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三節 一個“忠”字是保護自己的最根本手段

　　以一個“忠”字來保護自己，在那個時代實為最有效的手段。冒死上書以勇為忠，丁憂出山以孝為忠，功成而退以懼為忠。以曾國藩的功績地位和當時的情勢，換了第二個人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曾氏原是一位清閑的京官，官至侍郎，如果沒有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爆發，他可能會永遠做一個文官，並可能有大量著述留給後世，成為清朝後期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理學家。但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改變了他的人生。1852年秋，他回湖南湘鄉的老家吊母喪。1853年1月21日，接到鹹豐帝諭旨，要他“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這道寄諭打破了曾國藩寧靜的生活，從此走上了“以殺人為業”的帶兵打仗的征途。與太平天國的戰鬥初期基本上是敗多勝少，曾氏給鹹豐帝的奏折中說是“屢敗屢戰”。“屢敗屢戰”不同於“屢戰屢敗”，前者雖是屢敗，但仍屢戰，可表明鬥誌之堅強，意誌之頑強；後者則未免令人讀之泄氣，純為無能的表現。這期間曾氏因兵敗，痛心疾首，兩次投水自盡，又有一次欲仿效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之先例，策馬赴敵而死，均被同僚救起或勸止。從這幾次動真格的自殺舉動中，曾氏的忠心可見一斑！不僅曾氏自己忠於君王，他也以此影響部屬，在全軍範圍內，所重“惟忠而已”。當然他部下的忠心，具體到實際問題上，則是士兵忠於哨長，哨長忠於營官，營官忠於統領，統領忠於大帥。上級對下級不越級指揮，而兵勇和將領隻聽命於他們的頂頭上司，隻忠於他們的“第一個”上級。這種情形為清廷在19世紀中葉以後軍權旁落，漸歸督撫埋下了禍根，更為民國時期軍閥蜂起，連年混戰埋下了禍根。但這在當時，仍然徹底地改變了原來清軍主力——綠營所存在的“卒與卒不相習，將與將不相和”的弊病，增強了軍隊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戰鬥力。鹹豐年間，曾國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與武備弊害。當他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下詔求言而勇敢地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膽識、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說：曾國藩因上聖德疏為文宗所特知，諭祁雋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由此說來，曾國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現了他的耿耿忠忱，而鹹豐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國藩之有擔當、有抱負，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國藩個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有書記載說，曾國藩平素莫名其妙地最怕雞毛，偏又愛吃雞肉。

　　當時，緊急公文，信封口都粘有雞毛，俗有“雞毛令箭”之稱，曾國藩一生，見了這種文書，總是不敢親自開拆。曾國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到上海閱兵，閱兵台上供張齊備，侍衛先來檢查，瞥見曾國藩的座位後麵有雞毛帚子，大駭，立刻吩咐取去藏過，閱兵儀式才如常舉行。就是這樣一個連雞毛都怕的人，卻能冒死犯顏直諫，不失時機地說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說的話，確是令人佩服。民國時期學者徐一士評論說：蓋此疏之亢直，在當時確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時進士、廷臣孫嘉淦對乾隆皇帝所上的《三習一弊疏》，雖然號稱為有清一代的名奏議，然而僅泛泛而論朝政得失，與曾國藩的直言鹹豐帝種種過錯之舉，實在不能等同。對於自己的果敢，曾國藩自己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寫信給家人說：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磨平，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裏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上在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這裏是以“敢”字體現出來的誠，是以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誌體現出來的敢。有了這一敢字，才有了曾國藩後來的步步晉升。

　　沒有這樣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沒有以後曾國藩的顯赫騰達及功成名就，也就不會為人們所稱道了。因此文化大師郭沫若說：“因當懼而懼，不失為勇者，因當勇而勇，不失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