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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聯人之力以求擴張固勢

  前麵已提到,曾國藩善於借力固勢,而加強私人關係更是他借力固勢的一個重要手段。攀同門、結姻親、重故交,這一連串的關係建起了曾國藩穩固的政治長城。

  (1)與劉蓉結親傳統

  中國最講究裙帶關係,曾國藩通過聯姻來擴張、鞏固自己的陣地,仍不失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國藩換過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劉蓉、羅澤南等人,後來都結為親家。劉蓉是曾國藩的老鄉,是諸生出身,年少時,就曾同曾國藩、羅澤南一起講求程朱理學。稍長,與曾國藩共讀於湘鄉漣濱書院。隨後,又與曾國藩、郭嵩燾同在長沙切磋學術,關係極為密切,三人曾換帖訂交。他同曾國藩的氣質尤為相近,立誌要做建功立業的人物。據郭嵩燾在《臨終枕上詩》中記述說:“及見曾劉歲丙,笑談都與聖賢鄰”。1838年曾國藩考中進士做官京城之後,還常常與劉蓉書信往來,反複討論學術上的問題。曾國藩承認,自己學業的進步,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1852年,曾國藩丁母憂在籍守製之時,清廷命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並不打算應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劉蓉和郭嵩燾的反複勸說之下才毅然毀棄前疏,出而視事。曾紀澤的元配夫人賀氏因難產死去整整一年之後,曾國藩親自托彭玉麟、唐訓方這兩位湖南老鄉為媒人,想把劉蓉的女兒繼配給曾紀澤為妻。他在給曾國潢的家書中,滿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夠成功。過了一年多時間,即1859年11月,在曾國潢的主持之下,曾紀澤與劉蓉之女的婚事在家鄉高高興興地舉行。至此,劉蓉與曾國藩在朋友的基礎上又加進了兒女親家這一層關係。《清史稿》評價劉蓉是“抱負非常”,“優於謀略”,這是很準確的。曾國藩剛出山時,劉蓉寫信給他說: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不僅僅在於自身做到“其廉可師”、“以身殉國”,而應站在更高更遠處考慮問題。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學那套大道理去身體力行,發揚光大於世,扭轉一代風氣,創造出豐功偉業。曾國藩對於劉蓉的忠告,對於治軍、治國謀略之論,表示接受采納,並在後來的實踐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後來曾國藩權勢日張,湘人以從軍獲取功名為捷徑,劉蓉寫信忠告:此風不可長。並請曾國藩能從大局著眼,挽回此種風氣。當清王朝“中興”無望時,劉蓉又勸曾國藩激流勇退。曾國藩回信承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對官場卻很厭倦了。這說明劉蓉確實“優於謀略”。

  (2)與郭嵩燾結親

  曾國藩的另一個至交兼親家郭嵩燾是湖南湘陰縣人(今屬汨羅縣)。他18歲的時候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結識了劉蓉。因劉蓉是曾國藩的同鄉舊友,所以經劉介紹郭與從京城回到長沙的曾國藩相見,“欣然聯歡為昆弟交,以問學相切”。曾、劉都是“笑談都與聖賢鄰”、立誌要做建功立業的人物,但郭的誌向與他們有所不同。他的興趣專注於詞翰之美,也就是說一心做一個真正的學者。劉蓉在一封信中說:曾國藩將來必定是一位建功立業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讀書人所能比擬的。而你郭嵩燾盡管學問不錯,有可能成為“文苑傳人”,但我對你所期望者不僅僅於此。劉蓉的規勸之詞,並未能改變郭嵩燾的個人誌趣所向,郭終生明顯地體現出文人固有的氣質。盡管他在中進士、點翰林之後,也曾擔任過蘇鬆糧儲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兵部左侍郎、禮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職,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滿險阻,最終遭革職罷官,憂鬱老死於故鄉。作為郭嵩燾的好朋友,曾國藩對郭的特長也了解得清清楚楚,認為他隻能當一個學者,而不能勝任封疆大吏之責。22年之後的1861年,當李鴻章著意保奏郭嵩燾到江蘇做官時,曾國藩明確指出:“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這就是說,郭嵩燾是屈原之類人才,他的氣質喜議論,好批評,容易不滿現實,近似於屈原、賈誼式的不得誌而又不為當道所歡迎的人物,不是能夠替封建朝廷擔當匡扶社稷的“繁劇”之任的材料。曾國藩無愧為“知人之明”,郭嵩燾後來的遭遇的確證實了這一點。盡管郭嵩燾與曾國藩誌趣不同、個性特征有異,但並不影響他們之間至交好友的關係。1844年和1845年,郭嵩燾曾兩度赴京會試於禮部,吃住均在曾國藩處。發榜之後,郭卻名落孫山,不無憂鬱之情,曾國藩“力勸之,共酌酒數杯”。1847年3月,郭嵩燾又赴京會試,仍吃住在曾國藩那裏達數月之久,這次他終於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見,郭嵩燾之所以最終躋身科舉考試的最高階梯,與好友曾國藩對他在學業上和生活上的幫助、關照是分不開的。他從內心感激曾國藩;曾國藩也不時流露出對郭嵩燾才識的欽敬之情。正因為他們兩人之間有著這樣一種親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國藩的“奪情”出山,實是郭嵩燾、劉蓉兩位好友苦勸的結果。當曾國藩在出山之後,感到經費緊缺而又無從籌集之際,郭嵩燾則提出立厘捐之議,規鹽厘之法,解決了湘軍的第一大困難。此外,湘軍水師的創建,也與郭嵩燾有一定的關係。這些建議和主張,對於曾國藩能夠造就出一支有別於八旗、綠營兵的新式地主階級武裝,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由於有著上述這樣堅實的友情基礎,曾國藩的四女曾紀純成為郭嵩燾長子郭剛基之妻;郭嵩燾與曾國藩結為兒女親家的事也就無需媒人說合,全由他們二人做主,於1858年正式定下這門親事。曾紀純與郭剛基完婚日期,先是定於1865年,後因郭嵩燾被人參劾而推遲至1866年舉行。然而,郭剛基雖人品好,學識廣博,但天命有限,與曾紀純結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後來,曾國藩還為失去這個賢婿而感到悲傷,特地寫了《郭依永墓誌銘》以作紀念。

  (3)與眾多親朋故交加強關係

  文武兼治有成的羅澤南,是曾國藩早年從學問道的朋友。在羅澤南馳騁疆場身亡之後,他的次子成了曾國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國藩患難相依的忘年交,幾次舍死護從曾國藩,曾國藩本想促成他與九弟曾國荃聯姻,後來卻成為了曾紀澤兄弟的兒女親家。曾國藩與李鴻章兩家,也有姻緣。李鴻章和他的弟弟李鶴章同入曾國藩幕府。曾與李的父親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鴻章均正式拜曾國藩為師,屬於曾的得意門生。曾國藩對另一位朋友陳源袞也是真心相與,如親兄弟一樣。陳源袞在1843年的時候大病一場,曾國藩幾乎天天去看望,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守護在他的身旁,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是日全未離身。夜住陳寓。觀其症險,極惶急無計,一夜不寐。”次年,陳妻病逝,曾國藩為之操辦一切喪事。後來又為陳氏撰寫墓誌銘、為其母撰寫生日宴集賓僚詩序等充滿情意的文章。曾國藩對於陳源袞的不足之處也直言批評。陳源袞有時心地高傲,言行不周,常常引起別人的誤解。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見人隨時須養氣,好留為他日相見地也。你的母親去世之後,不少朋友送了奠帳之類禮物,一般人都得到你的回謝,但閣下於雷鶴皋處獨無謝書,想他於公幛稱謂略傲然。此等處最不要緊,必須消融淨盡,乃可為入德之方,亦即養生之道也。至要至要,務求三思”。陳源袞有時脾氣不好,對妻子的思念之情往往影響到為官處事。對此,曾國藩在去信中提出了嚴厲批評:“前麵與岱雲談時,曾稱尊嫂為陳氏功臣。近聞又奪還鐵券一次,吾不信也。果爾,則國藩臨別曾囑老岱懲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後,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諒不見罪。”倆人間情同手足的關係,使得曾國藩感到他早年在京城時生活異常充實愉快。

  在曾國藩成大事的諸多方略中,通過聯姻的方式以厚結死力、擴張固勢是很重要的一條。這在傳統社會中是司空見慣的事,甚至連皇帝家族也通過聯姻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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