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六節 提升法則：重用有用有功之人

　　別人跟著你做事，都希望能做出一點名堂。曾國藩的手下之所以能聚攏一批肯下死力的能人誌士，在於曾氏對於有用有功之人肯下大力氣予以提攜，使人能從任事過程中看到個人前途的希望。

　　（1）不拘舊例保舉人才

　　曾國藩一生薦舉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他的幕僚。曾國藩幕僚有四百餘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受過他的保舉。可以說，凡為其幕僚者幾乎人人都有頂戴，即使不是實缺官員，也有候補、候選、記名之類名堂，無此資格者反倒為數極少，成為鳳毛麟角。而獲得實任者，更是直接間接地借助於曾國藩的薦舉之力，幕僚中二十六名督撫、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員，以及難以數計的道、府、州、縣官員，多受過曾國藩的保舉，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隻一次。他們所以得任現有最高官職，有的係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國藩死後循資升遷，有的則完全出自曾國藩的推薦。曾國藩保舉幕僚的目的，一是客觀實際的需要，一是作為獎勵部下，激勵奮進的手段。攻陷被太平軍長期占領的地區，如安徽省，人人視為畏途，避之猶恐不及。這樣，曾國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人充任地方官員。同時，曾國藩每到一處，就彈劾不法官吏，又以整頓吏治為念，因此也有許多空缺留給了幕僚，在直隸，從江南奏調大批幕僚北上，待機補缺，一次即達十一員之多，錢應溥、薛福成、吳汝綸、陳鼐、遊智開、趙烈文、方宗誠等都是這次調去的。其後除隨曾國藩返回江南的錢、薛、吳等人外，留於直隸者均先後補授實缺，既對直隸吏治有所補益，亦使這些追隨多年的幕僚找到出路。戰爭期間非重獎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獎勵手段又不外升官、發財二事。其時籌餉相當困難，前線弁勇除口糧稍優外不可能再另外給予重金獎勵，而幕僚等後方人員則連薪資亦並不豐厚。辦厘人員薪水來自厘金提成，糧台人員薪水來自湘平與庫平銀兩的差色折算餘數，弄得好也還收入不錯。而文案人員則薪水出自軍費，標準甚低，數有定額，僅能維持全家生活。他們所以對曾國藩幕府趨之若鶩，主要是為了學點真才實學，混個一官半職。曾國藩利用幕府訓練與培養出大批人才，並委以重任，保舉高官，以致“薦賢滿天下”。這樣，保舉也就成為了曾國藩吸引人才、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曾國藩從軍之初，對這一點體會並不深刻，不大量保舉，舍不得花錢，因而人們都不願依附。

　　如鹹豐四年（1854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占百分之三。鹹豐五六兩年保奏三案，合計僅數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主要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致。回顧往事，亦甚感對不住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沉於下位，實於自己保舉不力有關。對此，好友劉蓉多次向曾國藩進言，並舉楚漢之爭為例，曾國藩有所觸動。後來，趙烈文又上書懇切進言，曾國藩隨即改弦更張。從鹹豐十一年（1861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是匯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攻占一城、奪回一地或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匯保之案，於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特保多以薦舉人才的方式保奏，如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以常州士紳辦團堅守危城為由，一次就特保周騰虎、劉瀚清、趙烈文等六員。密保之案則專為立有大功或特別優異的人才個別辦理，或專具密折，或夾帶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之密折等。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措辭偶爾含混不清，那麽就要重新草擬，官員的升遷降黜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奏保甚濫，而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的切實考語不可。因這些考語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正因為這一點，正保一般隻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而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鹹豐十一年（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人的八字考語極有力量，說李“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左宗棠“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在左宗棠評語中，又加“才可獨當一麵”，沈葆楨“器識才略，實堪大用，臣目中罕見其匹”。清廷很快準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撫，沈葆楨授江西巡撫，李鴻章授江蘇巡撫，由此可見密保作用之大。曾國藩辦團練之初，自身難保，欲謀一個實缺幾近七年之久，更不論對屬下人員的保舉了。

　　鹹豐四至七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鹹豐八年（1858年）再出領軍後，奏保幕僚較前為多，但又常遭議駁，難獲批準。鹹豐九年（1859年），奏保按察使銜候補道員李鴻章升任兩淮鹽運使，即未獲批準。隨著漸握實權，門庭廣大，尤其是出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即請旨簡放實缺，亦無不獲準。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時，清政府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致鹹豐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三人，論資格都不夠，沈、李是由道員直升巡撫，是軍興以來超升中極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論出身隻是個舉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屬幕僚之類。惲世臨半年兩遷而至，郭嵩燾、李瀚章則兩年之中連升三級，由道員位至巡撫。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軍攻占天京之後，清政府開始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略加限製。吏部頒布新章規定，凡各省保薦人員，尋常勞績概不準超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對糧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國藩不得不變換手法，免遭部議。其後曾國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頓吏治、薦舉人才為詞。尤其北上與撚軍作戰和移督直隸前後，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實缺。曾國藩奏保幕僚，按奏保方式可分為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種。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這種辦法最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最大，但有時卻不大方便。例如劉蓉和郭嵩燾二人，追隨最久，功勞亦大，才能足任各方麵，曾國藩早想讓他們升任高位，而礙於兒女姻親，便應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隻好托人代辦。第一次曾國藩打算將劉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沒有辦成。其後駱秉章入川奏請攜左宗棠同行，曾國藩留左而薦劉終於達到目的，使劉蓉兩年之中連升四級，由候補知府躍居陝西巡撫之位。郭嵩燾則先由李鴻章保為兩淮鹽運使，再托兩廣總督毛鴻賓奏保廣東巡撫。

　　（2）不濫保人才

　　幕僚追隨幕主，出謀劃策，出生入死，曾國藩自然酬以實惠，這也是趙烈文所說的“集眾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難，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劉瀚清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劉是江蘇武進人，原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幕僚，負責草擬奏稿，很受胡的器重。鹹豐七年（1857年）四月，太平軍席卷蘇、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劉瀚清身當幕主及形勢危殆之時，辭歸鄉裏，引起胡、曾的不滿。胡林翼於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劉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1862年），劉瀚清進入曾國藩幕府，以後又隨曾北上鎮壓撚軍。但移督直隸時，劉又遲疑不肯隨行。在曾國藩的眼裏，劉是不能勝任艱巨的人，因此雖敬其有才，但也不保舉。劉後任上海預備學校校長，負責培養赴美留學生。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之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之人。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曾國藩以後接受教訓，對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兩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認為丁日昌難以擔當此任，並提出自己的理由，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消此議。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

　　有些人能夠舉賢薦能，但都覺人言可畏，不敢用親；有些人出於私利，舉賢不敢用仇。曾國藩之所以與眾不同，還在於他能舉賢不避親仇，這需要的是與眾不同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