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 第一節 欲成大事先得強己
第一節 欲成大事先得強己
有些人做事隻圖快，不求成，結果做多少事都等於“竹籃打水一場空”。曾國藩講究“做事到位”的原則，從不輕易隨便為之，而是要做就做到稱心如意。這是成大事者的一種最基本的工作態度。
“閱讀精要”
一件事情方向正確、方法對頭並不一定就能做好，還必須要做到位。曾國藩的做事就像他的為人一樣，凡事都要一板一眼，務求做到實處，收得實效。所以盡管有時他的方法並不是最佳，因其執著認真，往往能收到奇效。
曾國藩以他的子弟兵——湘軍起家，他募練湘軍的過程最能體現他做事目標明確、貫徹到位的風格。他發明的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練兵方式在封建時代尤屬難能可貴。
（1）以創建死黨之心練兵
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以自募之兵勇取代了國家的正規軍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湘軍能打仗、善打仗，這正是曾國藩鼎力訓練的結果。曾國藩在湘軍中推行了兵製改革，其一大特色是他在軍隊內部強化封建意識。鹹豐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給郭崑燾的信中慷慨陳詞：“逆匪信天主之教，棄孔子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君也；但知有天，無所謂父也；蔑中國之人倫，聽從敵人的謬誤；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學賈氏官田之法，說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運以取息，而借王氏貸民之說，說這都是天王之貨。”這段話，與他在同月二十八日發布的《討粵匪檄》幾乎一模一樣，甚至連有些字句也相同，它的中心思想是要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倫關係，維護兩千多年的孔教統治。他在信中哀歎道：“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堯舜以來之奇變，我仲尼之所痛哭於九泉者也。”這就是說，曾國藩自辦團練之初便明確意識到，湘勇與太平軍之間開展的大規模戰爭，不隻是軍事鬥爭，而同時是兩種文化之戰，兩種精神意識之戰，兩種社會製度之戰。因此，當他寫信給郭嵩燾，動員他入幕時，曾國藩勸他不要認為入幕“替我走後門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以為國家之公義；不以為兵家討伐的常規，而以為公門千古就是變化的”。曾國藩的這封信，典型地說明他是靠豎起孔門的“忠義”大旗，來聚集那些崇尚名教、尊重名分的封建士子的。《湘軍記》載：江忠源帶楚勇援戰江西時，“士人輕死陷陣，每克縣城，國藩聞而樂之，益以忠義激勵將士”，是其證。在倡導忠義的思想指導下，曾國藩強調要創建“死黨”。他反複向朋僚們闡明：“我想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以讓功，敗則死力以相救。賦有誓不相棄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死黨。”因此，須“慷慨地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並且強調：“今欲圖謀大局……，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統領它，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他表白自己的心境說，他所求的，不在鄉勇，而在帶鄉勇的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膽忠義的氣概。”曾國藩提出了將領的四個條件，“第一要才能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貪圖急功近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如果抽象地看這四條，這些無疑是一個好將領所必須具備的。但曾國藩緊接著說：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備；無忠義血性，就是有這四者之相，但也是最終不可依靠的。”這就是說，對君主、上司、友朋的忠義之氣是主體，四者是從屬，無主體則無從屬，否則，即使四者全備，曾國藩也認為僅僅“貌似”，不能引他們為同黨。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國藩所聚集的骨幹力量，主要是以衛道者自居而仕途並不得意的文生，其次是講忠義的下層武夫。據羅爾綱《湘軍新誌》第四章統計，湘軍的重要將領連同曾、胡的幕僚共182人，其中可考者179人，而文生104人，占58%，武夫75人，占42%。
（2）立誌一不要錢二不怕死
從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國藩就立定了一個誌向：“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不要錢，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斷絕了後路。能做到這兩點，一個人就會英氣勃發，氣吞山河，壯誌淩雲。死，人人都怕，但天底下確有不怕死的人，關鍵是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死得重於泰山。胡林翼就曾說：“膽量人人都小，英雄隻不過是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而已。”湘軍是一支由文人組建起來的軍隊，而文人的特點就是思慮過多，貪生怕死。曾國藩想練就一支艱難百戰的勁旅，就必須首先喚發出他的將士的豪氣與英姿，他在挑選將官的時候，除了考察他是否熟諳用兵之道，是否有忠義之氣，還要考察他是否血氣方剛。那麽，他如何教導士兵勇敢呢？他說：本部堂招你們來充當鄉勇，替國家出力，每日給你們口糧，養活你們，均是皇上的國帑。原是要你們學些武藝，好與賊人打仗、拚命……若是學得武藝精熟，大膽上前，未必即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況人之生死有命焉。你若不該死時，雖千萬人將你圍住，自有神明護佑，斷不得死；你若該死，就坐在家中，還是要死。可見與賊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這種天命論色彩極強的思想，不隻是他教導士兵的法寶，也是他安慰自己的利器。他說：“吾嚐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不過，作為湘軍最高軍事統帥，既需有勇，還需有毅，正如蔡鍔所說：“軍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須於毅之一字下工夫。挾一往無前之誌。具百折不回之氣，毀譽、榮辱死生皆可不必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這就是一個高級將領所應具備的氣度。曾國藩說：“國藩昔在江西、湖南，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由此可見曾國藩的意誌力非常人可比。
（3）以仁義思想治兵
曾國藩深惡痛絕的還是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傷恨的，在‘敗不相救’四字。”因此，他認為綠營軍亟需改革，種種惡習、積習、陋習必須一掃而光，他製定了“別開生麵，斬斷日月”，“改弦更張，赤地立斷”改革方針，立誓要創建一支嶄新的軍隊。這是一支“士卒精強”，“精械精致”的武裝，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圖事”的勁旅，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隊伍。為此他在湘鄉守籍時創製了《要齊心》的歌謠。正是由於曾國藩的種種努力，湘軍果然成為“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部隊，他們即使平時有仇隙，可一到戰場卻能同仇敵愾，死生相顧，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侮）”嗎？這不就是蔡鍔所說的“有爭憤於公庭，而言歡於私室；有交哄於平昔，而救助於疆場”嗎？曾國藩認為：“治軍以勤字為第一，由閱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口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的；未有平日不習勞，麵臨敵忽能習勞的；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的。”勤勞，不是突然行動，不是心血來潮，不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而是一貫的生活作風，平時怎樣戰時怎樣，這就需要持之以恒。所以，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恒。”真是說到了要害處。曾國藩總結道：“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當常常提其朝氣。”曾國藩一麵在肅清湖南境內民眾的反抗，一麵又擴充他的部隊而成為湘軍。對於練兵、帶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憑著讀書、修養的一套“明理”功夫，竟把一支地主武裝練就出來。曾國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論說：仁與禮是治國治民的大經大法，曾國藩用這套理論來治兵，確有成效。當時他對士兵的要求，不僅是在營要做良兵，還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說：“我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禮來治兵，是儒家的倡導，他們認為如此這般的軍隊自是王者之師了，王者之師可以無敵於天下，所以曾國藩以書生來帶兵，就是走的這條路。曾國藩對士兵和下級軍官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隊前講話，“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於百語”，“雖不敢雲點頑石之頭，亦誠欲苦口滴杜鵑之血。”其對高中級軍官進行培養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個別談話和書信、批劄。他在一封奏折中頗為自豪地宣稱：“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誡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班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可以說，這是曾國藩帶兵的重要特點，八旗、綠營乃至以往各朝的軍隊是很少這樣做的。
正是由於曾國藩的種種努力，湘軍果然成為“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部隊，他們即使平時有仇隙，可一到戰場卻能同仇敵愾，氣勢浩蕩，死生相顧。這裏最重要的，是曾國藩身先士卒，起帶頭作用，不敢一事懈怠推諉，所以眾將士才有呼必應，奮勇殺敵的。這中間支撐曾國藩練兵有成得遂大業的有兩點：一是不得避事，這正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二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這就是他為什麽在嶽州、靖江、湖口三次大敗以後投河自盡的原因。表麵上是他兵敗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全誌。《禮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元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效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誌。
“閱讀精要”
一件事情方向正確、方法對頭並不一定就能做好，還必須要做到位。曾國藩的做事就像他的為人一樣，凡事都要一板一眼，務求做到實處，收得實效。所以盡管有時他的方法並不是最佳，因其執著認真，往往能收到奇效。
曾國藩以他的子弟兵——湘軍起家，他募練湘軍的過程最能體現他做事目標明確、貫徹到位的風格。他發明的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練兵方式在封建時代尤屬難能可貴。
（1）以創建死黨之心練兵
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以自募之兵勇取代了國家的正規軍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湘軍能打仗、善打仗，這正是曾國藩鼎力訓練的結果。曾國藩在湘軍中推行了兵製改革，其一大特色是他在軍隊內部強化封建意識。鹹豐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給郭崑燾的信中慷慨陳詞：“逆匪信天主之教，棄孔子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君也；但知有天，無所謂父也；蔑中國之人倫，聽從敵人的謬誤；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學賈氏官田之法，說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運以取息，而借王氏貸民之說，說這都是天王之貨。”這段話，與他在同月二十八日發布的《討粵匪檄》幾乎一模一樣，甚至連有些字句也相同，它的中心思想是要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倫關係，維護兩千多年的孔教統治。他在信中哀歎道：“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堯舜以來之奇變，我仲尼之所痛哭於九泉者也。”這就是說，曾國藩自辦團練之初便明確意識到，湘勇與太平軍之間開展的大規模戰爭，不隻是軍事鬥爭，而同時是兩種文化之戰，兩種精神意識之戰，兩種社會製度之戰。因此，當他寫信給郭嵩燾，動員他入幕時，曾國藩勸他不要認為入幕“替我走後門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以為國家之公義；不以為兵家討伐的常規，而以為公門千古就是變化的”。曾國藩的這封信，典型地說明他是靠豎起孔門的“忠義”大旗，來聚集那些崇尚名教、尊重名分的封建士子的。《湘軍記》載：江忠源帶楚勇援戰江西時，“士人輕死陷陣，每克縣城，國藩聞而樂之，益以忠義激勵將士”，是其證。在倡導忠義的思想指導下，曾國藩強調要創建“死黨”。他反複向朋僚們闡明：“我想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以讓功，敗則死力以相救。賦有誓不相棄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死黨。”因此，須“慷慨地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並且強調：“今欲圖謀大局……，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統領它，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他表白自己的心境說，他所求的，不在鄉勇，而在帶鄉勇的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膽忠義的氣概。”曾國藩提出了將領的四個條件，“第一要才能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貪圖急功近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如果抽象地看這四條，這些無疑是一個好將領所必須具備的。但曾國藩緊接著說：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備；無忠義血性，就是有這四者之相，但也是最終不可依靠的。”這就是說，對君主、上司、友朋的忠義之氣是主體，四者是從屬，無主體則無從屬，否則，即使四者全備，曾國藩也認為僅僅“貌似”，不能引他們為同黨。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國藩所聚集的骨幹力量，主要是以衛道者自居而仕途並不得意的文生，其次是講忠義的下層武夫。據羅爾綱《湘軍新誌》第四章統計，湘軍的重要將領連同曾、胡的幕僚共182人，其中可考者179人，而文生104人，占58%，武夫75人，占42%。
（2）立誌一不要錢二不怕死
從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國藩就立定了一個誌向：“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不要錢，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斷絕了後路。能做到這兩點，一個人就會英氣勃發，氣吞山河，壯誌淩雲。死，人人都怕，但天底下確有不怕死的人，關鍵是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死得重於泰山。胡林翼就曾說：“膽量人人都小，英雄隻不過是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而已。”湘軍是一支由文人組建起來的軍隊，而文人的特點就是思慮過多，貪生怕死。曾國藩想練就一支艱難百戰的勁旅，就必須首先喚發出他的將士的豪氣與英姿，他在挑選將官的時候，除了考察他是否熟諳用兵之道，是否有忠義之氣，還要考察他是否血氣方剛。那麽，他如何教導士兵勇敢呢？他說：本部堂招你們來充當鄉勇，替國家出力，每日給你們口糧，養活你們，均是皇上的國帑。原是要你們學些武藝，好與賊人打仗、拚命……若是學得武藝精熟，大膽上前，未必即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況人之生死有命焉。你若不該死時，雖千萬人將你圍住，自有神明護佑，斷不得死；你若該死，就坐在家中，還是要死。可見與賊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這種天命論色彩極強的思想，不隻是他教導士兵的法寶，也是他安慰自己的利器。他說：“吾嚐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不過，作為湘軍最高軍事統帥，既需有勇，還需有毅，正如蔡鍔所說：“軍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須於毅之一字下工夫。挾一往無前之誌。具百折不回之氣，毀譽、榮辱死生皆可不必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這就是一個高級將領所應具備的氣度。曾國藩說：“國藩昔在江西、湖南，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由此可見曾國藩的意誌力非常人可比。
（3）以仁義思想治兵
曾國藩深惡痛絕的還是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傷恨的，在‘敗不相救’四字。”因此，他認為綠營軍亟需改革，種種惡習、積習、陋習必須一掃而光，他製定了“別開生麵，斬斷日月”，“改弦更張，赤地立斷”改革方針，立誓要創建一支嶄新的軍隊。這是一支“士卒精強”，“精械精致”的武裝，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圖事”的勁旅，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隊伍。為此他在湘鄉守籍時創製了《要齊心》的歌謠。正是由於曾國藩的種種努力，湘軍果然成為“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部隊，他們即使平時有仇隙，可一到戰場卻能同仇敵愾，死生相顧，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侮）”嗎？這不就是蔡鍔所說的“有爭憤於公庭，而言歡於私室；有交哄於平昔，而救助於疆場”嗎？曾國藩認為：“治軍以勤字為第一，由閱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口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的；未有平日不習勞，麵臨敵忽能習勞的；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的。”勤勞，不是突然行動，不是心血來潮，不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而是一貫的生活作風，平時怎樣戰時怎樣，這就需要持之以恒。所以，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恒。”真是說到了要害處。曾國藩總結道：“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當常常提其朝氣。”曾國藩一麵在肅清湖南境內民眾的反抗，一麵又擴充他的部隊而成為湘軍。對於練兵、帶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憑著讀書、修養的一套“明理”功夫，竟把一支地主武裝練就出來。曾國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論說：仁與禮是治國治民的大經大法，曾國藩用這套理論來治兵，確有成效。當時他對士兵的要求，不僅是在營要做良兵，還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說：“我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禮來治兵，是儒家的倡導，他們認為如此這般的軍隊自是王者之師了，王者之師可以無敵於天下，所以曾國藩以書生來帶兵，就是走的這條路。曾國藩對士兵和下級軍官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隊前講話，“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於百語”，“雖不敢雲點頑石之頭，亦誠欲苦口滴杜鵑之血。”其對高中級軍官進行培養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個別談話和書信、批劄。他在一封奏折中頗為自豪地宣稱：“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誡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班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可以說，這是曾國藩帶兵的重要特點，八旗、綠營乃至以往各朝的軍隊是很少這樣做的。
正是由於曾國藩的種種努力，湘軍果然成為“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部隊，他們即使平時有仇隙，可一到戰場卻能同仇敵愾，氣勢浩蕩，死生相顧。這裏最重要的，是曾國藩身先士卒，起帶頭作用，不敢一事懈怠推諉，所以眾將士才有呼必應，奮勇殺敵的。這中間支撐曾國藩練兵有成得遂大業的有兩點：一是不得避事，這正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二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這就是他為什麽在嶽州、靖江、湖口三次大敗以後投河自盡的原因。表麵上是他兵敗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全誌。《禮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元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效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