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二節 為政須戒昏、傲、貪、詐

　　曾國藩對清朝政局和吏治有清醒的認識，他提出並身體力行地在為政過程中力戒昏、傲、貪、詐。他認為：“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他雖不甘寂寞於山林，並終老於任上，但一生為官可說出汙泥而未染。

　　（1）力戒“四敗”

　　讓他成了不倒翁曾國藩成為長久不敗的“不倒翁”，確有他的處世哲學。曾國藩總結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時，歸結為主要的四個方麵，即昏、傲、貪、詐。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過去曾把居官四敗、居家四敗寫在日記中來自警。現在怕時間久而遺忘，再次寫在這裏。與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敗是昏、傲、貪、詐：“昏惰任下的人敗，傲狠妄為的人敗，貪鄙無忌的人敗，反複多詐的人敗。”居家四敗是：“婦女奢淫之家敗，子弟驕怠之家敗，兄弟不和之家敗，侮師慢客之家敗。”認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違犯這八敗，就會長久”。曾國藩認為要居官有成，必須力戒此四敗。欲不昏惰任下，必須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給吳文鎔的信中說：您說的“選擇賢人委以重任，聽其言而察其理”這兩句話，因我閱曆尚淺，實行起來難免把握不準而失去良才。不過，今年我在省裏，在下轄的武職官員中特別賞識塔齊布這個人，實在是因為目前軍營風氣不好，官兵們遇事退縮，行為虛浮，漫不經心，無所作為，驕縱渙散，如用撮合起來的泥沙不能當飯吃，令人又是歎氣又是痛恨，求得一個像塔齊布這樣熱血澎湃、立誌殺敵的人，實在很難，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屢加讚許。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信賴的心腹。至於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則是人人對之斥罵唾棄。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顛倒善惡，將大才、小才各種人才混為一談，那麽依著我這不夠寬大的胸懷，對此實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個社會的動亂，隻因為人們混淆是非，萬事漠不關心，才使得誌士賢人灰心喪氣，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盡其才；人盡其才，才能事業興旺。因此曾國藩在軍命將，說某人可為營官；某人可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成功久終。皆一一驗證。如他保舉塔齊布說“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後來，塔齊布果然屢立功勳，戰死沙場。還如說左宗棠“才可獨當一麵”，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沈葆楨“器識才略，應堪大用”，皆無不有所應驗。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為，一意孤行。

　　（2）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

　　在曾國藩看來，曹操敢易九鼎，後世方有“奸雄”之稱，李斯受秦始皇重用，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但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董卓、楊素也是如此。他得出結論說：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凡是擔任大官職的，都是在這個字上垮台的。指揮用兵的人，最應警惕驕傲和懶惰的習氣。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驕、惰這兩個字誤事最多、最大。總結古往今來失敗者的教訓，是為了不犯同樣錯誤，避免失敗。曾國藩說，身居高位的規律，大約有三端：一是不參與，就像是於自己沒有絲毫的交涉；二是沒有結局，古人所說的“一天比一天謹慎，惟恐高位不長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險之地，而能夠善終的人太少了；三是不勝任，古人所說的“驚心啊，就像以腐朽的韁繩駕馭著六匹烈馬，萬分危懼，就好像將要墜落在深淵裏”。惟恐自己不能勝任。《周易·鼎》上說：“鼎折斷足，鼎中的食物便傾倒出來，這種情形很可怕。”說的就是不勝其任。文苞說漢文帝做皇帝，時時謙讓，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難道不是在是否勝任這方麵有體會嗎？孟子說周公與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慮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繼日，難道不是在惟恐沒有結局的道理上有體會嗎？曾國藩說：越走向高位，失敗的可能性越大，而慘敗的結局就越多。因為“高處不勝寒”啊！那麽，每升遷一次，就要以十倍於前的謹慎心理來處理各種事務。他借用烈馬駕車，繩索已朽，形容隨時有翻車的可能。做官何嚐不是如此？他詳細闡發說：國君把生殺予奪之權授給督撫將帥，如東家把銀錢貨物授給店中眾位夥計。如果保舉太濫，對國君的名器不甚愛惜，好比低價出售浪費財物，對東家的貨財不甚愛惜一樣。

　　介之推說：“偷人家的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貪天之功以為是自己的力量。”曾國藩說，我略微加以改動：“偷人家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借國君之名器獲取私利呢！”曾國藩認為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這就是違背了不幹預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惡果的。一事想貪，則可能事事想貪；一時想貪，則可能時時想貪。在這個方麵應視手中的權勢於虛無，因而也會少生無妄之想。至於不終、不勝，曾國藩則更深有體會，他說：陸遊說能長壽就像得到富貴一樣。開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擠進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來混了個虛浮的名譽，也不清楚是什麽原因就得到了這個美好的名聲了。古代的人獲得大的名聲的時候正是艱苦卓絕的時候，通常不能順利地度過晚年！想到這些不禁害怕。想要準備寫奏折把這些權力辭掉，不再管轄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勝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積聚心力，放眼紅塵，是聖人所為。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革命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艱難備嚐，但他都竭力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下來。在鹹豐七年（1857年）回家守製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因此，當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結局。有鑒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麽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高位重權卻顯得喜不勝憂。曾國藩在日記中曾披露了他的真實心跡：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因為他十分清楚“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五行相克，四序遞遷，休旺乘除，天地陰陽，一定之理，況國家乎？況一省乎？況一門乎”這種古樸的變易觀；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因而，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表露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群譏以為恃功驕蹇。

　　在這裏，曾國藩並非教條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道：長江三千裏，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應，其相疑良非無因。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願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惟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聲名之美，可恃而不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年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裏者半九十，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顯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處大位大權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矣？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收場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餘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一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還有機緣，即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國荃，卻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國藩為他安排的稍讓功於李鴻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搶到淮軍到達天京之前將其攻陷。最後，城終於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來的“殺威棒”卻實在是讓他難以接受。還是曾國藩看得明白：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有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這也就是曾國藩常說的“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裏，人人都不希望失敗，希望平平安安。但社會節奏越快，人們卻越不自安，而“飛來之禍”又每每發生。曾國藩通過觀察，得出禍福之間並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二者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