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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才都是被磨礪出來的
人才，尤其是經辦軍國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礪錘煉出來的。隻具備豐富的知識和辦事的素養還不能算作一個中用的人才，必須在實踐中經過考驗，汲取一些經驗和教訓才能逐步成為真正的人才。而曾國藩就是一位善於磨礪人才並促其早日成材的人。
（1）把李鴻章磨礪成擎天柱
在廣攬人才的同時，曾國藩強調分辨良莠。當時，親戚朋友、鄰裏鄉黨來曾氏營中求職者甚多，曾國藩惟恐曾國荃懷“廣廈萬間”之誌而濫收濫用，規勸他說“善覘國者，睹賢哲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覘軍者亦然。”他對方存之說：“搜求人才，采納眾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為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魚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他說李元度“過人之處極多”，“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複覺有奸邪情偽。凡有請托，無不曲從。”曾國藩在舉薦和培養人才方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李鴻章的培養。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的湘軍在江西北部同太平軍作戰，攻陷了九江，這對李鴻章來說，真是一劑強烈的興奮劑。倒不是因為湘軍的這點勝利對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為湘軍統帥曾國藩同他有師生關係。他認為一旦投奔湘軍，曾國藩一定會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燦爛輝煌的前程，看到了光燦燦的金印和令人炫目的頂戴花翎。於是，李鴻章離開了鎮江，晝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繞過太平軍的營地，趕往九江的湘軍行營，投奔了曾國藩。然而，事情並不像李鴻章預料的那麽稱心如意。他滿懷希望地趕到九江，但曾國藩卻借口軍務倥傯，沒有相見。李鴻章以為隻是一時忙碌，幾天之內定可召見，誰知在旅舍中閑住了一個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李鴻章得知曾國藩幕府中的陳鼐，是道光丁未年進士，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充過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請陳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態度。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何以對他如此冷落？這實在令人費解。就連陳鼐也不明所以，便對曾國藩說：“少荃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的力量，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煉，老師何以拒之千裏？”曾國藩冷冷地回答說：“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陳鼐為李鴻章辯解說：“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已不同於往年少年意氣了。老師不妨收留他，讓他試一試。”曾國藩會意地點了點頭。就這樣，李鴻章於鹹豐八年（1858年）進了曾國藩幕府。
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願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鴻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這大概就是曾國藩這位道學先生培養學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後，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棱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以使他變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場的“基本功”。曾國藩很講究修身養性，規定了“日課”，其中包括吃飯有定時，即使在戰爭時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國藩的規定，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方才開始，差一個也不能動筷子。曾國藩、李鴻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習慣頗不相同。曾國藩每天天剛亮就要吃早餐，李鴻章則不然，以其不慣拘束的文人習氣，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對這樣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每天的一頓早餐實成了他沉重的負擔。一天，他假稱頭疼，沒有起床。曾國藩派弁兵去請他吃早飯，他還是不肯起來。之後，曾國藩又接二連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鴻章沒有料到這點小事竟讓曾國藩動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大營。他一入座，曾國藩就下令開飯。吃飯時，大家一言不發。飯後，曾國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麵孔對李鴻章一字一板地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李鴻章何曾領受過當眾被訓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顫，從此，李鴻章在曾國藩麵前更加小心謹慎了。李鴻章素有文才，曾國藩就讓他掌管文書事務，以後又讓他幫著批閱下屬公文，撰擬奏折、書牘。李鴻章將這些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為得體，深得曾國藩賞識。幾個月之後，曾國藩又換了一副麵孔，當眾誇獎他：“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有文稿都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要超過我的，好自為之吧。”這一貶一褒，自然有曾國藩的意圖。而作為學生的李鴻章，對這位比他大十二歲的老師也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塗塗，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李鴻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後隨團練大臣呂賢基及安徽巡撫福濟，二人既非戰亂之才，對於領兵作戰更是缺乏經驗，李鴻章在他們手下帶兵及處幕，自然沒有本領可學。
曾國藩所以能在舉世滔滔之中產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訓練湘軍，使他們成為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而他自己所擬訂的通告全局、十道分進、對太平軍展開全麵防堵圍剿的戰略方針又極為正確，因此方能使他在對太平軍的戰爭中掌握主動，步步進逼，終於使太平天國政權完全傾覆。假如曾國藩也像當時一般督撫大帥那樣不能高瞻遠矚，那麽，曾國藩不免也會像向榮、和春、勝保、福濟等人一樣碌碌無為，李鴻章也不能從曾國藩那裏學到卓越的打仗要領。曾國藩死後，李鴻章作聯挽，說：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此聯的上半部分，充分道出了李鴻章師從曾國藩而盡得其軍事政治才能的事實。
（2）曾因求才心切被騙
有意思的是，雖然人人都說曾國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聖賢，因此，也會因為求才心切，從而有被騙的時候。天京攻陷後，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氣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辭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時，此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便暫時讓他督造船炮。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沉默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又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熾，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方宗誠記載說，當時有個浙江人上書給曾國藩。曾國藩認為此人有才，委任為營官。不久，知其險詐，立即革退，並在大門上懸示這樣幾個大字：此吾無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3）廣收人才又要慎用人才
曾國藩主張在“廣收”的基礎上“慎用”。他聲稱：“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為什麽要慎用？因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置之”，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薛福成極稱曾國藩“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譽，量才錄用”。曾國藩先前獲得“有自知人之明”的讚譽，就因為他慧眼識人，又因材使用。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先在如何去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識人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斷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棄置不用，不頻繁撒網就有失去捕獲大魚的機會。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假如不是對症下藥，那麽也形同廢物；雖有賢才，如果沒有發揮其作用，那麽與庸俗之輩無什麽兩樣。棟梁之材不可用來建小茅屋。犛牛不可用來抓老鼠，駿馬不可用來守門，寶劍如用來劈柴則不如斧頭。用得合時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發揮巨大作用，否則終無所成。因而不擔心沒有人才，而擔心不能正確使用人才。”為了“慎用”，必須對人才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伸張”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對人才的“甄別”，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才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做“人才”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曾國藩說：“不鏟除荊棘，那麽蘭蕙也會沒有芳香。不趕走害群之馬，那麽良駒也會短命。”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據說，曾國藩頗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傳的口訣，傳聞是他寫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業看精神。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有四句：“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唯心色彩，不足為訓。但口訣中提到的“端莊厚重”等等，卻確是“慎用”時所應提倡的美德。
（1）把李鴻章磨礪成擎天柱
在廣攬人才的同時，曾國藩強調分辨良莠。當時，親戚朋友、鄰裏鄉黨來曾氏營中求職者甚多，曾國藩惟恐曾國荃懷“廣廈萬間”之誌而濫收濫用，規勸他說“善覘國者，睹賢哲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覘軍者亦然。”他對方存之說：“搜求人才，采納眾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為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魚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他說李元度“過人之處極多”，“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複覺有奸邪情偽。凡有請托，無不曲從。”曾國藩在舉薦和培養人才方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李鴻章的培養。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的湘軍在江西北部同太平軍作戰，攻陷了九江，這對李鴻章來說，真是一劑強烈的興奮劑。倒不是因為湘軍的這點勝利對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為湘軍統帥曾國藩同他有師生關係。他認為一旦投奔湘軍，曾國藩一定會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燦爛輝煌的前程，看到了光燦燦的金印和令人炫目的頂戴花翎。於是，李鴻章離開了鎮江，晝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繞過太平軍的營地，趕往九江的湘軍行營，投奔了曾國藩。然而，事情並不像李鴻章預料的那麽稱心如意。他滿懷希望地趕到九江，但曾國藩卻借口軍務倥傯，沒有相見。李鴻章以為隻是一時忙碌，幾天之內定可召見，誰知在旅舍中閑住了一個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李鴻章得知曾國藩幕府中的陳鼐，是道光丁未年進士，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充過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請陳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態度。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何以對他如此冷落？這實在令人費解。就連陳鼐也不明所以，便對曾國藩說：“少荃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的力量，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煉，老師何以拒之千裏？”曾國藩冷冷地回答說：“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陳鼐為李鴻章辯解說：“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已不同於往年少年意氣了。老師不妨收留他，讓他試一試。”曾國藩會意地點了點頭。就這樣，李鴻章於鹹豐八年（1858年）進了曾國藩幕府。
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願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鴻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這大概就是曾國藩這位道學先生培養學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後，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棱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以使他變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場的“基本功”。曾國藩很講究修身養性，規定了“日課”，其中包括吃飯有定時，即使在戰爭時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國藩的規定，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方才開始，差一個也不能動筷子。曾國藩、李鴻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習慣頗不相同。曾國藩每天天剛亮就要吃早餐，李鴻章則不然，以其不慣拘束的文人習氣，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對這樣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每天的一頓早餐實成了他沉重的負擔。一天，他假稱頭疼，沒有起床。曾國藩派弁兵去請他吃早飯，他還是不肯起來。之後，曾國藩又接二連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鴻章沒有料到這點小事竟讓曾國藩動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大營。他一入座，曾國藩就下令開飯。吃飯時，大家一言不發。飯後，曾國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麵孔對李鴻章一字一板地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李鴻章何曾領受過當眾被訓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顫，從此，李鴻章在曾國藩麵前更加小心謹慎了。李鴻章素有文才，曾國藩就讓他掌管文書事務，以後又讓他幫著批閱下屬公文，撰擬奏折、書牘。李鴻章將這些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為得體，深得曾國藩賞識。幾個月之後，曾國藩又換了一副麵孔，當眾誇獎他：“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有文稿都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要超過我的，好自為之吧。”這一貶一褒，自然有曾國藩的意圖。而作為學生的李鴻章，對這位比他大十二歲的老師也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塗塗，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李鴻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後隨團練大臣呂賢基及安徽巡撫福濟，二人既非戰亂之才，對於領兵作戰更是缺乏經驗，李鴻章在他們手下帶兵及處幕，自然沒有本領可學。
曾國藩所以能在舉世滔滔之中產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訓練湘軍，使他們成為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而他自己所擬訂的通告全局、十道分進、對太平軍展開全麵防堵圍剿的戰略方針又極為正確，因此方能使他在對太平軍的戰爭中掌握主動，步步進逼，終於使太平天國政權完全傾覆。假如曾國藩也像當時一般督撫大帥那樣不能高瞻遠矚，那麽，曾國藩不免也會像向榮、和春、勝保、福濟等人一樣碌碌無為，李鴻章也不能從曾國藩那裏學到卓越的打仗要領。曾國藩死後，李鴻章作聯挽，說：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此聯的上半部分，充分道出了李鴻章師從曾國藩而盡得其軍事政治才能的事實。
（2）曾因求才心切被騙
有意思的是，雖然人人都說曾國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聖賢，因此，也會因為求才心切，從而有被騙的時候。天京攻陷後，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氣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辭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時，此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便暫時讓他督造船炮。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沉默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又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熾，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方宗誠記載說，當時有個浙江人上書給曾國藩。曾國藩認為此人有才，委任為營官。不久，知其險詐，立即革退，並在大門上懸示這樣幾個大字：此吾無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3）廣收人才又要慎用人才
曾國藩主張在“廣收”的基礎上“慎用”。他聲稱：“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為什麽要慎用？因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置之”，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薛福成極稱曾國藩“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譽，量才錄用”。曾國藩先前獲得“有自知人之明”的讚譽，就因為他慧眼識人，又因材使用。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先在如何去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識人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斷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棄置不用，不頻繁撒網就有失去捕獲大魚的機會。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假如不是對症下藥，那麽也形同廢物；雖有賢才，如果沒有發揮其作用，那麽與庸俗之輩無什麽兩樣。棟梁之材不可用來建小茅屋。犛牛不可用來抓老鼠，駿馬不可用來守門，寶劍如用來劈柴則不如斧頭。用得合時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發揮巨大作用，否則終無所成。因而不擔心沒有人才，而擔心不能正確使用人才。”為了“慎用”，必須對人才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伸張”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對人才的“甄別”，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才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做“人才”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曾國藩說：“不鏟除荊棘，那麽蘭蕙也會沒有芳香。不趕走害群之馬，那麽良駒也會短命。”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據說，曾國藩頗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傳的口訣，傳聞是他寫的：“邪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業看精神。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有四句：“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唯心色彩，不足為訓。但口訣中提到的“端莊厚重”等等，卻確是“慎用”時所應提倡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