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二節 關鍵時顯示出男子漢大丈夫的氣魄

　　什麽樣的人算作男子漢大丈夫？憑拳腳欺行霸市、魚肉鄉裏者不能算，憑權勢作威作福者不能算，平日裏慷慨激昂、遇到事情要麽做縮頭烏龜，要麽像兔子一樣跑得比誰都快者也不能算。隻有那些以大義為重、敢於擔當、勇於任事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漢。曾國藩就是這樣一位外表文弱，氣衝鬥牛的男子漢。

　　（1）向皇帝上疏極言用人之道

　　鹹豐皇帝繼位以後的時局頗為艱難，中國曆史上最大一次農民起義正在廣西地區醞釀成熟，時刻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政權。為挽回人心，渡過難關，除罷黜穆彰阿和懲辦耆英以外，他還頒詔求言，封章密奏。許多朝臣應詔陳言，直諫流弊，一改道光年間“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利病”的局麵。曾國藩認為革除弊政時機已經到來，於是兩年內連續上奏折，直陳時局利弊，希圖說服鹹豐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弊端，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麵進行整頓。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以後，他連上兩道奏疏，陳言用人之道。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指出：“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他首先明確指出朝廷內外官員所存在的問題：“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曾國藩對官場內外惡習的概括，可謂透徹、獨到。使官員成為有用之才的方法，即“轉移之道”，“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在官員中樹立學習與研究的風氣，以提高官員的素質，而“又必皇上以身作則，才能操轉移風化之本”。培養官員的方法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對於人才的培養、利用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考察官員的最好方法是通過“奏折”的形式。他列舉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的直諫事例，希望鹹豐皇帝能堅持“求言甚切”的作風，“借奏折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教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隻看見有益，當初看不到也有害。”他在極力呼籲鹹豐皇帝重視人才的同時，針對鹹豐初年官吏腐敗、墮落、人才缺乏的嚴重問題，在第二道奏折《條陳日講事宜疏》中，竭力推薦李棠階、吳廷棟、嚴正基、王慶雲、江忠源五人可用。雖然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奏折評價很高，但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而廣西的政治局勢卻愈演愈烈，不久便在廣西金田村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清朝的政局也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

　　（2）冒著罷官送命的風險上疏直諫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38歲誕辰，“拜上帝會”農民群眾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義。定國號為太平天國，洪秀全稱天王，改明年為辛開元年，留發易服。以楊秀清為左輔正軍師，領中軍主將；蕭朝貴為右弼又正軍師，領前軍主將；馮雲山為前導副軍師，領後軍主將；韋昌輝為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並決定立即向外發展。清政府對於廣西的情況最初了解甚少，而對拜上帝會的情況，則知道得更晚。初期，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遍地開花的天地會方麵，直到金田起義前夕，清軍曾與拜上帝會發生了兩場戰役，一是思旺戰役；一是蔡村江之戰，經過這兩次戰役，使清軍認識到了拜上帝會的力量，尤其是蔡村江一役，使潯州清軍不敢與之再戰。欽差大臣李星沅是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初二日抵達廣西桂林的。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曆學政、知府、糧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等職。李星沅奉命入桂，對於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采取了“厚集兵力”，進攻金田村的方針，認為：“此股一破，其餘都瓦解了。”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報鹹豐皇帝：“桂平縣之金田村賊首韋政、洪秀全等私結尚弟上帝會，擅貼偽號偽示，招集遊匪萬餘，肆行不法……群盜實在太猖獗，必須先集重兵才能攻克，一鼓作氣，聚而殲滅。”這時鹹豐皇帝才知道韋政（韋昌輝）、洪秀全的名字，但把韋昌輝當成主要領導人。太平軍與清軍相戰兩個月，連占許多地方，李星沅、周天爵、向榮連吃敗仗，相互責罵，束手無策，這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曾國藩於鹹豐元年三月（1851年4月）再次上疏——《議汰兵疏》，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他說：“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麵對財用不足，應從根本上杜絕不必要的開支，其中節餉就是一項。他列舉了各地軍隊的種種腐敗狀況後指出，“醫者之治病癰之甚者，必割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弱卒，蓋亦當量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否則，是無法改變武備廢弛的現狀。其後，他又大量列舉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提出“欲請汰兵五萬，仍複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如若實現此項計劃，每年可省餉銀120萬兩，若專用於救荒賑貧和廢除捐例，可以使社會情況和吏治又得以改善，並能夠促動軍隊的訓練。”對於鹹豐帝的征言納諫不能估計過高，他隻是想力求挽回人心，對於革除弊政並沒有真正的決心。繼位盈年，朝政並無起色，而從廣西傳來的作戰失利的消息，卻源源不斷。憑著對清政府的一片“血誠”，於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再上一疏《敬陳勝德三端預防流弊》，鋒芒直指鹹豐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絕鹹豐皇帝由於年輕而引發的驕矜之氣和扭轉朝野上下的“惟阿之風”。奏疏中，他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他認為皇帝的第一樣“聖德”是敬慎。每當皇帝祭祀之時，“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瑣碎之弊病在於，見小而遺大，謹其所不必謹，而於國計之遠大者，反略而不問。他批評鹹豐皇帝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發往廣西的人員安排不當。這對於當時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輕，塗飾細行，以求容悅取寵的作風，不啻為無情的棒喝。皇帝的第二樣“聖德”是好古。皇帝於“百忙之中，養修精神閱覽古籍；遊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辨別不仔細，其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

　　文飾之弊端，在於崇尚虛文而卻不務實際。他直言鹹豐皇帝徒尚虛文，不求實際。奏折說：“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最終而疏之萬裏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最終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隻是裝飾一下納諫這張虛假的文章。”皇帝的第三樣“聖德”是廣大。皇帝“娛神淡遠，恭己自樂，曠然若有天下而不給，這是廣大之美德。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曾國藩批評鹹豐皇帝剛愎自用，自食其言。“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又說：“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這是我區區之大懼。”總之，他想借助於尖銳的批評，以達到促成鹹豐皇帝革除弊政的決心。專製政治的弊病，莫如專製者自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草芥。曾國藩洋洋灑灑，痛陳鹹豐皇帝的錯誤，這並非專製皇帝所樂意聽聞的。況且在積威之下，大多數人為保求功名，也決不肯將逆耳之言向皇帝陳述，以免頓罹不測之禍。曾國藩上此奏疏確要擔一定風險。因此，他說：“折子初上之時，餘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但他出於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封建國家的一片赤誠，甘願冒此風險。“蓋以受恩深重……，若於此時不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惟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奏折送上之後，鹹豐皇帝披覽未畢，則大動肝火，“怒摔其折於地，立召軍機大臣欲加罪他”。隻是由於大學士祁雋藻一再疏解，才免獲罪。鹹豐皇帝雖降旨褒獎他敢言，命他兼署刑部侍郎，但他的心情卻由此變得沉重。麵對專製政權的淫威，他不得不謹慎處之。一個月後，他在其奏折中表示：“臣材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及汲黯之思誠，但師其憨。”表白其似有悔恨之心情。

　　封建時代，士大夫雖享榮華，高高在上，但伴君如伴虎，動輒得咎，一言不慎，可能身家性命都得賠上。但是作為一種規律，我們也經常看到這樣一種曆史現象，在社會劇烈動蕩的重要關頭，君心思變之時，即使是平常的暴戾之君，也往往能聽一些臣下的逆耳之言，這個時候，對於某些能察其變的人來說，可能就是個機會。而曾國藩碰到了這個機會，也抓住了這個機會，因為他日後的飛黃騰達與此時給鹹豐留下的印象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