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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不勤儉者沒飯
“機會不會同情弱者”，這是毫無疑問的成功道理。隻有勤奮身心，以百倍的投入去對待自己的心中事，才可以贏得人生勝局。曾國藩認為：“成出於勤”，隻要守此道，就一定能夠走到自己心中的目的地。
“閱讀精要”
曾國藩一生勤儉，把勤儉自立當做立身和持家的不二法門。曾國藩還把勤儉自立作為教育諸弟和兒子的入門課和常修課。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他的幾個弟弟和兒子大有出息，都靠著勤奮與自立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吃勤與儉相輔相成，不勤者難以指望他能節儉，反之亦然。論官位，總督加侯爵，可以說是位極人臣；論財富，曾國藩雖不以斂財為重，過富家翁的生活還是綽綽有餘。但曾國藩一直到晚年仍力戒懶奢，他認為，於國、於家，勤儉都是做大事的必要條件。
（1）把節儉作為立身立家的根本
曾國藩秉性節儉，不時不衣帛，他三十歲時，曾縫製天青緞馬褂一件，隻是遇慶賀及新年穿一下，其藏之五十年，猶如新衣。他曾說：“古語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的女兒——崇德老人曾說：在江南督署時，李鴻章請曾夫人和小姐吃飯，姊妹二人，僅一綢褲，相爭至於哭泣。曾國藩聞之安慰曰：“明年若繼續任總督，必為爾添製綢褲一條。”時崇德老人年幼，一聞此言，便破涕而笑。湘鄉白楊坪曾家老屋，已百餘年，曾九帥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棟，費資三千餘串。曾國藩聞之，大不高興，去函責弟，說新屋落成之後，搬進容易搬出難，我此生決不住新屋。兩兄弟任總督、巡撫花了三千多串錢，便發誓不住新屋，並謂搬進容易搬出難，所見至為深刻，即曾國藩嚐謂“花未全開月未圓”之意，至可玩味。曾國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斷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擬，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閱公文，寫作詩文日記。他所寫日記，直至臨死之前一日才停止。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婦住在總督署內，也要績麻紡紗，做針線工作，直至起更後，始能休息。《水窗春囈》所記一個笑話，就是曾國藩家庭工作的自白：兒子新婚未久，睡在床上，輾轉反側，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媽，你那不懂事的媳婦，吱吱呀呀，紡車不停，鬧得我睡不著，請將她那部紡車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聽到了，也高聲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將你那部車子打碎，我也睡不著呢！”這一笑話，是曾國藩每日晚飯後照例與幕僚閑聊笑話之一。這個笑話一出，大家笑得眼淚也掉下來了，可是曾國藩卻以五指撫摸胡須，一笑也不笑。曾國藩教訓兒子紀澤、紀鴻要勤儉持家，要和睦、要體孝道、要勤儉恭。他在為官時還讓女兒和兒媳總是每年給他做鞋一雙，以考察她們的“女紅”。在這一點上，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曾國藩，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2）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曾國藩說，“吾家累世以來，孝悌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為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二文，尚餘九十八文。其儉如此。”曾星岡從中年起也接受了父親竟希公的這種自教。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曾國藩已點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岡仍然訓誡兒子竹亭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靠他吃飯。”後來，曾國藩把父親的這種家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書中提出來，用以教育子侄。他把祖父遺教概括為“八字訣”，並“擬寫屏上”，贈送給諸弟。他認為隻有如此，“庶不改祖父以來之家風”。對於“勤、儉”二字，曾國藩是這樣說的：“子姓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淫佚矣。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慢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為勤敬。即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曾國藩還善於將家規具體到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之處，務必使規矩落到實處，他曾耐心地解釋說：“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惰。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也。”“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包括讀書）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家風，二則望其外而有一種生氣，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誠如曾國藩所言，由儉入奢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奢入儉；由儉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儉卻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個人很少有這種幸運，從生到死不為生計發愁，一輩子發達、亨通，一帆風順；相反，總會有拮據的時候，會有艱難和困苦的時候，因此，人們應該居安思危，從長計議，常將有日思無日。
（3）主張遺產不可太多
曾國藩還提出了“遺產不可太多”的主張，這主要是針對子嗣後人的。一般人想在世時多積攢些家當，以備後世之人不時之需，即使後人笨拙懶惰，也不會有餓肚之憂，這自然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不過他們沒有想過，如果偏巧遇上個“敗家子”後代，即使家裏擁金山銀山也是會坐吃山空的。曾國藩對這一點看得十分清楚。曾國藩沒有多少遺產，而且很早就已經考慮如何處置遺產的問題。這種想法仍然得益於祖父星岡公。曾星岡在世時，常常譏笑那些喜歡積攢私財的人家，他認為積攢私財乃是敗家之舉。所謂窮則思儉，儉以善德，儉以養廉，有德有廉可謂君子，於此外又何所求耶？對此，曾國藩十分信服，他認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步入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心胸日益狹隘。到了那時就難以挽回了。他還說：子孫之貧富，各有命定。命果應富，雖無私產亦必自有飯吃；命果應貧，雖有家財千萬，亦仍歸於無飯可吃。我闖蕩了數十年，於人世的窮通得失思之爛熟。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為之，人所能做的是莊敬自強，走正大光明之路。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請弟弟國潢將自己在家鄉的一馬衝的田產設法出手，或捐作曾祖元吉公的祭田，或議作祖父星岡公的祭田，或轉售他人，所得的錢銀供家中日用之需。
曾國藩的兩個兒子曾紀澤與曾紀鴻同屬“高幹子弟”，門庭顯耀，卻都未變成“衙內”和“大少爺”之類的角色，實在有些令人出乎意料。考究起曾氏的後人，我們可以看到：先有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又以自學通英文，成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紀鴻不幸早亡，研究古算學也已取得相當的成就。除此之外，曾家的孫輩還出了曾廣鈞這樣的詩人，曾孫輩又出現了曾寶蓀和曾約農這樣的教育家和學者，足夠叫人豔羨了。
“閱讀精要”
曾國藩一生勤儉，把勤儉自立當做立身和持家的不二法門。曾國藩還把勤儉自立作為教育諸弟和兒子的入門課和常修課。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他的幾個弟弟和兒子大有出息，都靠著勤奮與自立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吃勤與儉相輔相成，不勤者難以指望他能節儉，反之亦然。論官位，總督加侯爵，可以說是位極人臣；論財富，曾國藩雖不以斂財為重，過富家翁的生活還是綽綽有餘。但曾國藩一直到晚年仍力戒懶奢，他認為，於國、於家，勤儉都是做大事的必要條件。
（1）把節儉作為立身立家的根本
曾國藩秉性節儉，不時不衣帛，他三十歲時，曾縫製天青緞馬褂一件，隻是遇慶賀及新年穿一下，其藏之五十年，猶如新衣。他曾說：“古語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的女兒——崇德老人曾說：在江南督署時，李鴻章請曾夫人和小姐吃飯，姊妹二人，僅一綢褲，相爭至於哭泣。曾國藩聞之安慰曰：“明年若繼續任總督，必為爾添製綢褲一條。”時崇德老人年幼，一聞此言，便破涕而笑。湘鄉白楊坪曾家老屋，已百餘年，曾九帥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棟，費資三千餘串。曾國藩聞之，大不高興，去函責弟，說新屋落成之後，搬進容易搬出難，我此生決不住新屋。兩兄弟任總督、巡撫花了三千多串錢，便發誓不住新屋，並謂搬進容易搬出難，所見至為深刻，即曾國藩嚐謂“花未全開月未圓”之意，至可玩味。曾國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斷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擬，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閱公文，寫作詩文日記。他所寫日記，直至臨死之前一日才停止。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婦住在總督署內，也要績麻紡紗，做針線工作，直至起更後，始能休息。《水窗春囈》所記一個笑話，就是曾國藩家庭工作的自白：兒子新婚未久，睡在床上，輾轉反側，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媽，你那不懂事的媳婦，吱吱呀呀，紡車不停，鬧得我睡不著，請將她那部紡車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聽到了，也高聲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將你那部車子打碎，我也睡不著呢！”這一笑話，是曾國藩每日晚飯後照例與幕僚閑聊笑話之一。這個笑話一出，大家笑得眼淚也掉下來了，可是曾國藩卻以五指撫摸胡須，一笑也不笑。曾國藩教訓兒子紀澤、紀鴻要勤儉持家，要和睦、要體孝道、要勤儉恭。他在為官時還讓女兒和兒媳總是每年給他做鞋一雙，以考察她們的“女紅”。在這一點上，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曾國藩，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2）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曾國藩說，“吾家累世以來，孝悌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為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二文，尚餘九十八文。其儉如此。”曾星岡從中年起也接受了父親竟希公的這種自教。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曾國藩已點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岡仍然訓誡兒子竹亭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靠他吃飯。”後來，曾國藩把父親的這種家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書中提出來，用以教育子侄。他把祖父遺教概括為“八字訣”，並“擬寫屏上”，贈送給諸弟。他認為隻有如此，“庶不改祖父以來之家風”。對於“勤、儉”二字，曾國藩是這樣說的：“子姓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淫佚矣。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慢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為勤敬。即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曾國藩還善於將家規具體到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之處，務必使規矩落到實處，他曾耐心地解釋說：“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惰。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也。”“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包括讀書）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家風，二則望其外而有一種生氣，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誠如曾國藩所言，由儉入奢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奢入儉；由儉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儉卻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個人很少有這種幸運，從生到死不為生計發愁，一輩子發達、亨通，一帆風順；相反，總會有拮據的時候，會有艱難和困苦的時候，因此，人們應該居安思危，從長計議，常將有日思無日。
（3）主張遺產不可太多
曾國藩還提出了“遺產不可太多”的主張，這主要是針對子嗣後人的。一般人想在世時多積攢些家當，以備後世之人不時之需，即使後人笨拙懶惰，也不會有餓肚之憂，這自然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不過他們沒有想過，如果偏巧遇上個“敗家子”後代，即使家裏擁金山銀山也是會坐吃山空的。曾國藩對這一點看得十分清楚。曾國藩沒有多少遺產，而且很早就已經考慮如何處置遺產的問題。這種想法仍然得益於祖父星岡公。曾星岡在世時，常常譏笑那些喜歡積攢私財的人家，他認為積攢私財乃是敗家之舉。所謂窮則思儉，儉以善德，儉以養廉，有德有廉可謂君子，於此外又何所求耶？對此，曾國藩十分信服，他認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步入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心胸日益狹隘。到了那時就難以挽回了。他還說：子孫之貧富，各有命定。命果應富，雖無私產亦必自有飯吃；命果應貧，雖有家財千萬，亦仍歸於無飯可吃。我闖蕩了數十年，於人世的窮通得失思之爛熟。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為之，人所能做的是莊敬自強，走正大光明之路。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請弟弟國潢將自己在家鄉的一馬衝的田產設法出手，或捐作曾祖元吉公的祭田，或議作祖父星岡公的祭田，或轉售他人，所得的錢銀供家中日用之需。
曾國藩的兩個兒子曾紀澤與曾紀鴻同屬“高幹子弟”，門庭顯耀，卻都未變成“衙內”和“大少爺”之類的角色，實在有些令人出乎意料。考究起曾氏的後人，我們可以看到：先有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又以自學通英文，成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紀鴻不幸早亡，研究古算學也已取得相當的成就。除此之外，曾家的孫輩還出了曾廣鈞這樣的詩人，曾孫輩又出現了曾寶蓀和曾約農這樣的教育家和學者，足夠叫人豔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