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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做大事必須先克己
很多種情況下，我們是在被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所驅著。所以有些事情的好的結果和達成這種結果的方法我們都能看到，卻往往做不到，就是因為在感性與理性的較量中，感性常常占了上風。曾國藩做人處世沉穩老辣，主要得益於他從年輕時就刻意修煉的“克己”功夫，也就是一種自治能力，一種理智地思考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1）修煉自製能力
曾國藩獨處能力、自治能力是很強的。他自少年開始就有吸煙和晚起的毛病，後來決心改掉它。開始時毛病很頑固，很難改掉。曾國藩視之如大敵，決心徹底克服才肯罷休。他以後能率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十餘年，與他能改掉長年的陋習是同一種內聖的精神作用。曾國藩在軍隊裏，每天必寫日記，讀書數頁，下圍棋一局，終身如此。一般人認為，這難道不是區區小節，無關大體麽？但這正是他克製有節，行之有恒，實為內聖修煉的第一大事。曾國藩慎獨內聖之心，亦表現於其文書寫作裏，平生所作的公家文書和私人信件，沒有一句欺騙和文飾的語言。他在治軍與行政方麵，一定力求踏實。有的籌劃謀議雖稍嫌迂緩，但取得的成效卻意義深遠。凡是規劃天下大事，沒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當時被譽稱為“聖相”。他曾創立過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陽水師，所有的章程皆親手製定。同時，又製定陸軍營製、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程，皆有關經世治國的大事。然而曾國藩也曾多次身入險地和瀕臨絕境，隻是由於他憑借“內聖”之大法，有百折不撓之誌，才於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獲得巨大成功。雖然說成功在天，然而也應該說是他的人謀所致。春秋時期晉國的趙衰說過這樣的話：“說禮樂，敦詩書，為元帥”；春秋時期魯國的叔豹也說過這樣的話：“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就稱之為三不朽。”這兩位古人所說內聖修煉的話，惟獨曾國藩兼備。曾國藩研究學問致力於宋明義理之學，精通對古書字義的解釋；研究文學效法於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歐陽修，而輔之以漢賦的氣勢與本體。他的學問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會行為的法則、規範、儀式作為最後歸宿。他常常說：“古代是沒有什麽治理世事的學問的，學習古禮而已。”他對於自古至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聖人、賢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等名儒，取32人畫其圖像以師長之禮事之。自撰寫文章、施政辦事之外，大體上都是禮儀教化之言。他常常稱：“古代的聖人，大自天地萬物皆推究其由來，小至一家一室的米、鹽也沒有不分條而理的。”他又常慨歎古禮已經殘缺，沒有專門軍禮了。軍禮按理說應當要有自己的專篇細目，有如明代戚繼光所記述的那樣。像他所親自製定的營製營規，廣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別等級，明辨威嚴，對於軍禮來說也差不多相近了。
至於他製定營製、營規時所表現出來的論議規劃，秩序井井有條，便足見其平素所積聚的內聖涵養之可觀。曾國藩能夠慎獨自處，修煉“內聖”之法，他的門人弟子們無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國藩幕府，以軍功而躋身官場，一躍而為清廷重臣，與曾國藩對他的舉薦提攜有很大關係。盡管倆人意見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針之類的問題，而不是意氣之爭。所以，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內聖修習從內心敬佩，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2）十二種方法
修煉“慎獨”功夫為達“內聖”心法最佳境界，曾國藩在慎獨方麵著實下了苦功，現將其“修法十二課”的儀式條款列此，資以證驗。
一、持身敬肅。衣冠外貌保持整齊，心思神情端正嚴肅，時時刻刻都要警惕、檢查自己的念頭、舉止中有無背離義理之處。平日閑居無事的時候寧靜安泰，保養德性，一旦投於事務之中則專心致誌，不存雜念。精神狀態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東升，光彩照人。
二、靜坐養性。每天不限什麽時候，要拿出一定時間用來靜坐養性，反省體悟自己天性中隱現的仁義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鎮定。如同寶鼎一般沉穩。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趕緊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戀床。
四、讀書專一。一本書沒有讀完時，不要再看其他書籍。東翻西閱隨意讀書，對自己的道德學問毫無益處。
五、閱讀史書。丙申年購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對他訓誡說：“你為買書去向人借錢，我不惜一切替你賠補還賬，你若是能夠仔仔細細地讀一遍，才算是不辜負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後，曾國藩每天都仔細讀十頁。
六、說話謹慎。對此要時刻注意，這是修身內聖的最重要的功夫。
七、保養真氣。真氣存蓄於丹田之中，徹裏徹外光明正大，所作所為毫無羞於對人說之處。
八、愛護身體。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書說：“節製操勞，節製欲求，節製飲食。”應該時刻以此作為健體卻病的準則。
九、每天都應獲知新學問。每天讀書時將自己的心得記錄下來，如果刻意從書中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舊技能。每月寫作幾篇詩文，以此檢驗自己積存義理的多少，葆養真氣強弱。卻不能完全沉溺於其中，因為這最容易使人玩物喪誌、隱沒本性。
十一、寫字。飯後寫半時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麵的交際應酬，都可以作為練習寫字的機會。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積越多，就越難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門。它使人耽擱正事，精神疲憊，務必戒除。曾國藩一生於“克己之學”從不稍懈，堅持終身。
（3）曾氏的克己修煉
道光十一年，21歲的曾國藩就學於家鄉的漣濱書院時，將自己的號伯涵（當時名子城）改為滌生。這其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謂滌，取滌除過去所染泥汙之意；所謂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意。”9年之後，他已身為翰林，回憶起改號之事，又自省道：“改號至今9年，還像從前一樣不學習，豈不可歎！我今年三十了，資質魯鈍，精神虧損，往後還能有什麽成就？隻求勤儉有恒，克製自己，不喪元氣，做事勉勵，希有所得，不失身為翰林的體麵。”他如此克己自勵，數十年如一日。曾國藩“克己”的內容，非常廣泛，從治學治家到個人生活，從治政治軍到處事待人，無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輕時愛抽煙，時常捧著一根水煙袋。他自覺抽煙無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複吸，前後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記中寫道：“自戒煙以來，感到精神空虛，六神無主。戒煙想不到這麽難！看來不挾破釜沉舟之勢，就不能成功！”他終於挾破釜沉舟之勢，在嚴肅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煙惡習。此雖小事，卻見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閏八月間，江南各地因連年戰爭而瘟疫流行，寧國境內的鮑超軍死了幾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國荃部也死亡相繼，士氣低沉。正在這個時候，李秀成率二十萬大軍救援天京，自閏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國荃部，達半月之久。落地開花的洋炮，時時從雨花台上空呼嘯而下；與此同時，皖南重鎮寧國已落入太平軍之手，且有上圖江西之勢；小丹陽的太平軍也時時可衝到長江，衝斷湘軍的江中糧道；河南境內的撚軍已進入鄂東，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說。總之，湘軍在軍事上處在極其艱難危急的時刻。還有，戰爭使大江南北數省，特別是皖南、鄂東、贛東一帶人亡地荒，滿目瘡痍。曾國藩記述道：“惟敝處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
目下，舍弟金陵一軍及鮑軍門寧國一軍，米價至七千餘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餘文。”金陵、寧國兩軍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軍中糧餉非常匱乏，積欠多者至十一個月。行軍於寧、池、太三府境內，常終日不見住戶，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時才了？”當時曾國荃和鮑超部共約七萬人，每月需糧三四百萬斤，糧餉從何而來？兵勇每月獲餉不過四成，隻得饑一餐、飽一頓地過日子，士氣何來？曾國藩沒有向他的“直接下級”沈葆楨發泄這些憤懣，更沒有張牙舞爪，訓斥“直接下級”，強迫下級如何如何。他在給沈葆楨的信中，淡淡地說：近來，“幸虧軍餉來數較多，這在今年還是沒有的事，勉強還行。如果像這個月入款，以後就是全停江西漕銀的接濟也能支持。惟恐以後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樣。萬一不行時，我去信尊處相商通融辦理。”這是多麽寬厚的長者風度！沈葆楨小曾國藩九歲，因為有曾國藩的多次推薦，才得以候補道員升任為巡撫。他從江西本位出發，恃才傲上，且不加節製，於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經朝廷批準解送曾國藩糧台的九江關洋稅三萬兩，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請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導致兩人最後決裂。曾國藩則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於沈葆楨截留漕折時反省自己“憂灼過度”，“皆由於平日於養氣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動心”。又在《日記》中寫道：實則處大亂之世，餘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餘之隘也！餘天性偏激，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己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九月二十五日）這兩段文字，實可作為如何對待下級“拂逆”的千古法範。當時，曾國藩對這種下級的“拂逆”與上級的偏袒，有時也不免發兩句牢騷。例如，同治三年沈葆楨奏請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時，曾國藩於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楨截留江西牙厘不當，仍請由臣照舊經收充餉折》，對比當時的情況說：臣統軍太多，月需餉額五十餘萬。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處入款約摸可以發餉六成，今年則僅發四成；而江西撫臣所統各軍之餉，均發至八成以上。臣軍欠餉十六七個月不等；而江西各軍欠餉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寧所屬各地人吃人，或數十裏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還沒到這地步。又陳述軍事局勢說：“今蘇、浙等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輒謂大功指日可成，元惡指日可斃。”故絕不可因糧餉奇絀而“動搖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曾國藩又進一步從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聞同僚交際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撫應歸總督節製，見諸會典，載諸坐名《敕書》……數百年之成憲，臣不得而辭，沈葆楨亦不得而違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恤，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既違分又違情，曾國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沒有準奏，而是將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軍與曾國藩大營各一半。曾國藩於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後，在日記中寫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撫，仍命督撫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慮到圍攻金陵正處於關鍵時刻，恐軍心渙散，經總理衙門於上海奏撥銀五十萬兩，專解金陵大營，其中二十九萬雖不甚可靠，其二十一萬則立刻可起解，足濟燃眉之急。因念樞廷苦心調停，令人感激；而勞逸輕重之間，又未嚐不歎公道不明也。”這是曾國藩運用“克己之學”的典型一例。綜觀曾國藩的一生行誼，他的“克己之學”，使他在困窘潦倒時堅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時謙而不傲；使他經受了階級鬥爭的風暴，越過了滿漢矛盾的險灘，走出了同僚傾軋的隘巷；使他學識淵博，為人清正，終身廉潔，晚節純粹。
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如果一個人總是憑欲望的支配行事，必然走上自我毀滅的歧途。所以古來聖賢如曾國藩者都將“克己”作為人生修煉的入門課和常修課。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人生達到一個新的境界。
（1）修煉自製能力
曾國藩獨處能力、自治能力是很強的。他自少年開始就有吸煙和晚起的毛病，後來決心改掉它。開始時毛病很頑固，很難改掉。曾國藩視之如大敵，決心徹底克服才肯罷休。他以後能率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十餘年，與他能改掉長年的陋習是同一種內聖的精神作用。曾國藩在軍隊裏，每天必寫日記，讀書數頁，下圍棋一局，終身如此。一般人認為，這難道不是區區小節，無關大體麽？但這正是他克製有節，行之有恒，實為內聖修煉的第一大事。曾國藩慎獨內聖之心，亦表現於其文書寫作裏，平生所作的公家文書和私人信件，沒有一句欺騙和文飾的語言。他在治軍與行政方麵，一定力求踏實。有的籌劃謀議雖稍嫌迂緩，但取得的成效卻意義深遠。凡是規劃天下大事，沒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當時被譽稱為“聖相”。他曾創立過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陽水師，所有的章程皆親手製定。同時，又製定陸軍營製、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程，皆有關經世治國的大事。然而曾國藩也曾多次身入險地和瀕臨絕境，隻是由於他憑借“內聖”之大法，有百折不撓之誌，才於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獲得巨大成功。雖然說成功在天，然而也應該說是他的人謀所致。春秋時期晉國的趙衰說過這樣的話：“說禮樂，敦詩書，為元帥”；春秋時期魯國的叔豹也說過這樣的話：“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就稱之為三不朽。”這兩位古人所說內聖修煉的話，惟獨曾國藩兼備。曾國藩研究學問致力於宋明義理之學，精通對古書字義的解釋；研究文學效法於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歐陽修，而輔之以漢賦的氣勢與本體。他的學問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會行為的法則、規範、儀式作為最後歸宿。他常常說：“古代是沒有什麽治理世事的學問的，學習古禮而已。”他對於自古至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聖人、賢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等名儒，取32人畫其圖像以師長之禮事之。自撰寫文章、施政辦事之外，大體上都是禮儀教化之言。他常常稱：“古代的聖人，大自天地萬物皆推究其由來，小至一家一室的米、鹽也沒有不分條而理的。”他又常慨歎古禮已經殘缺，沒有專門軍禮了。軍禮按理說應當要有自己的專篇細目，有如明代戚繼光所記述的那樣。像他所親自製定的營製營規，廣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別等級，明辨威嚴，對於軍禮來說也差不多相近了。
至於他製定營製、營規時所表現出來的論議規劃，秩序井井有條，便足見其平素所積聚的內聖涵養之可觀。曾國藩能夠慎獨自處，修煉“內聖”之法，他的門人弟子們無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國藩幕府，以軍功而躋身官場，一躍而為清廷重臣，與曾國藩對他的舉薦提攜有很大關係。盡管倆人意見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針之類的問題，而不是意氣之爭。所以，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內聖修習從內心敬佩，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2）十二種方法
修煉“慎獨”功夫為達“內聖”心法最佳境界，曾國藩在慎獨方麵著實下了苦功，現將其“修法十二課”的儀式條款列此，資以證驗。
一、持身敬肅。衣冠外貌保持整齊，心思神情端正嚴肅，時時刻刻都要警惕、檢查自己的念頭、舉止中有無背離義理之處。平日閑居無事的時候寧靜安泰，保養德性，一旦投於事務之中則專心致誌，不存雜念。精神狀態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東升，光彩照人。
二、靜坐養性。每天不限什麽時候，要拿出一定時間用來靜坐養性，反省體悟自己天性中隱現的仁義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鎮定。如同寶鼎一般沉穩。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趕緊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戀床。
四、讀書專一。一本書沒有讀完時，不要再看其他書籍。東翻西閱隨意讀書，對自己的道德學問毫無益處。
五、閱讀史書。丙申年購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對他訓誡說：“你為買書去向人借錢，我不惜一切替你賠補還賬，你若是能夠仔仔細細地讀一遍，才算是不辜負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後，曾國藩每天都仔細讀十頁。
六、說話謹慎。對此要時刻注意，這是修身內聖的最重要的功夫。
七、保養真氣。真氣存蓄於丹田之中，徹裏徹外光明正大，所作所為毫無羞於對人說之處。
八、愛護身體。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書說：“節製操勞，節製欲求，節製飲食。”應該時刻以此作為健體卻病的準則。
九、每天都應獲知新學問。每天讀書時將自己的心得記錄下來，如果刻意從書中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舊技能。每月寫作幾篇詩文，以此檢驗自己積存義理的多少，葆養真氣強弱。卻不能完全沉溺於其中，因為這最容易使人玩物喪誌、隱沒本性。
十一、寫字。飯後寫半時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麵的交際應酬，都可以作為練習寫字的機會。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積越多，就越難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門。它使人耽擱正事，精神疲憊，務必戒除。曾國藩一生於“克己之學”從不稍懈，堅持終身。
（3）曾氏的克己修煉
道光十一年，21歲的曾國藩就學於家鄉的漣濱書院時，將自己的號伯涵（當時名子城）改為滌生。這其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謂滌，取滌除過去所染泥汙之意；所謂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意。”9年之後，他已身為翰林，回憶起改號之事，又自省道：“改號至今9年，還像從前一樣不學習，豈不可歎！我今年三十了，資質魯鈍，精神虧損，往後還能有什麽成就？隻求勤儉有恒，克製自己，不喪元氣，做事勉勵，希有所得，不失身為翰林的體麵。”他如此克己自勵，數十年如一日。曾國藩“克己”的內容，非常廣泛，從治學治家到個人生活，從治政治軍到處事待人，無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輕時愛抽煙，時常捧著一根水煙袋。他自覺抽煙無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複吸，前後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記中寫道：“自戒煙以來，感到精神空虛，六神無主。戒煙想不到這麽難！看來不挾破釜沉舟之勢，就不能成功！”他終於挾破釜沉舟之勢，在嚴肅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煙惡習。此雖小事，卻見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閏八月間，江南各地因連年戰爭而瘟疫流行，寧國境內的鮑超軍死了幾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國荃部也死亡相繼，士氣低沉。正在這個時候，李秀成率二十萬大軍救援天京，自閏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國荃部，達半月之久。落地開花的洋炮，時時從雨花台上空呼嘯而下；與此同時，皖南重鎮寧國已落入太平軍之手，且有上圖江西之勢；小丹陽的太平軍也時時可衝到長江，衝斷湘軍的江中糧道；河南境內的撚軍已進入鄂東，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說。總之，湘軍在軍事上處在極其艱難危急的時刻。還有，戰爭使大江南北數省，特別是皖南、鄂東、贛東一帶人亡地荒，滿目瘡痍。曾國藩記述道：“惟敝處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
目下，舍弟金陵一軍及鮑軍門寧國一軍，米價至七千餘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餘文。”金陵、寧國兩軍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軍中糧餉非常匱乏，積欠多者至十一個月。行軍於寧、池、太三府境內，常終日不見住戶，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時才了？”當時曾國荃和鮑超部共約七萬人，每月需糧三四百萬斤，糧餉從何而來？兵勇每月獲餉不過四成，隻得饑一餐、飽一頓地過日子，士氣何來？曾國藩沒有向他的“直接下級”沈葆楨發泄這些憤懣，更沒有張牙舞爪，訓斥“直接下級”，強迫下級如何如何。他在給沈葆楨的信中，淡淡地說：近來，“幸虧軍餉來數較多，這在今年還是沒有的事，勉強還行。如果像這個月入款，以後就是全停江西漕銀的接濟也能支持。惟恐以後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樣。萬一不行時，我去信尊處相商通融辦理。”這是多麽寬厚的長者風度！沈葆楨小曾國藩九歲，因為有曾國藩的多次推薦，才得以候補道員升任為巡撫。他從江西本位出發，恃才傲上，且不加節製，於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經朝廷批準解送曾國藩糧台的九江關洋稅三萬兩，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請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導致兩人最後決裂。曾國藩則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於沈葆楨截留漕折時反省自己“憂灼過度”，“皆由於平日於養氣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動心”。又在《日記》中寫道：實則處大亂之世，餘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餘之隘也！餘天性偏激，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己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九月二十五日）這兩段文字，實可作為如何對待下級“拂逆”的千古法範。當時，曾國藩對這種下級的“拂逆”與上級的偏袒，有時也不免發兩句牢騷。例如，同治三年沈葆楨奏請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時，曾國藩於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楨截留江西牙厘不當，仍請由臣照舊經收充餉折》，對比當時的情況說：臣統軍太多，月需餉額五十餘萬。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處入款約摸可以發餉六成，今年則僅發四成；而江西撫臣所統各軍之餉，均發至八成以上。臣軍欠餉十六七個月不等；而江西各軍欠餉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寧所屬各地人吃人，或數十裏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還沒到這地步。又陳述軍事局勢說：“今蘇、浙等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輒謂大功指日可成，元惡指日可斃。”故絕不可因糧餉奇絀而“動搖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曾國藩又進一步從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聞同僚交際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撫應歸總督節製，見諸會典，載諸坐名《敕書》……數百年之成憲，臣不得而辭，沈葆楨亦不得而違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恤，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既違分又違情，曾國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沒有準奏，而是將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軍與曾國藩大營各一半。曾國藩於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後，在日記中寫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撫，仍命督撫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慮到圍攻金陵正處於關鍵時刻，恐軍心渙散，經總理衙門於上海奏撥銀五十萬兩，專解金陵大營，其中二十九萬雖不甚可靠，其二十一萬則立刻可起解，足濟燃眉之急。因念樞廷苦心調停，令人感激；而勞逸輕重之間，又未嚐不歎公道不明也。”這是曾國藩運用“克己之學”的典型一例。綜觀曾國藩的一生行誼，他的“克己之學”，使他在困窘潦倒時堅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時謙而不傲；使他經受了階級鬥爭的風暴，越過了滿漢矛盾的險灘，走出了同僚傾軋的隘巷；使他學識淵博，為人清正，終身廉潔，晚節純粹。
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如果一個人總是憑欲望的支配行事，必然走上自我毀滅的歧途。所以古來聖賢如曾國藩者都將“克己”作為人生修煉的入門課和常修課。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人生達到一個新的境界。
