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五節 一定要有自己的智囊團

　　遇事隻靠自己很難成功。曾國藩善於用人，更善於用幕僚，這使得曾國藩在當時的中興名臣當中擁有了最強大的幕僚陣容。他的智囊們為他籌劃錢糧、應對垂問、參謀軍機，也使曾國藩每做決斷，總能集思廣益，找到最佳的行動方案。

　　（1）把為國薦才當做自己的責任

　　鹹豐十年（1860年）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鹹豐帝避走灤陽熱河行宮，朝廷上下乃有遷都之說。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諸省疆臣也紛紛陳奏，眾口一聲，以為遷都乃當時第一良策。惟曾國藩稱，“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拔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隻要有憂思勤勉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我觀察曆史世事的變化，覺得除了求得人才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資憑借。”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朋友，以文會友，他除了師事理學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來，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然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希望借助友人來指出自己之缺點。他說：“有師友的扶持鼓勵，即使懦夫亦能立誌。”所以，他後來向朋友和兄弟們反複說明“國家因為獲得人才而強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強，必須以修明政事，謀求賢才為緊要任務”；“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國家大計，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幹出來的，壞事如此，好事亦複如此。古人說：“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曾國藩是深知這個道理的，因而在人才問題上深具曆史的卓識與戰略的眼光。他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陶鑄，是能夠成就他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封疆大臣軍營統帥遍布全國。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覯也。”

　　（2）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規模恢宏，濟濟多士。幕府，本指將帥在外以營帳為府署，後借代古代達官的參謀班子和辦事機構。我國的幕府製度，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有養士風尚，平原君等四公子養士數千百人，盛極一時。這些士人或稱為“客”，或稱為“舍人”，在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呼風喚雨，常常左右大局。曾經幫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李斯，就是從呂不韋的舍人逐漸發跡的。又如，唐代的不少將相，出自汾陽王郭子儀的幕府，這一養士風尚代代沿襲，以致州郡以上官長自聘從事、參軍、記室等，已成為定例。而曾國藩的幕府尤稱盛大，並且它既具有古代幕府的一般性質，又體現著19世紀中葉的濃鬱的時代氛圍與曾國藩個人的性格特征。第一，人數眾多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於鹹豐二年（1852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讚劃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貢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中碌碌無為，沒有很大建樹的人都沒有全部列入。”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第二，範圍廣泛曾國藩用人，如他在經學上不存漢宋門戶之見一樣，也注意五湖四海，聲明用人的原則，應該是官員，鄉紳並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23%強；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

　　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的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沼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第三，職權膨脹古代幕僚，也稱“西賓”或“師爺”，多為清客或謀士，有的也充當文案、刑名等佐助人員，極少數則編書、刻書，如呂不韋的幕客集體編成《呂氏春秋》之類。而曾氏幕僚的整體職權卻遠不止此，他們掌握部分政權、兵權和財權，直接參與重大的政治活動與軍事指揮，管理牙、厘、鹽、茶和糧餉、漕務等項，從事軍需後勤工作，設立編譯館，選派留學生員，辦工廠，造兵器，指令交通運輸，甚至撇開清廷的中央政權，直接進行外交和外貿活動等等。薛福成描繪道：“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眾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容閎敘述道：“當時七八省政權，皆在掌握，凡設官任職，國課軍需，悉聽調度，幾若全國聽命於一人。”曾國藩據江南財賦之地，人文薈萃之區，又集軍事、政事、人事大權於幕府，其幕府實已似一漢人“小朝廷”，權傾一時，勢震天下。清朝的這種外重內輕的情況，實自曾氏幕府始。更有甚者，督撫享有保舉官員的權力，握有罷免懲戒下級官員的權柄，故曾國藩的幕僚們無不以入幕為進身之階，由幕僚躍升而為地方長官或軍事元戎。李鼎芳表列的八十九名幕僚中，官至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及尚書、侍郎的，即達三十人，成為左右政局的重臣。正所謂“舊部多專閫，新除如建旗”。

　　曾國藩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並說：善於審視國運的人，“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觀察軍事也應如此。他將人才問題提到了關係國家興衰的高度，把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晚清王朝統治危機的重要措施。幕僚是古代選用人才的一個特殊渠道，正是通過這一不拘常規的渠道，曾國藩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標準選人用人，從而將天下英才盡收幕中，得成絕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