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一節 學會借勢而起是智舉

　　失去機會是人生最大的遺憾。許多難以成就自己的人，在這方麵總是吃盡了苦頭，應當引以為戒。曾國藩是一個捕獲機會的大師，因為他把自己當做“獵手”，把任何一次機會都當做“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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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遇到很多機會，成功者的不同之處就是像獵手追尋獵物一樣，善於抓住機會，把每個機會變成向上攀升的階梯。在曾國藩的成功曆程中，該抓住的機會他都抓住了，並使這些機會得到了最充分地利用。

　　曾國藩善於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為己所用：也善於靠上——依靠上層要人的力量為自己撐腰說話。一個人能力強隻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於借勢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舉，這樣的機會在一生中抓住那麽一兩次就夠了。

　　曾國藩在仕途上的發展是頗為一帆風順的。他1838年中進士，1840年授翰林院檢討，1847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1849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變化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內閣學士時寫信對他祖父說：“六月初二日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載四級，遷擢不次。”又不無自負地寫信對他的弟弟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年中進士十年而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以及餘三人”。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說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中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曾國藩升發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個人勤奮幹練，在士林中有一定聲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而後一條尤為重要。如果沒有穆彰阿的援引，無論他多麽勤奮好學，聰明能幹，要在十年內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頗能洞悉內情的王闓運就堅持認為，曾國藩的迅速發跡，主要得力於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後的人也大都持同樣看法。中國唐代及其以前諸朝，丞相有相當一部分權力。自宋以下，相權漸削，君權日重。及至清代，事無大小皆由皇帝專決，相權也就微不足道了。穆彰阿最善於窺測道光皇帝的意向，進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黨同伐異。無所不用其極。鴉片戰爭時他打擊抵抗派，陷害林則徐，極力慫恿道光皇帝對英妥協投降，就是施展的這種手法，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多年來，他利用衡文大權，網羅黨羽，培植親信，遂致“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曾國藩戊戌年會考中式，正總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師生之誼，時相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關照。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其後飛黃騰達的起點。在此之前，曾之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則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問曾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

　　見曾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辰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曾國藩“綴綴向用矣”。曾國藩對穆彰阿也極為感激。穆被罷職後，曾每過穆宅，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後，曾赴任直隸總督前進京晉見時，還專程拜訪穆宅。後來曾赴天津辦理教案，恐自己再無機會進京，又專門寫信令其子曾紀澤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兒子薩廉致意。

　　曾國藩出身中小地主，生長僻遠山村，如果沒有科舉製度，無論他多麽聰明能幹，刻苦攻讀，都不可能爬上官僚階層。就他個人來說則尤為幸運，其科考之順利，升遷之迅速，地位之顯，兼職之多，都是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所望塵莫及的。而在這一過程中，穆彰阿這一要人的提攜之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