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五節 事情做得越活越好

　　做事情過於刻板，會把好事做壞；善於見機行事靈活以對，看似不可收拾的事情又往往能做好。所以一個“活”字道盡了做事的真諦，曾國藩在用兵方麵就抓住了這個“活”字。

　　（1）用兵也要學會正與奇的活用

　　曾國藩創建的湘軍為鞏固清王朝的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這當然與曾國藩治軍思想和奇正用兵有著密切的聯係。為了機局多變，曾國藩主張“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評論道：“吳竹莊帶彪勇並義武營馳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鎮守，有輕兵以馳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謂奇正？他解釋說：“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待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待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一般地說，在戰場上，以正兵為主，奇兵為輔。但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有時候用兵的重點方向，或者說，軍事指揮人員的主要著筆處，不在正兵，反在奇兵，這是因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出奇之所以能致勝，主要是乘敵不意，攻敵不備。《孫子》說：“奇正之變，不可勝變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為求機局多變，曾國藩還很注意重兵與輕兵，呆兵與活兵之辨。他說：“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炮輜重，文員太眾，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靈活，馬馱輜重，不用車船轎夫，風馳電擊，輕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

　　但他主張“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能保常新之氣”。“至軍務之要，亦有二語，日堅守已得之地，多籌遊擊之師而已”。他批評向榮、和春的江南大營之敗，在於“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即不知於“空處著筆”，運用輕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堅決反對曾國荃屯兵金陵城下，“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圖合長圍”。他盡問道：“今豈肯以向、和為師，而蹈其覆轍乎？”於是引發了他與曾國荃之間是否從金陵撤圍的一場爭論。但獵名心切的曾國荃終不聽阿兄的調度，未向太湖方向遊擊。曾國荃最後取得圍攻金陵的勝利，是由於太平軍已成強弩之末，無力解圍，再加上曾國藩不斷派鮑超等部馳騁長江兩岸，南北衝擊，以解曾國荃金陵圍軍的後顧之憂，而並非曾國藩變重兵、呆兵為輕兵、活兵之計為失策。今天進行曆史的審視，曾國藩關於在太平軍虛處、空處著力的用兵方案，無疑是有理有節、穩妥可靠的。虛實、正奇、呆活、輕重，在戰場上如何具體運動，關鍵取決於見機審勢。同治元年三月，曾國荃部將南渡長江以進金陵時，曾國藩指示說：“以你軍目前的情勢來看，若在下遊采石渡江，隔斷金陵、蕪湖兩賊之師，下窺秣陵關，這就得勢。若在上遊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師與分攻魯港之兵隔氣，這就失勢。”——這是在用兵地點上審勢之一例。“至於進兵金陵早遲，亦由弟自行審察機勢。機已靈活，勢已酣足，早進可以；否則不如遲進。”這是在用兵時間上審勢之一例。他概括地說：“用兵以審勢為第一要義。”

　　（2）活是以慎為前提

　　兩軍對壘，有如弈棋。他說：“善弈棋者，常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麵自救，一麵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敵，曾國藩的方針是著著穩慎，下穩慎棋。鹹豐七年（1857年），曾國荃剛剛組建吉字營攻打吉安時，曾國藩針對他的出山之犢的心境，一再勸告他：“到吉安後，專為自守考慮，不為攻城之計”，“不好小利，不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3～4月間，業已攻占了安慶的湘軍，夾江而下，連克數城。剛剛獲得浙江按察使銜的曾國荃率部渡過長江，於5月初進抵周村，距金陵隻40裏。太平軍在天京上遊，可說已是兵敗如山倒。曾國藩接到這一連串戰報，又喜又懼，連連寫信給曾貞幹說：“沅弟進兵，嫌太速。我深感憂慮。”根據曾國藩當時設想，圍攻金陵，須多路進擊，才可收到南北夾擊的效果。但北岸多隆阿部不願與曾國荃合作，長江中的水師統領彭雪琴又與曾國荃嫌隙已深。曾國荃孤軍深入，自置於危地，曾國藩的憂慮是有根據的。他告訴曾國荃說：弟此次進兵太快，不特我不放心，其他的人也都替你擔心。後來曾國荃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軍，在雨花台立定了腳跟，並且已經合圍金陵，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甚至連向朝廷報告攻克金陵的奏稿款式，曾國藩也已為曾國荃設計好了，寫信通知了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還於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5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隻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占領。曾國藩在臨勝前的這些叮嚀，固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稱。”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11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暇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我真能守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關於進軍，他說：“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時算敗”，因此須“先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進”。關於戰役，他主張“宜先守後戰，腳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

　　他常采用圍城打援之法，靜待城中敵人疲敝，然後一戰克之，如攻太湖、攻安慶、攻金陵，均用此法。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提出了“以靜製動”的原則。他說：“守城尤貴於靜，務深思熟慮。”他評述雙方將領的特點道：“林啟容守九江，黃文金守湖口，乃以消寂無聲為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矩。己無聲而後可聽人之聲，己無形而後可伺人形。”曾國荃圍攻安慶時，曾國藩反複開導他“慎以圖之”，“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不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後濠”。為什麽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著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故圍城者必須“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認為，在掛車河一帶打援的多隆阿部也應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敵掇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因為援軍“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隻有一‘靜’字可以勝它”。曾國藩的這一“靜”字法，實乃《孫子》“敵疲我打”、“擊其惰歸”的具體運用。鹹豐六年，他作《陸軍得勝歌》，提出“陸軍真秘訣”說：“他呐喊來我不喊，他放槍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這是曾國藩從“以靜製動”原則出發所作的規定。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裏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關於穩慎與靈活的關係，曾國藩在一副對聯中說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聲，既要精到，又要簡捷。穩慎與變化，有先後之序；精到與簡捷，須同時講求；這就是曾國藩的戰略原則的總的要求。

　　（3）主張虛實相間的戰術方法

　　為了力求機局多變，曾國藩提出了“虛虛實實”之法。他說：“兵法最忌形見勢絀四字，常以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賊不能盡窺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如此訣。若常紮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既盡被賊黨覷破，則勢絀矣，此大忌也。”有一年，湘勇一統領張連蘭所部300人駐紮在牛角嶺，前後左右沒有增援部隊，曾國藩聽說後立即寫信加以製止，認為這樣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見勢絀”的毛病。結果五旗失守，他們沒有吸取教訓，又把第三旗駐紮在這裏，曾國藩寫信告訴他們，這就更呆板了。他說：用兵當深思熟慮，不能駐紮，就應退守，然後，軍隊合到一起，等敵人來時，就聯合起來與之決戰，隻要有一次得勝，銳氣就會振作起來。大凡敵我交戰，勝負常在須臾之間，即使救兵在8裏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濘天氣，即使在4裏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將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假若時時刻刻兢兢業業，夜夜提防，不過10天，就會疲勞不堪。使疲勞之師，就會產生暮氣，肯定沒有戰鬥力。曾國藩所擔心的一是怕孤軍無援，二是怕勞師無力。正是出於這種戰略戰術考慮，曾國藩對張連蘭說：“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老湘營昔日之妙處，全在於此。”湘軍在與太平天國軍隊交戰中始終處於弱勢，鼎盛期也不過30萬人，沒有正確的戰略和戰術，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後勝利的。為了避免“形見勢絀”，就要采取“變化不測”的方針。曾國藩曾指出曾國荃“行軍太缺少變化”，他說：“世事變化反複，往往出乎意料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曆事故，焉知局中之艱難哉……餘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特別“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輕兵”。

　　古往今來，爭戰以謀取勝，用兵無謀必敗。戰場之上風雲變幻，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因此，兵貴奇而忌太平，兵貴詐而忌太直。曾國藩認為，用兵之謀在於虛實，正奇，呆活，輕重等，在戰場上靈活運用，關鍵是根據當時情勢施計運謀。湘軍無堅不摧的驕人戰績與曾國藩的奇正用兵是分不開的。

　　§§第七章 學會保護自己，才能成全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