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決不為了選才而選才,而是為鎮壓太平軍這一計劃服務的,所以他的識人用人標準是為這一計劃量身定製的。正因為選才的目標明確,他的人才大多能各盡其職。
(1)選忠義有血性的將才
曾國藩清醒地看到,軍隊能否有戰鬥力,關鍵在於將領的選拔是否得當。將領選任得當,就可以使一支軍隊由弱而強。因此,曾國藩在創建湘軍伊始,便將選將工作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從曾國藩所規定的選將標準來看,湘軍的選將製度較為嚴格,大致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麵:一是忠義血性;二是廉明為用;三是簡默樸實;四是智略才識;五是堅忍耐勞。曾國藩在選將中,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統治民眾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這三個字。不公平、不明正,那士兵們就一定不會樂意服從;不勤快,那營中大大小小的事就都會廢弛而無法管理。所以第一要事就在於此。如果士兵不怕死,則戰時能衝鋒陷陣、效命疆場,這是第二重要的。身體虛弱的人,過於疲勞就會生病;缺乏精神的,長久了就會逃走,這又是次要的了。這四個方麵看起來似乎過於求全,而假若缺了其中一條,則萬萬不可帶兵。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則幾個中得一人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的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2)尊敬人才,把他人之能化為己用
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之有關的人、物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的能力化為己用的最佳例子。曾國藩對他的弟弟說:求別人輔佐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這些道理。獲得人才是最困難的,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隻是平等對待,對他們不是欽敬,以今天來看,這些人是多麽的不可多得。你應該常常把求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的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為此曾國藩在辦團練伊始,就發布《招某紳耆書》招人入幕:我奉命協助幫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惟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嫌棄我,肯慷慨前來光臨相助,借此來廣泛地采取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谘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我打算將點滴微弱力量聚集起來,來保障家鄉的安全。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匯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麽,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麽艱難不被克服呢?後來,曾國藩領兵出征,官至督撫、欽差,更加注意時時網羅人才。不僅自己如此,對他弟弟也發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說,成大事的人,以多選助手為第一要義。滿意的人選擇不到,姑且選差一點,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說要時時注意籠人,不能因為沒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3)把別人收不到的人才收過來
對於那些才華出眾之人,曾國藩不論何時,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計籠絡過來,為己所用,如對郭意誠就是這樣。郭意誠,字崑燾,湘中名儒。因頗具文才,鹹豐、同治年間,中興諸老無不與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將他羅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誠極愛其婦,日不遠離,故總是力辭不就。曾國藩也最賞識郭意誠其才。為了把他引出來忠君救國,曾寄書戲謔郭。書中雲:“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飭人掃榻以俟。”郭意誠出自對曾國藩的信服,接書後立即趕至湘軍營幕見曾國藩,但並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國藩又命他速歸,並作書曰:“燕雁有待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誠得書,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國藩的邀請,決心出來供職。據說,郭意誠在曾國藩幕下是幹得最好的,成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對他關懷備至,或準他的假,讓其多回家;或命他將夫人接來,不影響他們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誠有一段時間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時歸營,曾國藩連續發過幾次信催其速歸。曾國藩於1858年6月4日,在《致沅弟信》中說:“公牘私函意誠均可料理”,足見曾國藩對郭意誠的信任。
曾國藩就是這樣,時時不忘求人自輔。隻有時時不忘,才能抓住時機,籠人有術,把別人招納不來的人吸引過來,以佐事業之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