸遜指揮軍馬，水陸並進，接連平定了宜都、枝江，夷道、秭歸等地，徹底堵住了川中蜀軍對荊州關羽支援的道路。周泰、韓當等又攻取了房陵、南鄉，當地的太守鄧輔、郭睦都投降了東吳。

　　11月，仍率軍抵抗的關羽自知大勢已去，隻好率領殘部向西北方向撤退，防守麥城，而東吳的部隊則緊追不舍，又包圍了麥城。此時，孫權派人來勸降關羽。關羽於是就假裝投降，但偷偷的在城上多樹旗幟，放置假人，然後暗中率軍逃走，但士卒沿路潰散，關羽身邊隻剩下十多個騎兵衛士和關平等人逃到了章鄉，此時東吳將領朱然、潘璋又攔住了他們的去路。12月，潘璋的司馬馬忠在章鄉一帶埋伏，捕獲了關羽和他兒子關平。孫權在俘虜了關羽父子後，想把他們獻給曹操，但是周圍的人勸告他說：“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於是孫權就殺害了關羽父子，為了轉嫁禍患，還把關羽的人頭獻給了曹操，意思是給劉備看，襲殺關羽，這事是曹操唆使我幹的。曹操當然不上此當，在關羽的人頭送到後，他以諸侯之禮厚葬了關羽的首級。

　　關羽的全軍覆沒和荊州地區的丟失使劉備集團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也使諸葛亮在《隆中對》上為劉備提出的“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的戰略規劃完全落空。但是把荊州的丟失和整場戰役的失敗的責任全加在關羽身上，也是有失公允的，特別是“大意失荊州”的提法，從戰役的進程來看，則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從戰役發起的時間上看，關羽還是很有心計的，選擇7月進攻樊城，一方麵是由於蜀軍在定軍山和漢中地區接連取得勝利，連敗曹軍名將以及曹操本人，而且劉備還剛剛自封漢中王，西蜀陣營軍民歡慶，士氣高漲；另一方麵，7月正是荊州地區多雨的時候，河水的漲升對久習戰陣的荊州水軍有利。

　　在戰役的初期，關羽的戰術指揮也十分正確，在於禁援兵趕到的情況下，他果斷暫時放棄對樊城的圍攻，先對援軍發動了阻擊，加上天降暴雨，一戰全殲了於禁的數萬人馬並迫降了於禁。於禁跟隨曹操多年，是曹操的心腹愛將，他所指揮的青州軍也是曹軍主力之一，能征慣戰。他的全軍覆沒，對關羽所部以及成都地區的劉備集團都是重大鼓舞。而且此時關羽軍威大震，襄陽、樊城的曹仁被困，許都以南多有歸附，連曹操都準備遷都躲避，應該說這是孫劉兩家北上進取中原的重大戰機，假使劉備、諸葛亮能夠抓住這種有利局麵，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率軍兵出漢中，進取長安，則隆中對所提的“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這些完全都可以實現。再或孫權集團不是目光那麽短淺，引兵進取合肥，則曹操必定顧此失彼，到那時天下三分的局麵完全可能打破，曹軍戰略優勢的局麵也大半就此改寫。

　　不過孫權集團計不至此，背信棄義，背後動刀子，在消滅關羽奪取荊州的同時把自己也幾乎逼入絕境。以劉備的為人，和他親如手足的關羽被東吳殺害，他必定會興師問罪，在這一點上根本就是毋庸置疑的，當時還有許多人包括諸葛亮都勸阻劉備伐吳，其實根本就是徒勞的。試想一下，棄榮華富貴如敝履，過五關斬六將，千裏走單騎，在那麽艱苦的環境下關雲長都要追隨劉備，現在關羽死了，讓劉備像個沒事人似的，對殺人者連仇都不報，還繼續聯合共對曹操，這可能嗎？要真的那樣，他劉皇叔有何麵目見二弟於九泉之下，又有何麵目麵對世人？

　　既然劉備要發動戰爭為關羽報仇是肯定的了，那如果在夷陵之戰的時候，曹操還在，或者曹丕聽從劉燁的意見，出兵南取荊襄，孫權又何以對敵，怕是早就在劉備和曹丕的夾攻下一命嗚呼了，又何談保衛荊州。所以呂蒙盡管戰術指揮很正確，偷襲荊州打的也很漂亮，但從戰略角度上看，破壞孫劉聯盟，致使雙方刀兵相見，根本就是得不償失。後來的進程也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孫權取得了夷陵之戰的勝利，也利用曹丕想“坐山觀虎鬥”的想法躲過兩麵夾攻這一劫，但孫劉兩家都元氣大傷，再也沒有能力北進中原，消滅曹魏了。

　　荊州之戰，一般認為直接的導火索是關羽動用了東吳存於湘關的糧食，其實這不過是孫權的借口罷了，孫權宣稱對關羽作戰全因於此，被史官所記，就流傳至今。現在推想一下，既然偷襲荊州是孫權、呂蒙的既定方針，難道說關羽不取糧食，孫權就不進兵了？答案是否定的，無論如何，隻要荊州沒有合適的人駐守，孫權、呂蒙都會把偷襲進行到底的。況且竊取軍糧這事是不是關羽幹的還兩可，當時關羽遠在樊城一帶圍攻曹仁，而於禁3萬降卒全在江陵，而湘關遠在零陵一帶，究竟是確有其事，或者是江陵太守糜芳所為，現在無從考證，但根據地域以及當時關羽始終對東吳的防範來看，關羽親自命令去取湘關的糧食的可能性並不大。

　　荊州的丟失，後世多認為是關羽“大意”所致，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關羽輕視接替呂蒙職務的陸遜，還有一個是抽調後方的部隊北上。其實這並不是荊州丟失的根本原因，首先，當時陸遜初出茅廬，不為人所知，關羽不把他放在心上倒有可能，但這並不影響他對東吳的防範；其次抽軍北上，主要是因為圍攻樊城的兵力不足，而當時正值關羽破城的關鍵時期，調動部隊加入主戰場是應該的，而且江陵、公安的留守部隊仍有相當實力，如果傅士仁、糜芳等不投降孫權的話，固守待援是不成問題的，而關羽也完全可以從容回軍接應，即使作戰失利，最起碼退而入蜀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從這兩點看，“大意失荊州”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關羽從包圍樊城到兵敗被殺，前後時間長達4個月，在這期間，蜀中的劉備、諸葛亮居然不聞不問，既沒有從漢中出兵予以配合，也沒有出兵東進荊州，填補關羽後方的空虛，威懾孫權，使其不敢妄動，確實讓人難以理解。某種角度講，劉備、諸葛亮在成都地區的歌舞升平所犯的錯誤遠比荊州關羽所犯的錯誤要重大的多。

　　關羽丟失荊州的主觀原因就是用人不當，客觀原因是劉備、諸葛亮在戰略配合上的嚴重失策和孫權方麵的目光短淺、背信棄義。在諸葛亮率軍入蜀後，張飛、趙雲等戰將以及馬良等謀臣全被帶去，關羽的手下武不過關平，文不過趙累，隻能用糜芳、傅士仁等防守要地，特別是這個糜芳，是劉備的小舅子，安漢將軍糜竺的親弟弟，當年糜竺在劉備患難的時候跟隨劉備，還把妹妹嫁給了劉備，劉備感念前情，始終對糜竺兄弟很好，封糜竺為安漢將軍，糜芳為南郡太守。關羽礙於這層關係，盡管平素對糜芳有所不滿，但也隻不過口頭說說，不能把糜芳怎麽樣，在出征後，也隻能把防守江陵的重任交給他這個太守，而且關羽也沒想到糜芳這個劉備的親戚，受恩寵多年的重臣會這麽輕易就降了孫權。正是由於糜芳的不戰而降，拱手讓出了江陵要地，才使關羽陷於進退無路、四麵是敵的困境。為此，他的哥哥糜竺還自綁雙手，向劉備請罪，盡管劉備並沒有責怪糜竺，但是糜竺還是一年後因羞愧壓抑病死。可以說，糜芳這個敗類的所作所為，不僅殺害了關羽，還間接殺害了自己的親哥哥糜竺。

　　關羽的敗亡，孫權的偷襲，使孫劉聯盟徹底破裂，兩家因此也喪失了同曹操對抗的根本，某種角度上講，這是繼赤壁大戰之後三國局勢發展的又一個轉折點。

　　舊時王謝：怎一個酷字了得

　　“酷”這個字雖然是近些年才流行起來的，但酷的人和酷的事可不是近幾年才有的，在古代，這樣的人和事絕不在少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晉時期的王、謝家族，而王、謝家族中最酷的代表人物當數王徽之和謝道韞。

　　舊時王謝：怎一個酷字了得

　　中國曆史的天窗“酷”這個字雖然是近些年才流行起來的，但酷的人和酷的事可不是近幾年才有的，在古代，這樣的人和事絕不在少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晉時期的王、謝家族，而王、謝家族中最酷的代表人物當數王徽之和謝道韞。

　　用“酷”這詞來形容王徽之簡直是再妥帖不過的了。換句話說，王徽之的所作所為完全配的上“酷”這個詞的本真含義。

　　舉個最著名的例子：“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

　　王子猷就是王徽之，他棄官隱居在紹興，一天晚上突降大雪，他睡醒後，看到月色清朗，便命人斟酒，起身歌詠左思的《招隱》詩，忽然想念起了隱士戴逵。此時戴逵住在剡溪，王徽之便連夜乘小船到他那裏去，一直行了一夜才到。到了門口，他卻不進去了，要回去。有人問他這是為什麽，他說：“我本來是乘興而來的，現在興致以盡，何必再見戴逵呢？”這就是著名的“夜雪訪戴”的故事。

　　這一個小故事裏王徽之的種種舉動怎一個“酷”字了得！一是夠浪漫，見到瑞雪、皎月，當即詩興頓起，酒意豪生，情義忽念。二是夠幹脆，想到就做，興盡就算，正所謂“大丈夫行事，當如行雲流水，任意所之”。三是夠舍得，古時候又沒有什麽高效能的取暖設備，在小船上坐一夜，天又下著雪，這罪也夠受的。按說就單為了對的起自己這一宿的折騰，也得見見這位戴逵不是，人家王徽之偏不，也不管什麽辛苦不辛苦，白費不白費，原路返回。真是夠狠。

　　有評論家在這個故事裏還看到了禪意，筆者認識淺陋，沒看那麽深，隻是覺著這人有趣，事兒有意思，似乎還隻能意會，於是隻好用“酷”來形容，誰讓這個詞的含義也隻能意會呢。

　　現在某些年輕人眼裏，時不時弄出點讓人瞪大眼睛的裝扮和舉動來就是超酷、巨酷、酷斃了，其實要是跟王徽之比起來，隻能說是巨嫩。兩者的差別就如同打油詩和王昌齡七絕的差距。

　　那麽，王徽之的“酷”酷在何處呢？

　　酷在出身

　　說王徽之真酷也罷，裝酷也好，反正人家是有資本酷一酷的。誰都知道一個貴族的誕生需要經過幾代的積澱，從根兒上倒倒王徽之的出身，就知道他為什麽那麽有底氣了：王徽之的家族琅琊王氏，至少從漢代開始就是有名的官宦世家。世祖王吉，曾為漢諫議大夫；太祖王覽，西晉官至光祿大夫；曾祖父王正，官至尚書郎；祖父王曠曾任丹陽和淮南太守，頗有見識。“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可見他對東晉王朝的貢獻。後來輔佐司馬睿、掌握東晉朝中大權的是王曠的哥哥王導和王敦。王導位至丞相。王敦原是晉武帝司馬炎的駙馬，位至中書監、廣武將軍，元帝時為大將軍、揚州刺史，掌握兵權。由於王導、王敦的顯赫地位，王氏家族在當時成為了最有權勢的特等士族，甚至司馬氏的政舊時王、謝：怎一個酷字了得權也要依賴王氏的支撐才得以鞏固，時稱“王與馬，共天下”。

　　這就是王徽之家族的政治地位，擱誰身上誰不都得整天“昂首大笑出門去”不是？更何況王徽之還有個最值得他驕傲的父親——鼎鼎大名的書法家王羲之。

　　關於王羲之就不必詳加描述了，他在中國書法藝術史及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絕對是舉足輕重。《晉書》上說的好：“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習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連大書法家張芝、鍾繇跟他比起來都成了“區區之類”了，可見王羲之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簡直都快被神化了。

　　自幼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之中，又有這麽一個聖人爹爹，就算王徽之是個酒囊飯袋，誰見著他不也得叫一聲“王公子”不是？

　　酷在隨意

　　可王徽之偏偏不在乎自己的顯赫出身，“卓犖不羈”，甚至以背離自己的階級為樂事。《世說新語》載：“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雲：‘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桓衝是王徽之的頂頭上司，給他作參軍，本該好好表現才是，王徽之卻不拿桓衝當回事，倒叫桓衝來求自己好好工作，而且給他來個“顧左右而言它”，讓桓衝討了個沒趣。

　　關於王徽之對以桓衝為代表的官高權重之士的不以為然，下麵這個場景更酷了：“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管有幾馬？’答曰：‘不知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給人家作參軍，卻不知道自己在哪個部門；問他管多少馬，理直氣壯地說不知道數；問他最近死了多少馬，他更絕了，幹脆給桓衝來了句孔聖人的明言。哪位自以為酷的現代人，可以問問自己，敢這麽跟自己的老板說話嗎？

　　光嘴上不服還不算，有一次，他隨桓衝出行，遇上暴雨，王徽之忙下馬，擠進了上司桓衝的車裏，口中還振振有辭：“你有車，怎麽能獨享呢？”現代人誰敢隨便往老板的高級臥車裏鑽啊。奇怪的是桓衝居然就一次次地容忍了他，給了他下一次羞辱自己的機會，真不知是誰更酷了。

　　《晉書》稱王徽之“雅性放誕，好聲色，嚐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慠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長卿”就是西漢的辭賦家司馬相如，王徽之深為佩服他的傲視世俗。實際上他也是這麽去做的，“蓬首散帶，不綜府事”，以至於當時的世俗之士都看不慣他的言行。

　　酷在內在

　　王徽之敢屢次在上司麵前耍酷，一方麵是對權貴的根本不在乎，另一方麵是肚子裏真有“貨”，所謂“恃才放曠”，不怕你能拿我怎麽著。

　　王徽之自幼生活條件好，卻沒有把自己驕縱成一個飯桶。對於紈絝子弟來說，好家境是揮霍生命的資本；但對於王徽之來說，這一切是他成長的沃土。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自然形成了他廣博的見識、過人的才情以及賞鑒能力，這自非普通家庭的孩子所能企及的。況且，王氏家族掌控政權，地位顯赫，但家族門風卻不是荒淫無度，奢侈糜爛。在魏晉社會風尚的背景下，他們為了維護一等士族的尊嚴，奉行儒家名教，重孝重禮，用儒家道德標準來品評文士等級，嚴格約束門下子弟。王導曾上書晉元帝，請求即使在戰亂中也要重視教育，用儒家孝悌之義為立國之本：“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

　　對王徽之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除了尊崇儒家，王氏家族為了表現自己的名士風範，對於玄學、佛學、道家也多有涉獵。他們的研究也並不是為了裝樣子，而確實有著很深的領悟和造詣。他們因此喜好山水，崇尚自然，心胸自然開闊。講求寵辱不驚、喜憂不形於色的態度，特別是結合了老莊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和儒家的“敏於事訥於言”，出現了一批儀容瀟灑、放曠率真、才藝雙全的名士。王導之子王恬，文才、棋藝高超；王洽，以詩聞名，書法亦佳；王珣，更是書藝高妙，與王羲之齊名……等等眾人，成為東晉士族文化的代表。

　　王氏家族子弟的出眾，是以王氏政治地位為保障，維持了一個一貫的優越的生存環境。特別是王羲之博學多才，書藝高拔，家教嚴緊，因此，盡管東晉社會混亂，政治複雜，但王氏子弟卻可以在一個相對穩定和高雅的文化環境中，享受著完備的文化教育和藝術熏陶。王徽之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逐漸長大成熟。

　　酷在時代

　　王徽之個體的酷，與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魏晉時期，政治上極為混亂不堪，連年征戰，朝代屢屢更迭。然而這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極富智慧和熱情的時代。這之前的漢代，思想統一，人性也就顯得質樸；這之後的唐代，思想上受儒釋道三教的支配，人的個性上顯得過於成熟。隻有魏晉時期，是思想上大解放，精神上大自由的時代，也是創造力勃發的時代。

　　周必大說：“晉人風度不凡”。這風度可以理解為一種美，一種獨特的美，一種其他朝代的人們所不具備的美。

　　著名美學大師宗白華先生在他的《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這篇文章裏，將晉人的美闡釋得淋漓盡致。

　　他認為，魏晉人在生活上和人格上呈現的是一種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的精神，擺脫了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一般的知識分子多半超脫禮法觀念而直接欣賞人格個性之美，尊重個性價值。一個最鮮明的例子是桓溫曾問殷：“卿何如我？”殷浩的回答是：“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這是響亮的發現和肯定自我價值的聲音。

　　晉人對山水之美有著由衷的熱愛。顧愷之對山水美有著這樣的描述：“千岩競秀，王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後世的山水畫境界竟然基本都包括在這幾句話中了。而且，晉人對山水美的欣賞是由實入虛，即虛即實，進入一種玄妙的境界。宗炳曾把所遊玩過的山水畫下來，掛在屋裏，對之雲：“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能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從而可以達到表裏澄澈，一片空明的美的境界中。以這樣高潔愛賞自然的胸襟，才能夠達到風神瀟灑，不滯於物的靈境。

　　宗白華還指出魏晉時流行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後的精神解放，認為魏晉時人的精神是一種上升到哲學的精神，最為解放和自由。他舉了王羲之的《蘭亭詩》為例：“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崖觀，大哉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王羲之的這首詩就很能代表晉人的純淨胸襟和深厚的感覺所啟示的宇宙觀。“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