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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人才培養如同“接力棒”
用人易，育人難。曾國藩深知，幕僚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為此，他在實踐中形成了自己一套獨到的培養人才的風格和方法。
（1）以“清慎誠戒”要求和培養
幕僚曾國藩認為，人才的成長，既與行政領導者的培養有關，也與士人學習空氣有密切關聯。“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誌，和者不可擅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這點，不僅一般地說明了教師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了注重教育內容和言教身教的重大意義。仿“君子”之行，習“君子”之說，然後就可以成為“君子”，這是人們自我培養之道；也說明為人師表者必須以“君子”之道嚴格要求自己、身教勝過言教。士風的好壞，表現在許多方麵，而重要標誌則是士人的誌向與意趣。誌向遠大、意趣高尚者與誌尚低下、意趣猥瑣者，其發展前途截然有別。曾國藩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視，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他教誨弟弟和子侄，告誡部屬，多從培養他們的誌向與意趣入手，諄諄不息。這為他的“勤教”方針增添了更多的光環。“勤教”又須與“嚴繩”相輔相成。教而不管，效若不教；管而不教，雖管無效。曾國藩有時把“嚴繩”改說為“督責”。他解釋說：“督責者，商鞅立本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商鞅立本為法，有禁必止。隻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循循於規矩之中”。他認為人大體上有兩類：高明的人喜歡照顧麵子，不甘居於人後。如果表揚他說他忠誠，那麽他就更加效忠，讚許他清廉，他就會更加清廉。卑瑣的人本無大誌，隻會斤斤計較。如果嚴加管教他，那他就畏懼。對他管教鬆懈一點，那麽他就越來越放肆。所以須區別不同對象，不同對待，或者以勉勵為主，或者多加防範；方法是，“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這是一門絕妙的領導藝術。曾國藩既能“自立準繩，自為守之”，所以他對下屬的“嚴繩”頗有鎮懾力和說服力。他強調人才“皆由勉強磨煉而出”，強調《中庸》所說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和實踐出真知的過程，他指派幕僚擔任方麵軍的指揮者以前，大多先派他們在營務處等直屬單位磨煉一番。他不但對才能的形成強調磨煉，對品德的形成更強調磨煉。他常以“恒守‘清慎誠戒’四字”要求幕僚，並要求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做起。他對李鴻章的磨煉在當時就被人傳頌。不少事例說明，曾氏幕府實際上又成為了“培育人才”的學校。
（2）培養人才煞費苦心
“收、用、教、繩”是解決人才問題的四個項目，而“廣、慎、勤、嚴”則是曾國藩處理這些項目的四字訣。他兢兢業業地踐履四字訣，使他的政治生涯蒸蒸日上，受用不淺。曾國藩在教育幕僚這一點上很有一套辦法。他根據自己的實踐，將當時切於實用的知識學問概括為四項內容，令每個幕僚自選一項進行練習，並將此列入條令，人人都必須遵守。曾國藩的這幾條規定，既有各位幕僚應當練習的具體內容和方法，也有對其必要性的說明，既是勸誡，也是命令，既有引導，也有鞭策，真是字斟句酌，費盡苦心。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約有三條：課讀、曆練、言傳身教。曾國藩要求所有部屬、僚友按其專業方向讀書學習，而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則抓得尤緊，要求尤嚴，既有布置，也有檢查。在環境較為安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如曾國藩大營進駐安慶之後，他就對身邊幕僚進行定期考試，每月兩次，親出題目，親閱試卷，評定等次。在曾國藩與趙烈文的《日記》中，都有關於曾國藩考試幕僚的記載。曾國藩通過這種辦法，既可督促幕僚讀書學習，也可了解他們各自的情況和水平。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利用茶餘飯後的閑暇，結合自己的閱曆與讀書心得談古論今，內容切合實際，形式生動活潑，使幕僚潛移默化，增長學問，擴大眼界。薛福成與李鴻章都曾談論過關於曾國藩召幕僚“會食”及飯後講論的情形。李鴻章則事後對人說：“在營中時，我老師（指曾國藩）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絲不笑，以五個指頭作耙，隻管捋須，穆然端坐。”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曾國藩則主要采取個別談話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結合實際工作進行教育。曾國藩在回顧自己對部將的教育時則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這裏說的是帶兵將領，而其於幕僚亦與之相似。在曾國藩的《書劄》與《批劄》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對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總是諄諄囑咐，既有鼓勵、鞭策，也有告誡。對一些親近幕僚的訓誡更是不勝枚舉。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帶兵期間，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贛州厘金局期間，曾國藩都連連寫信，有票必批，有函必答，於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厭其煩，循循誘導。曾國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據各人的特點進行培養。有的人，如張裕釗、吳汝綸文學基礎很好，曾國藩就令其在幕中讀書，專攻古文，以求發展，而不讓他們做具體工作，征得他們的同意，也不薦舉做官。大將鮑超，英氣勃發，勇猛慣戰，但學養淺薄，缺乏心計。在作戰中，曾國藩常讓他衝鋒臨陣，卻不準參與軍機謀劃。曾國藩在聚集與培養人才方麵確是煞費苦心，不遺餘力，他自己講求才之道約有三端：“曰訪察、曰教化、曰督責。探訪如鷙鳥、猛獸之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者，商鞅立本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也正因為這一點，曾國藩幕府對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評論的那樣：他任職兼圻時，雖然在幕府外設立了書局，忠義采訪局以安置有賢才的人，而俸祿僅隻能維持家計，但他能揚人之長，讓其成才，因而歸順他的人也如流水一樣。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例如，趙烈文鹹豐五年（1855年）底初入曾國藩幕，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再次入幕，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春始行拜師大禮，改變稱呼。此足見其鄭重其事，並非草率之舉，阿諛之行。曾國藩終因他的重人、用人與育人而獲得人們稱許。他的重人、用人、育人已成一體，高度體現出他作為一代宗師的穎悟與睿智。
培養人才像自己做學問一樣，不僅條規縷矩，而且嚴加督導、殷殷教誨，其中體現的長者風範和愛才、育才之切，放眼古今，惟曾國藩一人而已。
§§第五章 像獵手一樣緊追每一個人生機會
（1）以“清慎誠戒”要求和培養
幕僚曾國藩認為，人才的成長，既與行政領導者的培養有關，也與士人學習空氣有密切關聯。“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誌，和者不可擅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這點，不僅一般地說明了教師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了注重教育內容和言教身教的重大意義。仿“君子”之行，習“君子”之說，然後就可以成為“君子”，這是人們自我培養之道；也說明為人師表者必須以“君子”之道嚴格要求自己、身教勝過言教。士風的好壞，表現在許多方麵，而重要標誌則是士人的誌向與意趣。誌向遠大、意趣高尚者與誌尚低下、意趣猥瑣者，其發展前途截然有別。曾國藩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視，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他教誨弟弟和子侄，告誡部屬，多從培養他們的誌向與意趣入手，諄諄不息。這為他的“勤教”方針增添了更多的光環。“勤教”又須與“嚴繩”相輔相成。教而不管，效若不教；管而不教，雖管無效。曾國藩有時把“嚴繩”改說為“督責”。他解釋說：“督責者，商鞅立本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商鞅立本為法，有禁必止。隻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循循於規矩之中”。他認為人大體上有兩類：高明的人喜歡照顧麵子，不甘居於人後。如果表揚他說他忠誠，那麽他就更加效忠，讚許他清廉，他就會更加清廉。卑瑣的人本無大誌，隻會斤斤計較。如果嚴加管教他，那他就畏懼。對他管教鬆懈一點，那麽他就越來越放肆。所以須區別不同對象，不同對待，或者以勉勵為主，或者多加防範；方法是，“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這是一門絕妙的領導藝術。曾國藩既能“自立準繩，自為守之”，所以他對下屬的“嚴繩”頗有鎮懾力和說服力。他強調人才“皆由勉強磨煉而出”，強調《中庸》所說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和實踐出真知的過程，他指派幕僚擔任方麵軍的指揮者以前，大多先派他們在營務處等直屬單位磨煉一番。他不但對才能的形成強調磨煉，對品德的形成更強調磨煉。他常以“恒守‘清慎誠戒’四字”要求幕僚，並要求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做起。他對李鴻章的磨煉在當時就被人傳頌。不少事例說明，曾氏幕府實際上又成為了“培育人才”的學校。
（2）培養人才煞費苦心
“收、用、教、繩”是解決人才問題的四個項目，而“廣、慎、勤、嚴”則是曾國藩處理這些項目的四字訣。他兢兢業業地踐履四字訣，使他的政治生涯蒸蒸日上，受用不淺。曾國藩在教育幕僚這一點上很有一套辦法。他根據自己的實踐，將當時切於實用的知識學問概括為四項內容，令每個幕僚自選一項進行練習，並將此列入條令，人人都必須遵守。曾國藩的這幾條規定，既有各位幕僚應當練習的具體內容和方法，也有對其必要性的說明，既是勸誡，也是命令，既有引導，也有鞭策，真是字斟句酌，費盡苦心。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約有三條：課讀、曆練、言傳身教。曾國藩要求所有部屬、僚友按其專業方向讀書學習，而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則抓得尤緊，要求尤嚴，既有布置，也有檢查。在環境較為安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如曾國藩大營進駐安慶之後，他就對身邊幕僚進行定期考試，每月兩次，親出題目，親閱試卷，評定等次。在曾國藩與趙烈文的《日記》中，都有關於曾國藩考試幕僚的記載。曾國藩通過這種辦法，既可督促幕僚讀書學習，也可了解他們各自的情況和水平。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利用茶餘飯後的閑暇，結合自己的閱曆與讀書心得談古論今，內容切合實際，形式生動活潑，使幕僚潛移默化，增長學問，擴大眼界。薛福成與李鴻章都曾談論過關於曾國藩召幕僚“會食”及飯後講論的情形。李鴻章則事後對人說：“在營中時，我老師（指曾國藩）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絲不笑，以五個指頭作耙，隻管捋須，穆然端坐。”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曾國藩則主要采取個別談話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結合實際工作進行教育。曾國藩在回顧自己對部將的教育時則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這裏說的是帶兵將領，而其於幕僚亦與之相似。在曾國藩的《書劄》與《批劄》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對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總是諄諄囑咐，既有鼓勵、鞭策，也有告誡。對一些親近幕僚的訓誡更是不勝枚舉。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帶兵期間，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贛州厘金局期間，曾國藩都連連寫信，有票必批，有函必答，於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厭其煩，循循誘導。曾國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據各人的特點進行培養。有的人，如張裕釗、吳汝綸文學基礎很好，曾國藩就令其在幕中讀書，專攻古文，以求發展，而不讓他們做具體工作，征得他們的同意，也不薦舉做官。大將鮑超，英氣勃發，勇猛慣戰，但學養淺薄，缺乏心計。在作戰中，曾國藩常讓他衝鋒臨陣，卻不準參與軍機謀劃。曾國藩在聚集與培養人才方麵確是煞費苦心，不遺餘力，他自己講求才之道約有三端：“曰訪察、曰教化、曰督責。探訪如鷙鳥、猛獸之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者，商鞅立本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也正因為這一點，曾國藩幕府對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評論的那樣：他任職兼圻時，雖然在幕府外設立了書局，忠義采訪局以安置有賢才的人，而俸祿僅隻能維持家計，但他能揚人之長，讓其成才，因而歸順他的人也如流水一樣。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例如，趙烈文鹹豐五年（1855年）底初入曾國藩幕，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再次入幕，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春始行拜師大禮，改變稱呼。此足見其鄭重其事，並非草率之舉，阿諛之行。曾國藩終因他的重人、用人與育人而獲得人們稱許。他的重人、用人、育人已成一體，高度體現出他作為一代宗師的穎悟與睿智。
培養人才像自己做學問一樣，不僅條規縷矩，而且嚴加督導、殷殷教誨，其中體現的長者風範和愛才、育才之切，放眼古今，惟曾國藩一人而已。
§§第五章 像獵手一樣緊追每一個人生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