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一節 把網住人才作為成事第一要義

　　世人各有其性，各有其長，但不一定人人皆能用，也不一定人人皆不可用。所以用人之道與取人之術常是至為關鍵的。曾國藩是一個善於掌控這兩方麵的一等智者，他眼光銳利，觀察仔細，常能找到為自己謀大事，成大事的強人。

　　“閱讀精要”

　　識人、取人、用人是曾國藩的特長，很多發生在他身上的相關故事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他善於通過取人、用人，把別人的能力化為己用。曾國藩取人、用人不拘一格，使這些人才各適其位、各盡其力，曾國藩也正是借此成就了自己的“中興”偉業。人才的重要性在各個時代、各個領域都一再被強調，作為一代政治、軍事英傑的曾國藩更是把它放在決定事情成敗的首位。在練兵之初，他既沒權又缺錢，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幹的人才訓練成為一支善戰之師。

　　（1）四處求取人才

　　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原因主要在於吏治的敗壞，而吏治的敗壞又是由於人才的缺乏。在《應詔陳言疏》中他將頹敗的官場風氣與人才問題聯係起來，指出：“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擔責任咎。瑣屑者，錙銖必較，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麵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麵語無歸宿。”他說：“有此四者，習俗相傳，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後，其勢如暴風驟雨，摧枯拉朽，席卷東南。對此，曾國藩無比感慨地說：“無兵不足深慮，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時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或遭遇挫折、或離職而去、或抑鬱而死。而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權重，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麵對嚴重的社會危機，曾國藩呼籲封建地主階級重視人才問題。他一再對胡林翼說：“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我們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處。”“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有此認識，就足以證明他的眼光之高。曾國藩求賢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鹹豐三年（1853年）時的心情說：“我曾經說過要謀求智勇雙全，文武兼備的人才，幾個月以來，我在夢裏祈求他們的到來，燒香祈求他們的到來，沒有片刻敢有所忘懷。”及至鹹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事業”大有發展，人才尤為亟需。他給友人寫信說：“國藩當疲憊之餘，忽膺艱巨之任，大懼隕越，貽友朋羞。惟廣求名將，以禦寇氛；廣求循吏，以蘇民困。得一人則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則地方漸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1865年），他走上攻撚前線，榜列《剿撚告示四條》，其中一條便是“詢訪英賢”。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才崛起？無人禮之，則棄於草澤饑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為國家於城心腹之用。”他號召：“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酌察錄用；即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途費。”曾國藩求才，可說是“一以貫之”的。為此，他“料理官車，摘電備查”，或“圈點京報”，獲取信息。他常寫人才聞見日記，將所見所聞，分為“聞可”、“聞否”、“見可”三類。他的《無慢室日記》中，專設“記人”一項，記錄了大批被推薦的人名，並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還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認為求才應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及其餘”。因此，他多次致書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諸弟，論述得人之道，要求他們隨處留心，“博采廣詢”，“兼進並收”。他還囑咐弟弟要“求人自輔，時時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

　　（2）爭取選到合適的人才

　　在廣攬人才的同時，曾國藩強調分辨良莠。他對曾國荃說：“弟常以求才為急，但無才之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與之共事。”當時，親戚朋友、鄰裏鄉黨來曾氏營中求職者甚多，曾國藩惟恐曾國荃懷“廣廈萬間”之誌而濫收濫用，規勸他說：善於預見國運的人，看到該國賢良俊傑在位，就知道它一定會興盛起來，看到辦事拖拉，冗員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將要被取代。善於預見軍隊的人也是這樣。他對方存之說：“搜求人才，采納眾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為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陰魚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他說李元度“過人之處極多”，“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複覺有奸邪情偽。凡有請托，無不曲從。”既廣求人才，又不博收雜進，分辨真偽，考察賢劣，這就決定於對選擇人才的標準的認識。曾國藩主張德才兼備，但更強調人的德行。他在筆記《才德》中寫道：“我認為德與才不可偏重……有德而無才，則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則近於小人。”接著他強調說：“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基於對德與才的關係、德才孰重孰輕的這種認識，曾國藩要求“在純樸之中選擇人才”，認為“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本（質）”。他指出：“以其質而更輔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他對那些“心竅多”，以大言取寵，巧語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惡痛絕。他聲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他勸誡紳士說：“好談兵事者，其閱曆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別強調禁大言而務實。在確定選擇的標準時，曾國藩把人才分為兩類：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他表示：“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什麽是“官氣、鄉氣”？他解釋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如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無疑，有官氣或鄉氣的人都有明顯的缺點。但是二者比較起來，曾國藩更厭惡那些愛擺官架子、應酬圓通，卻奄奄無氣、從不實幹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因此，他提倡選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苦之人”，“明白而樸實”的人，“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關於為官“四到”，曾國藩本人有個解釋：“身到者，如做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心叮嚀是也。”這裏當然僅是舉例以說明。能真正做到“四到”的人，必須是“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他們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實踐中克服某些弱點，漸成大器。總之，曾國藩選人、用人的標準主要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這種德行操守踐履到實處。

　　（3）用人應德才兼備

　　當然，曾國藩不是不注重才識，相反，他是很注重才識的。他勸勉曾國荃說：因“恐將膺封疆重寄”，“學識宜廣，操行宜嚴”。他對“帶勇之人”提出四個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這四條，都是指的才識。而才識二者之間，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例如，對被他參劾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餘之歉忱，二則凡事可以請益。”又如，對與自己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1860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簡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振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在選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見一斑。但是經過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國藩有時也不免有幾番感慨：在用人這一點上，實為萬事的根本。德才二項要取其一已屬很難。而要二者兼備，則極為少見。但這並未動搖他對德才兼備，更重德操的人才標準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年），他撰《才用》一文，檢討說：“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餘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這是他晚年對自己踐履德才兼備標準的一個深刻的反思。

　　（4）始終把發現網住人才放在首位

　　發現和羅致人才，隻是解決人才問題的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曾國藩的原則是，“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采訪宜多，委用宜慎”。用人上的“廣”與“慎”，是互為條件，互相影響的。廣則人才多，人才多則有比較和選擇的餘地，才有可能慎用；廣而不慎，必會魚龍混雜、濫竽充數。慎則使用得當，使用得當則有利於事業，也有利於發揮人才的積極性，形成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麵；慎而不廣，必會人才匱乏，或窒息人才，同樣是事業的大患。薛福成說他“在籍辦員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並說李世忠、陳國瑞在湘軍將領中以“桀貪驁詐”聞名，曾國藩對他們仍予以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輕率棄絕”。曾國藩說：“求人之道，必須像白圭經營買賣那樣，像鷹獵取食物那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白圭，戰國時周人，以善於經營、賤買貴賣著名。他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如同猛禽獵取食物一樣迅速。自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任法。”他的這一套生財之術引起當時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國藩主張求才要像白圭經營買賣一樣，一旦看準，就要像鷹隼獵取食物一樣迅速，有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決心。曾國藩平日注意對僚屬的才能的觀察了解，並善於從中發現人才。他的《無慢室日記》列有“記人”一類，其中開列的名單中，有的為官員所推薦，有的為該員師友所推薦，也有毛遂自薦的。均附有曾國藩親身察訪所得的記錄。尤為可貴的是，曾國藩無論是辦團練之初，還是人困兵危的“未發跡”之時，甚至在顯達之後，都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義。在辦團練時，他時諜府縣，托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裏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

　　曾國藩困頓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以程尚齋（桓生，字尚齋）等幾人，奄奄無生氣。麵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將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做準備。曾國藩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想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等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後，百事叢集，愈感人才之匱乏，而對人才的聚集、培養、選拔、使用問題亦愈加急切。他經常與人討論人才問題，虛心體察自己在用人問題上的缺失。當他發現自己不如胡林翼對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願投胡林翼處而不願跟他做事時，立即改弦更張，翻然悔過，與之展開一場廣攬人才的競爭。曾國藩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蚨，即青蚨，是類似於蟲的一種小動物。“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錢，或先用母錢。皆複飛歸，輪轉無已。”“雉之有媒”，是說獵人馴養的家雉能招致野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曾國藩求才若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入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李竹浯推薦的。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又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鹹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毛鴻賓署理湖南巡撫，向聲望日著的曾國藩谘詢湘政。曾國藩複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很有人才匱乏凋弊之說法，實則岩搜穀采，楚材晉用，而故山反為之一空。閣下蒞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將材為先務……來示垂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竊以人存在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似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說：“湘中統將，多宣力於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歎。不特閣下因此為慮，鄙人亦增內顧之憂。兵可以磨煉而成，欲求將才之輩出，不能為未雨之綢繆。”

　　曾國藩十分重視人才問題。他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並說：善於審視國運的人，“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觀察軍事也應如此。他將人才問題提到了關係國家興衰的高度，把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晚清王朝統治危機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