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二節 朋友之間必須以誠相待

　　酒肉朋友為什麽做不長久？因為缺少一個“誠”字。曾國藩曾說：“人有善，則取之益我；我有善，則與之益人。”體現了一種真誠至上的交友之道。

　　（1）同學時與郭嵩燾相交

　　道光十五年（1835年），18歲的郭嵩燾考中秀才，與弟弟同補博士弟子員。第二年，他開始在湖南著名的嶽麓書院讀書，與曾國藩、劉蓉結為至交。是年曾國藩26歲，劉蓉21歲，郭嵩燾19歲，“均誌大氣盛，自視頗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許”。“其誌終不在溫飽”，這是三個人的共同之處。但曾、劉攻程、朱理學，以封建衛道士自居，逐漸向地主階級政治家的方向發展，郭則“精研詞章”，帶著更多的文人氣質。後來曾國藩評論郭嵩燾“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認為他隻能著書立說，不能勝任官場的“繁劇”工作，大概就是嗅到了郭嵩燾身上的異端氣味。道光十七年（1837年），20歲的郭嵩燾考中舉人。科舉連連得意，已經可以望見官場豪華的大門了。次年，他與曾國藩躊躇滿誌，一同赴京會試，並住在同一寓所裏。榜發，曾國藩高中第38名進士，他卻名落孫山。京城八月，遍地是桂花飄香。可是花開盛景人意淡，郭嵩燾匆匆地往家趕。當他與曾國藩乘坐的小船抵至安陸時，突遇大風，小船幾次被卷入激流中。當小船安然靠岸時，倆人慶幸躲過了一場“天災”。可是，禍不單行，郭嵩燾垂頭喪氣地回到湖南，一進家門就發現那個又瘦又弱的四弟不見了，母親流著淚告訴他，弟弟病死了。一個“容貌端麗，聰穎秀發”的可愛的小生命被貧困吞噬了，家人在昏暗中對著孤燈相向而泣，這種淒涼的家境使他下決心再一次去奮鬥。

　　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二上北京，大有破釜沉舟之概。其別兩弟詩雲：“拭淚語兩弟，守耕慮無煩，一頃或難謀，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憶，何為複走奔？窮年席不暖，欲掛聲先吞！”四月，會試榜發，他再次不中。家中一貧如洗，北上的路費不知費了多少周折才勉強湊足，至此他已囊中空空。恰在這時，曾國藩因暑熱難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萬順客店。病勢“危劇，幾不救”。作為好友，郭嵩燾雖然已一貧如洗，但還是四處奔波，請來了吳廷棟為曾國藩治病，並親自熬藥護理，曾國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郭嵩燾第三次赴京會試，住在好友曾國藩家中。當時曾國藩在文淵閣任職，對郭的到來，十分高興，作《喜筠仙至即題其詩集後》，詩中有“憶君別我東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達了他們之間久別重逢的喜悅與同情感。為了會試，郭嵩燾與馮樹堂在曾公館共同製訂了一課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書十五頁”，要求自己持之以恒。四月八日，會試榜發，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會試恩科，他決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他的弟弟昆燾也從湖南抵北京趕考，四月十一日發榜，郭氏兄弟又雙雙落榜，隻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第五次參加會試，才考中進士，從此躋身於上層社會。

　　（2）郭嵩燾屢出奇策幫助曾國藩

　　郭嵩燾入湘軍大將江忠源幕，郭嵩燾在軍中不過短短的三個月，卻為江忠源的湘軍出了一個關鍵性的主意，這對曾國藩的發達也十分重要。這年八月，江忠源部被太平軍圍在南昌，郭、江住章江門城樓，每獲太平軍卒就在城樓上詳細審問。當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處太平軍營壘，廣數十畝，卻不知有多少兵力。一日，抓到一太平軍卒，問之，答道：“不住一兵，官兵攻壘，調兵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隻三麵，瀕江一麵無牆，人皆舟居。”又問“賊船多少”？“十餘萬。”郭立即告知江忠源，太平軍若馳突長江，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江忠源“大激賞，即囑嵩燾具疏稿上之”。郭嵩燾是一個搖羽毛扇的角色，讓他帶兵打仗不行，但讓他出謀劃策卻能一下看到問題的關鍵。當時太平軍水師聲勢頗壯，控製長江水麵，使清軍不勝其擾。曾國藩練的湘軍隻能陸上作戰，要對付太平軍的水師惟有望江興歎。郭嵩燾及時提出建立水師的問題，為曾國藩的湘軍營壘當了高參。土炮的射程有限，且時常有炸裂的危險。所以，曾國藩不惜重金，派人從廣東購買大批洋炮，並組織人力，反複研試，解決了一係列技術難題，把它安裝在戰船上，建成了當時中國技術最先進的內河水師。四年初湘軍船炮齊備，計有大小船隻361艘，其中拖罟大船1艘，快蟹船40艘，長龍船50艘。舢板150艘，用釣鉤船改造而成的戰船120艘。同時，在船上裝備大小炮470門，其中新購洋炮320門，從廣西借來150門，炮重二、三百斤至三千斤不等。從此湘軍水陸相依，氣焰萬丈，成為太平軍的死敵。四年初，湘軍水陸成軍，約17000人。李鴻章在郭嵩燾死後上奏，請將其生平由國史館立傳的奏折中也提到此事：“旋帶湘勇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於南昌，為言賊踞江路，宜製造戰船備攻剿。忠源納其議，屬為草奏，得旨允行。

　　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麵之功”。曾國藩與湘軍的崛起，到太平軍失敗時，曾國藩直接指揮的湘軍就達10餘萬人，而湖南省參加鎮壓太平軍的人數則達20萬，相當於全國綠營兵的三分之一。除了李鴻章的幾萬淮軍外，清廷在長江流域和江南的戰局，幾乎完全依靠湘軍支撐。從此清朝軍事的中心從中央移至地方，給晚清政局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湘軍強盛之由在於水師之建，水師又始於郭嵩燾的建議，而始作厘金，也始於郭嵩燾。

　　（3）曾國藩也是郭嵩燾的知己

　　郭嵩燾幾年之內，東奔西走，以厘金為主，為湘軍積極籌餉。湘軍之所以能在前方放手屠殺太平軍，與郭嵩燾這位後勤部長在湖南籌餉有直接關係。他的弟弟郭燾也與乃兄一樣賣力氣，親自負責湘省厘金總局。從鹹豐三年（1853年）到六年，郭嵩燾一直奉曾國藩之命，在湖南、浙江等處辦理捐務、鹽務為湘軍籌軍餉。同時為曾氏兄弟獻計獻策。鹹豐四年（1854年）春，曾國藩督師東下，郭與劉蓉同行。至嶽州，劉留曾營，以讚軍務；郭則歸裏，治餉湖南。五年秋，曾國藩水師潰於湖口，間道走江西，收揖郭嵩燾之軍，郭馳赴南昌相見，曾國藩甚喜。鹹豐六年（1856年），郭嵩燾奉命赴上海，為湘軍購置洋槍洋炮，開始結識西洋人，同時也接觸到了自然科學知識，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鹹豐六年（1856年）八月，郭嵩燾從曾國藩處歸抵湘陰。翌年春，曾國藩在撰郭氏家譜序中說：“自予督師東下，伯琛相從，往來吳楚之交四年，倦而歸，將休息乎京師。”可知郭嵩燾對奔波戰事已感厭倦，決定另謀出路。同年十一月，他離湘北上，赴京任翰林院編修。

　　郭嵩燾後曾抱病回籍，再次出山，是在兩年以後的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這時曾國藩的“鋪麵”已很大，李鴻章也已在上海立足。李便致書曾國藩，問是否可讓郭嵩燾擔任蘇鬆太道。曾國藩不以為然，說郭嵩燾的脾氣為官場難容，李如用郭任此職，“將來多般棘手，既誤筠公（郭），又誤公事”。曾、郭相識二十餘年，曾國藩素有知人之明，看出郭嵩燾文人氣質太濃，性格直而偏激，思想敏銳勝於常人，知而必言，言必激他人之怒，不宜做官。但李鴻章一心想鞏固自己的地盤，感到郭嵩燾縱有如曾國藩所說的缺點，也畢竟是自己人，總比江浙原有的地方官可靠，因此堅持保薦。但因曾國藩反對郭嵩燾任蘇鬆太道，李鴻章便改薦郭嵩燾任蘇鬆糧道，以代替楊坊。四月八日，皇帝詔命郭嵩燾為蘇鬆糧道。但郭嵩燾因第一次出仕便碰了大釘子，自知“才品之異，不足與共功”，不想就任。為此，曾國荃、劉蓉、李鴻章再三苦勸，其中曾國荃態度尤為急切。當時曾國荃正率軍圍攻天京。如能以郭嵩燾督糧餉，自然比其他人方便得多，故一再勸駕。貽書雲：“弟之所以堅欲勸駕為官者……幸值長公（曾國藩）為督，少翁（李鴻章）為撫，公主持錢糧，弟提兵殺賊……”郭嵩燾不甘居人下，複為親朋所勸，又想到鹹豐、同治的知遇之恩，感到“義不容辭”，遂決定赴任。但曾、郭是兒女親家，一個當總督，一個督糧道，按官場規矩，這是應當回避的。所以曾國藩再次致書李鴻章，由李奏明“滬中急須得人，暫不回避”。清廷以剿太平軍為急務，當即“著照所請”，並命郭嵩燾“襄辦軍務”。至此郭嵩燾從搖羽毛扇的幕後高參，走到了前台，成為湘係勢力中開府一方的地方大員了。郭嵩燾曾於鹹豐八年（1858年）經李希庵、孫筱石為媒，與曾國藩訂了親家，以曾國藩第四女紀純配其子依永（剛基）。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郭嵩燾為兒子正式主辦了婚事。

　　對於郭嵩燾這樣的人，虛詞矯情者不可能得與為友。曾國藩以誠待人，也交到了一個以誠待己的朋友。其實朋友關係的處理更顯一個人為人處事的功力，尤其與朋友形成合作關係時，應像曾國藩這樣，在“誠”的基礎上還要有見人之明、容人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