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五節 以自立姿態行世

　　自立才能自強，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卻並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為什麽能一門英傑？正是曾國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態立身行世的結果。貧窮也好，富足也好，在家也好，為官也好，曾國藩常以自立自省並省人，對子弟從不嬌慣縱容。在家不染無賴之氣，為官不染官宦之氣，哪怕是在個人和家庭的“小事”上，也體現出曾國藩決斷的高明之處。

　　曾國藩力戒子弟不要習染官宦之氣。他教導說：“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囑萬囑！”曾國藩的後人家眷久居鄉間，曾國藩也反複對他們強調：“切不可有官家風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掛匾，不可寫成‘侯府’、‘相府’字樣，天下多難，此等均未必可靠”，並力戒子弟不要拉關係，遞條子，開後門。兒子曾紀鴻中秀才後，數次晉府參加歲考科考，均不順手。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初九日，已是大學士的曾國藩，馳書囑咐紀鴻說：“你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人矚目……場前不可與州縣官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七月二十四日，又馳書囑咐道：“你在省以‘謙、敬’二字為主，事事請問意減、芝生兩位叔叔，斷不可送條子，引起別人品議。”事後，曾國藩對弟弟說：“紀鴻之文，萬無中舉之理。”但他終於未去走後門，隻把兒子接到金陵節署親自教學。同樣，他對女兒要求也很嚴格，鹹豐十一年（1861年）二十四日信中說：“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中說：“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餘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再就是無論在讀書或做人方麵，曾國藩對子侄晚輩的要求都極其嚴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責，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重言傳更重身教。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出之以討論研究的態度，所以指導切實中肯，收效也十分顯著。做曾國藩難，做曾國藩的兒子更難。他是這樣的一位父親：學問博洽，見識廣遠，閱曆豐富，位高權重，要求嚴格，他把所有的經驗、智慧、理想、興趣、已成之誌、未竟之業全部壓過來。做曾國藩幸運，做曾國藩的兒子更幸運。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識、經驗和智慧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兒子，他為兒子提供了遠比一般人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學習環境，他為兒子提供了一個又一個挑戰困難和失敗的機會，他把兒子看做他的軀體和心靈的新的延續。曾國藩寫給兒子曾紀澤的家書中說：我家先祖世代相承，一直是寅正（淩晨四點）即起，至今兩百年未改。從高祖、曾祖時代就代代早起。我曾見過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岡公都是天未亮就起床，寒冬起坐約一個時辰，才見天亮。我的父親竹亭公也是黎明即起，如果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天夜裏必定起來查看一兩次不等。這是你們親眼見過的。我近來也是黎明即起，想努力繼承先人的家風。如今你已年過二十，娶妻成家，當以早起為第一要務。

　　除了自己身體力行，還要帶領媳婦身體力行。我平生因為缺乏恒心的毛病，以致萬事無成。德行無所成，學業無所成，這足以使人深以為恥。等到辦理軍務，本來發誓不再做別的事情，可是其間又改變了初衷。這是極為嚴重的缺乏恒心！我感到深深的恥辱。你如果想有點成就，就必須從“有恒”二字上著手。我曾經仔細觀察過，祖父星岡公儀表超人，全在一個“重”字。我的舉止容貌也很穩重、厚道，就是效法星岡公。你的舉止輕浮，是一大弊病，以後應時時留心。無論是坐還是行，均須重厚。早起床，有恒心，舉止厚重，這三點對你來說都是最緊要的事情。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恒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所以我特意諄諄告誡你。這三點看似平常，實則思慮至深，寄望甚殷。這不是從書本中可以學到的，也不是他人能夠直言的，隻有父親對兒子才會說出這樣的話。早起說的是生活習慣，有恒說的是意誌品格，厚重說的是生活作風，這三點可以說談到了生活的方方麵麵，夠曾紀澤努力一輩子的。曾國藩不是一個擁有大筆遺產的人，但絕不是一位沒有遺產的人，還遠遠沒有到臨終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遺產的問題。曾國藩以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走入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心胸日益狹隘，到了那時就難以挽回了。

　　人人皆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期望是一回事，能否如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取決於個人之資質，更取決於外部環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方法。曾國藩教子之道可借鑒之處頗多。

　　§§第四章 善把用人之道與取人之術合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