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三節 什麽時候都要定住神

　　遇事不急不躁，做到神閑氣定才是做大事的素養。在封建時代，一個官員如果受到皇帝的嗬斥和猜忌那就是官運到了頭，不慌神兒才怪。曾國藩卻偏偏以天威可懼的心態和委曲求全的做法泰然對之，使自己的宦途即使有驚終能無險。

　　（1）以畏懼之心去辦事

　　鹹豐三年（1853年）十一月，安徽、湖北兩路告急，清廷屢次詔令曾國藩出兵援助，但他當時正因“長江千裏，戰船實為急務”，大練其水師，故拒不應命，直至拖到十二月，曾國藩這才奏陳鄂、湘、皖、贛四省合防之道，兼籌以堵為剿之策。為此，鹹豐皇帝大為惱火，發下一紙朱批，將他狠狠地罵了一頓……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言既出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從此，曾國藩一生一世，便凜於“天威可畏”，遇事“恭慎廉抑”，或慎或懼，惟恐“身敗名裂”。其實，曾國藩辦事常存一畏懼之心，這在很多方麵都有所體現。如曾國藩在保舉人才方麵就十分謹慎。如保舉之法中有一種密保，他就十分小心，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措詞偶涉含糊，即令更擬”，官員的升遷降黜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奏保甚濫，而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的切實考語不可。因這些考語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正因為這一點，匯保一般隻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而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鑒於封疆大吏不幹涉清廷用人權這一原則，曾國藩保奏實缺官員十分謹慎，按級別大小大體分為三個層次，分別采取不同辦法。保奏巡撫一級官員，曾國藩隻稱其才堪任封疆，並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時說，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

　　保奏左宗棠幫辦軍務時則說：“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可否籲懇天恩，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為大用。”而對於司、道官員則指缺奏薦，不稍避諱。如保奏李榕時說：“該員辦理臣處營務兩載以來，器識豁達，不憚艱險。現委辦善後局務，實心講求。可否仰懇天恩，準令江蘇候補道李榕署理江寧鹽巡道缺，隨駐安慶，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對於州縣官員更有不同，曾國藩不僅指缺奏薦，且對因資曆不符而遭吏部議駁者，仍要力爭。可見，曾國藩對保舉的對象有嚴格的界限區分，這是他避嫌疑而采取的辦法。對於不稱職的巡撫大員，他的行文又稍明確一些。他上奏浙江巡撫王有齡“辦理杭州防務，尚屬費心，惟用人或尚巧滑，取財間有怨言”。江蘇巡撫“薛煥偷安一隅，物論繁滋。蘇、浙財富之區，賊氛正熾，該二員似均不能勝此重任”。這是他握有節製四省大權後，急於挽救大局而隻能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故如此參劾不稱職者。

　　（2）以委曲求全的做法定住神

　　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就曾指出曾國藩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性格特點。曾國藩堅決不越君臣的名分，因此奠定了他在“中興名臣”中的首腦地位。但是，湘軍發展鼎盛時，台麵越來越大，內部的矛盾也逐漸暴露了，尤其是羽翼豐滿者爭求自立門戶，而清廷巴不得湘軍內部出現矛盾，好從中駕馭。對此，曾國藩自有對策。湘軍集團作為一個軍事政治集團，是由思想相通、利害相關、地域相同、社會關係（家族、親朋、師生）相近的人，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和封建時期其他士大夫政治派別一樣，並無組織條規，更談不上組織紀律。曾國藩作為這個集團最高首領，隻是由於他既是湘軍的創建者，又是當時所有成員中地位最高，聲望最隆的人，而其他成員，包括胡林翼在內，又是他一手提拔保薦的。這就是說，首領與成員，成員與集團之間，完全是靠個人感情、道義和一時利害關係而糾集在一起，這自然沒有強製性的約束力。正是由於這一點，早在1853年、1854年之交，王鑫就因為要發展個人勢力，與曾國藩大鬧矛盾，終至公開決裂；不過，當時王鑫地位低下，力量單弱，這一分裂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沒有產生嚴重後果，湘軍集團仍然保持著一體性。十年後的情況就大不相同。湘軍集團中督撫大帥，紛出並立，與曾國藩官位相近者多達二十餘人。這就是說，湘軍集團已由1855年、1856年一個司令部一個中心的格局，變為真正的多中心。

　　這雖然促進了湘軍的發展，但多頭中心的通病，即內部矛盾加劇，甚至公開分裂，也將不可避免。這些大頭目氣質互異，與曾氏集團的關係，也有深淺親疏之別。如閻敬銘與胡林翼雖有知己之情，保舉之恩，但胡一死，此情就不複存在。而山東距湘軍集團勢力範圍又遙遠，彼此並無密切的利害關係；所以他任山東巡撫後，就實際上脫離團體，向清廷靠攏。為此，他在奏折中稱讚僧格林沁“不宜專用南勇，啟輕視朝廷之漸”的主張，是“老成謀國，瞻言百裏”，並且表白：“自古名將，北人為多，臣北人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各有轄區，各有部隊，所處環境局勢又不相同。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局勢的演變，湘軍集團各督撫，勢必利害不能一致，甚至相互衝突，從而導致各行其是，乃至明爭暗鬥。而清廷雖然全麵依靠湘軍去鎮壓革命，但對湘軍集團因此而急速膨脹壯大，也不能不抱著隱憂。湘軍集團的裂痕，正為清廷分而治之，甚至促其公開分裂，提供了可乘之機。正是從這一願望出發，當江西巡撫沈葆楨與曾國藩掀起爭奪江西稅收的明爭暗鬥時，清廷就大力支持沈葆楨，不顧曾的反對和困難，批準沈的截餉請求。當沈與曾大鬧意氣，以告病假與曾相抗時，迎承意旨的禦史上奏說沈“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協餉用人兩端與曾國藩意見不合，而營員乘間伺隙，飾非亂是，是以沈葆楨知難而退”。清廷即據此下詔，表麵上是訓誡沈、曾兩人，實際上對沈多方維護，對曾則加以責難：“恐有耳目難周之弊”，要曾“毋開小人幸進之門”，不要為人“任意撥弄”。這樣，就把沈、曾糾紛完全歸咎於曾國藩一人。得到那拉氏信任，管戶部的大學士倭仁責備曾：“豈賢如幼丹（沈葆楨字），而不引為同誌者。道途之口，原不敢以疑大賢。”1853年，沈又奏請截留江西厘金。

　　戶部在議奏中對曾又進行明顯刁難。正如曾所言：“戶部奏折似有意與此間為難”，以致“寸心抑鬱不自得”，深感自己“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從而使曾感到很大的壓力。這種情況表明，環繞著沈、曾糾紛，在北京已經形成上自大學士、尚書、禦史，下至一般輿論，對曾國藩橫加非難的浪潮，而清廷正是這一浪潮的中心和推動者。那拉氏、奕訴當政以來，雖然進一步擴大與湘軍集團的合作，給曾國藩以很大的權力。但同時，也在講求駕馭之術，察看曾國藩等所作所為，力求既要重用，又不使之跋扈犯上。護沈抑曾正是為此而發。這不僅僅是向曾潑一點冷水，使其不要忘乎所以；更重要的是，這還可以分化湘軍集團，使沈成為其中敢於同曾對抗，向清廷靠攏的引路人。沈自然有恃無恐，更傾心於清廷。正如沈自己所說：“且餘知有國，不知有曾；予為國計，即有恩亦當不顧，況無恩耶？”這樣，沈終於與曾鬧到公開決裂，“私交已絕”的地步。明白個中原因的曾國藩自然愈益“藏熱收聲”，謙恭對上，以求自全。曾國藩最初對清廷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頗為不滿，以辭職相要挾。但是，他善於審時度勢，認識到鬧下去對湘軍、對自己、對朝廷都不利。這時，他的“忍”字訣又占了上風，以委曲求全來尋找共同點。與沈的關係果然也和好如初。這是曾國藩在處理“多山頭”時的一種策略。內部一定要團結，別人才無機可乘。

　　做事、處世不要隻貪圖眼前利益，而不顧其後果。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值得人們以為鑒誡：有一獨身男子住在一間草房裏，他靠著自己雙手耕植，生活也自給自足，但被老鼠害得好苦惱。白天，老鼠成群結隊東跳西竄，擾得人不安寧；夜間，老鼠又吵又叫又咬東西，使他整夜難以入睡。這男子恨透了老鼠。有一天晚上，他從外邊喝醉酒回家，剛上床躺下，老鼠又吵鬧了，他氣得跳起來，要把老鼠全燒死，就用火把房子四處點燃，一下子四處起火，老鼠是被火燒死了，可是他的草房也被燒毀了，他也就無家可歸，茫茫然不知所措。這則“滅鼠而毀廬”的故事，與曾國藩以忍謀事的態度一樣對世人教益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