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改變一生的十大事典

第四節 兩個“大”字：大孝與大忠

　　在當今社會，忠與孝仍是人們遵守的社會公德，能做到大忠與大孝的人自然能得到人們的敬仰。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從忠、孝的關係上，可以看出曾國藩的道德修養和大事麵前不糊塗的決斷素質。

　　（1）孝是一顆心而不是做給人看

　　曾國藩的孝道，主要表現在他的日記和家書裏，由於他終生居家時日頗短，但其一顆殷殷孝子之心，卻昭然可表。曾國藩但凡給父母的家書總有一個格式，開頭總是“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膝下”或“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萬福金安”，結尾則多用“男謹稟”或“男謹呈”等。雖然這是一種格式用語，但也足見遠在千裏之外的兒子，孝心殷切，至孝至誠了。其次，曾國藩遠在他方時，總是不時地向父親稟呈自己的現狀，以緩父母對己的懷念。又囑托兄弟、子侄多多來信呈報父母的身體狀況，也是他孝順的一個方麵。如在家書中他說：“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須臾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又如：“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季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將藥方病症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似這類關切父母、孝順雙親的家書甚多。有時候，曾國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開，他便去信開導，實在開導不成，事情便放下作罷。曾國藩在京為官時曾寫過這樣一封家書：“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家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城欠賬將近一千，歸家則途費接禮又須數百，甚是難以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自己具折，折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頗想得一學差，三年任滿，即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則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則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則隻得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年得一京官，支持門麵，餘則歸家告養，他日再定行止耳。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甲寅年母親七十之年，餘誓具折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餘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得中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能默佑否？”

　　在這封信裏，我們從言詞誠摯的字裏行間，可以窺見一位思家迫切、盼歸甚殷的孝子，在京城繁雜、匆忙的官場奔忙裏，望鄉而興歎，把眷眷思家省親、奉孝床前的熾熱情感，深深隱匿在剪不斷的思念裏。他在京裏得知母親欲買一丫頭，馬上去信表示支持，即刻從自己窘迫的收入裏拚湊起五十金給母親寄回。甚至於給他祖父母、父母的四口壽具上漆之類的小事，他也親自過問，並叮囑每年同時上漆一次，花費由他自己專項報銷。他曾經給星岡公買了一副黑狸皮褂，以盡孝孫之心，並去信再三叮囑，說：“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為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儉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老’（指防潮劑），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細致的叮嚀中，曾國藩的孝心殷殷可見。當他得知父親因過多地躬親家事而累壞了身體時，馬上去信說：“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為族鄰鄉裏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男忝竊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並再三囑托諸弟代父勞苦，以寬解父親的疲累。當然，曾國藩不是僅讓兄弟孩子們養成一種孝道，他自己卻是隻說不做，相反，他在事關孝悌的重大關頭，也是挺身向前，勇於擔當。如在鹹豐七年（1857年）他聽說他的父親去世的消息，竟不經允許就匆忙回家委軍奔喪。雖然也有向清廷發泄不滿之意，但也足見他的孝悌之心。曾國藩從祖、父輩傳承下來的孝敬，反映在家庭倫理中，他主張對待長輩應時時存一“敬”字，由“敬”而生出“孝”來就十分自然。無論哪個時代，哪個階段，無論出自於何種理由，人們都不能不承認曾國藩的學問和能力。他集嚴父、慈父於一身，時時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愛之以其道”。其教子成功的經驗，時至今日也頗具借鑒意義。

　　（2）處世為人既要講忠又要講孝

　　曾國藩念念不忘治理家庭，要家人講求忠孝二字，認為“忠孝”是種道德風範，在家可盛家，在朝可治國，好的家範可以造就忠臣。他諄諄教誨家人說，我們家現在門第顯赫鼎盛，而居家過日子的氣象、禮節等方麵總是沒有能夠認真講究一番。遍覽古往今來名門世家得以久長的，男子要講求農耕、讀書兩件事，婦女要講求紡織、酒食這兩件事。《斯幹》一詩，講的是帝王貴族建築宮室等事，而婦女重在“酒食是議”一句，就是婦女隻需講究釀酒做飯等家事。所以我總是教導兒媳婦、女兒們要親自主持烹飪，後輩看來好像不是什麽要緊事。以後回到家鄉，在家閑居，婦女們縱使不能精通烹調技術，也一定要常到廚房去，一定要講求製作酒、醋、肉醬、小菜及換茶之類的事務。你等也要留心種菜養魚，這是一家興旺的氣象，決不能忽視。紡織雖然不能數量很多，也不能間斷。為兄的大房首倡之，其餘四房都響應，家風從此也就淳厚了。曾國藩真可謂是在朝忠、在家孝的模範代表。在家中，他竭力締造一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敦親睦鄰”的理想環境。從某一方麵來講，他們曾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政治力量隻著重維係統治者利益而忽略大眾利益的專製時代，社會的秩序就靠著他們的影響，而得到相當維持。從曾國藩的家信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典型的中國士大夫，如何處理他與家族鄰裏親戚之間的關係，怎樣追求孝、悌、慈愛、溫厚的完美人格。在骨肉親情日漸淡薄，鄰裏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裏，曾國藩的家信，實在具有勸世化俗的價值。曾國藩家信中，雖然也談些家務瑣事，但有關軍國大事、做人處事的原則、訓勉子弟敦品礪學等記錄，也不在少數，值得所有人一讀。

　　（3）關鍵時把忠字放在前麵

　　作為一個傳統的士大夫，曾國藩對孝十分重視，這是理所當然的，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曾國藩的孝不僅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對家裏老人的照應上，更重要的是當忠孝發生矛盾時，往往以忠代孝作出正確的選擇。在這一方麵，似乎跟家傳有很大的關係。如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後，先後送出四個兒子參軍赴前線與太平軍作戰，並勉勵其盡忠報國。太平軍自鹹豐元年（1851年）揭舉義旗於廣西金田村之後，勢如破竹，所向無敵，於次年入湘過道縣，又占郴縣、攻長沙，而湘鄉境內的會黨在太平天國的影響下亦揭竿而起，封建統治秩序受到了嚴重衝擊。對此，曾麟書心急如焚，坐臥不安。為此，他在與本縣知縣朱孫詒、鄉紳劉東屏等組織鄉勇前往鎮壓農民起義之外，還多次寫信給在京做官的曾國藩，向他介紹“匪情”，表示要繼續招募鄉勇，以“衛吾道”，希望他“讚襄庶政，矢慎矢勤，以報皇恩於萬一”，官階愈高，“接人宜謙，一切應酬，不可自恃。見各位老師，當安門生之分。待各位同寅，當盡協恭之誼。”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星岡病故之時，曾國藩意欲回家奔喪，曾麟書便去信要他安心做官，不必南歸故裏：“努力圖報，即為至孝，何必作歸家之想”；“祖父生前愛爾特甚，以爾受國厚恩，必能盡心報效。爾今日聞訃信，能體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傷之故而更係念於予夫婦也。”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曾國藩念及家人安危，遂有請假歸家之念，曾麟書便又去信叮囑他不要顧及家中小事，應以國家安危為重、為急務。他告誡曾國藩說：“官秩是朝廷所頒，職分是己躬所盡。爾今所任禮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禮部位清貴，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唯日孜孜盡力供職，以報恩於萬一，即是盡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婦為念而有歸省之辭也。”忠孝不能兩全，往往是封建官員常常麵臨的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曾國藩的觀念曾經是主張孝大於忠，並以此去要求別人。

　　可是，當問題落到自己頭上時，他又轉而認為孝要服從於忠。1853年1月21日，正當曾國藩權厝母親於居室後山，“擬另覓葬地，稍盡孝思”之時，巡撫張亮基轉來了鹹豐帝的寄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這項寄諭立即打破了曾國藩的寧靜生活。清依古製，父母死，官吏均得在家守製三年後始得複官。曾國藩正是這樣打算的，誰料，僅三個多月，皇帝便叫他墨絰從戎。墨絰從戎，他是堅決反對的，一年多以前，即鹹豐元年，當他在京城聽說江忠源墨絰從戎時，他曾振振有詞，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號岷樵，湖南新寧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舉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在家鄉辦團練，鎮壓瑤民起義。接著，曆任浙江省秀水、麗水知縣。大學士賽尚阿至廣西圍殲太平軍之前，在左景橋上書言事，其中有一條提及江忠源善帶兵，疏調他至軍前效力。曾國藩聞此事，“欲行阻止，而賽公已榪牙成行矣”。此時江忠源正在家守製，得諭旨，即與其弟江忠浚募鄉勇五百人，奔赴在廣西的副都統烏蘭泰帳下。曾國藩立即寫信給正在粵中為大軍籌糧餉的友人嚴正基說：“岷樵讀禮山中，誼為鄉裏禦寇，然墨絰從戎，則非所宜。弟比有書，告其不必遠出。君子愛人以德，似應如此。閣下以為然焉否也？”他以“愛人以德”的姿態，動員友人來勸阻江忠源。他還直接給江忠源寫信說：“粵西盜賊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團練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謀勇，招之從軍，則苫塊之餘，不宜輕往。斯關大節，計之宜豫。”不久，再次寫信給江忠源說：“吾子在憂戚之中，宜托疾以辭，庶上不違君命，下不廢喪禮。”又說：“頃聞吾弟被命即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員則皆聽其盡製，無奪情之召。”他還為江忠源出謀劃策說：“所可幸者，聞尚在烏公幕府，未嚐署一官，領一職，猶為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敘，一概辭去，且預將此意稟明烏公轉達賽公，再三懇告；如不保敘，則仍效力行間，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托疾歸去。”“若略得獎敘，則似為利而出，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為完人矣。”

　　在曾國藩看來，最好不要墨絰從戎，去了，也要隻效力不當官，隻有這樣，才叫忠孝兩全，即“從戎以全忠，辭榮以全孝”。他再次警告說：“君子大節，當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到鹹豐二年（1852年）十月，曾國藩在家守製，猶寫信給友人劉蓉說：“岷樵去年墨絰從戎，國藩曾以書責之，謂其大節已虧。”然而，言猶在耳，隻過去一個月，有虧大節的墨絰從戎的事又臨到自己頭上來了。因此他草寫了一份奏稿，請求在家終製。並在接到諭旨後的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1853年1月23日），寫信給住在京中的內兄歐陽秉銓（字牧雲），申述自己不能墨絰從戎的原因：“弟聞訃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尚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尚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為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這是他在申明“大節”之外，多道出了一層“難尋頭緒”、心無把握的理由。

　　中國封建士大夫講究忠孝兩全，曾國藩更是奉此為一生的圭臬，同時在這兩方麵，曾國藩都做得近乎完美。現代社會對這兩個字提得少了，似乎已不再重要，事實上，我們對父母、家庭的責任、對國家、事業的忠誠的強調和追求，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